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己住过的地方会有一种身体上的牵连，一旦搬走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像是又出生了一次。我，从小到大搬过九次家，都在一座城市里。

尽管在内心的地图上只有巴掌大，但那种“乡愁”的味道会伴随一生，我的漂泊感是在一个区和另一个区之间发生的。小时候住在徐汇区，后来住到卢湾区，再后来在虹口区住了三十多年。每次搬场，搬运的卡车都大一些，记得十来岁的时候，和父亲一起挤在敞开的车厢里，车行驶在淮海路上，这世界像是我们的。后来看到某部电影里的相同场景，背景声是交响乐。我一直记得那天的淮海路寂静无人，而心里面的交响非常逼真。

搬场，是一次次人生的改变，有些人是在不断的搬场中摆脱过去的。

我出生在余庆路153号，我父亲是上海第一批开私人画室的，他是从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班毕业的。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颠沛流离是一种什么滋味，那里的院子很大，享受阳光的滋润没多久，就迎来了暴风雨。有一天，父亲要去学习，把我反锁在家里。天生敏感的我感觉周围有轰鸣声奔袭而来，五岁的我“勇敢”地从二楼窗户跳了下去，当我一瘸一拐地走在余庆路上时，父亲正从远处走来。那天下午，街上就我们两个人。

我命大，但一直害怕窗户，我理解的上海，在那时是垂直的。不久，我们一家暂住在建国西路，那时常去岳阳路上的画家庞卡家玩，他家有个长得像外国人的漂亮小姐姐。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屠格涅夫的《罗亭》，我父亲在书橱（其实是放画纸的）外装了一把简易的锁。我趁他不在时，用螺丝刀拧开了螺丝。《罗亭》讲的是一个多余的人，后来才相信，人生的第一本书会塑造一个人，你将用你的一生去改变他。

我妹妹比我小七岁，记忆中，我们搬到广元路的宁村，家里多了一个成员。如果说住过的前两个家是风中雨中的，带着那么点模糊感，那么在广元路的日子是丰富多彩的，我在天平路二小读的小学，那时候长得瘦长，体质非常不错，我每天放学路过我母亲单位，她都会给我买猪脑和喜蛋吃，说吃啥补啥。现在，她常常要说，我身体天生好，是因为她二十岁时生了我。

宁村的日子，是人生最无忧无虑的，有很多地方和很多方式玩。记得斜对面的一爿烟纸店，有很多便宜的零食卖，还有不到华山路的一处弄堂口，每天早上有大饼油条卖，我妈说那个很辛苦的阿姨生了十三个孩子。

当我们搬到成都南路的时候，正好改革开放了。弄堂口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从淮海路上的华亭伊势丹逛完的俊男倩女，穿着时髦地煲电话粥，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是我青春期的一道风景。

1983年，我读大学，我父亲落实政策分了一套新工房，就在学校附近的祥德东路，从此我和虹口区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父母发现我喜欢音乐，给我买了一套先锋落地音响。他们去美国探亲，给了我沉迷在迷惘中的最好礼物，我1993年去东方广播电台做摇滚节目，得感谢那段时间听了那么多的音乐。

人，是习惯性的动物，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虹口区。中间有一段时间，太太看一房子的书和唱片堆得满满的，就去东方电视台不远的地方租了房子。那时候家里养了狗，那时候的浦山路有很多小吃店，那时候和地下摇滚道别了。一个不谙世事的人去了另一片地方，幸福，大概要过很久才体会到。

搬场，就是人生的一次次变故，但有些东西无法完全改变，我继承了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耿直。但，人不是在挫折中明白处世之道的。

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上海，但我一直在这座城市里飘荡，它是我深爱又遥远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