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45年二戰結束後對納粹主要戰犯的紐倫堡軍事法庭審判，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因故未參與現場旁聽。她多年後坦言，未能親眼見證紐倫堡大審是個遺憾。她真正親身參與並深刻影響其思想的是1961年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大審，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

鄂蘭所撰寫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被公認為是探討極權主義的權威著作，但主要探討的對象是德國的納粹主義和蘇聯的史達林主義，並未包括毛澤東的中國，當然也沒有討論到文化大革命。但誠如鄂蘭所說：極權主義不會隨著納粹德國的垮台而消失，也不會隨著史達林之死而不復存在，甚至只有當極權主義成為陳蹟時，我們這時代的真實困境才會顯現其真正形式。[1]極權主義在蘇聯與東歐的確已經成為過去式，但不知她有沒有預料到，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發展成為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totalitarianism）了。因此，今天我們聚集在紐倫堡召開中共文革60週年紀念，別具意義。

二、極權主義是什麼

《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確是經典著作，以下是鄂蘭在結論中所提出的重要觀點：

1、極權主義運動從一黨制度中發展起來。每當這些制度變成了真正的極權主義，他們就開始按照有別於其他制度的價值系統來運作。

2、極權統治的手段不僅比較嚴厲，而且其形式與我們所知的其他政治壓迫形勢，例如專制政府、暴君、獨裁有本質的區別。凡是在它崛起執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毀國家所有的社會、法律和政治傳統。

3、極權主義統治使我們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實際上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極端到蔑視自己制定的法律，包括憲法。

4、如果守法是非暴政體制的本質，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質，那麼恐怖就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本質。

5、極權主義政府並不只是剝奪自由權利或廢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毀所有自由中的重大先決條件，即活動的能力，這種能力沒有空間即不能存在。

6、極權主義政府的本質是恐怖，恐怖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製造孤立（isolation）。極權恐怖的鐵掌不留給私人生活的空間，摧毀人的經驗能力和思想能力。

7、極權主義政府像所有暴政一樣不摧毀公共生活，但極權統治作為政府形式上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就在於摧毀私人生活的領域，製造孤獨，這是人類經驗中最徹底、最絕望的一種暴政。[2]

漢娜鄂蘭視恐怖統治為極權主義的關鍵詞，極權主義比威權主義和單純的獨裁制度有著更多的恐怖。[3]而極權體制的突出特點是極權主義黨完全控制社會的一切。這種控制涵蓋社會的政治、經濟、立法、司法、媒體、所有組織和一切武裝力量。導致該制度必然對內嚴重侵犯人權，對外力圖擴張。[4]不過，極權主義在語意上並沒有強制的意思，它只有控制變較大的意思，同樣的強制思想與更多的方面，更大的地區。但極權主義在擴散其控制上越是成功，它就越少需要依靠赤裸裸的強制。[5]

那要依靠什麼呢？當然就是意識形態。極權政體是以恐怖為基礎的政體，只要用意識形態灌輸的手段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實行極其嚴厲的懲罰和野蠻的鎮壓。[6]因此，最早研究極權主義之一的學者弗里德利克（Friedrich C.J.）歸納提出極權主義制度的6個要件為：1、一個官方意識形態；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眾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斷大眾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後來又加上6、集中管理的經濟。[7]

從語義學上說，極權主義是指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是指對人的非政治生活的無孔不入的政治統治。因此，《民主新論》一書的作者薩托里 (Giovanni Sartori)指出：霍布斯的利維坦在碰到奧維爾的1984故事時，不過是一頭小怪物而已，歷史上的專制制度同極權主義獨裁相比，也會顯得天真無邪。總之，暴政令人生畏，並且明顯地依靠令人生畏進行統治，這幾乎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而極權主義則是登峰造極的暴政，是所有暴政中最強大的暴政。[8]

三、文化大革命與極權專制

「文化大革命」與「極權專制」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若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文革可以被理解為極權體制在毛澤東個人權力高度集中之後，進一步發動的一場以意識形態改造社會、摧毀制度約束、動員群眾進行政治鬥爭的極端政治運動。[9]探討文化大革命與極權專制的關係，最值得關注的是經濟學者許成鋼、歷史學者宋永毅、政治學者吳國光等三位教授的觀點。

