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世界论坛

用社交帐号或禅世界会员账号登录,就可讨论佛学、政经、科技和休闲等话题。


鲁迅眼中的”洋场恶少”施蛰存:《禅学》...
 

鲁迅眼中的”洋场恶少”施蛰存:《禅学》和《花的禅意》二文  

  RSS

editor
(@editor)
Noble Member Admin
已加入: 2年 前
帖子: 2446
07/04/2019 10:45 上午  

【按】:鲁迅先生在早年和改革开放后在大陆流行的海派文人们有过节,比如称上海的文化人施蛰存为“洋场恶少”。笔者在1990年看到施先生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还是新民晚报的《禅学》一文时,对刻薄一词有了印象 😀 。


 

禅学

  十天之内,就看到四五篇宏扬禅学的文章。据说外国的汉学家都在研究禅学,所以中国的青年学者也得赶紧钻研它一下,免得遇到外国禅学家的时候,对答不上,相形见绌。
  

五十年前,为了查船子和尚的记载,我买过一部《四部丛刊》本的《景德传灯录》,带便也看过不少有禅味的偈语。实在要怪自己没有“佛性”,对于那些“顿悟”出来的“机缘语”,总是无法“悟入”。一九六一年,为了要买八角钱一只的鸡蛋,我把儒、释、道的书都卖掉了,当然也包括《景德传灯录》在内。
  

前几年,老友苏仲翔标点了一部《五灯会元》,我很想再染指一下,补补课。向他讨一部,他答应了。不过到今天还没有送来,大概他知道我和禅门不会有缘,免了罢。
  

从青年学者论文中,又读到了那三首代表“渐悟”和“顿悟”的著名偈语。
  神秀一首: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慧能二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这三首偈语,五十年前读的时候,觉得神秀说的是老生常谈,慧能说的倒是玄妙深刻,他终于得传祖师衣钵,当之无愧。可是,现在我重读这三首偈语,却有新的“悟入”,也不知是我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先从修辞观点来分析这两家偈语。神秀只犯了一个错误,他可以说“心如明镜”,却不能说“心如明镜台”。“明镜”是镜子,而“明镜台”却是安置镜子的木座子或架子。慧能犯了不少错误:“菩提本无树”,简直是不通。菩提树结的果实是菩提子,菩提子没有树,它从哪儿来?“明镜亦非台”,是一句废话,谁都知道镜子不是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这是常识性的错误了。我家大大小小的镜子,都是要常常拂拭,才能保持清净。这个和尚难道没有见过镜面上的尘埃吗?神秀以身心来作比喻,第三句“时时勤拂拭”是对身心二者而言,身要拂拭,心也要拂拭。从诗的艺术来讲,这第三句是收合前二句的。慧能的第三句却说“明镜本清净”,只收了第二句,那么,第一句“心是菩提树”,完全落空了,它到底清净不清净?最后,慧能还有一个大矛盾:第一偈既然说“菩提本无树”,为什么第二偈又说:“心是菩提树”?到底有没有菩提树?
  

再从思想性来分析一下。神秀是一个好学勤修的老实和尚。他诵经求道,一步一步地培养自己。不管儒学、佛学、科学,“时时勤拂拭”,总是进德修业的基本功。慧能是一个文盲懒汉,他出家做和尚,正如劳改犯去做专业户。他不耐烦生产劳动,想出一个“佛性”、“本性”来哄人。本性永远清净,无须拂拭。只要你能悟本性,便是在家学佛,亦可以成正果。如果你不悟本性,便是根器太小,不够资格学佛。他这一招却正是投机得时,惊世骇俗。用这个窍门学佛参禅,既玄妙,又容易,何乐而不为?于是他获得了广大徒众。
  

祖师弘忍是一个佛教企业家。他眼光敏锐,尽管心知神秀是一个务实的徒弟,但如果把神秀作为继承人,佛门便会像孔门一样,不死不活,恹恹无生气。他在两位高徒之间,计算利润效益,决定把衣钵传给慧能。果然大畅玄风,一本万利。
  

不要小看佛教徒的这两个宗派,它们对儒学亦不无影响。神秀以渐悟立宗,在北方提倡勤修苦学的学风,使北方的儒学也养成几个朴实精进的学派。慧能在南方以顿悟开山,使南方的儒学也染上了一种夸诞虚妄的习气。
  

顿悟、渐悟,本来不是两个对立面。没有渐悟的基础,无法获得顿悟。不承认渐悟的顿悟,是一种妄悟。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也学习了几十年,至少应该懂得一点皮毛。从量变到质变,从渐进到飞跃,从矛盾到统一,应当如何解释慧能的“顿悟”呢?
  

