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朝鲜战争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远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有个学霸叫哈利•马可维兹，师从芝加哥学派大师、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这小马哥博士论文的观点是多样化投资理论，浓缩在一篇15页的短文里。他提出，如果投资组合选取不相关的证券，这个组合的效益会有如下特征：总收益是其中所有证券收益的总和，但组合的整体风险却大大低于其中全部单个证券风险的总和。证券之间的低相关度导致单个证券风险的相互抵消。这理论说白了就是别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那咸丰年的曾祖奶奶都懂的道理。小马哥以简练的数学公式加以证明，运用到证券投资分析上。

学界的反应却是不屑一顾，认为这理论不伦不类。经济学界斥之为玩弄数字游戏，数学界则嘲笑它枯燥无味。那时去世不久的经济学巨匠约翰•凯因斯生前就曾直言反对这类歪招，坚持大规模投资到精选的优质证券可产生最佳收益。好在芝加哥学派一向跟凯因斯唱对台戏，小马哥胆气壮得很。他夸口说，即便是弗里德曼，他们学派的领军人物，也难为不了他的投资模型。

可论文答辩那天，情况却不太妙。也不知论文指导教授是怎样跟领导沟通的，弗里德曼率先发难：“哈利，你那些数字倒还可以，可我还是有问题：这不是经济学论文。我们不能凭这玩意儿给你一个博士学位。这不是数学，也不是经济学，甚至还不是商业管理。” 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提出类似质疑。小马哥如雷轰顶，答辩完后垂头丧气走出来。委员会闭门研判时，小马哥在门外等候结果，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直到答辩室门打开。一位资深教授径直走到小马哥面前，两眼盯着他，伸手跟他握手说：“恭喜你，马可维兹博士！”三十多年后，经历时间检验，马可维兹凭他的多样化投资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可维兹模型的聚焦点是分散。诚然，投资者都乐意选择优质、有潜力的证券，但人的认知无法穷尽所有信息，更难以准确预测未来。在这些局限下，过度自信可以是致命的。马可维兹不排除选择优质证券，但强调低相关度的多样化可以包容难以避免的未知、不确定、忽略和偏见，分散风险，为自己留下容错的空间。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如果事后检视，投资组合的整体回报往往低于“选对了”的单一证券的回报。问题是事前谁也不能保证所选的单一证券是选对了的，一旦选错，血本无归。从组合中接受降低了的回报，是为相对安全付出成本。马可维兹模型问世以来，分散风险、多样化投资的原则在世界金融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写进了标准教材。金融投资者在运作中都不得不依此三思而行：如果不想豪赌，分散你的风险。

分散的优胜近乎于逆向思维。集中的优势似乎太明显了，以致本来分散的事物也常常被看成是集中的。不是吗？重读《南柯太守传》好了。

唐人李公佐写的这篇传奇故事读来引人入胜。里面说到东平人淳于楚醉酒酣睡时见使者邀请他到槐安国与公主成亲，被任命为南柯郡太守二十年，与公主生儿育女，享尽荣华富贵。不想这只是一场白日梦，醒来时太阳还没下山。淳于楚心有不甘，在邻近醉酒酣睡处的一课大槐树下的洞穴中找寻，见到一个蚂蚁群。“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瞧这阵势，连带他做驸马任太守的经历，分明是世间中央集权王国的翻版。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做梦也不过如此。李公左笔下的淳于楚梦幻，自是汉唐时期家、国结构的影像。只是唐代作者还不知道，蚂蚁没有中央王国。这不是作者的错，他不可能知道现代生物学对昆虫行为的解读。

昆虫学研究揭示，蚂蚁群落不是王国，没有国王，只有蚁后。而“蚁后”这个名称也很误导，因为这娘娘只管产卵，没有权威。她也没有内阁和智囊，身边的雄蚁们不辅助她主政，除了跟她交配之外不作为；况且雄蚁只有一天的寿命，蚁后则高寿可达十几年甚至三十年，免谈白头到老。蚁后还严重脱离广大工蚁群众，不给她们（都是娘子军）发指示，连自身安全都让保卫她的近身工蚁做决定。蚁群没有领袖，没有任何个体能够运筹帷幄、通观全局。整个群落的行为模式是分散的，其智慧来自成千上万的工蚁。每个个体按照局部规则行事，做好本职工作。有趣的是，在日常运作中，某个体的决策偏差会被另一个体的反向偏差抵消，最终汇成群体明智的战略决策。蚁群对生者的起居地、死者的堆葬地、遗弃废物的垃圾场这几大区域的选择符合数学模型的验证；蚁群根据群体的规模和食物可取程度决定食品储蓄的量；它们精确选择路径的效率，使人类解决传统的“推销员路径”难题时干脆模拟蚁群行为模式；它们躲避洪水甚至为地震做准备的能力令自视智慧高超的人类感到惊讶。群体既不是无序的组织，也不是无性格的机器。譬如，群落的寿命长达15到30年，“年轻”时可以很进取，而“年迈”的群落则显得保守稳重。