1、許成鋼本人曾是紅衛兵打擊的對象，也曾是與父親劃清界線的青少年，還曾在農村體驗艱辛生活，並歷經關押監禁的絕望生活。激情、困惑、努力思考，貫穿了他的文化大革命10年經歷。他強調，文化大革命最關鍵的，是把中國從蘇聯式的極權主義制度變成了中國式的極權主義制度，並且繼續生根，影響後世。[10]他指出，捷克與斯洛伐克早就有啟蒙運動，這種帶有人面孔的社會主義就是人性，影響了蘇聯。因而蘇聯社會與中國不同，早就有啟蒙運動，具備人性與人道主義。而毛澤東反蘇修，就隔絕了中國與東歐，也與蘇聯的發展道路有所不同。[11]許成鋼於2024年出版《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文革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權力鬥爭，也不只是一次失控的政治運動，而是中國極權制度發展的一個關鍵轉折點。許成鋼認為，中國1949年以後最初建立的是比較接近蘇聯式的中央集權型共產極權制度。但是，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不同於蘇聯的制度——他稱為：「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Regionally Administered/Decentralized Totalitarianism）。[12]因此可說，文革留下了一種不同於蘇聯、具有中國特色、更加具有適應能力的極權制度。

2、宋永毅是著名的文革史學家，他主持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1966-1976）》、《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等四個資料庫，並由此建構而成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1980-2016）這一浩大學術工程，給整個當代中國研究奠定一個宏大的基石。在2016年資料庫建成之後，宋永毅教授開始把思考轉向對中國當代政治史深層的權力邏輯探索，2021年他於台灣出版著作：《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試圖從政治心理、文化基因與戰爭思維的高度，系統性地解構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行邏輯。[13]他研究文革的一個特色是大量使用文革原始資料、地方資料、紅衛兵小報與政治運動資料庫，所以不是只從政治理論推導文革，而是試圖從大量史料反過來理解極權政治是如何實際運作。[14]他曾經引用毛澤東自己的說法「馬克思加秦始皇」，來說明馬克思主義革命與中國傳統高度集權政治之間可能形成的結合。[15]而2026年宋永毅在《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新書發表會上，則對中共所構築的革命理論進行深度解構。與會的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指出，有句話說「懂政治不懂歷史，有樹無根；懂歷史不懂政治，有花無果」，宋永毅既懂歷史又懂政治，是一位能和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者互動交流的重要學者。[16]

3、吳國光成長於文革10年的關鍵年代，當年他父親被抓去煤礦勞改，母親被發配到偏遠小村教書，他自己幼時隨父母下放農村，親眼見證文革對底層社會、傳統文化（如逼迫僧人還俗）的摧殘，這段震撼深刻影響了他一生的政治選擇與學術批判立場。他指出，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或全權主義）特徵在於對社會、經濟、媒體與思想的無孔不入之控制，例如連基本生存的出行都要開介紹信，這種極致管控是毛時代留下的深刻烙印。[17]文化大革命不是極權主義之外的一場偶然失控，而是高度集中的個人權力、唯一意識形態、領袖崇拜、群眾動員、敵我鬥爭與制度崩解相互作用後所產生的極端政治結果。[18]整場文化大革命，就是用意識形態包裝起來的一場社會利益分配與權力鬥爭的大戲。[19]

四、文革結束了嗎？

歷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在 1976 年 10 月結束了。但「文革的政治遺產」並沒有完全消失，尤其是「黨的絕對領導」以及意識形態和政治忠誠的部分。換言之，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已經結束；但文革所暴露的極權主義制度邏輯，並沒有隨1976年文革結束而自動消失。鄧小平掌權後從事的改革開放，從「政治掛帥」轉向「經濟建設」，但從沒有否定「黨國體制」。誠如許成鋼指出的，文革帶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危機，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是為了挽救共產黨的政權。[20]鄧小平真正終結了「毛澤東式文革」，但沒有終結產生文革的極權政治結構。中共在1981年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文革」，卻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體制，

毛澤東仍然被定性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再次強調：維護共產黨的政治統治高於一切。改革的基本邏輯變成：經濟可以改革，社會可以開放，思想可以有限度鬆綁，但是政治權力不能失去。

到了2012年以後的習近平時代，的確沒有了紅衛兵大規模武鬥，也沒有1966—1976年那種全面失控的群眾革命。但習近平真正復活的，不只是文革，而是文革背後的極權政治邏輯。宋永毅認為，習近平時代不是文革2.0，而是文革從來沒有結束過，因為天安門毛澤東像還沒有拿下來。[21]習近平不是毛澤東，兩者有一個根本差異，對比如下：

