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论证也叫喻证法，是指用具体生动的事物来形象地证明抽象的道理的一种论证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说明问题，往往比较浅显易懂，有助于人们的理解。但比喻论证毕竟是一种间接的论证方法，或者说只是一种辅助的论证方法；这种论证方法不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是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的。

最近读到一篇题为《论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逻辑和政治伦理》的文章（载《社会科学论坛》双月刊2021年第2期）。诸葛亮舌战群儒，若论其“政治伦理”，当是不错的，各为其主嘛，况且诸葛亮还有以刘姓汉室为正统的优势；但若论其“逻辑”，则未免有些不太靠谱，更谈不上什么“‘论辩艺术’的典范”。尤其是该文中的这段话：“借比喻说明问题乃是中国传统论证方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将此方法发扬光大，集其大成。这套论证方法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演绎推理三段论，比喻即是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此言甚谬，“比喻论证”和“演绎推理三段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喻是形象思维，逻辑是抽象思维，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怎么能“相当于”呢？比喻论证是间接说明，不是直接论证，其结论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三段论是逻辑严密的论证方法，只要推理合乎规则，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喻往往具有多义性，因为形象大于思想，是可以让人产生诸多联想的。“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演绎推理三段论则不同，三段论是由两个包含着一个共同项的性质判断而推出一个新的性质判断的推理。它首先要求的是作为前提的判断必须是真实的，怎么能用具有多种指向的比喻去做它的大前提呢？所以，比喻论证，不管有多么生动、形象，都无法替代演绎推理三段论！诸葛亮以“治病”比喻“治军”，从比喻的视角来看，似无什么不妥，但“治病”与“治军”，二者之间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联系。在形式逻辑中，任何一种推理方法，只有保证前提是真，而推理的过程又符合规则，才能推导出必然是真的结论。不是说所有的推理方法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不完全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结论就不具有必然性，而是或然的——可能真，也可能假——还有待演绎推理的论证和补充。既然连类比论证的结论都是或然的，未必为真，那就遑论比喻论证了。从赤壁之战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来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诸葛亮的“舌战”未必符合逻辑，而“群儒”的质疑却未必没有道理。刘备的实力确实有限，在赤壁之战的整个过程中，抵抗和歼灭曹军的主要力量，或者说决定性的力量，是东吴而不是脚跟尚未站稳的刘备。刘备不仅没投入多少兵力，最后时刻，关羽还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由此可见，诸葛亮“舌战群儒”，尽管巧舌如簧，却并不具备合乎逻辑的说服力。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逻辑学一向阙如，国人也从不擅长逻辑思维。即使有点儿抽象思维也多囿于《易经》的思维模式，无法进入形式逻辑的范畴。自诸子百家始，各家无不喜欢运用比喻论证。无论是游说君王，还是相互辩驳，还是设帐授徒，都少不了打比方来说明问题、驳斥对方，有时甚至生编滥造一些故事来比喻论证。像《晏子使楚》里晏子所编造的“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故事，“桔”和“枳”原本是两种植物，前者是“乔木”，后者是“灌木”，二者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品种，怎么能用这个虚假的前提来证明“齐人入楚则盗”是由于“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而毫无逻辑常识的楚王,也就只能自嘲“寡人反取病焉”了。其实，即使关于“桔”和“枳”的故事是真实的，也仍然只是一个比喻，仍然无法证明晏子的结论是真的、是必然的。两千多年来，恐怕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将此方法发扬光大，集其大成”，才致使国人逻辑思维的缺失吧？时至今日，竟然会有人把比喻论证当作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来推崇，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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