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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11月23日凌晨3点,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流沙河与世长辞,就在十多天前,他刚刚度过了自己88岁的生日。这里,我们用先生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来怀念他!】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M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 共 产 党 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XXXXX,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XXXXX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M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
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来源:炎黄热点
送别流沙河:跌宕起伏又干干净净的一生
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著名诗人、文化学者流沙河去世,享年88岁。消息最早在23日上午发出,但流沙河的家人随即否认了去世的传闻,表示还在抢救中。到了下午,老人还是走了。据流沙河的夫人吴茂华透露,老人走的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应该感觉不到痛苦,比较平静。
流沙河出生于1931年,成都人,原名余勋坦。回望一生,流沙河经历过理想的年代,后来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下放老家劳动糊口,平反复出后回到自己参与创刊的《星星》杂志做编辑,并将余光中等台湾诗人的作品介绍到大陆,后来他停止诗歌写作,潜心研究汉字与文化经典。
流沙河的诗作《理想》和《就是那一只蟋蟀》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许多年轻人也都耳熟能详,甚至背诵过“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如今,蟋蟀不复鸣响,许多文化和诗歌界的人纷纷表示纪念和惋惜。《星星》诗刊前任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专门撰写文章。流沙河的一生“有过曲折和坎坷,但他在经历曲折和坎坷之后,获得的是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一辈子干干净净的作文,干干净净的做人,留给我们的也是干干净净的文学庇护和人生庇护。”
作家阿来也对记者表示,“一名好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会走到生命终点,但好的作家,会依靠好的作品获得生命延续,而流沙河就是这样的作家。”
流沙河是笔名,出自《尚书·禹贡》:“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而在1957年,二十六岁的流沙河卷入风暴的巨浪中,一度是“河沉大海”。当时他写了一组诗,名为《草木篇》,没成想,成为了钦定的大“右派”。身边的朋友还开玩笑,既然是钦定,不知有没有黄马褂之类的,流沙河说没有。
蓝英年是流沙河的同时代人,只比流沙河小两岁。此前,蓝英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主动聊起流沙河。1957年,蓝英年是北京俄语学院的一名助教,在新华书店买到了流沙河的诗集《告别火星》。当时,流沙河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星星》刚刚开始运营,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官方的诗歌刊物。
蓝英年觉得流沙河的诗歌清新可喜,言之有物,与那些反映阶级斗争或抗日战争的诗不太一样。他还随口背诵《草木篇》里的句子。“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这是流沙河以白杨树为题写的一首诗。
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这样的诗句很容易招致灾祸,更严重的是,身边与流沙河有关或无关的人都牵涉其中。蓝英年将流沙河的诗推荐给了同屋的舍友老刁,老刁本来从不读文艺书,但很喜欢流沙河的诗,他的弟弟甚至还在团员大会上朗诵流沙河的诗,结果三人全部受到了批判。
流沙河喜欢苏俄文学。文革时期,他也经历了抄家和焚书。当时,他专门写过一首短诗,“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睛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
蓝英年是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到了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他写出了《寻墓者说》,流沙河专门托朋友跟他要一本,并题写了一副字作为回赠,里面是一首诗。“野外小河红莓花,梨花天涯喀秋莎。转眼兴亡悲往事,白发人听后庭花。”