毛澤東文革

習近平「文革2.0」

群眾造反

國家機器控制

紅衛兵

黨政軍、公安、網路監控

打倒公檢法

強化公檢法與國安機器

大規模群眾運動

高度組織化、精準控制

階級鬥爭

國家安全、反滲透、反間諜

毛語錄

習近平思想

群眾批鬥

黨內紀律、政治審查

破壞既有官僚體制

強化中央官僚體制

失控式政治革命

數位化、制度化控制

習近平不是第二個毛澤東？而是：「毛澤東式極權主義，是否正在被數位科技、國家安全體制與現代官僚制度重新組裝？」[22]正如韓連潮在讀完了任松林博士的文革回憶錄《青山焦土》所寫下的感言：從毛澤東到今天，紅色暴力的中心線從未發生任何位移。今天的獨裁者不過是毛澤東的當代政治化身。他們唯一所做的，只是用大資料、人臉識別、天網工程和無孔不入的演算法監控，將毛時代落後的人肉絞肉機升級為了滴水不漏的數字極權，繼續以毛式的暴力邏輯，將十四億中國人死死禁錮在政治專制的無形牢籠之中。[23]顯然，極權專制的中共國已經進化為數位極權主義了。

因此，吳國光觀察指出：文革前後，中共本質未曾改變。只有那些在鄧小平的年代，得到了特權、得到了特殊利益的人，他們才會覺得說，這習近平做的事情完全都是反鄧小平的，要把鄧小平那一套撿回來。實際上，從文革前的毛澤東到文革中的毛澤東，從1990年的鄧小平到今天的習近平，有很多東西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24]

五、台灣民主轉型經驗可供借鑑嗎？

一個長期的極權／列寧式黨國體制，有沒有可能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制度？華人社會台灣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同樣為華人社會的臺灣民主化經驗是否可以提供借鑑？

台灣的民主轉型啟動於1987年的解除戒嚴，也就是自由化，亦即在威權體制之下政府「壓制的舒緩」。接著是1991、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以及1996年實施的首次總統直接民選，台灣成功民主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接下來的是民主鞏固階段，2000與2008年被許多人認為的兩次政黨輪替其實只是行政權轉換而已，一直要到2016年才發生國會第一次政黨輪替，2024年國會第二次政黨輪替以後，按照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民主鞏固」的定義，台灣終於達成民主鞏固的目標。[25]

首先，同樣都是一黨體制，國民黨在台灣被歸類為屬於「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Regime)，與蘇聯或中國共產黨的列寧主義體制「全面控制」性質至少有三點主要的差異：（1）以實現民主為目標：國民黨並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也不主張由黨來長期壟斷政治權力。打從開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即堅持訓政時期之後即過渡到民主階段。（2）地方性競爭的選舉：國民黨政權允許並策劃次於全國性的政治競爭。（3）擁有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國民黨提倡以私有財產與廣泛市場交易為依據的資本主義經濟。[26]

依據杭亭頓的分類，民主化過程可分為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變革（transformation），即執政精英帶頭實現的民主改革，如西班牙、巴西、匈牙利；第二種是置換（replacement），即以反對勢力為首推翻威權政體的改革，如葡萄牙、菲律賓、羅馬尼亞；第三種是移轉（transplacement），即政府與反對團體採取聯合行動以實現民主的過程，如波蘭、捷克、南韓。台灣民主化過程早就於1991年被杭亭頓預測會是成功的變革模式，這種變革模式基本上等同於所謂的現代化發展模式，也就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快速發展以後，中產階級擴增，執政黨主動從事改革所啟動的民主轉型模式。在這種變革過程中，威權政體的掌權者們在結束威權政體，並將之轉變成民主體制的過程中領導並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而台灣這種民主轉型過程中被譽為寧靜革命的模式，大致上都符合杭亭頓所列舉的第三波民主化特徵：妥協、選舉與低度暴力。[27]所謂低度暴力是指死亡300人以下，那麼臺灣民主轉型過程已接近於零死亡了。

