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壤——献给顾准》的多重叙事与意象叠加

阅读渐离的长诗《息壤》，真是太不易！

不是因为它长，而是它沉，沉重到每读一节都需停下了喘息、停留。诗中蕴含的高密度文化信息与悲怆的思想意识，既让人短暂思考，又总感觉阵阵压抑。直至读完全诗，松口气后再回眸，不能不让人惊叹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宏大作品。

一

阅读不易，创作这部作品更不易。阅读《息壤》时，我曾在心中暗问，若海子在世，他能否写出这样的长诗？我记忆中，海子算是写长诗的高手，即使不经常读诗的人，也知道他动辄上千行的作品“太阳·七部诗”系列。我知道，冒出这个的问题其实很愚蠢，且不说海子早已故去，历史岂能假说，就算海子尚在，也不可能写不出与《息壤》一般的长诗来，因为海子与渐离是完全不同路数的诗人，尽管他们的诗歌中有许多相同的艺术元素，诸如开放性结构、碎片化叙述以及生离死别等苦难意象母题，但他们毕竟学养不同，人生经历各异，创作思路与风格必然迥异。海子的诗总体风格以抒情见长，而渐离则非但善于抒情，但更注重把抒情藏于叙事，从日常中发现诗性的光芒，尤其善于寻找史事与现实生活高度契合的创作原料，进而把冷峻的历史原矿熔入当下的诗化熔炉。他的《平庸之歌》即是这样的作品，而如今的《息壤》更是通过时空纵阔，把百姓的悲苦，个人的遭遇，诗人的悲悯，哲人的理想铸成一部交响乐般的宏大叙事史诗。

《息壤》给人的审美震撼是强烈的。长达四千多行的文字，竟全部采用诗经体四言句式，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当今诗坛堪称是独一无二的宝贵存在。如今的诗歌界，别说史诗性的鸿篇巨制，即是稍微优秀的长诗也属凤毛麟角。诗歌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牟取名和利的工具，早已不再把反思历史，叩问现实，尤其是灵魂拷问作为诗人的责任，诗人们要么把迎逢颂扬，把赞美权贵当作进阶的捷径；要么回避时代痛点，沉迷风花雪夜，视小我为风雅，把私人经验当成普世哲学。更有一些自称诗人的人实际上已经沦为诗坛上的马保国，仅靠曾经浪得的虚名吓人，真到拿出作品时，便显出了虚空的瓤子。

在诗坛充斥腐败与空虚的背景下，《息壤》横空问世，无疑为虚假浮华的诗坛丢了一颗响雷，非但让爱诗的读者为之一震，而且恰如看见一盏光亮如昼的探照灯，穿透诗坛的层层妖雾，照出深藏其中的种种丑陋。由此我想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魏晋以后奢靡之风泛滥的文坛，终于有韩、柳来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学古创新，接续并弘扬先秦两汉优秀的文脉。《息壤》于当今诗坛而言，无异于诗歌的“古文运动”，被遗忘的诗歌传统重新记忆，断裂的人文精神得以重构。

《息壤》是写给顾准的献诗，但整部作品除了标题，没有一处出现“顾准”，顾准的身影却无处不在。对不熟悉顾准生平的读者来说，难免不产生些许阅读障碍，可正是这一结构的模糊性，更能激发读者思索的空间。因为凡是对当代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人苦难而是一群人的苦难，甚至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读懂了《息壤》，就读懂了顾准，也就读懂了一个时代。

顾准，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便写出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成为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随之而来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两次划为右派，下放劳改，妻离子散，从精神到肉体遭受到非人的迫害。然而，顾准初心不改，即使身处绝境，也没有放弃独立思考与写作，他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一样，希望从人类文明早期成果中寻求创新的源泉。为此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这些作品对苏俄革命以来半个世纪的革命、理论及所带来的问题、教训进行了系统思索。王元化因此将顾准与屈原并列论述，并评价道：“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