1979年,《星星》复刊,流沙河也摘掉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在《星星》担任编辑,并加入中国作协。他一度“官授”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但从来不去开会。
1981年秋,他在火车上读到了台湾《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深受触动。第二年,他在《星星》诗刊上开设专栏,并出版了《台湾诗人十二家》,为每一位诗人撰写介绍文章,成为当时读者了解台湾诗歌状况的重要窗口,影响十分广泛。
这其中,余光中跟流沙河的缘分最深。余光中生于南京,比流沙河大三岁,战争年代都在巴蜀地区度过,算是同乡,也是同姓。余光中曾经写过《蟋蟀吟》,“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而流沙河则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为回应。“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
1996年,流沙河退休。尽管不再写诗,但依然关注文学。《星星》前任主编梁平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上午,流沙河到他的办公室聊天,谈起当下的诗歌写作和刊物。流沙河是《星星》诗刊的创始人。梁平印象很深刻的是,尽管已经停笔十几年,流沙河对于诗歌的看法依然很锋利,让梁平感同身受。
流沙河也跟梁平说起自己停笔的原因,一个是现在写出来超不过以前的自己,没有那种愉悦的感觉了。二是现在有的人写诗越来越离谱,莫名其妙,跟生活没有关系,读起来也无法让人感到快乐。他认为诗歌应该有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不能只停留在内心,那样就太无关痛痒了。
在诗歌之外,流沙河找到了新的兴趣点,那就是汉字和文化经典。他给海外的一家报纸开过名为《简化字不讲理》的专栏,讲述简体字背后的汉字故事与变迁史,并且在晚年把大量精力用来讲述《诗经》。
晚年的流沙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书虫”,每天必须读书,至少两个小时。他的房间里放着一张老式的大床,常读的书搁在床上,占据了半边,被他看作是“命根子”。流沙河的儿子余鲲对媒体表示,流沙河生前还有遗憾,一些写作和研究计划没有完成。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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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痛苦的国人- -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昨晚一网友告知,他给南京一余姓网友(近八十岁老翁)打手机电话,竟然是南京中共国保接的,你说这有多恐怖。国保告诉我这网友,“他正在接受调查”,因为他在微信中“有辱习言论”,还问我这网友:“你们当地没有调查你吗?”网友说,其实余老就在微信做过几天“群主”,在群里可能说了几句对最高领导人有点不敬的话,于是就成了罪过,成了“调查”对象。
谁都知道,一百年前这国家有个鲁迅,幽默讽刺的本领,无人能敌。可大半个世纪来,给本人感觉,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懂幽默的民族,不然敢问:毛泽东时代国大陆民众有幽默吗?不过最近几年好像变了,变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国广大网民如此有“幽默感”,甚至认为最伟大的幽默讽刺很可能就在习近平时代产生。
这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本是外国人,可说来也巧了,其获奖的书目竟让国人有了调侃或叫幽默的素材,有人说:“虽然国人没有获诺贝尔奖,但是《痛苦的国人》获奖了。”本人“幽默点”低,就这样一句话,让自己觉得“特幽默”。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也太有意思了,全世界那么多优秀小说家不选,偏要选汉德克;更巧的是他成名作品之一是三十多年前创作的《痛苦的国人》(1983年创作),用五毛小红粉们的话说:这是何居心!或者这不是让国人难堪吗?是不是想让国再掀起一波抵制瑞典抵制诺贝尔文学奖的高潮啊!
大家知道,前些年(2000年)不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灵山》的作者高行健(华裔法国人)还是后来把“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中共都不高兴,要么不允许小说与大陆读者见面,要么就动用喉舌进行“抗议”和“抵制”。至于《痛苦的国人》这书名让国人“难堪”?是,肯定有一点,但绝不是所有国人都有这种感觉,“难堪”的只会是一小部分国人,或者只是一小撮,反正笔者自己就没一点“难堪”的感觉。
这两天看到一个帖子:“国外博彩网站推出残雪获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排第三,一时引发国内炒作跟风如潮,结果却是奥地利人汉德克得了。但他却是凭着《痛苦的国人》一书得的奖。在网上找来中文译本,快速的扫读了一遍,人物无一国人,故事和发生地也跟国没一毛钱关系。‘痛苦的国人’只是主人公梦中反复出现的梦魇人物,是精神痛苦在梦境中扭曲的反映,国人这个词成为无边无尽痛苦的哲学意像,这隐喻令人啼笑皆非,也痛苦不堪。那是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今天稍微富了一点点的国人,都隐约能看见拖着一根系着红绳的猪尾辫,全体国人是这样中了彩!”
