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农村”的发烧友们

1977年12月10日早上，在大方县第一中学第十六考场里，我一眼看到坐在左前方的木雪，不禁吃了一惊。

她竟然也来参加高考？

她一副刚从田间地头走来的样子，胶鞋上还粘着泥土，头发上留着汗迹。在一派肃穆的考场气氛中，我没有和她打招呼，只顾摊开试卷，埋头答题。

第二天，考场里空了不少座位。

木雪也没有再来。

十年停考之后突然恢复的这场考试，使许多几乎毫无准备、从田间地头匆匆走进考场的知青意识到，大学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只得另寻出路。

木雪的聪明才智，原本并不在我之下。

假如她身后也有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管事、甚至有些蛮横的家长，也许她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模样。

可惜她没有。

下乡当知青后，她的父母先后离世，身后再没有一个可以替她奔走、替她作主，甚至在关键时刻强行把她从农村拖走的人。

而我有。

在我后来转到她所在的瓦塘知青队以前，我们其实已经见过，而且还曾同框留影。

那是在1976年2月的毕节地区知青代表大会上。

1976年毕节地区知青代表大会大方代表合影

那次大会堪称当时全地区知青的“群英会”。各地知青代表云集，气氛十分隆重。尤其因为一位当时在毕节地区响当当的知青标兵黄某吾出席，更使大会显得不同寻常。

黄某吾是北京人，出生于军队高干家庭。她从部队转业，年方二十五，以她的家庭背景，在北京找什么工作不好？可她偏偏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投身上山下乡运动，跑到贵州大山深处的大方县瓢儿井某村插队。

更轰动的是，她后来嫁给了当地农民，真真切切地“扎根农村”。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朝阳沟》。

她的事迹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参会知青们的激情。

大会开始前，各路知青分队席地而坐，一个个腰直胸挺，精神抖擞，像军人一样。还没有正式开会，会场里已经唱起了歌。一支队伍唱完，马上有人站起来，朝另一支队伍高喊：

“请××知青队来一个，好不好？”

众人齐声大喊：

“好！好！好！”

掌声随即有节奏地响起来，催着对方开唱。不一会儿，整个会场红歌此起彼伏，掌声、歌声、挑战声连成一片。

那真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现在回首过去，仿佛整个会场都在发烧。

黄某吾是大会的焦点。会上专门介绍她的先进事迹：如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挑大粪、扛麻袋，以实际行动炼就一颗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心。

代表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她看。

她本人身材瘦弱，面目秀丽，留着齐耳短发，身上穿着一套似乎大了一号的军装，肩上斜挎一个草绿色军包，上面“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十分醒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大会进入高潮后，有人慷慨陈词，倡议全体知青代表扎根农村一辈子，并连夜写出一份倡议书，号召大家当场签名。

大家争先恐后地签名。

木雪当然也签了。

多年以后，她回忆这件事时写道：

“会上，与我们紧邻的大方知青队队长倡议参会知青扎根农村，并连夜拟写了倡议书，鼓动参会知青在倡议书上签字。同去的知青队团支部书记老道成熟，抵死不签，而我太单纯幼稚，签字了。心想连北京军中高干家的女儿都扎根农村了，我算什么？何况还有这么多朝气蓬勃的青年在一起劳动，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也算不错。可是没想到这一签名，给我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和苦恼。”

她后来才发现，那个起草倡议书、振臂高呼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人，不到一年便被推荐上了大学，永远离开了农村。

木雪说，那件事使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之感。

更麻烦的是，她已经在倡议书上签了名。

区里、公社从此有了拿捏她的把柄。别人可以一批一批被推荐进城、招工、上学，她却仿佛应该兑现自己的誓言：

你不是说要扎根吗？

那你就扎吧。

后来，木雪终于得到一个进水钢工作的名额。负责知青工作的李伯知道区里可能会卡她，便先帮她办好户口迁移和工作手续，让她先走。等她已经参加工作两个月以后，才叫她回来转党组织关系。

果然，区委书记一见她便黑着脸问：

“什么时候走的？区里怎么都不知道？”

可是木已成舟，他也只好给她办理手续。

木雪终于脱离了农村。

我比木雪更狂热。

在参加毕节地区知青代表大会以前，我已经被评为知青先进代表，并在马干山的一次誓师大会上，当着全体农工、知青和子校学生的面，郑重宣读了自己的“扎根农村”誓言。

会后，我还亲手栽下一棵树。

那棵树有一个庄严的名字：

“扎根树”。

以树为证，我要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出一颗红心，轰轰烈烈干一番革命事业。

我不是装的。

我当时真的相信。

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农村是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这些话通过学校、报纸、广播、会议，一遍又一遍进入我们的头脑，最后变成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激情，甚至自己的理想。