再者，台灣民主發展幾乎完全可以印證《第三波》一書中所歸納民主化原因中最重要的結語：「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28]而杭亭頓相當令人佩服的地方就在於，探討民主化原因時指出的：「在第三波化浪潮中，經濟發展到達相當的程度，加上短期的經濟危機或經濟破產，這種公式是最適用於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政府。」[29]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當經濟快速發展三十年後發生的經濟成長放緩，甚至於經濟停滯的現象，民主轉型的契機已經到來，差別只是在於到底未來的中國民主轉型，會是變革、替換或移轉的模式而已。而發展成為數位極權主義的中共政權看似強大、嚴密，然而，網路時代來臨，自由如風，風是擋不住的。因此，不論是李一平早期在《變局策》一書中倡議的民變結合兵變導致政變的可能[30]，或者吳國光最近所主張的民變導致官變，其邏輯與明居正教授一貫堅持的暴政必亡觀點相一致。而最近鄒幸彤在香港受審時堅定喊出「結束一黨專政」，豈不像一根火柴劃破東亞黑暗大陸寂靜的天空？！

六、結語

極權專制產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強化極權專制。文化大革命是極權主義專制本質運作之下產生的政治現象，其中權力爭鬥更是無法避免的重中之重。文化大革命是用意識形態包裝起來的一場社會利益分配與權力鬥爭的大戲。最近習近平主導的中共政府推出了大量的新法規，如所謂「民族團結促進法、出入境管理規定、國防動員法」，都是在試圖強化（擴張）對中國人民（或中華民族）的全面管控和限制！這些管控和限制手段的升級，除了證明中共在退守，也在證實習近平政府始終不願放棄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專制和野蠻統治（壓制或壓迫）！[31]有人提出所謂「文革的土壤」一說，意指文革現象的社會、文化與民眾心理基礎。吳國光相信文革現象背後確有深層機理，那就是政治權力的壟斷。壟斷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因此也就總會為文革現象製造土壤。[32]許成鋼進一步認為，腐敗不是最重要的事，個人基本權益能否獲得保障才是。[33]

反觀台灣透過民主化於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後落實成為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國家，在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制度之下，每個人普遍享有自由與人權，尤其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民主化後的台灣人民也享有公平分配的福利，最突出的就是被評為全球第一的全民健保制度，以及2025至2026年經濟高度成長以後，政府發放給人民每次一萬元的現金。台灣民主化的經驗與成果正是推動中國民主化與否最好的借鑑！

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正好用來作為對內鎮壓與對外擴張的工具，是一個維穩經費超過國防開支的國家。但為何需要這麼多經費用來維穩，豈不代表極權專制嚴密控制下的社會反而極度不穩定？未來中國民主化推動過程穩定與否，吾人認為下列五項因素非常重要：1、建立制度化，尤其是確立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2、尊重地方自治與聯合國兩大國際人權公約共同揭舉的第一條「所有人民都擁有自決權」（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原則。3、確保軍、警、情治人員服從民選領袖的領導。4、透過民主化來培養人民的民主文化素養。5、組建全球自由民主聯盟來幫助中國人推動民主化的進程，以免重蹈俄羅斯轉型未能成功的覆轍。[34] 其中，美國必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民主化有一項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外來勢力政策的改變。[35]川普二度上臺以後，活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重錘伊朗，劍指邪惡軸心中的絕對核心，應該會帶給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相當大的壓力。

至於極權專制中國的民主化，觀察的重點在於選擇一步到位，直接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還是有可能分兩步走，先轉型成為威權專制體制，再進一步轉型成為自由民主政體。或許各有其優缺點，時勢的發展也並非完全可以預料。而民主倡議人士一直有堅持非暴力抗爭的主張，或者對抗暴政無法完全避免暴力的觀點，也是眾說紛紜，各有其道理。[36]為此，吾人主張：「和平、理性、最小暴力、止戈為武」的原則。這乃是參考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經驗所提出的淺見。

最後筆者要特別指出，極權專制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民始終缺乏免於恐懼的自由，三十年來一直被評為自由民主國家的台灣人民卻沒有免於極權專制中共國戰爭威脅的自由。解決之道惟有幫助中國人民推動中國民主化，使其順利轉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才是確保台海永久和平之道！[37]

[1]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 A Harvest Book, 1985, p. 460.

[2]Hannah Arendt, 1985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 A Harvest Book,. pp. 460-479.

[3]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 198.

[4] 許成鋼，《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頁542。

[5]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 201.

[6]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 199.