看得出,这个显然是国网民发的帖子,很幽默,特别最后一句,含意太丰富了。
自己没读过这本小说,原以为即使故事背景发生地不是大陆,至少写的也应该是国人吧。可读了上面帖文,尤其是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瑞祥几年前为《痛苦的国人》中译本写的《编者前言》,才知道作者几乎把“国人”等同于人世间尤其是他想象中的人世间的“痛苦”的代名词,这应该比背景是国甚至哪怕写的是一群国人还要“有意思”。
也就是说,在作家汉德克的潜意识中,“国人”不是一般地痛苦,而是非常痛苦,痛苦到无边无际,痛苦得成了一个象征,用我们国人能理解的就是:一提到国人,就会让人条件反射地想到“痛苦”二字。
可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想“国人的痛苦”,毕竟只是个“想”,我们也不好过多地去发挥。让作家汉德克有那种潜意识,大概缘于他长期的“道听途说”或来自于一些“攻击”加“抹黑”国的“谣言”,中共大可不必当真,否则照样可以被封杀,不让与国广大读者见面——有谁见过本文前面提到的那本不仅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且实际上是国人写的《灵山》(获奖时入法国籍不过三年)也摆在国大陆书店的货架上吗?就在本文写作时,与某城市开书店的一网友联系,被告知:《灵山》仍属禁书。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外国人,就凭这一点,即可想象国人痛苦的程度。
其实,估计汉德克一点也不了解真实的国。这部小说的《编者前言》中说,在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问题上,汉德克一共写了三篇观察和游记的作品,“作者借以挑战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抨击的是西方人道和正义的假象,捍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和向往”。(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汉德克站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一边反对北约的军事行动。)
像我这样一个国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知怎么,竟然会生气。因为尽管本人完全相信汉德克的感觉,但也还是要说,汉德克哪里知道,就算“西方主流媒体”给他的感觉是真实的,可凡事都有个比较,如果汉德克生活在国,当他像国广大网民一样有被中共统治的痛苦体会,他还会去挑战和抨击“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和“西方人道和正义的假象”吗?尤其是他还会有“挑战”的勇气吗?不客气地说,就算他有“勇气”,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允许他实现“挑战”吗?当年伟大的独裁者毛泽东,在谈论曾经被他大加称赞的鲁迅时就说:鲁迅要么顾全大局不作声,要么就是关在牢里还要写。
提到鲁迅不能不多啰嗦一句。当年鲁迅就认为他生活在一个“该诅咒的时代”。没想到近百年过去,鲁迅的后人们即无数国网民仍然是痛苦得要死,仍然生活在一个“该诅咒的时代”。有人可能不乐意,会说,今天的国,在物质上比鲁迅时代好到天上去了。
是啊是啊,这样说也许没有问题。可物质不可能代替精神。一个人在他生存温饱之后,也还会有追求,除了追求富起来,很可能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最近在大陆爱思想网站读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的《陈寅恪的三重悲剧》。文章开篇就是这么一小段话:“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说得真好:自由就是一种感觉。你的自由感太弱,那么给一点自由,你就可能要歌要颂,乃至手舞足蹈。
可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国人,又一直生活在国大陆,多少又关心一点“国家大事”,那么,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习近平上台后,国人的自由一点点被收走,后来建了新疆等地的“集中营”还不算,到了现在,很多网民都感觉中共像是下决心要把整个国大陆都变成“超级集中营”,国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最好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有了微信后,他们利用高科技,监控国人的每一条微信,监控每个网民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条留言。中共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时强调,说中共统治下没有言论自由,那是“罔顾事实”,证据便是国手机每天产生三百亿条微信。每天三百亿条微信啊!你们西方民主国家还能说国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吗?然而,谁都看得出,中共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是一种无耻地诡辩,他把言论自由与在他们统治监控下的微信帖子混为一谈,给外人的感觉,好像中共连什么叫言论自由也分不清,要不就是在那儿装疯卖傻。
说到言论自由,不说跟西方民主国家比,只与习近平上台之前相比,国大陆网民也能跟你倒出一肚子“苦水”。习执政前,虽然也有这监管那限制,但跟习执政后,特别是十九大后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最近这二年,中共网络监管,对微信删帖封号常常达到疯狂的程度;之前在报纸上尚能正常发表的文章,现在连互联网都发不出。给人的感觉,习近平这个中共党魁,简直就像是二十一世纪再生的希特勒。
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害怕,又害怕什么。他可能不相信,越是这么做,越是让人讨厌。执政七年,让所有正常的国人对他都是讨厌透顶。短短七年,他获得了几十个“绰号”,而且多数都是自作自受。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他当年背着二百斤的粮包,可以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你说这种离谱的吹嘘,只有不长脑子的人才说得出口。此外自己念错字,网民不能转发他出错的视频,更不能议论,否则,封你的微信号不说,按上“恶意传播谣言”的罪名随意剥夺你的人身自由。分明是央视播出的,转发者只是转发,怎么就成了“恶意传播谣言”呢?央视“造谣”没有问题,网民一转发却成罪过,不讲道理到了这等地步,国人的“痛苦”可以想象的到。
有位网友前两天又在微信发了一个帖子,告诉大陆民众,国大陆出租车内车外都安装有公安机关的监控摄像头,拍摄所有乘客的音像视频,并与政府大数据联网。因此,在国乘出租车、公交车、客运汽车、火车、飞机,或走在大街上(有的地方政府在汽车、大货车上也安装了政府公安机关的监控摄像头),你千万不要说中共的坏话,否则就说你犯罪了。
如此这般,实际上不就等于把整个国家都弄成了一个“大集中营”吗?人类越来越文明,国人民却深受科技文明之苦。看来,即便比三十年前国人的富裕程度翻了几倍,但是“痛苦国人”的形象在西方世界恐怕依旧。国人的“痛苦”又能坚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二零一九年十月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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