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别解

◆邵毅平

一

在中国古代，除了个别的女诗人，比如李清照等以外，大多数诗人都是男性，所以大部分的爱情诗，也都是男性诗人写的。但他们很少写男性对于女性的爱情，反而多是写女性对于男性的爱情。对于正常的男女关系中的感情，他们反而假冒女性的口吻说话，用女性口吻表达对于男性的爱情，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闺怨”诗。

“闺怨”诗有许多分支，其中的一个分支，专写商妇对于丈夫的思念，可以称为“商妇怨”诗。李白、李益、温庭筠等诗人，都曾写过“商妇怨”诗，以商妇的口吻传情达意。这类“商妇怨”诗的存在，是《琵琶行》出现的宏观背景。

在唐代诗歌里，“商妇怨”主要而且仅仅被表现为“等待”——那漫长的、不确定的、耐心的等待。由于商人是社会各阶层中流动性最大的阶层，商妇们也就成了最饱尝等待滋味的女人。“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李益《江南曲》）

然而我们看到，唐代诗歌中所表现的，仅仅是商妇们漫长而耐心的等待，而没有其他进一步的行动。她们对丈夫抱着满腔的爱情，也相信丈夫对于自己的爱情，因而从不怀疑等待本身的价值。即使对于丈夫有所抱怨和担心，那也只是因为爱得太深，而且表现得很有分寸。并且比起抱怨来，毋宁说担心更多一点。她们担心什么呢？一是经商的风险很大，二是到处都有闲花野草。

总之，这类诗歌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是典型的“好女人”。这些唐代诗歌，从大诗人李白到无名诗人之作，从不表现商妇对于商人的弃捐，从不表现憎恶或者鄙视的情绪，从不表现商妇面对其他男人的诱惑时的动心，从不表现商妇想要另外寻找安慰的“邪恶”念头。她们担心丈夫在外面会受到诱惑，但是她们自己从来不会接受诱惑。

不过，要想通过唐代诗歌，去把握唐代现实中的商妇形象，还是有点危险的。很难想象整个唐代三百来年间，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庭，会统一呈现出唐代诗歌里的样子。唐代成千上万的商妇，不可能用同一种声音说话，是诗人让她们这样说话的。我们只能把它们当作诗歌来看待，只能说当时的诗人喜欢这样写。至于诗人认得几个商妇，有多少现实生活的基础，这很难追问，也并不重要。从最伟大的诗人到最普通的诗人，他们可能全都按照某种套路来写。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意识到《琵琶行》的与众不同。

二

在唐代上述“商妇怨”诗的背景下，我们发现《琵琶行》是一个另类，它完全离开了唐诗的一般套路，完全不同于当时的“商妇怨”诗。

《琵琶行》跟“商妇怨”诗的不同，首先是商妇的身份不再是普通的良家妇女，而是一个曾经走红、过气之后下嫁商人的名妓。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诗人的角色。原来唐代的“商妇怨”诗里，只有商妇一个角色出场，就像在舞台上演独角戏；如果还有第二个角色，那就是不在场的商人，也就是商妇思念的对象；诗人自己大都不出场。可是白居易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放弃了诗人在场外作为木偶操控人的身份，亲自下场去充当了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商人仍是不在场的隐形角色，但已不再是商妇思念的对象。于是，现在舞台上有了三个角色，整首诗的结构开始复杂化了，人物关系从简单的一对，增加到了六对：商妇对商人，诗人对商妇，诗人对商人，诗人、商妇对商人，商人夫妇对诗人，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由此，《琵琶行》变身为一首富于戏剧性的诗，表现了诗人、商妇和不出场的商人这三个角色之间微妙的感情关系，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商人、女人和士人三角关系的第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由此也创造了一种影响及于后世各种文体的新范式。

三

《琵琶行》写诗人在迁谪之地，邂逅一个本为长安名妓的商妇，对她的身世油然产生同情之感，并触发了自己的迁谪之意。这首诗歌的本事，有人说是纪实的，有人说是虚构的，但不管是纪实的抑是虚构的，其所表现的主题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我们的论述来说也无关紧要。先来看其序：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默。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唐代“商妇怨”诗里的商妇，都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你情我愿感情和谐，而这里的商妇原是长安名妓，年长色衰才委身为贾人妇的。在《琵琶行》里，每个角色都有一个旋律。商妇的旋律，已经被白居易定好了，即嫁给商人不是好事，而是命运的急剧下降，由峰顶跌落到了谷底。“少小时欢乐事”不是长干里的欢乐事，不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李白《长干行》）的欢乐事，而是曾作为长安名妓走红的欢乐事；现在则是“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她的命运有一个今昔对比，从抛物线的顶端跌落了下来。

