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读鲁迅，是读着“好玩，有意思”。除了鲁迅的文笔，吸引我的是文章中那些俏皮的比喻，文中的妙趣，而非深刻的思想。

1927年，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演讲《读书杂谈》（而已集），谈到读书：

“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 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 ”

为了考试而读书是痛苦的。读小说也不一定尽是快乐。几年前我曾下决心读完巨著《战争与和平》。于是托朋友把一套沉甸甸的四卷书从国内带来。读着托尔斯泰书中一大段一大段的哲理思考，感觉实在沉闷冗长。但既然开始了，我还是尽量坚持，否则也对不起朋友的辛苦。当终于读完那部巨著，像完成了任务，却没有读书的愉悦。好像一位名人说过：只有笨人才会一本书从头读到尾。那次的读书体验，让我感觉自己很笨。

读鲁迅时感觉则完全不同。因为书是“随随便便”偶然得到的，我就“随随便便”地读：随意把一卷书摆在床头，随意地翻开一页，找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停下来看几段。没兴趣的，就跳过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这正是我读鲁迅的乐趣。在这之前，我读其他的书时，还真没有如此“随随便便”过。

一般正统家评价鲁迅后期杂文水平最高，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战斗的十年”。我却偏爱鲁迅在北平时期的作品。我甚至有些怀疑编入《鲁迅全集》的一些后期作品是否出自鲁迅本人之手。有些文章标注是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那种干涩僵硬与鲁迅隽永灵动的文风大相径庭。

那时我常翻看鲁迅在1926年写的《马上日记》和《马上支日记》（《华盖集续编》）。这两篇不是评论家眼中的“名篇”，但那种风趣自嘲的语言，别致新奇的形容比喻；还有对人对社会的思考，令我印象一直很深。

鲁迅在《马上日记》开篇写到：“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

1926年， 鲁迅虽已有名气，但还没有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将”。从这几篇是可以看出鲁迅“不摆空架子的真的面目来”，因此“也格外有趣味”。特别是里面有H女士（许广平）出现，对照《两地书》看，爱情真是伟大，那是鲁迅重新焕发生命热情，沉郁的人生中发出特别光亮的时期。一些日常琐事和偶感，但经过鲁迅的生花妙笔，陡生妙趣。

下面的段落我用曾铅笔轻轻画下来，每读一次，常会心一笑。

“我曾经忠告过Ｇ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Ｇ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Ｃ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 （《马上日记》）
……
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

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马上日记之二》）
……
我那时可暗暗地想：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拘泥？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
……
‘那是戒烟药水罢？’
‘不是的！’店伙替我维持名誉。
‘这是戒大烟的罢？’他于是直接地问我了。

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戒烟药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几何，何必固执，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同时请出我那“介乎两可之间”的好回答来。”（《马上支日记》）

当时钱钟书的《围城》很流行的，我以为钱式的文字确实很俏皮幽默。但我更喜欢鲁迅文章的妙趣。钱氏的幽默似乎多了些聪明人的自负；而鲁迅的文字更灵动，想象更奇妙，思绪更意味深长。

我尊敬的一位长辈很不喜欢鲁迅，原因之一就是“太刻薄了”。 鲁迅与新月派格格不入，嘲讽最多的就是徐志摩。《马上日记之二》有一段：“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

前面这一段确实够刻薄，但读时总引得我会心一笑。彼时，徐志摩毕竟有活人“拍着自己的肩头说”。时至今日，我在Youtube听一位民间思想家的有关鲁迅的讲座，开场白：“这个讲座有个基本的思路，受某种神秘力量的驱动，也会出现极心（？）的感动和冲动。我讲座的题目是：鲁迅他是现代中国的异端和幽灵。…… 我已经看到鲁迅在另一个世界发出的会心的笑容。（因为）终于有一个走进他（鲁迅）精神世界的家伙，在他八十年的祭日给予他迟来的八十周年的,公正的,也是准确与客观的一个论断。”

真佩服这位民间思想家先生的“准确与客观”能让在另一世界的鲁迅发出会心的笑容。忽然我很可怜那些“民间科学家”脑洞开得不够。你们呢？要不也试试，拿着你们的公式，借助“某种神秘力量”，让爱因斯坦也在“另一个世界发出的会心的笑容”如何？

2016年10月 初稿
2018年2月16日 发表

作者投稿

晓瑜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于上海时，没有官方的仪式，成千上万的上海普通民众自发地为鲁迅送殡。在鲁迅的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字。在当时许多青年心目中，鲁迅是精神的导师，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当时青年对鲁迅的回忆，敬仰之情是真挚朴素的。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推向了神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可正是上面这些最、最、最、最、最，吓跑了多少可怜的读者啊？在中国，稍受点教育，有谁没读过鲁迅？可有多少人真在读鲁迅呢？当鲁迅的文章成为死记硬背应对考试的教条呆板的深刻含义之时，对权威树立的圣神鲁迅，有多少人在心中有种本能的隔膜，甚至抗拒！这是鲁迅的不幸，也是读者的不幸。

