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公說不

山海會

不少人會懷疑四念處的覺觀不是以「身、受、心、法」為對象嗎？就算是法念處，也是以十二處———六根與六塵，及其中的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為對象。為什麼般若廣場常會討論和社會與政治有關的議題呢？這些是佛法修行的範圍嗎？

當然是的。

因為人生與人生裡的「執取」，都是透過各種管道與關係而發生的。如婚姻、情感、工作⋯

而所有的這些「人生活動」，其實都牽涉到十二處與同時在發生的五取蘊。而人生裡最容易讓人「激動」與產生執取的部分，就是關於性與政治的兩個區塊了。故般若廣場並沒有特別著重政治，而只是指出現代人生不可能像「桃花源」般遺世獨立地存在而已。

特意抽離政治與社會的「如實觀」，在現代來說是不完整的。也就不可能如實了。

般若廣場的主題是關心眾生的「離苦」，也就是人生的幸福。而這個關心裡一定會包含社會與政治。所以用法念處去討論社會議題是正常的。而在討論的過程裡也一定就會有修行———如明白自己是否已陷於「陣營思惟」的對立深坑裡，卻缺乏自覺。

許多修行人之所以會如此厭惡政治，其中一個原因是「政治單位」常有利用佛教來幫助自己獲取權力的作為。另一個原因就是政治與陣營常會處於「難以分割」的局面，而讓修行人感覺似乎沒有選擇，也就不大舒服。於是就避免談論這些了。

但事實是佛陀與當時當地的印度諸王———如摩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及憍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常有關於政治的討論與對話。這就已經充分說明末代學法者常有的「逃避政治情結」其實是不如法的。因佛陀本人根本就沒有這一套心思。

如阿闍世王想要征服鄰國跋耆國，就曾派人前去問佛陀的看法。應是有點想要探探佛陀的底線之意。佛陀就問阿難：「跋耆國是否仍在堅守我過去所說讓一個國家不走向衰亡的『治國七不退法』？」阿難尊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阿闍世王在得悉了這段佛與阿難的對話之後，就打消了要去征服跋耆國的想法了。

再如佛陀曾前後三次親自前往阻擋軍隊，而成功勸阻了琉璃王想要對釋迦族進行的大屠殺。雖然到了第四次，佛陀就沒有再前往勸阻。但這就已充分顯現佛陀絕沒有「只要和政治或戰爭相關」就三緘其口的態度。

我們可以說佛陀的立場其實就和孔子一樣，都是知其不可而為。人間事雖必受因果的影響而無法改變「定業」，但修行人仍應在可能範圍內勇往直前地勉力行善———不會因「難度高」就裹足不前，或保持沈默。

故佛陀在當時的印度，其實也可以說是個「社會改革者」，雖然並沒有打著任何政治理念的旗幟。因為他打破了印度上千年的種姓制度，而能有教無類。他指出一個人只要能如法修行，低種姓完全不會在解脫道上有任何困難與障礙。

大家也許不大清楚在印度的種姓社會裡，低種姓者到底會被歧視到何等程度。

當時的婆羅門為了維護統治權與自己族群的利益，就明確劃分出四大種姓———婆羅門、剎地利、吠舍與首陀羅。首陀羅最為低下，只能為前三個種姓從事服務與勞作，也就是僕人。但首陀羅仍不是最受歧視的族群。

最受歧視的是達利特人（Dalit），也被稱為賤民或不可接觸者 Untouchables），只能從事清理糞便、處理屍體等與污穢相關的工作。更荒謬的，是種姓乃世襲。也就是達利特的子女仍是達利特，不可與其他種姓通婚⋯

面對這種人間的不公，修行人如果連不同意的思想都沒有，還能說是修行人嗎？

事實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裡，絕大多數的達利特人都認為這就是「大梵」的意志與他們的「命」，不可違逆。這也是上世紀的馬列之火沒有延燒到印度的真實原因。雖然印度的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平等，其實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

所以不管古印度的《吠陀經》有多玄妙，《奧義書》有多深奧，我以為都無法為這些人間的不公與不義漂白。因為歧視就是歧視，也就是人對「我」的執著。是應為佛法修行人清楚照見與表達關切的。這當然是個「政治表達」。因為是在思想上造古婆羅門思想奠基者們的反。也就是在革他們的命。

而佛陀就是在當年造了他們的反的人。

但印度的種姓思想可以說是至今猶在。雖然佛陀並不是唯一曾在印度的歷史長河裡對不公說不的人。

出身於達利特的安貝德卡博士（Dr. B. R. Ambedkar）曾於1956年10月發起「達利特人佛教徒運動」（Dalit Buddhist Movement），帶領大量的達利特人皈依佛教。他是現代印度憲法的首席設計師與核心奠基者。

安貝德卡最終選擇佛教的原因，是因為他看中了佛教「眾生平等、理性、道德與正義」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