[7]Carl J. Friedrich, 1964,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 Grosset & Dunlap. pp. 52-53.

[8]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p. 197-8.

[9] https://chatgpt.com/s/t_6a8ffbf0490c81918e9620baf9174857

[10] 文革六十／文化大革命遺產代代傳　許成鋼：極權已成中國制度基因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05170045.aspx?utm_source=chatgpt.com

[11] https://youtu.be/_gJqwADiVL4?si=8TACCgeiFQFe-tow

[12] 許成鋼《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頁462-89。

[13] 宋永毅教授訪談（上）：毛體制的形成與“新中國”政治運動的運行邏輯

https://chinainperspective.com/default.php?id=80770

[14] https://chatgpt.com/share/6a95494b-59a0-83e8-b9d9-0da972e4cb8f?ogimg=plain

[15] 專訪宋永毅：從政治心理的角度管窺文革史和今日中國政治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wy-1110202114371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16] 台灣該交給哪一黨掌權？文革史學者妙喻啟發書展觀眾

https://www.rti.org.tw/news?uid=3&pid=190277

[17] 吳國光：極權時代反抗的可能性

https://bumingbai.net/2022/10/15/ep-021-wu-guoguang-text/

[18] https://chatgpt.com/s/t_6a95a6fd2da081919857d72553c8ff22

[19] 文革60年反思》史丹佛學者吳國光：親歷文化大革命，帶我理解中共政治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41831

[20] 中共極權制的未來

https://youtu.be/XzRHzjyBoEA?si=H59af9E6h1aUQQHk

[21] 文革2.0：習近平為何要走毛的老路

https://youtu.be/u6QpN47z7Gg?si=UPDltcd5r0Ih_dqK

[22] https://chatgpt.com/s/t_6a985d5e33488191915381c316e7d0fa

[23] https://x.com/lianchaohan/status/2094472301248913818

[24] 【新聞大家談】吳國光：文革記憶 影響一生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4/9/9/n14327123.htm

[25] 台灣並非屬於純粹總統制或議會內閣制的國家，通常被歸類為半總統制或雙重行政首長制，所以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政黨輪替一樣都很重要。不過2024以後，臺灣發生國會亂政的現象，臺灣台灣民主鞏固與深化反而正在接受嚴格的考驗。參見李酉潭，＜國會亂象：台灣民主鞏固的考驗＞。 https://sinoeurovoices.com/news/28782

[26] 李酉潭，2011，《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台北：五南，頁52。

[27]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164-207.

[28]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 316.

[29]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 72.

[30] 李一平：讓中共無力對風出拳

https://wanyizhong.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22.html?m=1

[31] https://china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26/04/%E3%80%8A%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AD%A3%E5%88%8A%E3%80%8B2026%E5%B9%B4%E7%AC%AC%E4%BA%8C%E5%AD%A3%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pdf?utm_source=chatgpt.com

[32] 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後

https://china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26/04/%E3%80%8A%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AD%A3%E5%88%8A%E3%80%8B2026%E5%B9%B4%E7%AC%AC%E4%BA%8C%E5%AD%A3%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pdf?utm_source=chatgpt.com

[33]許成鋼，中國人不要把腐敗當成頭等重要的事。

https://youtube.com/shorts/ap4jBsJD3N0?si=WfiuXEveeZJOcEHP

[34] 中國民主化會亂嗎？《中國民主季刊》第一卷第四期，2023年10月

[35]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85-100.

[36] 眾所周知，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尊者達賴喇嘛和劉曉波都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王天成所長也力倡非暴力原則的價值。不過最近陳光誠律師來台在行政院陸委會安排的餐敘場合則認為，非暴力很好但不能只有非暴力策略。而在洛杉磯的自由雕塑公園創辦人陳維明最近則為文主張，非暴力在沒有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的東歐民主轉型過程中發揮作用，但在中國可能除了和平理性非暴力，還需要其他的藥方來實現，使中國有一天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王天成：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非暴力抗爭 https://share.google/Tz7useBDp5OqdeCv

陳維明：踏上歐洲疆域，我對劉曉波精神遺產的新思考 – 歐洲之聲 https://share.google/G7kpePxZlbTCOm1kE

[37]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過戰爭，這是筆者在研究民主化過程中最重要也最驚訝的發現。請參見：李酉潭，2011，《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台北：五南，頁20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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