李元松老師的辭世已有二十三年了。想當初在紐約經歷了一個場景，可說是仍歷歷在目。當時有人拉我去皇后區的東初禪寺集會，到了就發現許多佛友們都在。集會的主題，就是不只一位長老花了約兩個小時，在向我們嚴肅推陳現代禪是完全不如法，而要我們與其劃清界線。長老們雖沒有用邪教一詞，但用了「附佛法外道」來描述現代禪。當時的我頗為反感，但沒有去和長老們爭辯。

我個人和李元松沒有私交，也未曾謀面。只是看過他寫的書，故對他的看法略知一二。老實講，我以為他講出了中國佛教所需要瞭解的事實。故我以為現代禪是近代中國佛教發生於台灣的頭等大事。李元松的貢獻足以和印順法師相提並論。不少法友對此當然會無法同意，我以為無妨。但我要開始論說我的所見。就由討論李元松和印順法師的一個法義分歧點——關於「自利急證」的部分——為起點吧！

我基本上認同李元松所說的：「無論是學佛、學菩薩，都應尊重修證的重要性。一旦忽略了修證的重要性，將間接造成佛教徒在佛法體驗方面普遍膚淺的結果。而多數的佛教徒倘若皆缺乏深刻的佛法體驗，那麼再如何興盛的佛教，都將只是一種表像而已！」我以為他的看法並不是在批評印順法師，而只是指出一個存在於中國佛教裡的普遍事實。即修行人一旦講到修證，就好像等同於貢高我慢。這當然是很荒謬的。

因為所謂的「證」，其實就是有法喜而沒有離開人的經驗的意思。這當然是佛陀說法的原意，也就是四諦裡「離苦」的意思。而佛陀所用的修行方法，就是八正道與貫穿其全體的四念處。人只要精勤去修四念處，自然就會有解脫的喜悅，也就是證了初果須陀洹。這是一點都不神秘，也和我慢毫無關係的。這個過程就是佛陀所說的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裡的前四項。

李元松和我一樣，都看了羅候羅比丘所著的《佛陀的啟示》（顧法嚴翻譯），而掌握了四念處的修行要領。有法喜是很自然的。我和他的不同是我沒有因此而創立宗派，只是開始了《做個喜悅的人》的寫作。但對他的創立宗派我是支持也讚嘆的。只是當年短暫的回台旅程沒有機會見到他，甚為可惜。但我知道元松的智慧是由四念處的修行所生，至少是入了聖流而有解脫覺受的人。這在漢傳佛教裡當然是件大事。

事實上我用「做個喜悅的人」為現代人修行的方便，意思和李元松強調修證是一樣的。我以為大乘菩薩道沒有不好，也從未曾不認同發菩提心，或反對菩薩的大行大願。但我以為菩薩如沒有解脫法喜是不行的。所以我多年來一直在宣講菩薩道和解脫道沒有衝突違逆。菩薩道的修行也是應有解脫道為其基礎。這在中國佛教裡是比較「激進」的革命論述。對此我當然瞭解。但我還是堅持。理由恐怕和當年的李元松是一樣的。也就是為了眾生與佛法，要講實話。

這件事如果我們沒有見到，自然無需這樣說。但見到了，就不能不說。否則反而會是過失了。

前幾天和菩提長老聊到四念處，我就說自己之所以會堅持菩薩道須有四念處作基礎，是因如果沒有四念處，就會是「缺乏力量」（lack of strength) 的情況。菩提長對這個說法很同意，以為完全正確。所以我提倡的佛教現代化實是以證初果（須陀洹）為目標。這也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而我之所以沒有用果位來表達，而用了「做過喜悅的人」，一方面是因四向四果是當時的方便，在今天不見得適用。另一方面就是希望能避免不必要的爭議了。

證阿羅漢果雖不容易，但絕不玄，也沒有離開人的經驗。我一直知道自己還有不少煩惱，故絕非阿羅漢無疑。但若有人證到，我自然會隨喜讚嘆。這件事本來就是「內自證」的事，無需他人驗證。而沒有到此的人，事實上也無從驗證。

但當中國佛教仍是在以「迴小向大」為思想主流時，諸山長老們見到一位年輕的在家阿羅漢，且是在給弟子們驗證時，很可能就會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覺了。因為弟子裡有出家眾，故和佛教傳統裡的「僧俗倫理」不合。我就不只一次聽過出家法師指出在家人不可能證阿羅漢果，就像女人如果要成佛，也必須先「由女轉男」一樣。

這當然反映出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儒家變質後的產物。也就是把「倫理價值」做了一種畸形發揮，而特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我欽佩元松的直心、承擔與勇氣。但當時如果我在場，應是會勸他考慮採取「曲線救國」的路線。也許我是比較「鄉愿」罷！

我很高興知道現代禪至今仍然存在。更高興見到元松的弟子楊碩誠已經在大陸有了第三代弟子，也就是現代禪法脈的延續。我很希望在台灣弘揚人間佛教的法友，今後切勿再把他人對印順法師的批評視為對人間佛教的攻擊。我以為人間佛教發展的瓶頸，就是李元松所提出的這一塊。當時的台灣沒有條件對此有合理的回應。但在今天，李元松的道理應已是很明顯的了。

我在此感謝溫金柯老師發給我關於現代禪的資料，我認為很珍貴。那會是我日後努力於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參考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