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摘自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章

第一章    苦难序曲

两本少年时期的美术出版物封面（1954年）

冯：现在，我开始做你的口述了。你可得做好准备，我可不是做你的传记。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传奇，穷苦出身，十三岁就参军做通讯员；你还是个绘画的神童，十八岁就出版了两本美术教育读物——我还收藏着你这两本书《绘画基本知识》和《小学图画教学参考画集》呢，那是195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吧。然而你的口述，要从你“陷入苦难”开始。这才是我的工作。我要求从现在起，你要回到你苦难的过去；我知道你的苦难像一座炼狱，知道你这个炼狱里是什么滋味——

韩：哎，不对了。你怎可能知道我这个炼狱的滋味？这可是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的一层呵。

冯：那我对你的要求有点残忍。可是如果你不重新回去一趟，讲透过去，如实回答我的话，我无法揭开你的内心。

韩：这个我不怕。你总不会比“文革”厉害。你就来吧，跟着我入“炼狱”吧。

 口述访谈中

一、祸从口出

冯：好。我们的谈话单刀直入。你是哪年被抓起来的？在中央美院吗？

韩：不，是在安徽的淮南瓷器厂。可是我的祸根在中央美院。

冯：张贤亮的祸根是他写的一首诗《大风歌》，他写这首诗时十七岁，为此他先后五次入狱，坐了二十二年牢。你呢？为了什么？

韩：言论，爱说牢骚话。

冯：自从1957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的灾难多半因为言论。你在中央美院那时是学生，还是教师？

韩：开始是学生。我1955年从济南考进中央美院，转年成立中央工艺美院时，我被安排到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我的老师是庞薰琹、柴扉、郑可。庞薰琹是我的恩师。

冯：他们都是杰出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你当时只是一个青年学生，会在什么时候发表“问题言论”？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吗？

韩：“反右”在美院翻天覆地，许多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包括我几位老师庞薰琹、郑可等等都成了“右派”；工艺美院总共才八十一人，十八人被打成“右派”。连设计国徽的高庄也成了“右派”。当时我年纪太轻，又是学生，还轮不上我们。再说我是穷人家出身，十三岁就参军了，自信对国家对革命忠心不贰，脑袋里的“政治”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吧。能说什么反动话特务话吗？可是自从“反右”之后，脑袋里的想法就多了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便发议论。“大跃进”中虚的假的看不惯，把知识分子全弄下去劳动看不惯。我向来拦不住自己的嘴，心里有话就得往外说。比如我说全民大炼钢铁时炼的钢都是废铁渣子，是我编的吗？再比如，我们跑到白洋淀写生时听当地农民说闹饥荒时饿死了很多人，死人用船往外运，这也不是我造出来的，老百姓会瞎编吗？

冯：拿这些话定罪就有点荒唐了。

韩：更荒唐的事多着呢。比方，班里上辩论课。安排我和另一个同学做“反方”，大家做“正方”，辩论的题目是“美国搞原子弹好不好”。反方就是“敌方”，要极力说原子弹好，这样才好激发大家作出更有力的反驳。实际上我们也认为原子弹不好，可是我们不是扮演敌人吗？大家说原子弹怎么怎么不好，我就说：“你再说我们老美不好就扔个原子弹炸你们。”没想到，这些扮演反方的话，最后都成了我美化美帝国主义、仇恨人民的反动言论。

冯：当时就这么定性了？你不会申辩吗？

韩：申辩？和谁申辩？你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这些话就全记在档案里了。我档案里乱七八糟吓人的东西多着呢，不过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

冯：这可有点可怕，这说明暗中一直有一支笔记下你的一言一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韩：倒霉的时候，“四清”。到了“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的时候，这些掖在档案里的东西，就当做罪状全端出来了。“四清”是“文革”的前奏，已经开始无限上纲了，一上纲，全是罪大恶极！比如说“大炼钢铁”炼的是废铁渣子，那就是反对“三面红旗”。“三面红旗”谁提出来的？毛主席！那就是明目张胆、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你说问题有多严重？平常的牢骚话在运动里问题就大了。

1959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的合影照

在中央美院做教师的照片

冯：“四清”是1963年，那时你二十七岁，应该已经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了。

韩：我1959年毕业。毕业后因为我画得好，不少作品已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在学院是公认的高材生，就被留在装潢系做老师。可是自从1957年“反右”以后，对“问题言论”的告密多起来了。我做老师期间，一直就是被告密的对象。

冯：这因为1957年的“右派”都是“祸从口出”。有一点我不明白，“反右”时你的老师们全都是因为言论问题被打成“右派”，你怎么没有从中吸取到教训？是不是你认为自己出身穷苦，少年参军，“根正苗红”，不可能把你看做“反动派”？

韩：可能有吧。最主要是我脑袋里没政治，对政治也不敏感，脑袋里全是画。当时，中国最棒的画家一多半都挤在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两座学校里，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江丰、吴作人、蒋兆和、张光宇、郑可、庞薰琹、叶浅予、周令钊、黄永玉等等，都是教授，可厉害了，有的还给我们讲过课。那时我画画的劲头十足，想当画家，当个很棒的画家，没把说几句牢骚话当回事。我只听人说我是“只专不红”，我申请入团一直不要我，可是没听人说过我反动。

冯：你对政治不敏感，不见得政治对你不敏感。搞艺术的用艺术的眼光看政治，搞政治的用政治的眼光看艺术家。政治的判断是利与害，艺术的判断是美与丑。但是当你说某些政治是丑的，它就会把你当做有害的。你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韩：刚才我说了，“四清”。

冯：就在中央工艺美院吗？

韩：不，在安徽。

冯：怎么会在安徽？你下去搞“四清”了吗？还是犯了什么错误被贬到安徽去了？

韩：你这个“被贬”的说法沾边，可表面不是。1963年安徽要建立美术学院，派省委宣传部长赖少奇来到工艺美院请求支援，说是派个艺术上得力的人去帮助他们铺摊子，最多三年，建好后就回来。学院领导把我的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很高兴，马上表示欢迎。学院领导就决定派我去。我还觉得挺光荣呢，哪里知道这是借故把我一脚踢出工艺美院。

