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国全面地向西方开放，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而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形而下的还是形而上的——都必须首先将那些本土所不曾有的器物、思想、观念等相关概念，从西语翻译成日语。日语原本是由汉字形成的，即使是后来尽量地少采用汉字，多使用片假名，也无法彻底将汉字排斥于日语之外。当年，日人在将西方的诸多新概念翻译成日语时，使用的几乎全部是汉字，其造词方法也完全借助于汉语造词的规律。自西风东渐开始唤醒中国的一些有头脑的仁人志士时，国人也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要将西方的这些新概念翻译成中文。不知是惰性使然，还是当年留日的学人太多，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中国的向西方学习是从学习日本开始的。总之，既然日人已用汉字以及汉语造词的规律，将西方那些新概念都一一翻译过来了，我们何不直接移植过来用呢？于是，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方面的概念和术语就这样移植到汉语中来了——这里所列举的“等等方面”的那四个词语不就是从日语中移植过来的吗？

不同的语种之间只有通过翻译才可能相互认知和进行交流，这样，准确性对于翻译来说就至关重要了。对于一些“形而下”的比较具体的概念，诸如铅笔、电话、铁道、接吻等等，其准确性尚好把握；可对于那些“形而上”的比较抽象的概念，诸如民主、科学、国家、革命等等，能否将其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就很难说了。中国早期的翻译家严复就曾提出“信、达、雅”的标准，而窃以为“信”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对一些基本概念或者如我们今天常说的“关键词”的翻译尤其如此。然而，在将西方诸多现代的观念通过日语移植到汉语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信”却决非易事。一方面，当年日本人在将西方的这些现代概念翻译到日语中时，是否真正准确领会了这些概念的内涵？是否掺杂了若干属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因子？另一方面，国人在将这些日语移植过来时，又是否研究过这些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的真实含义？是否考虑过这些移植过来的词语与这些汉字的本义是否能准确对应，是否会与这些汉字的其他义项混淆？恐怕都是些问题。由于这些移植而来的词语，往往都是些与现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使用频率颇高的常用词，因而问题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这里不妨举两个我们最常用的词语为例。比如“宣传”，日人是用它来翻译英语propaganda的。西人平日使用“propaganda”，时常带有一些贬义，而日语翻译成“宣传”，则索性当作贬义词用了。早在1931年，鲁迅先生就在《说谎与做戏》一文中说过，日本人“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然而，我们今天所常用的“宣传”一词，却不仅丝毫不带贬义，还堂而皇之高调地广泛使用。如此一来，对于这种在移植中产生的感情色彩截然相反的现象，我们又将如何认知和处理呢？难道日语中“宣传”的“对外说谎”之意，对我们的各种“宣传”就没有——哪怕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要不，我们从各种媒体上所听到和看到的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谎言，为什么我们的各类广告竟充斥着那么多的虚假和欺诈呢？

