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伊朗举国哭殇的场景，使我不由得回望1976年秋，“伟大领袖”驾崩时，马干山全体人民哭丧的画面。

在乌蒙西部连绵的大山深处，海拔两千多米的公鸡山傲视群山，俯瞰着一片广袤的高原平地。那里视野开阔，乍看仿佛沃土万顷，实则常年雾锁群山，严寒绵长，五谷难长，千百年来人迹罕至。这个地方，就叫马干山。

马干山原本是当地彝族牧马之地。1949年后，它变成了国立牧垦场，开始了小规模的开垦和种养。而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大风暴之后，马干山又被圈为贵州省的“宁古塔”，成为贵州右派们的流放劳改地之一。从此，沉寂的马干山突然人气旺盛起来，成了数百名右派分子的炼狱之城。

到1975年秋，知青队成立。这里又成了毕节地区农、林、水、工几个单位家属子女上山下乡的地方。

我父亲为我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这里有电。附近有一个国营煤矿，二十多公里外还有一个发电厂。虽然离家有三个小时的车程，而且没有公交车，但这里有食堂，有集体宿舍，每月还有五元钱补助。

“你爱看书，晚上有电灯，这不很好吗？”

我父亲就这样决定了。

1976年9月那天，马干山的大喇叭突然响起了哀乐。

“救星”驾崩了。

天地震惊。全牧垦场的哭丧开始了。各部门设立灵堂，知青队停工参加吊唁。我们有几天到新场的大灵堂去吊唁，有几天被安排在畜牧队的灵堂吊唁。

灵堂里花圈成排，白花成山。吊唁的工人们、知青们悲恸地哭喊着，有的捶胸顿足，有的哭得晕倒，有的声嘶力竭，仿佛天塌了，旧社会马上就要回来。那种场景，与今日所见的伊朗哭殇，竟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

我当时没有观察那些右派们。他们到底哭没有哭？哭成什么样子？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装出悲痛，还是在内心深处暗自窃喜？或者，他们只是沉默地仰望星空，观察天象？

在马干山，知青和右派，是阵线分明的两个阶级。

他们属于“地富反坏右”，是坏人；而我们，是到这里来“练一颗红心”的革命青年。刚开始，无论是在山上割草，还是在猪圈掏粪，遇到与我们干同一活路的右派时，我们的警惕性都很高。他们若和我们打招呼，我们脑海里浮现出的，便是“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防止他们腐蚀革命青年。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警惕渐渐松懈了。后来，我们竟然与某些右派有了交往，甚至成了忘年之交。当我了解到他们原来都是一些知识精英时，心里很震撼，也由此开启了我想了解那段历史的好奇心。

治丧结束后，一切照常运转。

知青们开始丰收洋芋了。大家该挖的挖，该背的背，热火朝天地干起来。负责背洋芋的知青们，趁机留几斤带回宿舍烧着吃。我们边吃边点评自己栽种的威宁米拉洋芋是如何好吃，你一言，我一句，叽叽喳喳，好不快乐。

当时的我们，即便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想不出时代的巨变，竟会由此开始。

一年多后，我会坐在高考教室里奋笔疾书。两年后，那些右派们也会枯木逢春，陆续离开马干山，回到报社，回到学院，回到厅局，回到原单位。

而现在的马干山，又归于荒凉和寂静。

不知道伊朗高层，有没有邓公？

即使有，此公雄略何如？胜算几何？可得天助？历史的节点，令人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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