冯：因为他们掌握你的“言论问题”，这是变相的一种发配？

韩：对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刚结婚，婚后第八天，就带着老婆和三个学生去到安徽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报到，我一心想着铆足劲儿大干一场，帮他们把美术学院漂漂亮亮立起来，然后尽快返回北京。这时候我在北京干得正起劲呢，许多人都来找我画画。连夏衍、范瑾、冯牧都找我为他们设计封面，田汉的剧作《窦娥冤》也是我画的封面。对了，一次邓拓看到我的装饰画，还配了一首《踏莎行•寨歌》。我真想快去快回，返回到北京文化的氛围里，北京的文化氛围比哪儿都浓。可是一年后安徽这边的美术学院还没有影子，“四清”运动来了，居然把我弄了起来。

冯：为了什么？

韩：首先是在中央工艺美院档案里的事，“四清”一来给一条条全亮出来了，我一听就傻了，平日里的牢骚话全给人记下来了。这都是谁告的密、谁记下来的呢？我感觉后脊梁冒冷气。别看这些话平时找不到头上，临到运动里一上纲，句句够喝半壶的。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韩美林是背着一大箱自己的黑材料跑到安徽找死来的。好像人家事先在这儿给我挖好一个坑，再把我推过来。

冯：那就别叫冤了，这就是命中注定。

《寨歌》（韩美林画，邓拓题诗）

发表于1961年7月22日《北京晚报》

（待续）

二、里通外国

冯：“四清”整你，除了言论，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韩：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不在北京，是在安徽，非常严重，比言论问题大百倍，死罪，但根本不存在。

冯：我听不懂。

韩：这件事情得分做两头说。一头是孔雁和她的男朋友。孔雁是我们轻工业研究所的一个女技术员，上海人，气质不错，喜欢艺术，跟我聊得来，关系挺好。她的男朋友姓赵，在国防科委搞原子弹研究。他从研究基地出差去上海，身上带着绝密材料，在前往上海途中拐个弯儿来合肥看他的女朋友孔雁。他这行动是私自决定的，没告诉他的单位，致使在上海接站的人没接到他。可是他身上有保密材料呵，接站的人没见到他，失联了，事情就大了。虽然他在合肥只待了一两天，因为他瞒了组织，被引起怀疑，怀疑他泄密或贩卖情报。

冯：可是这事与你有什么关系？

韩：这要说事情的另一头。就在这两天正巧我去上海探亲，看我的母亲。我在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时，有个同学叫谢列克，是波兰的留学生。谢列克和我关系不错，他有个爱好与我相同，就是集邮。我与他多年没见，这次我来上海探亲，到集邮商店逛逛，没想到与他不期而遇，老同学见面很亲热。那时他在上海波兰领事馆工作，我也不清楚。我们就跑到一家咖啡店里去喝咖啡，叫安全部门注意上了。

冯：那时社会相当封闭。外国人都被视作“敌人”，总和外国人混在一起就会被认为不会有好事。你和一个金发碧眼的人闹得挺热乎，当然叫人怀疑上了，盯上了。

韩：这就是事情的两头，一边是携带国家机密情报的人失联了，一边是与外国领事馆的关系不清不白，都是疑点，都不是小事。

冯：可是这两头并没任何关系呵。

韩：可这两头都与孔雁有关系，也都在上海。

冯：你见到孔雁的男朋友了吗？

韩：我根本就不认识孔雁男朋友，直至今天也没见过他，连他长什么模样，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

冯：那会有什么事？

韩：你听我说。这两头都跑到了我们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来调查。国防科委和公安部来调查孔雁的男朋友“泄密”的事，上海的安全部门来调查我与外国领事馆人员“秘密接头”的事，由于我和孔雁关系不错，他们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冯：我不明白，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韩：很简单，就是说孔雁的男朋友在上海“失联”时，把绝密的材料交给我，我在与谢列克喝咖啡时，偷偷把情报给了波兰领事馆。你说说这是不是有点像间谍影片了？

冯：这事如果是真的，就是死罪了。

韩：特务、出卖国家重大机密，叛国。

冯：可这完全是假设，是虚构，子虚乌有，没有事实根据呵。

韩：那时根本不需要事实，怀疑你就整你，逼你承认。你愈说没有，整得愈凶，给你的压力愈大。

冯：他们没凭据怎么整你？

韩：凭据就是怀疑。“四清”这期间他们不是把我的档案全折腾一个够吗，还发现我在工艺美院时，与另外几个外国学生关系“不一般”，一个伊拉克的，一个蒙古的，好像还有一个保加利亚的；其实不过是他们喜欢我的画，与我关系不错，没想到这些关系也早被作为疑点，记在我的档案里。

冯：看来，在你的档案里，你绝对不是好人。

韩：你认为你对国家忠诚不贰，自己纯洁得像一张白纸，你在人家眼里却是一张画满了污点的纸，甚至是黑纸。但你不知道。你还傻乎乎以为人家信任你呢。

冯：他们把你与这几个外国留学生的关系，同这件疑案全都联在一起了。

韩：何止联系一起，这些全是我里通外国做特务的“重要线索”，我和每个留学生的关系全要查个底儿掉。

冯：又是反动言论，又是里通外国，问题相当大了。

韩：我“里通外国”是重大疑案，公安部、国防部和安徽公安厅联合立案侦查，省委书记亲自坐镇，势头极猛。我又是从北京来的，被看得很重，成了整个安徽轻工业厅和文艺界头号的运动对象。狠整我死整我，恨不得把我整成蒋介石。

冯：搞运动就是要整出人来，人物愈大成绩愈大。那时的政绩不是GDP多少，是整出的人多少。你害怕吗？

韩：当然怕，我可不是英雄。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从来没碰过这种政治上的事，这样的来头和架势，遇到这样排山倒海的压力。

冯：什么样的压力？

韩：审讯，像审犯人那样审讯，逼着你招，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一条条全认了。我能承认这些根本没有的事吗？我这人嘴硬，我不认；他们就开批斗会，给我施压，而且一次次加大压力，这种场面我没经过，还有一个个人站出来当场揭发我。

冯：哪些人揭发你，揭发你什么？

韩：没有的也揭发。有个姓蒋的上海人说他脸上的疤是1939年被我从楼上推下来摔的。1939年我才三岁。那时他在上海，我在济南。这种荒唐透顶的谎言也在大会上揭发，大伙还跟着喊口号，打倒我。

