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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美国新冠疫情:特朗普为何忽视警告、一错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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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han:

蠢货的招数都是自欺、欺人和被骗。

西胖子和东胖子笑了,这个蠢货。

中美贸易协定和朝鲜谈判就是蠢货的杰作!川胖被耍了! ☹️ ☹️ ☹️ 

 


复盘美国新冠疫情:特朗普为何忽视警告、一错再错

“没人知道会出现大流行或是这么大规模的传染病,”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月说。他曾多次表示,没有人能够预见新冠病毒的影响。
“没人知道会出现大流行或是这么大规模的传染病,”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月说。他曾多次表示,没有人能够预见新冠病毒的影响。 ERIN SCHAFF/
 
华盛顿——“不管你们怎么看,情况都会变得很糟糕,”1月28日晚,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的高级医学顾问卡特·梅彻(Carter Mecher)在一封给各政府机构和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的电子邮件中写道。“预期的疫情规模看起来已经让人难以置信。”
 
那是在美国发现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一周后,又过了漫长的六周时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才终于采取积极行动应对国家面临的危险——目前预计该大流行病将夺去数万美国人的生命。梅彻在邮件中敦促美国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层清醒过来,为采取更激烈应对措施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你们取笑我停课的疾呼,”他在给大家的邮件中写道,该群组自称“赤色黎明(Red Dawn)”,这是一个圈内玩笑,出自1984年的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美国人在外国入侵后努力拯救国家的故事。“现在我要疾呼,大专院校也要停课。”
 
 
他的声音并不孤单。在整个1月,特朗普一再淡化这种病毒的严重性,把注意力放在其他问题上,而政府内部的大批人物——从白宫高级顾问到内阁部门和情报机构的内部专家——都确认了这一威胁,发出了警告,并明确表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但总统没有及时领会风险的规模,也没有采取相应行动,而是着重于控制信息传播,保护经济收益,并对高级官员的警告置之不理。他说,这是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是无法预见的。
 
即便特朗普在1月底出台了第一个具体措施——限制来自中国的旅行,但在政府内部辩论中,公共卫生问题常常不得不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竞争,这延缓了决策进程,导致向国会寻求更多资金、获取必要物资供应、解决检测试剂短缺,以及最终让大部分民众呆在家中的决定都姗姗来迟。
 
跟众议院提起总统弹劾案之后以及参议院审理弹劾案期间如出一辙,特朗普的反应被他对所谓“深层政府”——正是他的政府中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长期经验的人——的怀疑和蔑视所影响,他们原本可能引导他更快采取措施减缓疫情发展、挽救生命。
 
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长期争执,也使决策过程变得复杂起来。起初,不希望在贸易谈判中惹恼北京的想法让病毒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但后来,面对21世纪首个真正的全球性威胁之一,在北京面前占据上风的冲动让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特朗普在疫情应对上的种种不力,也因其平日主宰电视屏幕和全国对话的努力,以惊人的透明度呈现出来。
 
但对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数十次采访,以及通过对电子邮件和其他记录的查阅,揭示出许多此前未曾披露的细节,让人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在这一致命病毒的传播过程中,特朗普抗疫不力的根由和程度:
 
• 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负责跟踪流行病的办公室在1月初就收到情报,预测病毒将蔓延到美国,并于数周内提出了一些选项,比如让美国人居家工作、让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封城。直到3月,特朗普都在回避这些措施。
 
• 尽管特朗普在几周后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当时曾有人告诉他,他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1月29日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详细列举了出现新冠疫情的潜在风险:可能会有多达50万人死亡,并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在1月30日的一次通话中,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直接警告特朗普暴发疫情的可能性,这是他在两周内第二次向总统发出警告。总统当时正乘坐“空军一号”前往中西部地区公开露面,他回应说,阿扎尔是在危言耸听。
 
• 2月,阿扎尔公开宣布,政府将在美国5座城市设立“监测”系统,评估病毒的传播情况,让专家得以预测接下来的热点地区。该计划被推延了数周时间。计划启动缓慢,再加上美国在检测能力的提升上存在不容置疑的失败,使得政府官员对病毒传播的速度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就像在没有任何仪表的情况下开飞机,”一名官员说。
 
• 到了2月的第三周,政府高级公共卫生专家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向特朗普推荐新的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提醒美国人民注意风险,敦促他们采取保持社交距离、居家办公等措施。但白宫反而将重点放在了信息传递上,又过了关键的几周,专家们的观点才被总统勉强接受——当时病毒的传播基本未受阻止。
 
当特朗普在3月中旬终于同意建议全国保持社交距离,大部分经济活动因此陷入停滞后,一些最亲密的助手发现他备受打击,灰心丧气。有人说他对危机愈演愈烈感到“郁闷”和“困惑”。他本来把连任的赌注押在了经济上,而现在经济突然变得一团糟。
 
