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草坪上举办了一场笼斗表演来庆祝自己的80岁生日。这场比赛及其周边活动——尤其是林肯纪念堂台阶上与UFC拳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如上图所示）——是对美国首都的亵渎。首都的纪念碑和建筑一直致力于体现小写r的共和美德（注：小写r的共和美德（或公民美德）指的是公民为维护自治社会所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奉献精神。其起源可追溯至古典时代——特别是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哲学——这些哲学强调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整个事件既是对这个国家立国价值观的冒犯，也是难以言喻的庸俗。

最后这条批评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觉得精英主义且琐碎。然而，特朗普及其周围寡头圈子的标志性庸俗，是一种绝非琐碎的现象的症状：社会规范的崩塌。正如我昨天所论证的，这些规范在历史上曾在镀金时代（1870 to the 1890年代；美国上次遭遇极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时期，尽管远不如现在严重）发挥关键作用，缓解了权力和特权的滥用。

规范至关重要。在1899年镀金时代巅峰时期出版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托斯丹·凡勃伦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他那个时代精英的大部分行为并非出于享受生活的愿望，而是出于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他们部分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实现这一点，因此建造了配备大量仆人的豪华宅邸。

然而，镀金时代的精英并非仅仅展示财富。他们还努力显得体面。当然有许多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私下丑闻和背叛。但重要的一点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富豪向美国公众展现的形象是负责任的社会成员：

（约翰·D·洛克菲勒及其家人）

与特朗普那群超级富豪的公开行为相比，反差惊人：

除了树立正派行为的典范外，镀金时代的极富者还被期望拥有（或假装拥有）贵族理想中的某些美德，包括通过善举展现的贵族义务感。凡勃伦对慈善事业相当愤世嫉俗，但他甚至也没有完全否定它，他写道：

“通过这种方式（例如捐赠大学、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寻求声望或体面名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现代社会习俗中普遍存在一种非竞争、非嫉妒利益的合法性，以及它作为习惯性思维中一致因素的推定有效存在。”

（凡勃伦持久的学术影响并非来自他闪亮的散文风格。）

相比之下，今天的寡头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旧有的社会和个人责任规范。他们对公益事业捐款极少，他们庸俗的品味反映出他们对公众的挑衅态度。在我们当前的超级镀金时代，极端庸俗和慈善事业的衰退其实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一个与普通美国人如此脱节的精英阶层崛起，以至于它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假装高尚。

因此，从真实意义上说，我们正生活在一场罗马共和国衰亡的重演之中，而非第二次美国镀金时代。不，我不是那种整天想着古罗马的人。但明显的相似之处确实存在。

虽然罗马共和国政府衰落及最终转向一人统治的原因无疑很复杂，但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极端不平等的出现。少数人从罗马东部征服的战利品中积累了惊人财富，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最终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宪政共和政府的规则无法约束。这听起来是不是令人不安地熟悉？

共和国的垂死挣扎持续了很多年。政客们将对手宣布为国家公敌，动用暴力帮派破坏法治，建立临时独裁统治等等。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成为皇帝，只是最后的终曲。

在这漫长的宪政政府黄昏时期，极端富有和有权势者寻求展示财富并讨好民众的方式之一，就是赞助角斗士比赛：

特朗普式精英的庸俗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但它是价值观和规范崩塌的症状——如果不面对并扭转这一趋势，它可能预示着美国实验的终结。我们应该听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卡关于罗马共和国兴衰的告诫：“增长是缓慢的，但通往毁灭的道路却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