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塔

2018.11.05

充满贪嗔痴的凡夫俗子往往不能接受批评，这可以从娱乐明星到家庭成员对别人批评的态度轻易看到，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一言难尽的体会。其实批评一词，在汉语里早先是指批注或评论，比如金圣叹批评小说《水浒》，那些“批评”之言有助于读者欣赏小说技巧之妙；文学界有文艺批评的专业，也是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各种风格和思想施行评论和判断。中国大陆到了毛泽东时代，所谓接受批评的阳谋实际上变成了打击异己和秋后算账的蛇迹灰线，人们痛定思痛，对所谓的批评和迫害后怕不已。批评不兴久矣，仅以近年来大陆佛教界寺庙的腐败乱象和戒德驰废，如劳民伤财的寺庙过度装修，不僧不道的媚俗商业化营运，和对世俗权力的公然攀附，就可以为佛教界中的正常批评，特别是来自佛教领袖们的有效批评的阙如作一个注脚。

佛教界的正常和有益的批评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佛陀的诸教诫就可以看作是他老人家出于慈爱(loving-kindness)和怜悯(compassion)对众生的批评 － 贪嗔痴和五盖（五种障碍）等，不正是佛教界大多数修行人自身所具有的并认为自己需要去舍弃的吗？佛陀在经典里通过对邪道、外道、魔罗（自己不清净的精神现象）和他的某些弟子（《长部》MN.16《大般涅槃经》）甚至严厉的批评，阐释相对照的正法，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教法，用于矫正修行的过失、规范比丘僧团的行为和倡导戒定慧；同时他斥责血腥的祭祀、战争和迷信（如星相和手相）等，为世俗社会中人的福利和快乐不懈地努力。僧团的弟子们也通过批评，规劝行持邪见的某些比丘走回正道（《相应部》和《中部》一些经中）。在北传佛教里，六祖慧能系统化地批评了着相修行，在对几个弟子的劈头盖脸的近乎训斥的教导中，为修行人指明了道路。禅宗大师们将批评推至一个高峰，当头棒喝等极端批评方式甚至成为教人开悟的手段（《传灯录》）。遗憾的是，明季以降，很多修行人包括一些佛教领袖们，或攀附权力，或回避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伴随山河破碎，佛教日渐式微。太虚大师等先辈从批评佛教的萎靡之态开始，高扬“人生佛教”的精神，遂有佛教中兴的气象。中国大陆的十年浩劫，对佛教的打击不亚于历史上任何对汉传佛教的毁佛灭佛活动（三武灭佛）。成为权力附属品的中国佛教界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腐蚀性的商业环境中，万马齐喑，没有一个佛教的领袖敢于有虚云大师那样的气概，去独立地批评佛教界的歪理邪说和抵抗对正信佛教的钳制。

目前大多数佛教宗派中人对佛教批评持消极态度，或出自独善其身的小善，或出自无诤的口号，或出自宗派思想，而没有站在整个佛教发展和佛教现代化的角度去实践正常有效的批评。很多人害怕批评产生所谓副作用，或批评会障碍自己的修行，或会损害自己宗派和团体的利益。还有些人不仅自己拒绝别人的善意批评，反而对关心佛教而指出佛教发展弊端的人进行攻击毁谤。甚至有些人故意将建设性的批评和触犯法律的诽谤攻击混为一谈，以推卸责任和浑水摸鱼。这除了历史上政治迫害带给人们恐惧的原因外，恐怕与人们对佛教界有效批评的重要性和正确的批评方式认识不足有关。至于那些因自身世俗利益而歪曲和攻击别人的正当批评，或抱残守缺、格局狭窄地消极逃避，或只求个人福德小善而对佛教和广大众生受到的损害不闻不问的人，大概不能算真正的有大丈夫气概的修行人，而只是佛陀苦口婆心地教诫的凡夫。一个有志于修行的人，对待批评的态度和批评实践，是衡量其是否是坚定的佛教徒而不是附佛外道的标志之一。