还有人引禅学来喻诗学,做诗要有妙悟,主性灵,要有突然袭来的灵感,都是慧能的门徒。宋以后的旧诗,有许多“打是不打”之类的“机缘”语,很像是当代朦胧诗的先驱者。
  

多少才人学者,被这个文盲懒和尚哄了千多年,现在居然又哄上了洋人,这个和尚也可谓“伟大”的了。
            一九九○年十月三日


花的禅意

 

昨天刚写好一篇《禅学》,对禅和子说了些不敬的话,顺便也提到宋人以禅喻诗,把诗弄得非常玄妙。不过文章目的不在谈诗,因而也没有多说。
  

今天整理书架,偶然找到一本《文史知识》,随手翻开,就看到一篇禅学者赏析王维诗的玄文,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例证。
  

文章累累三千字,把王维的一首二十字的五言绝句赏析得禅味甚浓,倒也亏他有此别才。现在我且先抄出开头两段,来赏析他的赏析: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是王维著名的田园组诗《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辛夷即木笔树。辛夷坞,因坞中有辛夷花,故名“木末芙蓉花”,由《九歌·云中君》“搴芙蓉兮木末”句点化而来,木末,即树梢;芙蓉花,这里实指辛夷花,因芙蓉与辛夷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在裴迪的《辋川集》和诗中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两句可证。
  

这是第一段,赏析诗的文本。诗题是《辛夷坞》,王维的辋川别墅中的一景。诗是咏芙蓉花的。以芙蓉为名的花有两种:一种是水芙蓉,即荷花。一种是木芙蓉,木本植物,亦称地芙蓉。现在,水芙蓉仍称芙蓉花,用不到加一个木字,因为荷花,除了做诗以外,没有人称之为芙蓉了。“木末芙蓉花”,是点明所咏的是木芙蓉,句法虽然出于屈原《九歌》,却不是“点化”。
  

辛夷坞中,未必只有一种辛夷花。作者明明说是芙蓉花,赏析者硬说它“实指”辛夷花。为什么?理由是“花色相近,故借以代称”。这个理由,这样赏析,能服人吗?我如果做一首咏菊花的诗,能说“东篱黄蜀葵”吗?花色也相近,可以这样代称吗?
  

作者还引裴迪诗,“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用以证明“芙蓉”就是指“辛夷”的。这个证据,提得也非常牵强。我以为反而可以证明辛夷坞中也有木芙蓉花。再说,裴迪没有说明是木芙蓉,他这句诗也很可能是说辛夷花的颜色可以乱荷花。辛夷花是紫红色的,木芙蓉花的萼是深红色的,开出花来却是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荷花有红有白,要说颜色相近,倒是荷花可以和辛夷相乱。裴迪这一句“色与芙蓉乱”,我看是指荷花的。这也可以有诗为证,白居易咏辛夷诗云:“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荷花大,辛夷花小,故只比作小荷花。王维《辋川集》中还有一首题作《临湖亭》的诗:
  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
  岂不可以证明辋川别业中也有荷花吗?
  

以下抄第二段,是赏析全诗总论:
  

这首诗浅近单纯,说的是:在辛夷坞这个幽深的山谷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然得很,平淡得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诗。诗以言志,诗人的志哪里去了?诗以言情,作者的情何处可寻?然而,这确实是一首好诗。你看,辛夷花在树梢怒放,开得何等烂漫!辛夷花又在纷纷凋零,又是何等洒脱!既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无情有性,你能说,这仅仅是一棵普普通通的辛夷花么?
  

王维笔下的辛夷花,是他内在精神的外射,是一棵
  

人格理想之花,然而又是一棵与众不同的花。
  

这一段赏析,用的是欲擒故纵、欲扬故抑的手法。因为这首诗中,看不到诗人的志或情,所以简直不敢相信它是诗。原来这位赏析家不知道诗有赋体。不言志,不抒情,就不是诗。王维的《辋川集》诗二十首,除去最初三四首外,全是赋体,既不言志,也不抒情,难道全不是诗?
  