了解了革命家出身的顾准的人生与思想，就明白了诗人之所以选择他作为讴歌对象的意义。顾准作为一个投身过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他的身上充满了理想色彩，但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他又具备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人格。这种理想信念追求中的双重性在极权政治氛围中是不可能达成统一的。顾准最终从狂热的革命者转变为一个捍卫真理知识人。诗人看到了顾准所蕴藏的巨大文化与美学价值，通过诗歌记录一个人，记录一段历史，也通过这个人与这段历史，追寻人类文化根脉上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正确与谬误。

作为一部叙事诗歌，《息壤》从时间与空间的多维层面展开，却并不遵循时空的顺序逻辑，而是采用交叉式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如果要厘清其中的叙事成分，可以从表象叙事与深层延伸两个方面解读。表象叙事包括中外神话、中外历史和顾准人生叙事；而表象背后的隐形叙事则是诗歌叙事的深层延伸，即：知识分子叙事，也是诗人的内心叙事，这是这部作品潜在的终极审美。

神话叙事均以“盗”缘起，一个窃息壤，一个盗火种。华夏的鲧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造福人类。叙事开篇从中国上古洪水写起，“汤汤洪水，浩浩滔天”，于是治水英雄出场，“鲧窃息壤，不待帝命”。从此往后，叙事从神话转入以时间为轴的历史空间，又从历史空间转入西方神话与西方历史叙事，再回到中国当代历史叙事。时间与空间的交错转换，营造鲜明的对比，也形成相互的映衬。鲧窃息壤治理水患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具有同等伟大的意义，他们的行为都因未得到天帝许可，所以都遭受了严酷的惩罚，鲧被天帝派祝融斩杀于羽山；而普罗米修斯则被锁在悬崖上不仅遭受风吹雨淋，而且被鹰鹫日夜啄食其肝脏。两个神话人物都是反抗天神造福人类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不仅是反抗者，而且还是人类的启蒙者。但鲧亦如此，但相对于普罗米修斯，他似乎更为悲壮，盗火毕竟成功，把光明与温暖播撒了人间，而且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最终还被赫拉克勒斯解救；而鲧盗取的息壤却终究没能止住洪水，连自己的头颅也遭斩杀了。鲧所面临的是亘古未有的“洪灾”，是凭他的神力根本无法克服的灾难。虽然鲧失败了，但是他作为天帝的反抗者和人类的拯救者，最终完成了悲剧英雄的自我塑造。

如果说《息壤》仅仅孤立地讲述两个神话，那便毫无意义了，诗人从神话叙事入手的目的是要通过神话路径进入历史的语境。与小说不同，诗歌叙事的逻辑是内在的，需要读者审美体悟方可完成。《息壤》断崖式和碎片化的历史叙事，经过读者的阅读重组后，遂能编织出一幅清晰的史事还原图，达成历史与理解的统一。王朝更替，社会兴衰，在叙事中一一掠过；历史事件，时代拐点，在叙事中一一呈现；先贤圣哲，历史人物，亦有序进入诗歌。历史叙事是《息壤》神话叙事之后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部分文字中，东西方历史之路伸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历史的起点上，它们原本是并行不悖的：“孔丘教化/耶稣箴言/并行不悖/止于至善/东西圣哲/心理攸同”。起点相同，却并没有并肩前进，两者很快就各自拐了弯。出现在诗歌中的西方历史文化叙事是城邦、哲学、公民、法权、平等、自由等概念，期间即使有中世纪“血流漂橹”“兴裁判所”等黑暗时刻，但由于有“维神肇赐/希腊嘉名”“议事有则/堪称公民”的传统，终究走上了“轮番为治/唯宪是遵/刑名修列/风俗淳淳”的道路；反观中国，因信奉“有命自天”“王权神授”，便只能遭遇“祖龙之虐/苦秦久矣”“祸流四海/百代秦法”“皇灵私亲/祸崇千秋”等苦难。相较西方，中国历史起始不久就拐上了弯路。

对比东西方历史文化，诗人洞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间惨剧均源自于“祖龙之虐”。“秦制”一词在诗中多次出现，成为打开这部作品思想隧道之门的钥匙。因为“秦制”“祸流四海”，构成了延续至20世纪的祸乱根源。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人们骨子里“王权神授”的思维并未改变，曾经密集出现的各项政治运动，实则都是疯狂的王权崇拜的结果，只是以“直接民主/革命恐怖”的面目出现而已。