冯：他为什么“揭发”你，出于什么目的？

韩：我理解这个姓蒋的，他出身资本家，运动中他也有压力，他必须争取表现，那就得狠狠打击我。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一个学生也跳出来揭发我，虽然他的动机也和他出身不好有关，他是地主出身。可是我平时待他特别好，有了稿费粮票常拿出一些放在他的枕头下边，平时心里话常跟他念叨，当然也就会有一些牢骚话、对社会不满的话对他说说。批斗会的头一天，他悄悄对我说，你放心，我绝不会检举你。没想到，第二天批斗会上第一个跳上台揭发我的就是他。说我一次看到报上刊登毛主席在招手的照片，就说“如果他知道大跃进时饿死多少人，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可是，当时屋里只有我们两人，他不说，没人知道。他的揭发给我增加一条重罪。

冯：你这几句话在当时确实够得上“反动言论”了。我的一个朋友，湖南人，教语文的，运动中对他揭发最致命的就是平日最贴近他的学生，对他最知根知底，伤害也就最深。

韩：更深的是我老婆。她把枕边的话全检举出来了。

冯：你真是万劫不复了。

韩：我对这个事态绝望了。像我这样一个穷人家出身并参了军的人，一个纯洁的人，竟遭到这种事，这算是革命对我的一种奖赏吧。我哥哥那边也声明和我划清界限，不准孩子再叫我二叔。可是，当我老婆提出和我划清界限时，我感到万念俱灰！我的家完了，心里的抱负也完了。我曾经有那么大的抱负，想当个好画家，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这下子全毁了。天天批斗会后，把我关进一个小屋写检查，认罪材料，公安厅的人在门外守着我，我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我想死。

冯：你有过行动吗？

韩：自杀吗？有，我自杀过。一次上厕所，我看见地上堆了一堆石灰，又脏又臭，还有蚂蚁和虫子，我大把大把抓起来往肚子里吞，吞得真不少呀，我想用石灰把我烧死，可是没想到石灰时间长了，变质了，不会烧人，反而有钙，嘿嘿，倒给我补钙了。我没死成，可是我的志向破灭了。你知道一个人的志向破灭是什么滋味吗？

冯：如果从社会意义上说，我也尝过。但没有你经历得这么残酷。你“四清”运动的这些事最后是怎么了结的？

韩：里通外国的事没法证明，连我见过孔雁的男朋友的说法也证明不了，最后只能不再提了，听说后来孔雁的男朋友调离了原单位，孔雁也从研究所调走了。但是我的言论问题跑不了，结论是“内定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下放到淮南瓷器厂劳动改造。

冯：这是哪一年？

韩：1964年5月。在合肥一次批斗后，直接送到淮南。

（待续）

来源：韩美林基金会

三、九区十八岗

冯：淮南瓷器厂在什么地方？

韩：合肥以北的八公山的地方，淮南，这个地方俗称九区十八岗，很荒凉，很野。

冯：这是什么样的地方，能说是很野？

韩：淮南这城市过去叫做“狗撒尿”的城市。城区很分散，这一片，那一片，早先人们在这里开矿形成的。哪儿有矿，就在哪儿落脚，互不连着，单是火车站就有九个，一个区一个，散落在八公山下，俗称九区十八岗。八公山不高，名气并不小，成语“草木皆兵”就出自这儿，《资治通鉴》上有记载，你可以去查。这些地方的人没文化，民风剽悍，历史上出土匪，有句俗话叫做“九区十八岗，岗岗出土匪”。瓷器厂在蔡家岗的土坝子。

淮南古镇的残墙，今已不存

冯：一个小厂子吗？

韩：不，规模很大。两千多人。

冯：这么大的瓷器厂，生产什么？

韩：主要是大瓷碗。附近一些省农村使的碗都是这里做的，产量很大。

冯：是那种粗瓷的青花大碗吗？

韩：比那种碗还粗。上边的花不是画的，是喷的。这种碗有个歌儿“吃饭戴口罩，刷碗戴手套，放在屋里怕老鼠咬，放在院里怕麻雀叼。”为什么老鼠会咬、麻雀会叼？因为碗上的沙眼很大，大的像洞眼，米渣饭粒会留在里边，老鼠麻雀就找上来了。

冯：你在瓷器厂干什么呢，既然都是喷花，没有你画画的活可干了。

韩：画画？美得你。我是劳改对象，粗活、苦活、最重最吃力的活都给了我。我被分配到三车间，车间里五个人一组，只有我一个男的，其余都是女的。女人拉坯，喷花。我运料、搬运、装窑。烧瓷碗时，一长条板案上放三十个碗坯子，六十斤重，要一条条扛进窑内摆好，摆好碗坯后就守在窑前捅炉子，人就像上了发条一刻不停，这种馒头窑的温度必须达到1200°C，车间温度在50°C度以上。到了夏天，只有疯狂地喝水，反正水随便喝。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个碗坯子，不定哪一天烧成个碗就不受这个罪了。

冯：你过的生活怎样？

韩：不是人的生活，除去像牲口一样干活完睡觉，睡完觉干活，没人理我。我是反革命，谁敢理我？人人还要监视我。

冯：你的老婆也跟你到瓷器厂了吗？

韩：她已经与我划清界限了，还会跟着我来劳改？

冯：你先安静一会儿，我们先不谈这个了。我想知道这期间，你有没有遇到一点温情的东西，哪怕一点点？我的人生经验是，人在落难时，总是会碰到一些人情的温暖。这恐怕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老天的眷顾”了。哪怕就这一点点，都会给处在绝境中的我们以很大的支持。

韩：有。

冯：谁给你的？他是谁？

韩：一条狗。

冯：就是你那出名的“患难小友”吗？再说一说，这是什么样的一条狗？

韩：刚才我说了，我天天基本上是一个人干活，活着，没人理我。吃饭时我独自坐在一棵柳树下边吃，别人都离我远远的。这时总有一条狗走到我跟前，围着我转，看看我。它是厂里一位姓杨的师傅家养的。我想牠是不是也挺饿，我就从碗里夹块肉皮、菜叶、面片给它，或者扔一小块馒头给它，渐渐它和我成朋友了。它长得不好看，深棕色，发黑，没什么模样，没人理它，它常摇着尾巴围着我转，跟我玩。我干活时，那些地方热极了，它非要跑过来陪着我，也不怕炉前的地面烫脚，还常常有火星子。它总来找我，有时我就跟牠说两句话。