底下,笔头一转,不是诗,确实是好诗了。你看,花开得多烂漫而没有生的喜悦;花落得多洒脱,而没有死的悲哀。现在,赏析出禅意来了。花即是人,人即是花。说花就是说人。人是谁?作者王维。王维的生,确是十分烂漫。他能以书画音乐,服侍王公贵人,为歧王家宴席中的常客。他又是和尚尼姑的大护法。自命维摩诘居士,经常有天女散花,优婆问道。家财富裕,买下了宋之问的大庄园。安禄山造反,打进长安,他立即附逆,做了汉奸。乱平之后,别的汉奸都分别得罪,他却非但不坐牢,反而授了官,至于他的死,也确实非常洒脱。他临终时,还从容不迫地给兄弟亲友写了许多遗书。没有生的喜悦,何以活得如此烂漫?没有死的悲哀,何以装得如此洒脱?要知道,烂漫是喜悦的现象,洒脱是悲哀的面具。
  

如果说,以人喻花。那么,芙蓉花的“纷纷自开落”,既然是“自然得很”,你又何以知道它们没有“生的喜悦,死的悲哀”?难道禅学家已超过了弗洛伊德,能分析植物的心理了吗?我看,还是庄周老实,他倒还能说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现在,再抄一小段,是芙蓉花的颂词,也是王维的诔词:
  

在这个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在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既没有人对它们赞美,也不需要人们对它们的凋零一洒同情之泪。它们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听不到心灵的一点震颤,几乎连时空的界线都已经泯灭了。
  

多么玄妙?真是一棵“与众不同”的“人格理想之花”。不过,我以为,王维没有那么自然,倒是千千万万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可以当之无愧。而我们的禅学家硬要把一朵芙蓉花,当作辛夷花,插在王维的胸前。
  

最后,还要抄一段“禅意更浓”的赏析:
  

辛夷坞也是这样一个境界,只不过禅意更浓,显得更为空灵。因为“对境无心”,所以花开花落,引不起诗人的任何哀乐之情;因为“不离幻相”,所以他毕竟看到了花开花落的自然现象;因为“道无不在”,所以他在花开花落之中,似乎看到了无上的“妙谛”:辛夷花纷纷开落,既不执着于“空”,也不执着于“有”,这是何等的“任运自在”!纷纷二字,表现出辛夷花此生彼死,亦生亦死,不生不死的超然态度。
  

读了这一段赏析,才知道一首二十字的绝句,具有如此法力,连“纷纷”二字,也能表现出如此玄妙的超然态度。自愧读诗六十年,竟没有能看到“无上的妙谛”。在禅学家面前,读诗简直比猜哑谜更难了。
            一九九一年


海派大师施蛰存:与鲁迅交恶被称“洋场恶少”
张晓春

    拐进愚园路一条不起眼的老弄堂,推开一扇通向灶披间的门,循着一股飘荡的雪茄烟味,踏上窄窄的木楼梯,站在一个朝南房间的门口,看到了一个老人侧坐于窗前的剪影:身着大袍,头发梳得很光,一根助听器电线从耳边掠过脸颊垂到胸前,面前是堆着烟灰缸、书籍以及一些笔砚古玩等各色杂物的书桌,背后是一架书橱。烟灰缸里有时还袅袅地冒着一股细烟,太阳从一边的落地窗投射进来,衬得这个剪影与细烟愈加深刻。这位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为他的百岁诞辰举行了庆贺仪式。百年岁月对于历史只是一瞬,对于生命个体却是奇迹。尤其当这个生命同时还承载了文化,那么,一个百岁的文化老人也是一个文化奇迹。这个剪影,好像是文化奇迹的诗化意象,虚实明暗,值得人细细咀嚼玩味。

   百年有多长

   周遭朋友许多人见过施蛰存,或为他的书当编辑,或为仰慕他而心甘情愿为他当义务文员,或仅仅为了见识这位当年被鲁迅骂过的“洋场恶少”是何等模样。事过境迁,一些北山楼当年的常客,随着北山楼主人的渐渐老去,在北山楼的踪影也变得稀疏,只留下一个话题收藏在意识之中:施先生何以会活得这么长久?言下之意就是施蛰存活到百岁是个异数。这样的困惑,多半来自于对施蛰存与鲁迅当年那段争论的一知半解。普遍的看法是,一个敢于向鲁迅挑战的人一定内火旺盛,而被鲁迅骂过“洋场恶少”者,上世纪50年代后因意识形态异化所遭受的压力有目共睹: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赶往图书馆资料室,而后干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文革”期间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这样的日子,无一与长寿相关。连90岁时的施蛰存自己都说过:“我也弄不懂,像我这样年轻时身体一直不好,得肺病,吐血,七老八十生癌动大手术,现在连出门都不能够的人,居然活到现在。”