诗歌的历史叙事是充满批判精神的，但对于中国文化却并未全盘否定，尤其肯定了优秀的士人传统，孔孟、老庄、屈原、李白、杜甫等一路而来的古代先贤，他们的思想和人生际遇，都能在作品中可见一斑；古代各类的经典如《尚书》《左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诗经》《离骚》《史记》《汉书》以及佛经的思想亦被大量引用。这些叙事虽然是片断和跳跃的，却构成了中国文脉的精神链条，这些都为最重要的人物叙事，即：顾准叙事绘出了灿烂的星空背景。

顾准叙事从他的人生轨迹与思维活动两个层面展开。顾准的生命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是革命经历，从地下党到参加新四军，“慕俄慕共/斯道左倾”“地下办报”“言论自由”“逼蒋抗日”“我驻盐城/梦至延安”；下半场从革命走向内心，思想不断成熟。在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背景下，因为坚持独立思想，随之而来的便是命运的起伏跌宕。因“两度为鬼”“我生命微，何况长羁”而“骨肉渐远”“夫妻连坐”“妻子情乖”“我妻心灰”。诗中不断出现的商城、信阳、息县，这些地名，正是顾准下放、劳改，九死一生的困囚之地，此时囹圄、流放、死亡、荒芜、孤坟等阴冷意象不断出现，成为顾准下半场生命叙事的重要内容。

不过，困囚之地也是顾准思考走向更深沉的“研究室”。在“天地如锈”“仓颉哽咽”“惟群山囿”的至暗时刻，依然有一束不灭的光穿过重重黑幕透射进来，这是承载着不朽思想的文字与书卷气息，“壁间读书/发愤译述”作为顾准受难时期的顽强坚守，使他的思想获得了质的升华，“我本逐客/匪怀逐忧”。他忧愤的不是自己被逐，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于是有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索，希腊、罗马、城邦、政治、民主、法制作为顾准思索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诗歌中顾准叙事的重点。此时的顾准就像《尤利西斯》中迪达勒斯一样，不再信服自己已经不相信的东西。虽然那曾经是他热烈追求过的，但现在他要自由、完整地以生命的模式来表达自我。

从神话叙事到历史叙事，再到顾准叙事，《息壤》完成了宏大叙事与个人微观叙事的对比交融，也完成了对顾准的历史与文化定位，从而使顾准叙事本身不仅更有意义，而且也使整部诗歌具有了浑厚凝重的诗学美感。

阅读《息壤》的顾准叙事，一个问题自然就冒了出来，诗人为何要以一部数千行的诗歌来向顾准致敬，而不是选择其他人作为叙事对象呢？

笔者揣摩诗人的意图可能有两方面考量：首先顾准是当代知识分子受难的典型，他的一生历经撤职、下放、右派、劳改、关牛棚、妻离子散、疾病缠身，但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初心始终不渝，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坚贞高洁的人格特征。因此，顾准的悲剧不止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20世纪中国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intelligentsiad悲剧的集中体现；其次，顾准是由职业革命家转而成为思想家的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最终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积极推崇者，“昔日敬神/今我穷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曾经的信仰作反思，对权势者讲真话，顾准思想的变化最能体现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称赞的“自由漂游”精神，即：知识分子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这是顾准叙事最内在的价值所在。

用一首数千行的长诗来致敬顾准，致敬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人物，而是致敬那个时代的觉醒者。顾准固然是出类拔萃的思想者，但在极权专制环境中有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否则怎么会抓出55万右派（可能远不止此数）？他们中的许多人和顾准一样，即使被划右派依然坚持思索，品格的确尤显可贵。这些痴性不改的觉悟者，其人生路径与思想历程，也许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遭遇灾难却大同小异，顾准只是更典型更集中地担当了他们的代表，因而他成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象征。可以说，《息壤》的顾准叙事，本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叙事。何为知识分子？并非有知识就能拥有此荣称。知识分子是一种公共角色展现的精神姿态，只有那些品德高尚、人格独立，敢于探索真理，永不向权势妥协的被放逐者和边缘人方能扛起知识分子这份责任。顾准无愧知识分子称谓，也就无愧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