冯：还说牢骚话吗？说犯歹的心里话和不满的话吗？

韩：我说，它也不会揭发我。在当时，这世界上惟一不会揭发我的只有这条狗了。没想到吧，到头来把你当作朋友，你敢对它说心里话的，竟然是一条狗。

冯：这是你的幸运，也是那个社会的可悲。

韩：我那时确实体会到你说的“幸运”。

冯：你管它叫什么？

韩：儿子。

冯：噢？真叫它儿子吗？

韩：是呵，就叫儿子。

冯：你叫我体会到你对牠是一种伟大的感情，高过人间的情感，还使我想起作家周克芹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儿子是忠实的。

韩：我讲给你一个细节。我在淮南瓷器厂干了一年多，厂里看我人挺老实，还有我是画画出身的，喷的花儿也比他们强，渐渐成了车间里喷花技术的“权威”了，车间的头头对我就有一点信任感了，一次派我外出买一趟东西。那天我跑到火车站要上车——我不是说这城市有九个车站吗？从这边去那边就坐火车。临上车时，这“儿子”居然冒出来，叼住我的衣襟，死拽着我。我说我出去办事，当天就回来。它不干，我硬是摆脱它上了车。牠就在车后边追，它哪里追得上火车呢？看着它呼呼地跑着追火车的样子，叫我感受到一种感情，这是一种什么感情？你说说。

冯：感情最高的境界是纯粹的感情。老天还算公平，在人间把你的感情肆掠一空时，这只狗给了你，而且是最绝对纯粹、毫无功利的感情。你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老天给了你一个儿子。

韩：是，你说得对。

冯：我想知道你还画画吗？

韩：画。

冯：你不是所有绘画的抱负和志向都被毁灭了吗？

韩：可是我忍不住呀，我好像本能地在画。

冯：我刚才说过，其实只是在社会意义上毁掉了你的志向，但在艺术上、你的天性上，你绘画的“抱负与志向”依然存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韩：是的，谁也别想毁掉我画画的本性。我是为了画画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冯：你说的是艺术家的天性，这也是艺术无法在血缘上遗传的原因；但这种天性只属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韩：可是有人想改变艺术家的天性，想叫咱们按他的意思画画。

冯：那就看你是否守得住自己了。被扭曲可能比被毁灭更糟糕。这期间你画什么画？

韩：心里冒出什么就画什么。画可爱的形象，也画某些人丑恶的嘴脸，还有各种构思、构图、设计、草图。

冯：你用什么材料画？

韩：到处拾来的、找来的纸片子。

冯：笔呢？

韩：自制的，我用狗毛绑的。我还把这些画钉成一本子，在封面上写了两个字——纳步。

冯：为什么取名叫《纳步》？

韩：就是留下艺术的脚步。

冯：单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在这种境况下，你对自己的艺术还是有想法的。

韩：这本《纳步》的命运也挺奇特。我们厂里有个工人叫小潘，他喜欢画画，把《纳步》借去了，“文革”一来，我被抓起来后，他就把这个画本拆开，将画页藏在他家镜框子后边，等我后来放出来，他又装订好还给了我。

冯：“文革”一来，你马上被抓了吗？

韩：不是马上。我们淮南这地方偏远，和北京、天津、上海不同步。“文革”初期，我们厂立刻就完全乱了，工人起来造反，没人管事了。我常常被造反派叫去写大字报。反正写毛笔字谁也写不过我。叫我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时候有些人不是闹着给自己平反吗？我脑袋里冒出个想法，我也应该给自己平反，这就想到了中央工艺美院的同学蔡小丽，她人很正派，人性也好，对我很了解，她人在杭州，我想找她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是好人。

冯：其实你这个想法很幼稚。

韩：我从来没成熟过，也不想成熟。那时单位没人管，我就买张票跑到杭州找到蔡小丽，把来意一说。她犯难了，不知怎么写，也不知写给谁，我想了想才明白自己并没有想好，我叫人家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呢？这证明根本无法写，只好作罢。不过，这次在杭州叫我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批斗盖叫天！我爱看京剧，盖叫天在我心里就是个神。可是这会儿当街正在烧他花花绿绿的戏装，火光浓烟往上冒，盖叫天当时也八十多了，人快不行了，给放在一张躺椅上，呆傻似的仰面而坐，两眼无神，嘴张成一个洞，脑袋剃成阴阳头，半人半鬼，完全没有我心中那个“武松”的形象了。一群造反的红卫兵围在四周狂呼乱喊。这么一个巨人都这样了，天下已经大乱了，到处游街抄家，想想自己，不知道下边什么在等待着我。

（待续）

来源：韩美林基金会

四、1967年4月7日

冯：我研究过你的各种材料，其实此前你所经历的一切，还只是一种“序曲”与“前奏”。你真正的苦难史应该是从“文革”开始的，对吧，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韩：1967年4月7日。

冯：记得这么清楚。

韩：如果轮到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这个日子像刀戳在我心里。

冯：在你从杭州回来后不久吧。

韩：我是接到通知回来的，当时有预感，浑身充满一种不祥的敏感。我去杭州的时候，还特意跑一趟上海看我的母亲。那时我嫂子在医院工作，我说我睡不好觉，找她要安眠药，要了几次，凑上几十片带在身上，准备遇到大难想寻死的时候用，这事后边再说。回来后，听说厂里不少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挨斗了。连厂长戴岳也给揪出来了。几天后，我跟一个技术员去蔡家岗百货公司买东西。正走在路上，厂里一个运动里闹得挺欢的朱师傅骑车追来，说：“韩美林，厂里有点事叫你回去。”我边走手里还边用小刀刻着一个木头小人儿呢。我们就扭身返回去。朱师傅骑车一直跟着我，实际是盯着我，这时候我就感觉事情不妙了。

我还没到厂门口，差着八十米吧，就见好大一群人，总有好几百人，像列队一样在门口等着我。我一来，都用眼瞪着我，我一看完了。

冯：请你讲得再细一些。

韩：我下意识把手里的木雕人和刻刀揣在兜里。一群人就拿着杠子上来，噼里啪啦一顿揍，再一踹我就跪下了，然后拿铁丝把胳膊和手拧上了，把我连踢带打弄进厂，到了办公楼的二楼上。刚到楼上，一个厂里出名厉害的，瘦高个子，斗鸡眼儿，守在楼梯口一个耳光把我从二楼扇到一楼，再拽上来，向右拐个弯儿，再左拐个弯儿，进了保卫科办公室，一脚又把我踹得跪在地上，一条杠子把我的腿和脚都压上了，叫我“交代罪行”。这时我一看，保卫科长、军代表、工宣队长都在，就知道今天大难临头了。

