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笔者所在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里家庭背景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同学组成的社团 —— 他们自愿组成这样的社团，至少表明海峡两岸的年轻人并不都是奉行“你死我话”斗争哲学的愤青 —— 邀请我对他们的毕业聚会做一个视频祝词。两年前笔者也被这么邀请过，也认真地讲了一番话。

立业和成家的摆平：时代不同了

那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传统的说法（笔者刚进高校时还几乎每周听到这种教诲）是“先立业，再成家”。这样的人生规划我主张不应该再延续下去。你们毕业后应该考虑先成家再立业。因为现在的学术成果被广泛认定价值，所需要的时间比过去长得多。若是不信，诸位可以查阅诺贝尔奖得奖人的年龄分布，一开始的那些年，四十岁左右得奖很常见。而晚近的这些年，越来越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得奖。得奖人的普遍年龄上升，是学术竞争日趋激烈的后果。社会越是发达，在学术研究起跑线上的人数就越庞大，不跑到最后一段路，就难以判别谁的贡献最核心、最具有应用的广泛性。若是非等到立业后再成家，你们中的很多人恐怕要等到白发苍苍。这哪能行！所以我建议你们先成家再立业。而且成家后抓紧时间生孩子。生几个？一个太少，二个及格，三个最好，四个多了。中国内地有政策，不能多生（那时政策还没有放宽），幸好香港台湾没限制，你们就应该生够，为这两个高龄化的华人社会的明后天提供丰沛的人力资源。同学们，让我们达成共识：早成家，多生娃，利己利族利天下，学术研究不拖拉。

笔者随后被告知，以上祝词很受欢迎，同学们认为我讲的不是大话、套话、官话（我不是党政官员，哪有资格讲这种话！），而是贴着他们的心讲体己话。今年又发来邀请，显然本届毕业生多有期待。笔者考量几番，于是对来拍摄祝词的两男一女小组作了以下讲话，地点是一个头顶可见蓝天白云、脚底可见绿草红花的四方天井。笔者选取的这个录制地点多少有提醒双方的寓意：如果没有不断自我超越的觉悟，我们可能仅仅被自己固守的小环境所主宰；虽然人在天井之内，还误以为是身处无拘无束的自由广袤世界。笔者谨慎地开启了话端：

可能冒犯年轻人的建议：社会技术

我希望我的祝词能够给今年毕业的同学们提供一些启发，既含有创业的元素，也含有社会慈善事业或日企业的社会责任CSR元素，也含有技术创新的元素，也含有伦理道德的元素，都有一点，揉合一体服务公众，首先是服务更年轻的公众。

到了今天，智能手机已经在人类社会里越来越普及。近代以来有无数实例显示，任何一种产品若是变成无所不在的大众商品，它的正面功能和负面影响都会发挥至极，有远见有责任感的人就要在太晚之前行动起来，通过公共教育和立法，尽量限制该商品的负面影响。你们也许读到两条与此相关的新闻了，就在今年3月，英国宣布将开征糖税，这个特别税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糖是全世界人们日常消费的食品之一，然而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变得极便宜，绝大多数人又喜欢偏甜口味的食品饮料，现代人从出生后几天开始，就变成了糖不离口。到了十几岁，他们就可能痴肥高血糖，由此引发糖尿病等多种慢性致命的健康问题，而这又给公费医疗体系和全社会的人力资源造成严重压力。开征糖税，就是抑制厂商给食品饮料添加过多糖分，引诱幼小的消费者养成放开享用的习惯，以利促销，却把滥用糖的健康危害转嫁给消费者，把最后代价转交给全社会。第二条新闻和我下面的建议更直接相连。纽约市前任市长前不久提议，地方要立法，给那些过马路埋头玩手机发短信的行人以处罚，道理跟处罚驾车任意胡来的人一样。

我非常诚恳又迫切地希望你们在未来几年里，能够着手做这几件事。第一，设计软件配以硬件更新，让智能手机具有这样的功能：如果使用者已经出去上学长期离开了家庭，父母来电话几次，孩子不接话不回电，手机就能够先提醒孩子。若是再不回话，手机就自动断线，使这个拒绝和父母通话的孩子无法使用这部手机。如果这孩子还有另一部手机怎么办？目前的瞳仁和面部识别技术已经可以辨识同一个人，软件连通，像电脑网络那样的“大环境”、云数据，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大陆的监控技术遥遥领先全球，把其中的一些元素引用过来促进家庭亲情，是“化剑为犁”式的善举。