   但走近施蛰存,人们才会理解,一个原本并不健硕的人何以能平静地越过一个世纪的坎坷,那是需要深沉的生存理念作底蕴的。

   在世的现代作家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说到这里,有人不禁要提到另一位世纪老人——巴金。是的,巴金也是20世纪新文化极少在世的标志性大家。但仔细考究这两位的文化活动,巴金从进入文坛初始一直到他上世纪90年代初病重为止,一直执著于文化创造的社会功利。而在参与20世纪中国文化完整性这一点上,施蛰存更名至实归。

   上世纪10年代,还是中学生的施蛰存迷恋创作时兴的“鸳蝴小说”,写旧体诗;进入20年代,他追逐新文化,选择报考北大,未果,于是辗转于之江大学、上海大学等地,学外语、吸收西方文化,也钟情中国文化,还接受过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教育,他加入过共青团。30年代,他主编《现代》杂志,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还亲自尝试创作现代感极强的小说与诗歌,以至于后人将他的小说归为中国的新感觉小说,而戴望舒等一些在《现代》发表诗歌的诗人,则由“现代诗”派,渐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派”诗人。其间,他与鲁迅、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也与鲁迅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争。

   抗战以后,他开始教学生涯。主要精力转向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还开始了碑版拓片的收集和整理。

   他的道路从创作鸳蝴小说到新感觉小说,从写旧体诗到现代派诗,从翻译外国文学到古籍整理,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到学者,从参与文学论争到理论研究……他经历的历史事件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在现在看来都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这是长寿的收获,然而,决定他文化活动的空间宽广度的,不仅仅是长寿。跟施蛰存共事50余年的钱谷融先生这样评价施蛰存,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用自由主义的眼光观察、衡量一切。重性情,讲趣味,热爱与追求一切美的东西。他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艺术一样,随时随地都在追求生活中的趣味,生活中的美。”钱谷融所说的“自由主义”,指的是他能以游戏般的审美兴致,自由出入于20世纪中国的各种文化潮流,而中允的审美姿态又使他始终不迷失自我。这样的审美态度一旦转化为生命态度,就能在意识形态环境适合的情况下选择入世,而不适合时,就采取隐遁,躲到自我的兴趣与爱好中。抗战时的碑版收集,当“右派”以后的翻译与碑版整理,“文革”期间的古籍整理,大概可以看作他隐遁的收获。

   百年是一个世纪的风云。施蛰存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审视者,最忠实的记录者。因此,在他身上见证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拳击手”之道

   长寿者自有长寿之道。说起施蛰存和鲁迅,绕不过他们的交恶。在论战发生前,施蛰存对鲁迅很是崇敬,他主编的《现代》曾发表鲁迅6篇杂文,包括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1933年10月,施蛰存与鲁迅发生了“庄子”与“文选”之辩。这场文墨官司,按照施蛰存的说法,是“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其实,这种文人间的笔战,在当时是极为稀松平常的,现在平心静气地看待这场争辩,更符合施蛰存当年用“拳击战”的比喻,即只是一场“拳手”间的较量。徐中玉先生评论道:“一位从近处想,读点古书对青年写作有助,一位从远处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书中去,原都有善意在,并不复杂。”

   但这场笔墨官司后来被目为包含不同政见的争辩,恐怕不是交战双方都预料得到的,尤其是解放后给施蛰存带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在这之后的70年时间里,施蛰存没有在任何文章里对鲁迅稍涉不敬。鲁迅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过一次悼念活动,施蛰存前往参加,还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对鲁迅崇敬之心。1940年,叶圣陶、朱自清筹办《国文月刊》,向施蛰存殷勤索稿,施蛰存用心理分析方法,详细阐发了鲁迅小说《明天》等所呈现潜意识的描写,引起大哗,陈西滢等还写文予以商榷。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如果没在世的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施蛰存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作为20世纪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施蛰存名至实归。

   有那种对鲁迅作品表示欣赏的意愿,施蛰存是不会拿鲁迅的作品来做题目的。1956年,上海各界从万国公墓将鲁迅灵柩迁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建鲁迅纪念馆,施蛰存去拜谒并作《吊鲁迅先生诗并序》,其中所云“秉毅持刚,公或不移于睚眦,知人论事,余岂敢徇于私曲”,较为真实地表达了施蛰存对那场争辩的态度。他在那间北山楼中曾说过:鲁迅先生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他。这种嬉笑怒骂的自由“批评”之风,虽然有失“费厄泼赖”,但至少可以想见当事者的率真与意气。