这种由个体分散行为导致总体行为模式的现象在其它生物中也可以看到，譬如黏菌群和植物群。这会不会是“无意识”生物群落特有而与人类活动无关？ 未必。人类在观察自身行为时发现了类同现象，其中一个例子是原生态城市的形成。

这里说的是大多数自然形成的城市，不包括那些人为规划痕迹很重的例子，如元代的大都，沙俄的圣彼得堡，或者近代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原生态城市有自生的特色或风格，例如硅谷诸城形成高科技集结地，纽约演变成金融中心，广州成为商埠。它们的风格和功能不是宏观决策的产物。这引起了城市发展研究者的兴趣。美国作家史蒂文•约翰逊在《涌现》一书中提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5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这类研究的早期经典之一。成书之前，恩格斯考察了伦敦、伯明翰和里兹，重点在曼彻斯特，那里有英国制造业的先驱，也是他的家族产业所在地。恩格斯注重的是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同时观察到一种“奇特的秩序”：居民分布形成明显的格局，使住在同一城市的资本家和中产阶级不会涉足那里的工人阶级贫困区。“这有意无意地明确隔离工人区与中产阶级生活区，” 鬼斧神工般地划出一条警戒线，把工业界和它生成又遗弃的污秽杂乱分割开来。“我知道这在所有大城市都是惯例。…….曼彻斯特不是按计划或规则限制建成的。”城市太庞杂，这种布局不可能按预设计划建成。它的形成是局部法令和无政府状态的混合物。在那个年代的观察者眼里，城市似乎被莫名的鬼魂萦绕着，生成特有的品格。

后来人们从中抽象出特有的结构，称之为有序复合体。这种结构不是来自中央计划，看似杂乱，但有它的内在局部规则，并由此形成各自不同的格局。恩格斯的研究发表百年之后，曼彻斯特迎来又一个天才，阿伦•图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破译纳粹海军密码做了出巨大贡献的盟军功臣。作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先驱，他从1948年开始在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主持计算机实验室，以数学方法研究生物演变。他擅长在杂乱的信号中寻找规律，这时的关注延伸到生物复合系统怎样依简单规则生成特定格局。这些研究后来反映在他的著作《形态发生》中，成为有序复合结构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可惜图灵没来得及在这个领域深入下去就英年早逝。他有同性恋行为，触犯当时的英国法律，被起诉和强迫接受治疗后自杀身亡。

图灵的同行继续了他的探索。城市发展学者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注意到都市的形成有赖于街头互动因素，而那些在城市建设或改造中无视这些因素的过度计划反而摧毁城区的活力。例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匹茨堡 “自由东区”的改造。规划者在城中打造了一个露天购物中心。为了建造广场、走廊和停车场，他们驱赶居民，封闭商业街，关闭现存小生意。但是市民对新建的郊区式购物中心不买账，餐馆、电影院和店铺没有生意，相继关门，中产阶级搬离。改造区逐渐沦为贩毒分子活跃的地方，计划彻底失败。2000年，一个非牟利机构接手，放弃原来的计划，采取渐进的措施。街区对车行解禁，按市场原则吸引个体店铺和私人发展商，活跃街头商家。最终犯罪得到控制，地价回升，中产阶级又被吸引回来，社区恢复了生命力。