冯：你很怕吗？

韩：实话对你说，刚开始怕，后来不怕了。人到这时候了，怕也没用，也不知道怕了。我心想，我的言论该交代都交代了，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没干过亏心事。还交代什么呢？专政就专政吧，我就豁出去吧，我说“我都交代了”。身后一个小子，上来就踩压在我腿上的杠子，过去只知道日本鬼子对抓来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踩杠子，这一踩我才知道踩杠子是什么滋味，浑身从下往上冒凉气，那种凉真是没法形容，而且疼得钻心，汗噼里啪啦下来了。这小子说：“叫你嘴硬，给你再修理一下”，然后用木棍往我脚面死死一戳再用劲一拧，死疼死疼，我脚骨头就碎了。

冯：怎么知道碎了？

韩：很久以后照相才知道，六根骨头碎成四十多块。我疼得大叫：“我操你妈呀！”再想叫想说，嘴不行了，已经充血，说不出来了。他们说：“你跟三家村四条汉子什么关系？跟邓拓什么关系？你给他们画画，你跟他们勾着。”这时我才知道北京中央工艺美院那边又把我一批新的材料转来了。原先认识田汉、夏衍、邓拓算什么问题，他们不都是大作家艺术家吗？谁知道“文革”一来他们是天天写在报上最大的“敌人”！我韩美林上辈子造多大孽，这辈子身上什么东西都能转化为反革命的证据！

冯：这是你的命运，可是——只有我们这代才会有这样的命运。与三家村的邓拓和四条汉子的田汉拴在一起还好得了吗，你可真的在劫难逃了。

韩：我当时想，我在劫难逃了，只有视死如归，横下心用我那破嘴只说一句：“我没什么可交代的。”那小子忽然从桌上笔筒里“刷”地抽出一把锋利的刀，抓起我的手，在我靠近手腕肌腱的地方扎进去往外猛地一挑，咬着后槽牙说：“我叫你画，你画！”硬把我手上的筋挑了，血冒出来了。这一下，我没感觉疼，只想到我从此不能画了，什么理想、抱负、兴趣全完了，他毁了我！我朝他大骂：“我操你妈！”

我死命往上蹿，他们拿杠子压不住我的腿，拿烟头烫我，把我胳膊用铁丝狠狠倒绑起来。你看看我的手吧，这是挑断筋的地方，这是烫的疤，都还留着。

冯：我不想叫你说下去了！你先别说了……

韩：我想说下去。我这人天生性格太硬。我从来不是软骨头，我什么也不怕的时候更硬。他打你，你愈怂，愈投降，他就愈欺侮你。有人说，就是因为你太硬，挨的揍受的罪才比别人厉害。这话也对。可是，我这性格不就是这么被打出来的吗？

我接着往下说。他们打完我，就拉出去游街示众了。院子里边敲锣打鼓，集合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还有一堆挨整的，头戴高帽子，都站在院子里。厂长书记也在里边，还有一个会计，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现在就是历史反革命了。这会计最后是被推到白灰里呛死的，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们把压我腿上的杠子撤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条腿感觉已经不是我的了。他们把我架下楼，游街就开始了。从厂子东门出去，绕一大圈，再从西门进厂。这时，满街都是游街的。街上的人往我们身上扔石块、石膏、泥巴、煤，还有人上来抽一嘴巴。满身都是扔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鼻子淌血，没有人样了。

我的腿已经木了，两只脚的骨头碎了，一双破皮鞋里全是血，脚肿起来，没法走了，我就把鞋脱掉。我也不知道自己这双脚这双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给我力量的不是人们对我的推推搡搡，而是走在我前边的两个老农民和两个孩子。

冯：你们厂的游街怎么会有农民和孩子？

韩：当时街上不少游街队伍，碰到一起就合到一起。这游街的农民和孩子都是从别的队伍合进来的，合进来就走在我们前边。两个农民一个是卖白菜的，一个是买白菜的，那时农民买卖自己的农产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碰巧抓到了就拉进游街的队伍里来。他俩手里各拿着一面锣，前边卖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卖白菜。”后边买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买白菜。”那两个孩子是土坝子小学的学生，学校叫学生到校外边拾废铁，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孩子拾不到，就去工厂偷，每人偷了一根铁棍，叫人抓住了，也推到游街队伍里来。游街时叫这两个孩子背着偷来的铁棍，铁棍有二十多斤重，走长了，快给压得趴下了，腰弯成一个钩，还硬往前一步步走，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给了我力量。他们走得了，为什么我走不了。我走过的地方，都有两只脚的血印子。

冯：我无法想象你当时的心情。

韩：可是这时奇迹出现了，就在这当口我的儿子突然出现了。

冯：儿子？你那小狗吗？它怎么会来了？

韩：是呵，它忽然从人群里蹿出来，扑到我身上，两个前爪子亲热地抓我，拉我衣服，从我裤裆下边钻过来，钻过去，用鼻子闻闻我的膝盖，我的腿，好像牠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像它知道我受苦，浑身上下又是土，又是血。我当时已不成人样了，它是怎么认出来的呢？可是就在这时，押着我的那些人轰牠，怎么轰也轰不走，还朝他们吼叫，他们火了，挥起杠子打下去，儿子惨叫，几杠子都打在它腰上，下手极重，我猜是打断了脊梁骨。它叫着挤出人群跑了；但是，它的出现给我增添了力量。

冯：什么力量？

韩：情感就是力量。人性也是力量。

冯：可惜这种人性在人身上不存在了，是狗体现出来的。你的儿子的脊梁真的断了吗？

韩：我从此再没见过它。

冯：你知道巴金先生听了你这只狗的故事，被感动了，想起自己爱犬的遭遇，写下他那篇著名的散文《小狗包弟》？

韩：知道。

冯：你后来没有一点牠的消息了吗？

韩：有，咱们后边再谈。

冯：此时此刻你的世界里肯定没有艺术了。

韩：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一部“作品”。

冯：怎么可能？什么作品？

韩：画。

冯：想象的吧。

韩：不，是画的，我告诉你。游街回来后，我们几个被斗的“牛鬼蛇神”坐在大礼堂前台阶上等着吃饭，饭后还要继续游街。这时，我的皮鞋不是一直提在手里吗？鞋壳里不是灌满了血吗？我忽然发现从鞋尖流出来的血淌在地上，那血的形状有点像个鸡头，我有了绘画的感觉，顺手用鞋尖蘸着血把这只鸡画出来。