再比如“党”，日人是用它来翻译英语“party”的，并用“政党”来翻译“political party”。“party”在英语中是“团体”，抑或如我们俗语中说的“一伙”的意思，人们亦常将趣味相投的朋友之间的聚会称作“party”。而“political party”即日语中的“政党”，则是政治见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结合而成的团体，乃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说得非常清楚，“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互栖共生”。对于一个现代政党来说，“党”对“党员”并无控制性，“党员”对“党”亦无依附性，更无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和效忠“党魁”。可传统汉语中的“党”却完全不具备这些含义，而是一个含有极强贬义的词语。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旗帜鲜明地宣称过“君子不党”，可见正派人是不会也不能去组织或参加什么“党”的。严复对此曾有过精辟的阐述，“中国之所谓党者，其始由于意气之私，其继成为报复之事，其终则君子败而小人胜，而国亦随亡。”不仅汉语中与“党”有关的词语，如“狐朋狗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都无不含有极强的贬义；而且历史上所记载的各种“党”均非光明正大的团体，比如“朋党”“会党”之类。“朋党”多结于朝廷，自东汉起就不断地有“党锢之争”，晚唐的牛（僧儒）党与李（德裕）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和互相攻讦，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朋党之争。“会党”多聚于江湖，系帮会组织，社会学也称其为“会道门”，多为秘密结社，不过一旦做大就呈半公开的了，像“洪门”“青帮”等连民国政府都不敢小觑。当今许多影视制作者对他们不也十分青睐吗？实际上，这些“朋党”“会党”均为专制政治的产物，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政党”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尽管经历了明治维新，但当时的社会形态依旧还停留在专制阶段，因此，日本学者囿于其固有的观念，用“党”来翻译“party”，用“政党”来翻译“political party”，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到了已准备向民主共和转型的中国，再用“党”来理解和阐释西语的“party”，就难免产生误读、误解和误导了，弄不好还会南辕北辙。孙中山先生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是很清楚“革命党”并不等同于“政党”的，只不过是一个为推翻满清政府而组织的秘密结社，即“会党”而非“政党”也。遗憾的是孙先生虽然声言“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但民国成立之后，“国民党”依旧未成为“政党”，待到蒋介石担纲党魁时，执政党越发“党”“国”一体了。这究竟是思维习惯使然呢，还是历代帝王的阴魂久久不散？直到蒋先生逝世，国民党始终停留在在“朋党”和“会党”，性质从未有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并未实现现代“政党”的转型。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当我们要表达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事物的认知时，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可是，当不同的语种对接时却经常发生错位，致使我们的表达无法准确地反映对方思维的真实；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发生碰撞时，许多现代的观念再经由日语这个“第三者”转手，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了。清末的仁人志士，当他们力图“师夷之长”时，偏偏首先看中的是日本，“师日之长”。于是，大批的留日学生就像前文所说，将西方大量的现代词语从日语中直接移植过来，如此匆忙和轻率，失真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了。其实，清朝末年有些游历过欧美的官员如郭嵩焘、徐继畬，学人如容闳、严复，他们对西方社会的认知远比那些留日的学人要准确和深入，遗憾的是大量的西方现代概念偏偏是通过日语移植的。本来日本国就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国家，日本民族也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民族，就以新儒家们所极力鼓吹的“国学”来说吧，“国学”这一概念实际上乃日本首创，其目的恰恰是为了抵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仅此而言，我们的某些学者将日本以及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统统纳入“儒学文化圈”，就未免有些自作多情。日人以“国学”来抵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并不排斥，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主张；而中国的新儒家却移植“国学”的概念来抵制新文化，抵制“西学东渐”——两相比照，岂不是有些吊诡么？待到今天，所谓“国学”更加不可一世，大有一统天下之势。日本兴“国学”尚好理解，因为日本民族毕竟比较单一，日本文化也远不如中华文化丰富。可中国的“国学”又该如何界定呢？它能涵盖全部的中华文化吗？其实，在某些“国学家”的眼里，所谓“国学”怕只是“儒学”抑或“经学”的代称。即使有时装模作样地将诸子百家抑或唐诗宋词也纳入进去，可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呢？莫非五十六个民族，就只有汉族文化才是“国学”，其他五十五个民族的文化都可以不顾？这岂不是给那些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口实么？这样说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绝非危言耸听！

早在若干年前就有学者注意到日语对汉语的“反哺”（这里仅指清末民初，20世纪80年代起的又一波“反哺”，不在本文的论及范围），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当年没有从日语中将这么多反映现代观念的词语移植过来，国人就不会那么快地了解西方了解现代。但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这“反哺”的“乳”中并不全都是营养，里面还有相当多的杂质，甚至还有一些有害的东西，在“反哺”的过程中还难免遭到污染。这原本是一种历史现象，就日本而言，他们早就开始放弃当年西语的意译汉字，逐渐采用片假名的音译。汉语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现行的汉语拼音字母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拼音字母可以用来帮助人们学习汉语，却改变不了汉语固有的语法系统，甚至还会削弱汉字的表意功能，而拼音文字则完全属于另外一种语法体系，二者不可混淆。用表意的方块字来音译外语，难免有些不伦不类；而意译则必须从观念到语言，将汉语与外语准确严谨地对应起来。这一点，我们的翻译界以及那些喜欢引用西方新概念的学者，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而对于当年从日语移植过来的某些外来词，似乎也有必要逐一重新加以厘清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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