   执著的中间派与清醒的现实主义

   在鲁迅的笔下,曾将施蛰存描写为“洋场恶少”,归为“……之流”。这个“之流”包括对“左联”出语不敬的戴望舒、杜衡;也包括任职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穆时英、刘呐鸥。在这个被称为海派的小圈子里,刘呐鸥才大气粗;穆时英喜好泡舞场,叶灵凤穿着考究入时。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施蛰存虽然也跟着他们一起出入过舞厅等声色场所,学会了抽雪茄,但他与同伴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仅“是一个飘飘荡荡的大少爷”,更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晚年的施蛰存谈起这些曾经的朋友,有非常中肯的评述。他说“刘呐鸥和穆时英这两个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都是文学天才,开一时风气,可惜都为利益驱使,过早脱离文学环境,做了汉奸,死于非命。”对于沈从文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后迅速恢复在文学史上名誉和地位的大师,施蛰存同样不趋时阿世,他曾说:“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他对于人事的价值判断不感情用事,棱角鲜明,可见一斑。

   施蛰存在晚年仍旧关注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向,作出非常冷静理性和具有说服力的判断。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青年学者讨论“重写文学史”问题。施蛰存敏感地加以思辨道:“‘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不是‘重写’,而是‘另写’。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对于那时出现的关于纯文学、严肃文学与垃圾文学、痞子文学的争议,施蛰存以新文学运动为例,认为,“今天的垃圾文学、痞子文学,有绝大可能成为明天的纯文学、严肃文学。当然不是全部都有此资格。它们中间,还必须经过一次考验:人民的筛选,时代的筛选。至于今天的纯文学、严肃文学,我看还是承认老朽,逊位让贤为妙。喋喋不休,无补于回天。”这些中肯的话,折射出他思路敏捷、讲究实际的治学风范。

   不死就是胜利

   在现代学人中,像施蛰存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中,在天日重光之后,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成果的人是不多的,陈寅恪、钱锺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施蛰存当时的生存状态似乎比上述两位要恶劣。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施蛰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出过一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放弃,正相反,这段时间,正是施蛰存整个学术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

   无论是在华东师大的图书资料室,还是在“牛棚”里,他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当成一回事,白天被斗,晚上就爬上阁楼看书、写文章,久而久之,他就把这种例行公事看成一种惯常的上班与下班的程序。“文革”后期,他住在二楼朝北亭子小间,放上一只小方桌就很拥挤了,而且室内还有一只抽水马桶,他只能利用它,就坐在屋角这只盖上盖子的马桶上写作或接待客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那时读书、研究碑版、写读书札记及看大张拓片就在这小房间,但要佝偻身体才能观赏。他总共写了四五百万字,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他的几十部书(包括选编与翻译作品),都是那时的积累。

   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生于杭州,住过苏州,成长于松江,成名于上海的都市。上过四所大学立意交友与追求学问,却获得四个肄业文凭。懂得两门外语,译作丰厚,却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唐诗宋词。以现代派的姿态扬名,又以传授古代文化立身。这个沾着江浙两省泥土芬芳的子弟在上海滩沐浴欧风美雨,自诩“政治上偏向左翼,文艺观上坚持自由主义”,逡巡于20世纪文坛左与右之间,观利害之变,辨是非之明。这种清醒明睿的心智,使自己所钟情的事业尽可能少地受到外力伤害,个人志趣尽可能多地得到保留。这个老人如今在上海梧桐扶疏的窗前,坦然面对一世纪年轮,我总觉得他应该像老锦江、老外滩那样,成为上海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无怪乎当无数小资们以追寻传奇的方式挖掘张爱玲等当年沪上名媛的身世与婚姻之谜时,海外的学者却常常辗转打听愚园路上那间北山楼门牌号码。李欧梵“之流”一定也见识过那个坐在窗前的剪影。当然,那个剪影是生动的,几年前,当施老夫人还健在的时候,你大声叫一声“施先生在吗?”那个剪影会帮你叫一声“阿奶(施蛰存晚年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有客人来了!”现在,寂寞的剪影会在你告别时提醒你:“作家只能是时代的,我的时代过去了。”

  《新民周刊》


引用
Share:

【声明】:禅世界论坛尊重言论自由,任何人可讨论佛学、政经、生活和科技等话题。在言论发表前请根据常识和法规自审。论坛管理员和版主有权删除任何不当内容(【禅世界论坛规则】)。使用本论坛即表示接受论坛规则。


【Chanworld.org】2017.06.06-2019.03.24-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