冯：这种时候你怎么可能还会去画画，而且是用血去画？能告诉我在那种情境里你从哪里产生的这种艺术行为？

韩：由着本性吧，因为我是画画的。

冯：现实那么残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韩：艺术对于我是听其自然的。

冯：这是什么姿态的鸡？

韩：站立着的，雄鸡，好像是这样吧！

冯：美好的形象吗？

韩：当然，它是我心里的，与这现实无关。

冯：它是美好的，但是用血画的。如果这只鸡还在，那一定是“文革”时期最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亚于毕加索的和平鸽。可是我们无从找到它了。

回忆当年那只“血鸡”（韩美林画在访问提纲的纸上）

韩：就在我画这只“血鸡”时，过来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用柳条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叫我们喊他们“爸爸”，还踢我们。我们人都快给打烂了，哪里还受得住踢。

冯：那你们怎么办？

韩：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只是他们的恶作剧。再说这并不能怪他们，是那个社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坏人。我们只好叫他们“爸爸”，不停地叫他们“爸爸”。

冯：下午继续游街吗？

韩：是，一天下来我们走了十里路，我也不知道自己两条破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游完街，就被送到公安局的看守所。进了看守所，被看守上来一踹跪下，朝我喝叫：“现在宣布，拘留淮南瓷器厂反革命分子韩美林，你签字吧！”我签完字，我们厂里的人就走了，我归公安局管了。警察把绑我的绳子铁丝解了，我的手脚和身上，不是紫的就是黑的，然后被两个警察押着走过院子，进到里边。
进看守所先要登记，然后解下皮带，身上的东西掏出来，工作证，一点钱，还有那木雕人，都交出来；刻刀在游街时掉了。没想到，我在这里被拘押多年，等到出来时，我那条皮带由于沾了不少血，还有汗水，沤湿发霉，全都烂了。

（待续）

来源：韩美林基金会

第二章   地狱正史

一、洞山100号

冯：你被捕是哪一天？

韩：1967年5月8日，这个日子我也不会忘掉，这一天我正式成为炼狱里的一员。

冯：你被关在什么地方？是换一个地方，还是仍在看守所里。

韩：没有动地方，但身份变了。我被捕了，罪名是“反革命分子”。这地方叫洞山100号。

冯：洞山100号在什么地方，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一会儿我是要跟你“进去”的。

韩：淮南不是九区十八岗吗？它在九龙岗和谢家集之间，背靠着八公山，这一带非常荒凉，山上没有什么树，更没有森林，只有土和石头，风一来飞沙走石。枪毙人就在不远的山里。看守所是孤零零、四四方方的一座院子，迎面开一个小口是门，进门是审讯室。这里属于公安，“文革”砸烂公检法时，一度被军管了。院子里全是关押犯人的号子，负责警戒的看守们住在哪里，我始终不知道。这里的门牌是100号，所以人称洞山100号。这座看守所是市级的。关押的人很杂，有小偷和各种刑事犯，有行刑前的死刑犯。“文革”中一些政治重犯也关在里边；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他做过安徽省委书记，还有一些大官也都在这里关过。

洞山100号（这已是后来改造的景象）

冯：旁边没有其他建筑吗？

韩：有一座劳改厂，干什么活不知道，它和我们没有关系。西边还有些农民的土房子，也同我们没关系。有时我们被押到看守所外边拔草种地，眼睛不能看别的地方，被盯得很死，怕我们跑了。房子后边有个水塘。

冯：你知道看守所不是监狱吗？看守所关押拘捕后、服刑前的犯人；监狱关押服刑后的犯人。

韩：不知道，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是犯人，会被捕，会关进这里，我感觉这里和监狱没有两样。

冯：在宣布你被捕时，你想到什么？

韩：死。或者被枪毙，或者自杀，我不是有几十片安眠药吗？这个我还要放在后边说。

冯：被捕那天，经过什么过程？

韩：谈话。所长在审讯室与我谈话，所长是个女的。名字我不知道。

冯：哦，为什么是女所长？

韩：只听说她在延安时给哪位首长做过保姆，不知道她怎么当上看守所的所长。那时公检法被砸烂，公安系统内部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两派都拉她，她左右两条胳膊上就各戴一个造反派的袖章，表示两边都不得罪。她戴着两个袖章的样子有点古怪。

冯：她对你凶吗？

韩：不凶，这出乎我的预料。一年来我遇到的都是如狼似虎，惟有她对我说，你既然进来了，就什么也别想了，少说少问，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冯：她长什么模样？

韩：比中等个子略高，略胖，模样还顺眼，比较朴实，不爱说话，像农村妇女出身，待人也像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凶。我们吃的饭她还要拿个勺儿尝一尝，这种情况只有她做所长时有。她这个时候还允许犯人的家属送点钱和日用品，送吃的不行；可以看书，都必须是“革命书”，以后这些全不行了。

冯：她骂过你处罚过你吗？

韩：没有。我进来时，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她不叫我劳动，她知道我也干不了，她就责令我去写标语。在监狱里没人能写标语。我是美院高材生，写美术字得心应手。她看待我也与别人不一样，因为在淮南很少有人能和北京的三家村四条汉子有关连的，她看我的眼神也就与众不同，好像还有点“尊重”的意思，没有仇视和鄙视。

冯：好像看待发配到边远地方的要人？

韩：好像有一点儿。

冯：这时候你对洞山100号有地狱的感觉吗？

韩：这时还没有，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避难所。这里不会挨打，没有批斗，还有吃的。但这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只是因为所长在这儿的一段时间而已，以后洞山100号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段时间还有一个人我不会忘记。

冯：什么人？

韩：刚才我说了，洞山100号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四边全是号房，就是关押人的号子，号子外是一圈廊子，中间围着一个院子，院子是光秃秃的水泥地，寸草不生，冬天冰凉，夏天火烫。南北两边各七间大号房，东西各三间小号房。我的号房是十号，大号房，也只有一丈零八寸宽，迎面只有一个大土炕，上边十二个人，房角放一个大马桶，全屋人拉屎撒尿全在里边，虽然有个盖，臭气冲天，窗户小，又是四层，一层玻璃，一层栏杆，一层铁网，一层鱼鳞板；鱼鳞板像百叶窗，里边看不见外边，外边的看守可以监视里边。这四层窗子封得死死的，臭气全憋在屋里，散不出去。白天一个挨一个坐在炕上，背靠墙。晚上倒下挤在一起睡觉。新进来的人坐在马桶边，按照先来后到往前排着，前边出去一个，后边往前升一个位子。只有戴着手铐脚镣的死刑犯始终坐在正面一排犯人的中间，怕他活动。