我参加青年突击队，和牧垦场的年轻工人搞劳动竞赛。据说风化煤可以作肥料，我们比赛的，就是看谁背得多。人背着煤站上磅秤，减去自己的体重，就是这一趟背煤的重量。

有一次，我背了九十公斤。

那场比赛给我留下的“奖品”，是一辈子的腰肌劳损。

还有一次，晚上看露天电影《激战无名川》，忽然有人发现仓库失火。附近没有消防队，我们一群知青扔下电影，拔腿便往火场跑，跟着大家往里冲，抢救国家财产。

第二天清晨，牧垦场的大喇叭响了。场党委书记操着山东口音，对知青们的救火事迹进行表扬：

“马干山的知青们，昨晚你们不是看《激战无名川》，而是演了一场《激战无名川》！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你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冲向火场，这种革命精神值得表扬！”

当时听见这些话，我们感到十分光荣，非常振奋。

春节放假，别人回家，我却主动留下来替知青队看守寝室。

然而，我身后有一个清醒的父亲。

1977年2月，马干山仍然冰封雪冻。一天，我父亲不声不响地弄来一辆马车，突然出现在知青队。

他把我拖走了。

就像一匹正在旷野里撒欢的野马，突然被人套上缰绳，我被父亲硬生生牵走。

我的离开在马干山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的知青愤怒地喊：

“上当受骗了！”

也有工人评论我：

“信誓旦旦，结果自己率先溜走。虚伪，狡猾。”

见我一脸懊恼，父亲解释说，马干山的知青马上就要转为牧垦场工人了。一旦转成农工，真的就扎根了。什么现代化大工厂、上大学，统统没有机会了。而农业工人想调动进城？不可能的事！

父亲把我从马干山转到木雪她们所在的瓦塘知青队，让我继续保留知青身份，等候机会。

后来证明，父亲这一步走对了。

恢复高考后，马干山那些已经转成农工的知青，被划入在职考生一类，录取分数线比知青高十分。

仅仅十分之差，就挡住了几个昔日知青的大学路。

1976年秋，全国还沉浸在领袖去世后的治丧气氛中，瓦塘生产队一个副书记居然敢吹着唢呐、挂着红绸娶媳妇，大搞喜庆。

这在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他因此被撤了职。

撤掉一个副书记倒也罢了，荒唐的是，组织上竟然让木雪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女知青接替他的职位，带着几十个成年村汉到荒山野岭修水库。

就这样，木雪被从瓦塘知青队抽调出来，成了生产队副书记。

今天回头看，我简直无法想象这种安排是怎么作出的。

组织上给她配了另一个女知青做伴。工地附近有一户农民的房子稍微宽敞一些，便成了民工宿舍。两个女知青睡在堂屋里，用一块门板搭成床；堂屋上方的篱笆楼上，挤睡着三十多个男人。

第一天晚上，两个姑娘把门板铺好，正准备让劳累了一天的身体躺下来，忽然发现头顶篱笆缝里竟露出一双双眼睛。

几十双男人的眼睛正从楼上朝下看。

两个人吓得一下从床上爬起来，背靠背坐在那里，再也不敢躺下。直到房东家的煤油灯熄灭，屋里陷入漆黑，她们才终于和衣躺下。

还有一个男人，是村里的光棍，智力有些障碍。

一天半夜，雷雨交加。闪电亮起时，她们忽然发现这个男人竟睡在竹楼梯旁。

开始她们很害怕。

后来才发现，他夜夜都睡在那里。

楼上的男人要下来，必须先把他惊醒；任何人要经过楼梯，他都会知道。

她们这才明白，这个被村里人视为傻子的光棍，原来是在用自己的办法守护着她们。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卡西莫多。

一个被人嘲笑、被人轻视的丑陋男人，却守护着美丽的爱斯梅拉达。

原来卡西莫多并不只是小说里的想象。

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注脚。

木雪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同几十个男人住在荒山工地上。烈日下打石头、背泥土，吃杂粮糙饭，就着干板菜。

而就在这个时候，时代突然转向了。

高考要恢复了。

高考前两个月，我也仍然在瓦塘知青队的田间地头干活。白天与大家一起劳动，只有到了深夜，等四周万籁俱寂，我才悄悄从床上爬起来，点起煤油灯看书。

第一次挑灯夜读，第二天便有人盯着我问：

“你鼻子怎么这么黑？”

我莫名其妙。

后来才发现，煤油灯把鼻孔和鼻子周围都熏黑了。

从此以后，我早晨起来先洗脸，再出去见人。

我根本不敢提出请假回家复习。

大家都在地里挥汗如雨，你凭什么回家读书考大学？你有多特殊？

何况那时候消息刚传出来，谁知道恢复高考究竟是真是假？万一只是传言呢？即使是真的，万一考不上呢？到时候灰溜溜回到知青队，又怎么见人？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一个下午，父亲又突然出现在瓦塘。