这其实是有违常识的。即使在今天一般的世俗观念当中，过气明星的最好出路还是“嫁入豪门”，把它看作较坏的遭遇，只能说是诗人的观点。这里有一个诗人的障眼法，他自己从长安被贬到浔阳，从京官被贬为地方官，他的命运是跌落的；于是，他认为商妇也是一样的，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是也。

在此诗里，商妇的失意情绪和抱憾心理，通过自述表现得更为清晰了：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在唐代的“商妇怨”诗中，此诗是唯一表现出商妇对丈夫的不满与嫌鄙的。在唐代其他“商妇怨”诗中，“重利”也好，“轻别离”也好，都不是商人的罪过，而是他们工作的性质，但在此诗里，就成为给商人“定罪”的证据。就连这个商妇的婚姻，本来也是不得已之举。因此，对于这个商妇来说，目前的生活，实在还比不上过去。

这一切当然都是诗人的创造，他决定了商妇怎么看待她的身世，怎么看待她的商人丈夫和现在的生活。

四

诗人与商妇之间的感情关系又如何呢？诗人乃是自始至终同情这个商妇的。在此诗的序里，诗人就已把两人关系塑造得非常美妙了。这是一个充满感伤浪漫氛围的环境：一个从京师左迁外地的诗人，于一个秋天的夜晚，在芦苇萧瑟的江边，邂逅一个同是来自京师的商妇。那个商妇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具有一段风流走红的历史，类似诗人曾经的仕宦经历。两个人的旋律高度相似又互相交织，于是从诗人心底，流露出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密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之情，以及对于她“委身为贾人妇”的同情之心。这些情绪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隐隐地感受到了某种微妙的东西，那似乎是诗人和商妇间的一种亲密之感，以及两人对于商人的一种拒斥心理。三角关系当中的两角，现在有了高度的排他性。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在唐代的“商妇怨”诗中是前所未有的。

其实，正是因为在这首诗里，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投射了进去，在里面充当了一个“自作多情”的角色，才引起了感情的偏移。“商人重利轻别离”，被冷落的商妇只有诗人来同情，从而反衬出诗人的“重情重别离”，这正是诗人所隐隐表现出来的情绪。于是在诗人听来，那商妇的琵琶之声，都像是在向他倾诉种种的不满——对于目前的处境，对于商妇的身份：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商妇所倾诉的不满，只有诗人能够理解，从这种相互的倾诉与理解之中，产生了一种“同党”式的亲密感觉，这就是诗人与商妇的心理呼应：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显而易见，在此诗所表现的诗人、商妇与商人这三个角色之间的感情关系中，诗人与商妇互相理解，互相同情，诗人引商妇为同调，商妇也视诗人为知己；而对于那个不在场的商人，则都一致表现出嫌鄙与轻视，把他摒弃在这个“两个人的江口”之外。在诗人看来，只有像自己这样的诗人，才能理解商妇的孤独与苦恼，才能鉴赏她的才能与风韵；而粗蠢、无情、重利、没文化的商人，则根本不懂这一切，因而也是根本配不上她的。这样有才华而敏感多情的女人，似乎本应是诗人的伴侣，而不应是商人的配偶。

——但她却嫁给了商人，而并没有嫁给诗人。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出于诗人之手，是诗人想象力的产物（无论其基于实事抑或仅为虚构）。真正起作用的，是诗人对商人的排斥心理，这决定了他与商妇的共鸣。

五

《琵琶行》中商妇与商人糟糕的感情关系，不仅不同于同时代“商妇怨”诗中的，也不同于白居易另一首《盐商妇》诗中的：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来何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能够“嫁得西江大商客”的“扬州小家女”，其身份是否如长干里的良家妇女，其实还是有点可疑的，但至少她的命运是往上走的，也因此对商人丈夫心存感激，这与《琵琶行》里的商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白居易在这首诗里，表面上写的是盐商妇的奢侈生活，其实意在提出自己的经济主张。他的经济主张，就是汉代桑弘羊的观点，主张盐铁由国家来经营，将其利润全部收归国有。反之，同样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国家不要与民争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汉代，这两种经济主张的斗争非常激烈，在桓宽的《盐铁论》里有集中表现。白居易的观点是桑弘羊这一派的。