鲁迅1934年写了一篇很短的杂文《骂杀与捧杀》（花边文学）， 文中例出两位不幸的“被捧杀者”。一位是明末作家袁中郎，鲁迅写到：“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 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 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我禁不住有点瞎联想：鲁迅先生是不是也有些当年袁中郎的遭遇呢？斗胆寻着上面鲁迅的笔迹，将袁中郎改成鲁迅, 将“性灵”改成“革命伟大”：“在文学史上，鲁迅是自有他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人捧了出来，颂扬，印刷，…… 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鲁迅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革命伟大’呀！” 对于鲁迅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鲁迅’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下面是文革时的小画书《鲁迅在广州》，作为小画书，绘画的水平很不错。但描绘鲁迅演讲时大义凛然的形象，俨然像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革命伟大”得难以令人信服。鲁迅在1930年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写过：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 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

如今“革命伟大”不时髦了，于是鲁迅又被画成另一副模样。有陈丹青的《鲁迅先生，你长得真好看》。陈描绘的大先生“长得真好看”，先生的脸 “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祥，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这“长得真好看，风流与俏皮”的鲁迅总有点招人好笑，甚至有点腻味肉麻。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最后写到：“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我想：如果鲁迅老先生知道自己的命运，大概也会连连叹气。

《骂杀与捧杀》中另一位被提及的“被捧杀者”是泰戈尔，来中国时一帮诗人诸公故弄玄虚。“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鲁迅写道：“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鲁迅大概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也会遭到如此尴尬的待遇 ：被制成了一个神仙。人们对置于伟大神坛的鲁迅先生只有敬而远之了，青年们对于他只有隔膜，那些神圣的光环早把读者吓跑了。

鲁迅在1934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且介亭杂文二集），戏谑被崇敬的孔夫子：“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

读这段诗，常令我忍俊不禁。鲁迅先生，您真该瞧瞧您的如今的模样。如《鲁迅先生在战斗》之类的画，我印象很深。图画中的鲁迅先生总是消瘦的模样，穿着长衫，不苟言笑的，手执毛笔，总是“横眉冷对”。这不就是当年被鲁迅戏谑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吗？

2018年2月17日

读鲁迅，我常想：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鲁迅写于1926年的《无花的蔷薇》，其中一节曾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文中，鲁迅在“预言”自己未来的命运吗？

在《无花的蔷薇》文中，鲁迅写道：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读到上面这段话时，我不得不叹服鲁迅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也不禁感叹鲁迅自己终于也未能摆脱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时的命运。我甚至还有些“杞人忧天”：如此宣传鲁迅，就不怕真有人去读吗？读到上面的文字，并且读懂了，该怎么收场呢？

这段话也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经历。 1976年，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记得 10月的一个傍晚，在“四人帮”被公开揪出来的前夜，早过了平时的广播时间，大院里的高音喇叭仍重复播放鲁迅《三月的租界》。房前屋后都回荡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夏青义正辞严的声音：“《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 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 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 ”

作为一个孩子，感觉很新奇。我当然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记得里面总提到一个“狄克先生”。大人们则很兴奋地谈论这位狄克先生是何方神仙。当有人考证出狄克好像就是张春桥的化名时，大人们更兴奋了。知道要出大事了，这位先生要倒霉了。果然，第二天，“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那学期，我们都学会一个新成语“罄竹难书”，并学会了造句：“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后来读到鲁迅的《八月的乡村》，文章后面的注释：“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我又想起小时候经历的那件事， 不禁慨叹失笑：伟大的鲁迅真乃“神奇的预言家”也。40年前就“识破”了 “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的张春桥的真面目，而那时的张春桥大概19岁。而再倒回十年，文革之初，打倒“四条汉子”田汉等人时，鲁迅也同样被作为利器。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伟大的鲁迅”简直如同被某些人攥在手中的扑克牌里的大王，想“拍”谁就“拍”谁，无往不胜。

可惜“伟大的人物”也有命运不济的时候。而世故的老先生似乎也“预测”到这样的命运。鲁迅1935年写的《现在中国的孔夫子》更像一篇“自画像”。文中写到：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读到最后一段，我心想：这又是“预言”吗？不禁冒出那句话：鲁迅先生，您又是在说您自己吧？

我忍不住把最后一段中的孔子改成鲁迅，就变成了这样：“……人，都把鲁迅当作砖头用，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鲁迅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鲁迅之被利用为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鲁迅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于是曾经“伟大的鲁迅”，如今就遭受到 “墙倒众人推”的待遇。“打倒鲁迅”的众生象：一些人因厌恶当初鲁迅被捧到“神”的地位，现在将鲁迅从神位踹下来，自然是“活该”；另一些人，以显示自己“反权威，反传统，新潮且先锋”，踹一脚鲁迅也挺快活（我怀疑他们是否读过 《鲁迅全集》）；还有一种“学者作家”将 “踹一脚鲁迅”成为了行为艺术，这种“踹”必须光怪陆离，并借此迅速成名。如文化评论家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文中声称：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刘和珍君， 许广平扮演了一个的代用品的角色。 （奇怪，这位评论家只读过语文课中的《纪念刘和珍君》，而没读过《两地书》吗？）还有一位葛红兵学者，文学博士了，且男性，仍像一小市民般津津乐道于鲁迅的私生活，飞短流长，竟也成名了。 “据说的私生活”被活色生香地传播演绎，曾经“伟大的鲁迅”现在是尴尬可笑之极了。

鲁迅从“伟大的人物”到“神奇的预言家”, 似乎都应了鲁迅的那句话：“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2018年3月7日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