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说女性头顶“半边天”，并在法律上禁止包办婚姻和纳妾。尽管存在政治动荡和持续的偏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国女性人数仍然创下了历史新高，她们开始享有更大的权利，并因其在经济上的贡献而受到赞美。

三十年前，当该国刚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时，中国女性的收入接近男性的80%。但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到了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的平均收入已经降低至男性的67%，在农村，这一数字降至56%。

与马克思主义将女性从父系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追求截然不同，国家主席主席已号召女性接纳她们在家庭中的“独特角色”，“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

“在国家主席之前，没有哪个党领导人敢公开地说，女性应当肩负起家庭负担，”王政教授说。

由于急于维护家庭单位的稳定性，党几乎没能帮到女性，最近的一项法院裁定削弱了她们在离婚诉讼中对财产的诉求。专家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这意味着数百万的中国女性无法从中国的房地产繁荣中获益。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转型，女性寿命更长，收入更高，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
但该国的增长仍让男性获得了格外多的好处。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性别现在是中国收入不平等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甚至可能比中国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还要重要。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的排名显着下降——从2008年139个国家中的第57位下降至2018年的第103位。

中国一度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就在1990年，还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女性在工作。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统计，如今这一数字降到了61%。

“在促进妇女权利方面，中国曾经是领先的，”北京的活动人士、女权主义学者冯媛说。“但现在我们正在落后。”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输”

自两年前签署那份特殊协议以来，王贝拉一直生怕怀孕，并且有理由害怕：在她接受这份工作的前几个月，一个怀孕的同事被辞退了。

王贝拉记得当时她是想要孩子的，但还是签了合同，因为她很期待这份工作。向当局举报雇主又似乎起不了太大作用。

“我终归是中国女性，”她近期在天津一家咖啡店说。“即便有些牢骚，我们不敢真把它提出来。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输。”

被迫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做选择时，王贝拉选择了事业。很多其他中国女性则在渐渐退出职场。

女性回归家庭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大批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女性往往先被辞退。随着育儿期望的增加，这一进程有所加快。

35岁的王焱是东部城市烟台的一名全职妈妈，她说，她的父母“只要能给口饭吃，喂饱孩子就好了”。

因此，近年来，女性晋升为公司领导层角色的机会停滞不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距报告，去年，只有21％的中国公司有女性高管。

自2015年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那年，中共领导人担心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的影响，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允许所有夫妇生二胎。

在2017年的一项官方调查中，约54%的女性表示，她们在面试中被问过婚育情况。

今年2月，北京市发执政，敦促加强反性别歧视法律的执行。但这一直不是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而且党控制的法院在其他问题上也没有站在女性一边。

“男人的法律”

2013年春天，莎伦·邵(Sharon Shao)找了几位离婚律师，他们都给了她同样的建议：别费时费力把丈夫告上法庭。你没有希望得到那套公寓。

她一直是婚姻中的主要经济支柱，这不重要。她已经付清了所有的房贷，这也不重要。

他打她不是事儿。他对她不忠也无关紧要。

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她丈夫的父母支付了买房的首付款，而且她的名字不在房产证上。

律师们说，根据中国最高法院2011年的一项裁决，这意味着那套公寓是他的。

对36岁的邵女士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父母在她年幼时就去世了，她现在没有住的地方。“离婚以后，因为没有房子就到处奔波，”她说。“就是到处漂泊。”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有类似的经历。在这个房地产占到了个人财富的70%以上的国家，最高法院的上述裁决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

以前，中国的法律在离婚诉讼中承认家庭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2011年的裁决认为，婚前购买的房产，无论是全款购买还是抵押贷款购买，都应在离婚时归还给购买者，而这通常是丈夫。

人们普遍认为，女人只有在男人有房时才会嫁给他，受此影响，很多家庭往往会存多年的钱来帮助儿子买房。专家说，最高法院是在回应人们对女性利用婚姻骗取公婆存款的担忧。

虽然该裁决没有区别男性与女性，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吕孝权说，它是“男人的法律”。

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3100万，这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独生子女政策和性别选择性堕胎造成的失衡。

但中国的女性常常在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接受结婚。

2012年，北京研究公司零点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已婚女性为家庭购房做了经济贡献，但在对购房有贡献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女性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房产证上。天津南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7年的另一项研究中，查看了4253份房产证，发现只有五分之一的房产证上有妻子的名字。

自2011年的裁决以来，这些缺失的名字对离婚诉讼中的女性来说是灾难性的，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说。洪理达着有一本有关中国女性问题的一本着作。

她说，“整个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对女性不利。”

邵女士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她说，她的前夫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建议，两人一起投资一套公寓。当时，他正在东部城市合肥攻读博士学位，而她已经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月薪约4000元。

他的父母支付了20万元的首付款，作为投资和礼物，她同意支付每月3000元的房贷偿还。

“我那时很傻，很天真，”她回忆道。

邵女士回忆说，她曾多次要求前夫把她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但他总是说服她不要那么做，他说如果他们以后再投资另一套房产的话，她可以享受首次买房的福利。

过了一些年，在他们结了婚并搬到上海后，邵女士发现他有了外遇。因为她有证据表明是她支付了抵押贷款，她的亲戚设法为她谈判得到了一笔现金。

然而，在中国，大多数女性的选择更少，不少人离婚后得不到任何东西。有些人甚至选择留在受虐待的婚姻中。

受海外“我也是”(#MeToo)运动和中国自己的女权主义历史的影响，一些中国女性走上街头抗议，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运动，争取更大的权利。

有迹象表明中国女性中存在着更广泛的不满：中国的结婚率去年下降到自国家主席上台以来的最低点，而出生率则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离婚率也在上升，大多数离婚桉都是由女方提出的。在北京，官方报告称，2017年每两对婚姻中就有一对离婚。

“她们不生孩子、不结婚，”中国着名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说。“这是她们反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