这首诗在唐诗里也是另类的存在（只有元稹的观点与白居易一致）。唐代那些写“商妇怨”诗的诗人，大都对商人不抱什么敌意；但白居易对商人抱有敌意，觉得商人赚了那么多钱，对国家财政却毫无贡献，只能是国家的祸害和不幸。正因为白居易对商人抱有敌意，所以在《琵琶行》中，他一反唐代“商妇怨”诗的传统，塑造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负面形象，构筑了诗人与商妇的情感同盟，创造了不同于“商妇怨”诗的新范式。

所以，尽管白居易把自己的见解包装得非常浪漫，但《琵琶行》并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浪漫诗歌，其背后有隐蔽的经济主张在起作用。把《琵琶行》跟《盐商妇》比较，跟唐代的“商妇怨”诗比较，就能发现它的基调是什么，决定其基调的原因在哪里。

读者不知不觉跟着诗人的调调走，从“商人重利轻别离”开始，中国人对商人就有了负面印象。哪怕到了今天，我们的生活高度依赖于商业，可是说起商人，还是隐隐有“重利轻别离”的成见，说明《琵琶行》还在发挥着作用。

六

也许正是从《琵琶行》中体会到了上述种种情绪，元代的马致远才创作出了《江州司马青衫泪》这出杂剧，索性把诗歌里原来隐而未显的幻想现实化了。他把诗人的“自作多情”落实，琵琶女也有了名字，姓裴，叫兴奴。白居易在长安做官，裴兴奴在长安走红，两个人在长安相爱。但是浮梁茶商刘一郎出现了，用金钱破坏了他们的关系，骗娶到了裴兴奴。后来在浔阳江头，裴兴奴巧遇白居易，演出了类似《琵琶行》的一幕。然后趁刘一郎熟睡之际，裴兴奴跟着白居易私奔了。此事一直闹到皇帝那儿，皇帝亲自做出判决：“白居易仍复旧职，裴夫人共享荣光。老虔婆决杖六十，刘一郎流窜遐方。”

这个杂剧的情节与《琵琶行》原诗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也许剧作家正是要通过这种荒唐的情节，来表示其对于原诗中诗人那隐秘幻想的洞察？正是在表现士人的幻想方面，我们认为这个杂剧与《琵琶行》在精神实质上是息息相通的，是《琵琶行》创造的商人、女人与士人三角关系新范式在杂剧里的转世投胎。

在元代，与《江州司马青衫泪》题材类似的杂剧，还有贾仲明的《李素兰风月玉壶春》《荆楚臣重对玉梳记》、阙名的《郑月莲秋夜云窗梦》等许多。在这些流行的杂剧里，很多商人都是卖茶的，这也是《琵琶行》的功劳。一直到了明初，这类题材的杂剧也仍有出现，如朱有燉的《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兰红叶从良烟花梦》等，可见写作此类杂剧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此外，《江州司马青衫泪》在明清时期也有不少仿作，如明朝有顾大典的《青衫记》，清朝有蒋士铨的《四弦秋》等。

商人、女人与士人的三角关系，从诗歌的领域转向了戏曲的领域，这个传承发生在不同文体之间，杂剧家发展了诗人创造的范式。元代明初乃至后代的这些戏曲家们，都在按照白居易创造的范式编写剧本。

此后，《琵琶行》所创造、元杂剧所发展的这个范式，在明清小说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琵琶行》开始的文人幻想有了升级换代的表现。

综上所述，我们把《琵琶行》放在唐代同类诗歌的背景下来看，发现它打破了原来“商妇怨”诗的传统套路；把它与白居易另一首《盐商妇》诗放在一起看，发现《琵琶行》中表现的商人、女人与士人的三角关系，其思想背景来自作者的桑弘羊式的经济主张；再把它跟后来的元杂剧、明清小说贯通起来看，才知道原来白居易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范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代文人及其他各种文体的同题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