冯：你进来就在马桶旁边了？

韩：是，紧挨着。我一进来，满屋子的犯人都看我。这时坐在中间一位老人对我说：“你怎么给打成这样，脱下衣服叫我看看。”后来知道这个人叫应戴天，国民党中校军医，八十岁了，身体很好，气质也不错，一看就是有修养的人。他不过是个高级医生，可那时沾上了国民党军队，就是“暗藏的特务”。他看看我身上和脚上的伤便说，你的皮肤淤血全黑了，脚骨头也碎了，里边的碎骨头都乱了套，不治就废了。

冯：看守所里没有医生吗？

韩：这个野地方的看守所哪有正式的大夫？只有一点急用药。

冯：是他给你治的伤？

韩：是。他对屋里的犯人们说你们吃饭的筷子就别用了，全给我，谁手里有纸板也全给我。他采用的方法就是简易又有实效的“小夹板”的办法：他先把我的碎骨头整理好，然后用筷子做支撑，拿纸板当托板，固定了起来。他是军医，军医最擅长的就是伤筋动骨的外伤。如果没有他的治疗，我的腿和脚就废了。

冯：手呢？你的手筋不是给挑了不能画画了吗？

韩：手筋没法治，后来自己练好了，这个也回头再说。

冯：你真应该感谢这位应先生，以后你见过他吗？

韩：一年后他就被弄走了，去向不明。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有自尊，稳重，喜欢打太极拳，举手投足都很有样子。

冯：你从小参军，受的教育一定是与国民党水火不相容的，你此时对他还有那种戒备乃至对立的心理吗？

韩：完全没有了。我现在是反革命了，罪过比他还大。我已经被弄得“敌我不分”了，大家都一样了，同样是犯人，也同样是人。

冯：这时你对社会、对你原先的信仰有怀疑了吗？

韩：老实说，已经有了，不过还比较混沌。怀疑肯定是有的，有怀疑是痛苦的。

冯：否认就更痛苦。否定自己的信仰无异于推翻自己，谁也不愿意推翻自己。

韩：比我还悲剧的是那位所长。她自杀了。

冯：为什么？

韩：据说公检法批斗她，说她对犯人施仁政，和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她受不了了，用刀片抹了脖子，把动脉切断，死了。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在延安时的老首长被打倒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日子好过？弄不好哪一天也被关进号子来，所以她自我了结了。再详细就不知道了，监狱是不能有任何消息的，听来的事都是半句半句的。

冯：什么时候？转一年吗？

韩：不，就在1967年9月。听到她自杀时，已有一些天了，一直没看到她，原来她已经死了。说心里话，直到现在还有点怀念她，她很无辜。

（未完待续）

来源：韩美林基金会

二、十八层地狱

冯：为什么说所长死后，你才真正进到十八层地狱？你被转押到什么特别的号子里吗？

韩：还是洞山看守所，还在十号牢房。就是因为换了一个所长就全变了。他本来就是这里的头头，砸烂公检法时他离开了一阵子，原来的所长自杀后他又回来了。这个人极其残忍狠毒；他站在你面前，就给你一种威胁。

冯：好，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人。他是天性残忍，是坏，还是“极左”？“极左”是思想立场上的。

韩：全有，“极左”，狠毒，没有人性，还没文化。

冯：这很重要，没文化使这种人再加上一层野蛮。描述一下他的模样？

韩：瘦高，小眼，眼珠是黄的。

冯：一对黄眼球——我已经有形象的印象了。

韩：他一来，首先吃的东西就全变了。从他来直到四年后我从这里走出去，我始终在他的魔掌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们吃的是什么？菜是烂的，洗都不怎么洗，带着泥、沙子。粮食也就两口就没了。菜汤里什么脏东西都有。

冯：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菜里？故意的吗？

韩：当然是故意的。杨所长说我们是阶级敌人。对敌人就得恨，就得狠。我们天天饿得受不了，只有被押到田野里拔草浇菜干活时，才可以吃一顿“野餐”，逮虫子吃。豆虫、蚂蚱、蜻蜓、蛤蟆，没有我们不吃的东西。抓到麻雀扒了皮在水里涮涮就塞进嘴里。你知道那种饥饿是一种什么感觉？

冯：我听张贤亮讲过，从维熙的作品里也写过，现在想听你说。

韩：听到米字就流口水，听到碗响就起鸡皮疙瘩，听到厨房里吹火的电动机嗡嗡响，就感到是一种享受，电动机一停这舒服的感觉就立即没了。一次管理员叫我去给他刻图章。我看墙角扔着半碗剩饭，已经馊了，长一层白毛了。这可是碗救命的饭呵！趁他不在屋里，上去几下就把这碗馊饭全扒到肚里。有的犯人饿极了拾烟头吃。

冯：贤亮说饿得连尊严也不要了。可是孟子说过：“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就是说你用脚踩的食物踢给乞丐，他也不会接受。

韩：那是没有饿到极点。我在刚到洞山那几天，不是常被拉出去批斗吗？有一次批斗回来，押我的人去吃饭，把我锁在自行车的车架上，不给我吃的，我蹲在那里饿得头昏眼花，四边围着一些人看我，像瞧一只动物。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吃包子，只吃馅不吃皮儿，把包子皮儿扔在地上。包子皮儿很脏，有土有蚂蚁，我上去就抓起来塞进嘴里，那时你还有什么尊严？在洞山，我们那儿有个“吴大爷”，一天管理干部把他拉去提审。管理干部的头头喝醉了，进屋审他时是两个人架他进去的。酒劲一上来，哇地吐了一地，这吴大爷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实在太饿了，说自己什么也不顾了，厚着脸皮趴在地上，把那一大摊吐的东西……

冯：你先别说了，我真有点受不了了。

韩：洞山不是养着两条狼狗吗？狗吃得都比我们强。我们在放风时，趁他们不注
意，狗也不在，就把狗盆子里的狗食全吃了。

冯：我不想再在这个吃的话题上与你谈下去了。

韩：每次说这些事，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必须说给你，你不是要知道我真实的经历吗？好，咱们说点别的，说说刚刚提到的“吴大爷”，我把他的事讲给你。