纽约西村在同一时期险些重蹈匹茨堡覆辙。这里混居着作家、艺术家、意大利裔蓝领和波多黎各新移民，纽约市政规划局认为太乱，打算大规模拆迁和重建。消息传来，遭致居民抗议。幸而当局还听得进居民意见，改由社区发展机构根据自下而上的原则，把改造的注意力放在街头接触和个体的互动，使社区获得新的活力。当时抗议活动的一位积极分子简•杰科布斯把她的观察记录在随后的著作《美国大都市的存亡》中，强调解决问题始于街头层面: “看似无序但运作良好的老城区有绝妙的规则来维护街道安全和社区自由。这是一个复合系统。它的精髓是人行道上近距离的互动，伴随着不间断的交流。”杰科布斯的著作颠覆了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她借有序复合体的理论，提出城市不是简单的居民汇合，而是一个近似有机体的系统，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主要城市拥有惊人的内部能力，包括认知，沟通，思考，和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除非视之为有序复合体，你无法分析其优劣，诊断其疾患，变革其弊端。”

这些教训足以成为中国城建和城管的前车之鉴，诸如在驱赶“低端人口”和雄安大计出手之前。如果把视线放远一点，中国本身有更宏观的例子，就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

上个世纪后半期，中国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又经历了两次农村大变革。一次是五十年代开始的集体化运动，以类似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向公有制转化。苏联的做法曾引发大饥荒，中国迅速出现同样恶果，并且成倍放大。公社化高潮是在1958年，次年就开始出现饥荒。当时高层还有一定程度的纠错机制，作了部分调整。可惜这有限的调整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引起反弹，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面中止，农村经济极度凋零。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出现另一次变革。农民虽然无权变更土地所有制，但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把一部分生产权和经营权下放到农户。这一举措释放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农作物产量上升，农民迅速脱困。

两次变革形成明显的对照：前者在一个长期分散的结构中强行注入聚合剂，自上而下体现长官意志；后者向分散结构回归，发端自村野，自下而上地促使高层认同农民自救的局部规则。变革前夜的七十年代中期，笔者求学无门，混迹于山区的村寨厂矿之间。在一个叫黄竹坑的村子，生产大队长指着山边的稻田告诉我，这片田原来是阿狗家的，入社前的产量是多少斤；那片是阿猫家的，产量多少斤。我估算了一下，以前的产量是公社化以后的1.5到两倍。队长只谈产量，点到即止，可我心想，好家伙，贫下中农的带头人心中有本变天账，就盼着哪天分田单干！那时中国农村积蓄着巨大的能量，长期被人民公社框架下的生产队工分制（在文革中演变成“政治评分”制）压抑着，散布各地的农民期待符合当时生产方式的制度。几年后，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的村民冒着巨大的风险率先分田单干，使这能量释放出来。所幸的是，掌握地方大权的诸侯中有体恤民情者，允许这一制度扩散、推广，后来得到中央认同，得名家庭联产责任制。

这后一场变革被一些人说成是设计师顶层设计出来的，显然与事实相悖。给当政者添上一笔额外的赞誉看似无害，实则扭曲人们的认知。混淆不同的机制，轻者导致无效措施，重者难以估量其恶果。 不妨看看当今世界的几个例子：

—- 用精准武器猎杀伊斯兰国首领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手段，但不会产生当年罗马尼亚处死齐奥塞斯库并迅速在电视中示众的震慑效果。伊斯兰国是分散型组织结构，孤狼式的个体和小组可以在宗教狂热支配下各自为战；罗马尼亚则是集权于中央的极权系统，独裁领袖的存亡对同党、被胁迫的追随者和一般群众都有巨大的影响。齐奥塞斯的死讯是这个结构坍塌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

—- 近年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群体抗议活动中，示威者用社交媒体协调，其结构是网络式的，未必出现一个指挥中枢。如果政府要跟抗议者对话，必须据此寻求相应的沟通途径。

—- 区块链是分布式记账系统，脱离了传统的信息中心模式，谓之去中心化。金融交易的常见问题如追踪金融诈骗和打击犯罪洗钱等，在分布式的信息网络中会遇到不同于信息中心环境下的挑战，原来行之有效的措施必须重新调整以适应这种“无中心”的结构。

分散机制随处可见，但对它的认同不是对集中的否定。两种机制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自生效，不能任意相互取代。譬如说，战争环境经常要求统一指挥和集中调度，而军事能力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融合科技、生产、装备、战略战术理论和社会机制产生的实力。当年美国倾举国之力投入朝鲜战争，力求“以钢铁换取生命”，但这样做却催生不出马可维兹的投资模型。新理念的浮现垂青独立的大脑，降生在分散的温床。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