所以，致敬顾准就是致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

由顾准叙事延伸至中外文明的宏大叙事，包含了诗人浓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因此《息壤》又是诗人自身的内心叙事。对于历史，对于人民的苦难，对于民族前途，作者有自己的观察理解，恰好以顾准叙事的视觉自然地表达，这是中国文化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一贯传统。《息壤》从历史出发，以顾准生命为脉络，不厌其烦记述时代的荒谬与苦难，这既是顾准的惨痛经过，也是诗人对历史的批判性认识，“百代秦法”“祖龙之虐”，表明诗人对过往除了有深刻的理解之外，还有尖锐的嘲讽与批判；对于顾准理想的幻灭，以及对宗教信仰、政治哲学、民主宪政、公民自由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认同，既是顾准的觉悟，也是诗人苦苦寻觅的价值理念。

所以，致敬顾准也是诗人致敬自己内心的理想。

神话、历史、顾准构成了《息壤》的三重叙事，而知识分子、诗人内心则是三重叙事中的二重隐形叙事。这种明暗相间所组合成的多重叙事，犹如一部规模宏大的多乐章交响史诗，将追寻远古，仰望星空，反思历史，制度批判，灵魂叩问，真理探索的主题融汇一体，共同完成了这部长诗的本真性的诗学大厦。

《息壤》形式如《诗经》，但内容却似《离骚》《天问》，这大概就是阅读这部长诗时，总感觉屈原魂魄充盈其中的缘故。

二

《息壤》某些段落，似乎与《诗经》如出一辙，且看其中一节：

所赖青衫/见之不忘/恨无剪声/怯怯空房。
所赖花影/尽意凄凉/恨无幽魂/教寻回廊。
所赖衢路/蔓草残阳/恨无醴泉/玉老田荒。
所赖清泪/搅入椒浆/恨无啼痕/染透绡帐。
所赖月轮/夕夕成玦/恨无皎洁/开颜非悦。
所赖水火/能辨濡热/恨无秋坟/认取双蝶。
所赖丹青/省识盈盈/恨无素手/一片伤心。
所赖鹣鹣/同宿同醒/恨无机杼/风檐雨铃。

这是第47节，若单独提出来读，恍若是在读《诗经》，八个反复出现的“所赖”和“恨无”构成重章叠句，是典型的诗经手法。“所赖”的风景，如今都被“恨无”的情景取代了，剩下的只有毫无生气的空房、回廊、田荒、绡帐和生者的“非悅”“伤心”。这是一段悼亡诗，诗人以最像诗经的叙事表现了顾准在失去妻子后的悲痛心情。冷文宗在《在时间的灰烬上重造史诗》一文中称赞：“《息壤》选择四言，回到秦之前没有被皇权专制污染的汉语”，“是一次真正的语言突围”。这个评价颇有道理。

《息壤》的叙事语言没有采用白话，更非当今流行的口语诗方式，而是《诗经》体的四言格式：“南山有桑 / 北山有杨”“衡门之下 / 可以栖迟”。整部作品除了个别地方因语气助词而字数增减之外，一律四字一行，其中不少段落，俨然一部诗经新语。

四言诗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写作形式，用语朴实，文字简洁，内容凝练，阅读亲民，情感表达也最纯真、最精炼，流传于上古四言歌谣，发展至《诗经》成为经典，也成为中国诗歌的源头。但四言的写作难度极高，使不少诗人望而止步。秦汉以降，真正能继承四言正体遗风且留名史册的只有曹操、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不多几位大家。如今一部如此弘大的《息壤》竟也采用四言完成，这本身就展示了诗人艺术探索的巨大勇气。无论作者基于何种考虑，要创作这样的作品，其难度都是可想而知的。首先如此庞大的体量，在文学史上从未有可借鉴的范例，因此在文本形式上，《息壤》已经显示了前无古人的实绩，不能不说这是诗人渐离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独特贡献。其次作为叙事长篇史诗，《息壤》创造了汉语写作的奇迹。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没有叙事史诗，后来发现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黑暗传》，但遗憾的是，前两部分别是藏、蒙的民族史诗，后一部虽是汉民族的，却是口语叙事，不能算诗歌中的“雅音”。诗歌是文学的桂冠，口语叙事只能属于民间文学范畴。《息壤》问世，无疑是对汉语长篇叙事史诗的创造性贡献，必将在中国诗歌史上占一席地位。