冯：我听着——

韩：吴大爷是个贫农，他叫吴化雁，名字的字对不对我不知道。犯人之间是不能讲的，讲就敲断你的指头。他第一天进号子来就趴在炕上不说话，穿一件粗土布偏襟的棉袄，他是因为摔了一个跤进来的，把牙摔得只剩下一个。一个牙没法吃饭，还是叫我们号子里一个小偷用根线拴在这个牙上拽下来，才能用牙花子吃饭的。

冯：摔一个跤怎么会进来呢？

韩：他是从农村到这边矿上来看儿子的。儿子媳妇都是积极分子，去上忠字班学习去，家里只有他和小孙子。那天元宵节，他煮了元宵，煮好了先敬毛主席。他举着一碗元宵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主席呵，没有您打天下就没我们穷人的今天。我也不会说话，请您吃碗元宵吧。”说着把碗往上一举，身子向前一倾，脚底下不巧有根葱叶一滑，一个跟头栽在地上，碗也飞了。起身一看，一个元宵粘在主席像的眼睛上。他慌了，叫小孙子搬来凳子上去抠。那时印画的纸都很差，元宵又湿，一扣一个洞，把毛主席像的眼睛抠下来了，糟了！正这时候街道代表来通知开会，正好看见吴大爷在抠毛主席像，把眼睛抠成一个洞，就打成反革命，关进来了。那天提审他，判他三年，送他劳改去，他临走时偷偷把这事告诉给我，对我哭着说：“我家三代贫农呵，怎么会反毛主席呢！”我能说什么呢？他最后把一个吃东西的罐子给了我，里边有几块烂冬瓜，他不舍得吃，也带不走，送给我了。

冯：这样荒谬的事多吗？

韩：还有一个是因为买了毛主席像不好拿，怕摔了，拿绳子绑在自行车的车把上，被抓了。对了，还有一个我们厂的工人，“文革”时赶时髦烧制毛主席像，可是我们厂过去只烧大碗，没烧过瓷像，没经验，瓷土又差，烧出的像常常是歪着的，立不住。这个工人装窑时一边用劲按，一边说“叫你歪！叫你歪！”没想到书记正站在身后边听见了，马上把他抓了起来，说他骂毛主席，反革命罪。关在洞山看守所里的什么人都有，小偷、杀人犯、强奸犯、武斗打死人的，“文革”一来反革命特别多。

冯：都是被判过刑吗？

韩：判了刑就要送去劳改了。

冯：你被判多少年？

韩：从来没判过，所以一直押在看守所，直到出来，一共四年零七个月。

冯：没判刑能押这么长时间吗？

韩：那时候什么不能？拘留关押没有期限。牛棚里有期限吗？五七干校有期限吗？谁拿我们这些人的命当回事！

冯：都是活着出去的吗？

韩：两种。一种是死在里边的，折腾死的，病死的，有一个小子得了尿毒症，尿不出尿来，叫人也没人理他，憋死了。还有种是死刑。关于死刑我另讲给你……

冯：哎，你为什么不讲话了？

韩：……

冯：好好。我们先换一个话题。咱们说一说你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吧。号子这么小，冬天怎么取暖？

韩：没有取暖，冬天冻着。但冬天比夏天好过。太冷就互相挤得紧点。天热很难熬。屋里不透风，又有粪桶，又臭又酸，那股子味儿没法描述。

冯：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韩：没有办法，一天天熬。

冯：蚊子一定很多。

韩：你说错了。一个蚊子没有，不仅蚊子，臭虫虱子一律没有。为什么？我们的血不好喝！这也算得上一个奇迹。我们都是皮包骨头，我出狱前，只有七十二斤，两手可以把腰卡起来。

洞山100号院内（这已是后来的景象）

冯：你们不能买东西吗？

韩：谁给你买？再说钱呢？那次在淮南文工团批斗时，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搁我兜里十块钱。我求看守帮我买了一支牙膏，每天只用玉米粒那么一点，怕用没了。

冯：你进看守所后，自己的东西一样没带进来吗？

韩：一天扔给我一个枕头，几件破衣服，是从我厂里要来的，这也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冯：你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四年多，你们怎么过的年、过的生日？

韩：我们还需要过生日过年吗？我们连日历都搞不清楚，不知道哪月哪天，只是偶尔从远处农村传来的广播里听到过年了国庆了，可是与我们毫不相干。

洞山100号示意图（韩美林画）

冯：你们遇到过什么格外的开恩？

韩：那就是洗澡了。一年洗一次。十二平米的方形水泥池子，放了两尺深的热水，人一下去，身上的硬皮就像鱼鳞那样翘起来。一拔人洗过之后出来，另一拨人进去，不一会水就成奶汤子了。平日没有烧水，这会儿叫热水一蒸，有的人受不住休克了，曾经有个人死在水池边抬走了。我反正不洗，我就在每天早晨洗脸时擦擦身子。洗澡水脏得无法想象，这些犯人什么人都有，身上有什么病也不知道。

冯：犯人比较固定吗？

韩：不，这里是看守所，死刑犯不知什么时候拉出去毙了；小偷可能押一段时间放了；还有临时羁押的，过几天就弄走。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关心谁。偶尔听到一点，什么怪事怪人都有，外边是绝对听不到的。比如一天两个人押进来，是军人。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年轻的矮矮胖胖，一直在哭。我们没问，他们自己说了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军人还挺有名，曾经从火车道上抱走坏人横在那儿的枕木，拯救了一车人的性命，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表扬，后来不知怎么露馅了，原来这事是假的，那枕木是他自己放的。其实别人并不知道，是他受了中央领导接见后，还想再当一次英雄，又搬块大石头放在火车道上，然后装着救火车。可是这次叫火车司机老远就看到了，赶紧把火车停住，拿个铲子跳下车就揍他。他给抓了起来。这事是欺骗中央呵，罪过当然很大。那个岁数大的军人就更糟糕了，他是团长，与勤务兵下棋，连输了几盘，偏偏那个勤务兵得意洋洋，他火气上来，掏出枪一枪把勤务兵毙了。这个团长肯定死罪。那个年轻军人的红领章给扯去了，团长的军装也给扒去了。这两个人在看守所没呆上两天就转走了。这种人在外边能听到能碰到吗？送进看守所的都是各种极端的人，还有各种恶人。可是我什么事也没有啊。我没有杀人放火、弄过女人、搞过破坏，对国家、对社会、对任何人从来没做过半点坏事。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可是我找谁说去？

冯：你不甘心？

韩：尽管有时非常绝望，但我不甘心。

冯：也好，不甘心会促使你活下来。

来源：韩美林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