第二，设计软件配以硬件更新，让智能手机具有这样的功能：使用者在交通状况复杂或具有潜在危险的地点，比如穿过马路、行走于险峻路段、周围有烟火之类的紧急事态，使用者若还是埋头玩手机发短信，手机就立刻发出火警般的声响，配以警告图像或字幕。若使用者还是没有立刻纠错的动作，手机暂停运作，直到以上的交通状况或危险迹象过去了。智能手机配以敏感度高的感应光电元件，完全能够捕捉到手机使用者身边的这类威胁性信息。在亚洲人烟密集的地方行人埋头玩手机，已经成为新公害。

第三，设计软件，使智能手机具有这样的功能：它计算使用者已经连续使用手机达多久，若是超过一个累积的时间警戒点，手机就会主动提醒使用者，你该休息了，配以图像和文字，告诉使用者她或他的眼睛等等器官受到何种损害。若是使用者拒绝听从健康劝告，手机就暂停运作。现在越来越多的法治社会在香烟盒上面印有恐怖图像加文字，警告吸烟者的健康被其嗜好严重损害。美国马上要通过降低烟草里的尼古丁含量，降低使人上瘾的诱惑力，道理都是相通的。

第四，设计软件，使智能手机具有这样的功能：它以一周为计算单位，累计手机使用者本周一共使用手机几多小时，加上上班或上课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体育锻炼的时间，然后看看还有多少小时剩下来，供使用者阅读书籍。若是剩下来的太少，手机就频繁提醒使用者：你该减少玩手机，拨出时间读书啦。若是使用者还是过多时间玩手机，手机就暂停运作。如果使用者是在手机上读电子版书籍，智能手机应该能分辨。不过即便如此，也还是要提醒使用者，不可连续盯着屏幕太久，读纸质书更健康。君不见，香港已经成为“四眼（眼镜）之都”了！

智能手机不可以让使用者陷入不智习惯

能够具有以上功能的手机，才算得上是真智能手机，它能帮助使用者更智慧地运用手机、处理事务、安排学习和工作、协调生活和待人处世。同学们，你们假如在毕业后投入精力、创造力、财力在以上几件事上，你们不但可以获得商业的巨大成功赚大钱，而且大大的改善了个人、改善了民间社会、改善了未来的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你们在技术史和商业史上，会像比尔. 盖兹、贾伯斯. 库克、马克. 扎克伯格一样，创建新的台阶和立下新的里程碑。香港若是成为这样的真智能手机的研发和制造地，那就把其它大都市抛在后面了！

我讲着讲着，前来拍摄视频的同学脸色越来越严肃。他们显然没有预料我竟然会有这一串建议，而且又这么动情地劝说应届毕业生投身于此。他们的年龄是21-22岁，是伴随着手机长大的第一代新人类。那些已经被他们中的无数同伴同学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的手机使用习惯，竟然在我的眼里有那么深厚的负面影响，迫切需要改进。这类改进不单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技术性的，是渗透了多种人伦要素的新型社会技术（最早提出社会技术观念的是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46-347）。

笔者的信念是：对手机，应该像对糖和汽车之类的商品一样，设立一步步合情合理的使用限制，降低它对使用者的伤害。如果手机制造和服务的厂商不做必要的改进，更多的实例显明它对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带来不可忽视的损害，那就要进一步把它放在烟、酒、药品、刀具一类的产品里加以管制，不能让它从个人的用品或工具，异化成个人的主宰，进而对整个社会施加负面乃至破坏性的影响。据笔者所知，德国是第一个发达国家，几年前设立规则，制约公共场合手机的使用，防止不利于他人的影响。美国加州伯克利市，也就是距硅谷不远、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人人皆知该校科技院系是世界一流）的那座小城，是全球第一个立法，对横穿马路低头用手机不顾交通状况者施加处罚的。这是合乎人道的严厉，是深知科技应用之两面性的先进社区展示的公共管理智慧。

如果有读者对上述建议不以为然，那就试做一次市场潜力民意检验，看看所有的父母、教师、医生、交通管理人员等，赞成与否。笔者对检验结果极具信心。

这才是“真新”！

从2017年5月开始，中国大陆是“新四大发明”地的说法就被起劲炒作，可是老外严加考证，表明这是大忽悠：首条高铁线是1964年在日本运行的；首个移动支付是1997年在芬兰出世的；首项电子商务是1979年英国人创意、1995年美国开始流行的；首批共享单车是1960年代荷兰人创意、1990年代丹麦推广的。中国大陆只是把别人的创新大大延伸应用了（Pratik Jakhar：“事实核查：究竟是谁提出了中国‘新四大发明’？”，BBC中文网2018年4月3日）。不过，若是笔者建议的那种智能手机在香港诞生，那可是“真新发明”！是本港在社会技术领域先行一步跨进新时代的里程碑。

原载于 香港《信报月刊》2018年5月底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