《息壤》不仅在体量上，更重要的是也在思想内容上为史诗叙事开辟了新路径。中国文学是有悠久史诗叙事传统的。《诗经·大雅》中就有五篇是周人的叙事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从周的始祖后稷神话开始，先后记述了公刘、古公亶父迁居豳、岐山，发展农业、修筑城池的事迹和太王、王季、文王征伐密，伐崇，以及武王伐商的过程。这些篇目连续起来就是周族从兴起、发展、繁盛到西周王朝建立的全部历史。但是《诗经·大雅》中的史诗，在记述历史的同时，无一不是颂扬历代周王的丰功伟绩，因此这些史诗统统只能称作庙堂颂诗。而作为当代叙事的《息壤》却正好相反。一方面它的确继承了《诗经·大雅》中的史诗叙事传统，但更多地却是发扬了《诗经·国风》的“以风刺上”批判传统，所以《息壤》的史诗叙事是与屈原、杜甫的人文精神一脉相通，并充满了当代诗人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担当，即：浓厚的社会批判意识。且看写诗中大饥荒的荒谬：如“毁灶献铁/铸炉超英 ”“亩产亿垓”“户无私粒/陇无私苗”，结果造成的则是“农夫饿死/惜无肉糜”“易子而食/析骸为爨”“驱猪食人/人猪偕亡”的惨剧。这样的句子，不啻给读者一个晴天霹雳，更是诗人悲愤情绪的直接宣泄，其批判的锋芒是极其尖锐的。为了达到揭露荒诞的目的，诗人甚至干脆将时代的流行语乃至标语口号直接收录，如“三反五反/思想打虎”“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互揭伤疤/自剖肠肚”“嘴尖皮厚/头重脚轻”“脱裤割尾/除恶务尽”“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自由市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爹亲娘亲/主席更亲”“天大地大/党恩至大”等等，这些毫无诗意的政治话术，尽管格外刺眼，却在大历史叙事中凸显了小时代的全貌特征，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

《息壤》用四言诗将神话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包括无数的英雄豪杰、文化巨擘以及社会的荒谬、专制的残忍、普世的理念等等悉数压缩在由时间长度与空间广度联袂组合的长诗中，不仅使古老的四言诗获得了一次文化上的复兴再造，也对当下无病呻吟的中国诗坛发出了一次冷峻的挑战。诗歌如何面对历史，如何正视民族的苦难，如何坚守诗人的良心，《息壤》给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给当代诗坛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方案。

密集的典故运用，丰富的信息含量是《息壤》的另一大美学特征。用典涉及范围几乎囊括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诗人写作时，思维如天马行空，上天入地，纵横万里。涉及的中国古代典籍就包括《山海经》《尚书》《左传》《诗经》《论语》《老子》《庄子》《孟子》《淮南子》等一大批；涉及文学有自屈原以来作家、诗人的诸多作品，涉及历史则有自司马迁以后的多部史书，其中的故事均在诗中显示特殊的审美功效；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西方文学作品、基督教的《圣经》、佛家的佛经等也大量出现在诗中。这些中外典故或以明典，或以暗典，或以反典的形式出现诗句中，为诗歌叙事和诗人情绪表达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对于典故的安排，有时化用原典字句，有时直接引用古人原句。如“帝息此壤/有神司之”“帝敕下民/以雷以雨”“幸帝之怒/帝茫不知”这些句子均出自苏轼的《息壤诗》，而“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土乌能神”“死劳死疫”则来自于柳宗元的《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苏轼、柳宗元都是对息壤持怀疑的人，引用、化用他们的句子，无疑给息壤这个总意象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

