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瀛洲在他的散文集《人间花事》中，谈到自己童年时期经常翻阅的园艺大家黄岳渊黄德邻父子合著的《花经》时曾说：“古人的种花书，文字常常有雷同的，原因是它们常常由作者抄撮各书而来，并非出自他们个人的种植经验。《花经》则不同，书里所说的种植方法，都经过作者的亲身实践，甚至所说的花木品种，也经由作者栽植或目睹，而不是出自传说与想象。”

　　而我觉得，他这几句对《花经》的评价，用在自己的《人间花事》上，也不为过。不过，他的这本《人间花事》，却又并非如《花经》一般，纯在园艺一途，更多的还是在意“人间”的生活，所以，这也使得他的这部随笔集拥有更多的文学魅力。

　　谈瀛洲文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散文中不时散发出的幽默感。而在《人间花事》中，谈瀛洲更是将自己这种幽默的“文风”发挥的淋漓尽致。

　　郁达夫认为，“散文上的幽默味”是很重要的，“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而且，他还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幽默出于“中国的国民生活的枯燥”，故人民希望在散文中“轻便的发泄”有关，也与英国文学的影响有关。

　　身为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的谈瀛洲，其散文中的幽默也应该与英国文学的影响有关，不过他的幽默并不是来自于耍贫嘴或讲俏皮话，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与文化意蕴，让人粲然一笑之后，又启人以思。在《丝瓜》里，他讲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丝瓜开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雄花开得多而雌花却开得很少，触景生情之后，他不禁感慨万千：

　　丝瓜上，雄花就是这样成串地开，而雌花却是珍而重之地难得开一朵。在自然界中，雄性就是这样被恣意挥霍的东西吗？身为雄性，我不禁要为雄花鸣不平了。要说有歧视的话，自然其实是歧视雄性的。

　　“身为雄性”的谈瀛洲“感同身受”为丝瓜的雄花“鸣不平”的同时，使人尤其是“雄性”读者有必要省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性别歧视的行为，否则若异日不幸沦为自然界的丝瓜，将很难免于被歧视的命运。在谈瀛洲的幽默中，当然也有着因中西文化的差异而生发的幽默。

　　在《桂花》中，他谈到桂树“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的一种树木”，金秋时节桂花的香气也和月饼的味道，还有家人的团圆结合在一起，而月亮本身的盈亏圆缺也象征了生生死死的循环。写到此际，他笔锋陡然一转，对中国人为何会喜欢桂树又为何将其和月亮联系在一起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

　　那么，为何偏偏选中桂树呢？我想，这大概跟桂花是常绿树（在古人看来，常绿本身就跟长生有关），而且又在月亮最大、最圆的季节开花有关吧。挺然竖立的常绿的桂树，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死的阳性原则与象征。

　　这样的以西释中颇有点“中体西用”的味道，乍看之下有点突兀，可仔细思之，却也觉得庶几合情合理。

　　而谈瀛洲在这篇文章里的幽默并没有到此为止，由此他又联想起后唐冯贽《南部烟花记》里讲的一则相关的故事。据说陈后主曾为爱妃张丽华造“桂宫”，门如圆月，庭中植桂树一株：

　　陈后主为张丽华造桂宫于光昭殿后，作圆门如月，障以水晶，后庭设素粉罘罳。庭中空洞无他物，惟植一株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

　　在引完这段古雅的文字后，谈瀛洲顺势来了一句：“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cosplay呢？”这一句追问足以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让人不禁再次感慨周作人所说的现代散文之妙就在于融合古今，既有古典的气息，又有新鲜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一种中国文学独有的“风致”，“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

　　而从谈瀛洲散文的幽默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幽默的性情。他在《芍药》里曾讲述自己因为一株名为“杨妃出浴”的芍药迟迟不开，于是祭出大杀器：

　　我有点着急起来，便使出了轻易不使的“灌迷魂汤”大法，拿出一点瓶里剩的葡萄酒，兑了水给它浇了下去。是不是这葡萄酒的效果我可不清楚，反正过了一两天这“杨妃出浴”就开了（也许这回该叫“贵妃醉酒”？），隆起呈球状的白色大花，还带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显然，这样的幽默既来自于文字与文化，可也来自于谈瀛洲的天性中的幽默的分子。

　　这样的幽默对他而言并非偶然，在《仙客来》中，他谈到种花人对花的“新奇的品种”的追求和迷恋的原因：

　　新奇的品种，带给种花人的乐趣真是不可言喻。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喜欢这有一点点褶皱的花边呢？我的回答是：种花的都要讲究个品种。品种跟品种之间的区别，不就在这一点点的地方吗？这就像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美女呢？不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不就是眼睛大了点，鼻子挺了一点吗？

　　谈瀛洲由花至人所作的引申在令人解颐之余，也让人明了了种花人对花的新奇的品种的追求，实际上就是人们对新奇的美的追求。这也许就是谈瀛洲欣赏的在拈花一笑中悟道的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