自由、民主、法治和平等，是当代世俗社会的政治主流，而随顺时代发展的佛教，应该有这种现代化的气概。

首先，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保护言论自由，说明任何人没有打压别人正常表达意见的权力，也表明批评是一个正派的人无可非议的世俗权利 － 佛教界不可能是法律失效的地方，某些教派中对上师的“不能批评”的教条实际上是宗教蒙昧时代的产物，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同时也诱发需要司法介入其中的同时违背佛教戒律和世俗法律的事件。其次，世俗政治组织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的架构实际上适合任何组织的运作。佛教僧侣团体的方丈运营团队、僧伽会议和监察系统也应该是彼此独立的。据报道，北京龙泉寺的前方丈推行独断专权和灌输洗脑的管理模式，但是龙泉寺的前后两位监院恪守职责，批评方丈的倒行逆施并进行有效举报，避免了龙泉寺寺庙系统的全面腐败，从反面说明了批评监督对佛教组织保持自身健康的重要性。再次，世俗社会中建设性的批评一般都是善意的，否则没有人愿意花那个力气规劝他人；佛教界应该有一种比世俗社会更加优良的批评环境，以促进佛教的良善发展。通常资深的大德对资历较浅的修学者的批评没有太大问题，而反过来时，则往往在某些人看来是大逆不道。佛陀在《相应部》 SN.3.1 《年轻经》中告诫人们不要轻视资历较浅或年轻的事物。接受批评和进行批评，实际上是对自己和其他人的一种具有慈爱和怜悯的关怀，可以让自己和同修精进努力，而不是松懈放逸，以致走上邪道。再次，佛教界的领袖们应该向太虚大师和虚云大师学习，承担起作为领袖的责任，对佛教界的关键问题，发表批评和教诫。知名的大德们通常有很多追随的信徒，他们对不善诸事物表达正确批评的言行和道风，通常对教界和信徒的主流价值观和修学风范影响巨大。我们看到菩提比丘等领袖对导致族群撕裂的政治人物发表了严厉的批评，对此世间处于饥馑和战乱中的人们切实关切。禅世界抛砖引玉，对缅甸造成难民灾难的责任人昂山素季和军方表达了谴责，期望佛教界的知名人士们表达对邪恶的批评和制约。我们遗憾地看到一些著名的禅修领袖们对现实的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曲解佛陀的缘起教义，认为众生的因果轮回永无止境，因而任由大规模的恶行在缅甸肆虐泛滥。我们也看到一些自创的外道教派如前某轮功学员谢安朔的“寂灭法门”和卢军宏的“心灵法门”，宣扬一些似是而非的与佛学相关的名相，并影响了世界各地一大批佛教徒去追随，与此同时，佛教界和佛教领袖们没有对这些外道思潮表达严正的意见，没有公开地为广大佛教徒阐明正法和正信立场。还有一些披着宗教外衣挂着佛教协会副会长头衔的法师（如海南印某大和尚）高调依附权贵，宣扬邪说，则是等而下之。再次，我们要强调，正常的非涉及人身攻击的批评，有助于佛教界的团结，有助于对非佛教的外道思想的厘清，有助于佛教徒对正法的修学，有利于人们对正法信心的增强，有利于正法的推广和佛教的健康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当佛陀的教法和世俗法的界限被人为操弄和模糊，当没有清醒的批评声音在佛教界发出，当很多修行人持守犬儒主义而追求所谓的独善其身时，佛教界就处于八邪道泛滥之秋。不批评和排除邪道就不可能切实弘扬正道；不正本清源，就不可能建立佛教界健康的生态系统(wholesome eco-system)。批评和建设是佛教现代化发展的一体两面，并且批评有大善大慈大悲之用。最后，佛教界应积极营造一个健康的批评环境，消除人们对批评的错误认知。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表达佛教界的立场和采取实际的行动，佛教就不仅能自我健康发展，也能引领世俗社会的人们舍弃贪嗔痴，在更大的格局和尺度上教化众生，利乐有情，也是佛教给人类带来的超越通常慈善乐施的更大福德。

我们在谈佛教现代化，应该把一种有效批评的机制引入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我们期待佛教界不设禁区，打破宗派篱藩，在教导佛教徒和有情众生解脱清净的同时，从自身入手，建立制度和环境，净化佛教，使佛教为存在各种问题的现实社会提供一个积极有效的解决方案，呈现一种现代的大雄担当。

般若广场同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