如此高密度中外典故运用，充分显示了诗人才华横溢和满腹的学识，但对于初读这部作品的人来说，却可能对作者会产生“吊书袋”的错觉。但读完后细想，才发觉这典故用得恰到好处，因为每处典故都与叙事主人公的经历、处境、情感紧密相连。如“沉湘哀郢”以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象征顾准上下求索的精神；“折腰为米”“归去来兮”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表示顾准的操守；“太白夜郎”借李白流放夜郎述说顾准的流放之苦；“杜陵未老”以杜甫忧国忧民之情展现顾准的忧愤；“家书万金”用杜甫思乡情表达顾准对亲人的思念；“十年生死”显然是借苏轼悼亡妻的诗句对应顾准与妻子的离别；“农夫饿死/惜无肉糜”则以晋惠帝的故事控诉当代的大饥荒……诗中此类典故比比皆是，实在不胜枚举。当读者将这些典故与顾准，与顾准所处的时代社会一一对应的时候，谁还会嫌诗人用典太多，反倒是惊叹诗人学识的广博，用典的精妙。

为什么要密集用典？这既是艺术形式的需要，也是现实语境的要求。典故使句式简洁，通过大量的典故埋伏，形成不少隐喻、暗喻、借喻、转喻、曲喻等修辞，从而避免了叙事的直白，增强了史诗的艺术含量。

典故也《息壤》的史诗叙事增添了浓郁的诗意之美。意境是衡量诗歌优劣的圭臬，诗歌有无境界，取决于意境的深度，而意境的深度则来自于意象的广度。对于一部长篇叙事诗，诗人是深知其要义的。《息壤》意象的广度正是得益于频繁用典的结果。通过典故→意象→意境，一种诗意美的刻意营造，使这部长诗的叙事不断趋向丰富与完善。诗人以典造境，以典达意，不断为读者提供了文化共识与情感锚点；同时又化典为境，将典故与叙事主旨交融成趣，形成既悠远又现实的情境，于是典故的确定性和意境的模糊性在这部叙事长诗中合成巧妙的张力，拓展了诗歌无限解读的空间，并有效缓解了阅读过程的审美疲劳。

《息壤》最重要的意象当然是息壤。它既是一个动态意象，不断地生长；也是一个静态意象，体现对天帝的抗争。这个美丽的神话原型，本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母题，但纵观古代文学史，它却极少进入迁客骚人的视野，即使被放逐的苏轼、柳宗元也并未发掘出息壤更深厚的诗性，他们只注意到了它的生生不息，根基永固的特性，却忽略（或许根本就刻意回避）了它“不待帝命”的意义。而这一点却恰恰被当代诗人渐离所看重，他不仅看到了这一意象的生长性，更看到了这个意象中表现出的对抗天命的巨大文化价值。庞德曾说，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和情感的复杂经验。”只有经验丰富并且具有当代意识的诗人，才会从古老意象中发现其具有当下意义的价值所在。

息壤作为全诗的总意象，其生长性成为顾准思想不断变化成长、成熟的象征；而其背后“不待帝命”引发的悲剧则是顾准敢于“膏火自煎”“傲立不惧”的人格具象化。从神话到现实，息壤这个意象的二元性重叠，最终成为顾准叙事中氛围最深厚悠远的意境。

因为息壤的二元性便自然引出“盗火之罪”，让鲧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组成鲜明的对应和比较，他们共性不在于“盗”，而在“不待帝命”。所以他们都遭受了天帝的惩罚，但最终结局却又各不相同。天火本是作为息壤的对应物出现的，却在此成为隐形的意象，与息壤形成对照重叠，共同承担起顾准叙事的诗学责任。鲧和普罗米修斯的终极结局，构成了顾准从人生到思想精神的完整叙事，顾准本人虽像鲧一样悲剧，但顾准的理想最终会成为“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除了总意象，《息壤》中还有不少各式各样的意象，流放、囹圄、病体、死亡、孤坟、火、光……它们像艾略特与罗布茨基式的意象一般，层层叠加在诗歌中，伴随叙事情景的变幻和顾准命运的起伏跌宕而出现，这些叠加在息壤之后的诸多意象，为《息壤》这部长篇叙事史诗营造出了浓郁的美学氛围。

《息壤》是诗人渐离给中国当代诗歌带来的一个巨大惊喜！

2026年7月5日 于古望川原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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