他说：

“假已经给你请好了。走。”

回城后，父亲又到我的母校设法给我弄到一张黄色的“站票”，让我进学校听课。

十年没有高考，一朝恢复，不知多少届毕业生同时涌回母校。教室根本装不下。学校规定，应届生坐在教室里，往届毕业生自己找地方站着听，更多的人只能挤在走廊和窗户外。

晚上，学校灯火通明。周围的居民看见人潮不断往校园里涌，还以为学校要放露天电影，竟有大人带着娃娃、搬着小板凳也跟着进来看热闹。

就这样，我开始准备高考。

后来，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那时候我人不在瓦塘，父亲竟步行几十里路，找到木雪她们修水库的工地，又找到正在那里视察的区委书记，把属于我的那份录取通知书取了回来。

木雪没有考上。

那个第一天还坐在我左前方、第二天便从考场消失的姑娘，又回到了水库工地，继续带着民工修水库。

很多年以后，我还会想：

那一天，父亲在水库工地上看见木雪了吗？

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张把我带出农村的纸。

而木雪还站在泥土和石头之间。

四十多年后，知青聚会，我重新见到木雪。

她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也终于通过成人教育圆了大学梦，在体制内的文职岗位工作到退休。退休以后，她仍然笔耕不辍，写了不少知青往事。

可是我渐渐发现，我们虽然有过相似的青春，后来对那段青春的理解却越来越不同。

木雪笔下的知青年代，常常还是“热土”“挥汗如雨”“接受考验”“岁月如歌”“青春无悔”。

这些词我太熟悉了。

四十多年前，在毕节地区知青代表大会上，它们就在我们的耳边回荡。那时的我们听见这些词，真的会心跳加快，会热血沸腾，会觉得自己正在参加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当然没有资格嘲笑木雪。

因为我当年比她还投入。

她不过在倡议书上签了名，我却当众发过誓，还种下了一棵“扎根树”。

可是几十年过去，我已经无法再用“青春无悔”四个字概括那段历史。

青春当然是真的。

我们的汗水是真的，劳动是真的，年轻人的友谊、勇气、善良，也都是真的。

可是被耽误的学业是真的，被任意支配的命运是真的，许多人失去的机会也是真的。

木雪自己不正是如此吗？

她仅仅因为在一次激情澎湃的大会上签下几个字，就被人拿来当成必须“扎根”的证据；别人纷纷离开农村的时候，她只能继续留下。不到二十岁，又被派去带领几十个成年男人修水库。

这样的青春，为什么一定要宣布“无悔”？

人难道不能既珍惜自己的青春，又承认那场运动本身曾经伤害过自己？

后来，我又从知青群里知道了黄某吾的结局。

如果把那场席卷一代知青的狂热比作一场高烧，黄某吾大概是我们中烧得最厉害的一个。她不仅喊过“扎根农村”，而是真的把自己的青春、婚姻和人生最重要的几年押了进去。

那个当年震撼了我们的北京高干女儿，真的在贵州农村扎了根，嫁给当地农民，还一连生了三个孩子。

可是日子久了，浪漫褪尽，婚姻并不幸福。丈夫待她不好，还有拈花惹草的习性。最后她的父母出面，帮助她离婚，把她接回了北京。

这个故事让我感慨良久。

当年的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符号：

北京高干子女主动到贵州大山里扎根，嫁给农民，这是多么壮丽的革命理想！

可是婚姻终究不是宣传画。

媒体走了，光环散了，革命传奇最终还是要落回柴米油盐。

那个曾经鼓舞无数知青热血沸腾的故事，也就这样归于尘土。

知青群里一直很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也常常转发各种文章。

如果不是俄乌战争，我大概至今还会留在瓦塘知青群里。

战争刚爆发时，群里很快出现了一片挺俄反乌的声音。而木雪，正是其中最积极的发言者之一。

她议论乌克兰政府如何腐败，如何败家；又说俄罗斯军队大举进入乌克兰，并不是“侵略”，而是“特别军事行动”。

我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

不是因为俄乌战争和知青运动是一回事——当然不是。

我熟悉的是那种判断世界的方式：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有一种权威的说法下来，然后再按照那个说法决定它应该叫什么。

我终于忍不住在群里问：

“牛屎和蛋糕能分辨清楚吗？究竟是牛屎还是蛋糕，难道还要等上级领导来下定义吗？”

说完，我退出了知青群。

我和木雪几十年的友情，也就此走到了岔路口。

四十多年以前，我们曾经一起相信“扎根农村”；四十多年以后，我们却终于走到了不同的路上。

究竟是我退烧了，从旧日的叙事中走了出来，还是在她看来，我早已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我们大概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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