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常会提起一个日子，1968年10月23日。那是母亲的“干部下放”之日，她带我们姐妹离开那个叫做“家乡”的小城市，迁移到一个不通铁路的山区县的乡下。但那对母亲，对我们全家，却不是个更坏的转折点。

大多数人对“下放”或进“五七干校”都会认为是一场灾难，有的人会千方百计逃避这种灾难，也有人想尽办法晚些走，或到城镇附近的乡下。而母亲则有“逃离原先那个打打斗斗的是非之地”的解脱，尽管那意味着，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十岁上下的女儿，面临前方偏远陌生之地的很多生活的艰难。而且，四十多岁并瘦弱多病的她，要一切从头开始，学着打赤脚下田干农活。

实实在在，从文革之始的1966年6月，至我们离开的1968年10月，那最黑暗最野蛮的文革初期，给母亲的身心带来了极大伤害，虽然和周边的一些同事比，母亲受到的冲击并非最大的。

母亲一直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许多年在外任劳任怨，夹着尾巴做人，盖因为她一直在“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父亲和丈夫的阴影之下。在我们兄妹几个还很年幼时，单位常派她去外地的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运动”，母亲不怒也不言，只能将孩子丢给外婆，扛起行李就走。她在外面受的苦和累，冤与屈，她可能偶尔会告诉外婆，但从不对我们孩子们讲。

文革大潮开始以后，地方紧随中央，一拨拨地打到，刘邓陶，彭罗陆扬，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还有更多的省地县和单位的“走资派”，“黑帮分子”。每次开会游行喊口号，不变的套路总是震耳欲聋的“打倒XXX，保卫毛主席！“有一回在家，听到妈妈喃喃自语：”打到那么多人，就为了保他一人。“ 当时十来岁的我听了大惊失色，生怕隔墙有耳，也担心妈妈不小心在外面说出类似的话来。多年后，我和一位朋友讲起，她说，”你妈那时就有这样的觉悟，好了不起。“ 这还需要觉悟吗？那些年，有多少人这样想，只是不敢说而已，因为说出来就是杀身之祸。

母亲原本非常谨慎，在外三缄其口，几十年里，包括“反右斗争“中，没人能抓住她言语上的把柄。否则，母亲那些年的处境会比父亲更惨，我们一家更难以生存。母亲之所以在我面前脱口而出那句话，应该是母亲对我完完全全的信任，她不但要相信她的孩子不会去告发，还要相信我不会到外面去乱讲，引来横祸。

1966-1967年间的一天，我又生病了，那时普通的感冒也常让我病卧不起。妈妈只能背着我上单位的医务室。看完病后，瘦弱无力的妈妈只好先将我背到附近的办公室。一进办公楼，我就惊呆了。在过道和办公室里，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大标语里也夹杂着打着黒叉的妈妈的名字，连妈妈的办公桌上都覆盖着大字报，记得最醒目的一条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孝子贤孙，右派分子的老婆XXX要老实交代！”

我不知母亲在单位还遭遇过什么。几天后，单位里有几个带着红袖章的人去查抄了住在街道的外婆（不允许她同我们住在单位）的家，一个本已几乎家徒四壁的家。然后，又有人到在母亲单位宿舍院内的我们的家，搜去了家里的菜刀，剪刀等物。母亲流着泪，悄声说，我怎么会自杀？我死了，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怎么办？“

我们没有见到母亲遭受诸如游街，挨批斗，挨打之类的侮辱。但是，我见到母亲单位的造反队常常故意在宿舍院子里批斗和吊打单位的“黑帮分子”，包括我儿时朋友的父亲，所有的职工必须参加，许多的家属孩子围观。当看见曾经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两个男性同事被压迫着下跪，被反着胳膊吊起来，有女人一手叼着烟卷，一手用自己脚上脱下的鞋子抽打那被斗人的脸，妈妈跌倒在地，晕了过去。我和妹妹，还有一个好心的女同事连忙将她架回到屋里。那些年因严重缺乏营养，连温饱都达不到，妈妈常常贫血头晕，这才托故身体原因，没有引来更大的麻烦。

我在那个院子里的小伙伴中，有一对姐妹花，姐姐比我大一岁，妹妹比我小一岁。她们和父母的四口之家，曾经很令人羡慕。她们的父母都受过教育，收入不菲，孩子又少， 因而她们的穿着打扮，玩具，文具，书籍都比别的小朋友更多更好。可是，一夜之间，她们的父亲就成了“黑帮分子”（除了地主出身，不知还有什么罪状），当众受辱，遭受体罚。这位父亲居然因反臂吊打，被打断了胳膊！而那些被打的，打人的都是我们平时被大人教导，尊称为“叔叔，阿姨”的。后来，每次看见他们中的一个，我总会想起那残酷的一幕。我不知道，那些人彼此日后如何相见；我也不知道，我还如何开口叫那些打手们“阿姨”或“叔叔”。

那个下放日，母亲单位用一步货运卡车送我们和另一家去乡下，单位革委会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在退还原先单位提供的一些简易家具后，两家的行李都不多，但总有几件箱子，柜子，甚至纸箱子之类的，将卡车后面横七竖八地堆满。此外，我们还有七个人，我们母女三人，那家的母亲带着一个腿部有些残疾的成年女儿和另两个儿女（她家的男人还在受审查）。永远谦让的母亲让她们母女坐在了驾驶室（司机旁边），其余五个人要塞入装满行李物品的卡车后部。我们试着坐进去，左摆右弄都无法容身，我既找不到一个小小的平面足以落座，也寻不到一处空隙插入我的双脚。绝望和愤怒驱使我跳出车厢，我涕泪纵横，“这连装猪都不如，我不走了！”

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负责“欢送”我们的人都面面相觑， 欢送的锣鼓声也停了下来。僵持了一会儿，母亲只好跳下车来拉我，劝我，“走吧，孩子，无论如何，“她又悄声加了一句，”我巴不得早一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呢！“

最后，在母亲的恳求下，我只好爬回车厢，心里念着，“那就走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此后的几小时，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摇晃颠簸，我们母女三人晕吐得天昏地暗，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没注意别人是否好一些）。但总算离那个是非之地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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