那名助手说,他只能靠每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来重拾自信,发布会上,他经常试图改写过去几个月的历史。他一度宣称,自己“早在它被称为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是这个感觉了”;他还在另一场发布会上坚称自己必须做“这个国家的拉拉队长”,似乎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没能让公众对即将到来的疫情做好准备。
 
特朗普的盟友和一些政府官员称,这些批评是不公平的。中国政府误导了别国政府,他们说。他们坚持认为,要么是总统没得到正确的信息,要么是他周围的人没有传达威胁的紧迫性。他们辩称,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给他意见的官员在他看来是不足信的,但一旦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正确的信息,他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虽然在1月和2月,媒体和民主党人拒绝严肃对待这种病毒,但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来保护美国民众,发动了联邦政府的全部力量来遏制病毒的传播,加大了检测能力,加快了疫苗研发,即便当时我们对感染或无症状传播的水平没有充分认知,”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说。
 
在病毒传播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关键转折点,一些让特朗普能够战胜病毒而不是在其后一味追赶的机会。政府内部的讨论为他提供了明确的选择,在一些时刻,他本可以提出更深刻的问题,了解更多东西。他处理这一切的方式可能会影响他的连任竞选,也绝对会塑造他的政治遗产。
 
控制的幻觉
 
到2月最后一周,政府的公共卫生团队已经清楚意识到,必须关闭病毒热点地区的学校和企业。但在特朗普主导的动荡白宫,他们又花了三周时间才说服总统,如果不能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病毒的传播,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2月21日,当卫生和公众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的应急救灾高级官员罗伯特·卡德莱克(Robert Kadlec)把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召集起来开会时,他的议程十分紧迫。政府将病毒拒之门外的策略存在严重的漏洞。他们将不得不封锁国家以阻止它的蔓延。问题是:什么时候封锁?
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罗伯特·卡德莱茨在2月与白宫特别工作组进行了一次演习,说服了政府中的一些人,促使他们采取了更紧急的措施对抗病毒。
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罗伯特·卡德莱茨在2月与白宫特别工作组进行了一次演习,说服了政府中的一些人,促使他们采取了更紧急的措施对抗病毒。T.J. KIRKPATRICK FOR THE
世界各地的新病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激增,病毒正在整个中东地区蔓延。越来越明显的是,政府搞砸了用来追踪国内传播的病毒检测,而一个借助联邦流感追踪系统的小型监控项目也胎死腹中。
 
在华盛顿,总统并不担心,他还预测到4月份,“天气稍微变暖时,病毒就会奇迹般地消失”。他的白宫仍未要求国会提供额外资金,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感染的潜在消耗做准备,而医护人员越来越担心口罩、呼吸机及其他设备的供应问题。
 
特朗普接下来的决策可能极大影响这个大流行病的进程,以及感染和死亡的人数。
 
基于这些情况,工作组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次沙盘演习——这是前一年政府进行的流感大流行全面战争演习的实时版本。那次演习名为“红色疫灾”(Crimson Contagion),也由卡德莱克主持,在一场始于中国的假想疫情暴发后,有1.1亿人感染,770万人住院,58.6万人死亡。
 
面对真出现一场大流行的可能,工作组需要决定何时放弃“遏制”——即努力将病毒控制在美国之外,并隔离任何被感染的人——转而采取“缓解”措施,阻止病毒在国内的传播,直到有疫苗可用。
 
《纽约时报》审阅了该议程中的问题,其中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何时应建议特朗普采取正确的缓解措施,“如让学校停课和取消大规模集会”,这些都是布什时期应对大流行病方案中接下来可以采取的适宜措施。
 
这场演习令人警醒。这群人——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以及时任白宫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阿扎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存在严重扰乱国家经济和数百万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风险,也将很快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社交远离措施。
总统在3月中旬敦促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但随后几乎立即开始讨论重新开放经济活动。
总统在3月中旬敦促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但随后几乎立即开始讨论重新开放经济活动。 ANDREW SENG FOR THE
如果卡德莱克还有怀疑,两天后这些怀疑也消除了,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封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研究人员的电子邮件,对方正是那群花了数周时间在“赤色黎明”电子邮件链里追踪疫情的学者、政府医生和传染病医生中的一员。
 
一名20岁的中国女子感染了五名亲属,尽管她本人从未表现出任何症状。这件事的可能影响很严重——表面上健康的人可能在无意中传播病毒——也为迅速采取措施减少传播的需要提供了依据。
 
“这是真的吗?!”卡德莱克在给那名研究人员的回信中问道。“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筛查和隔离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名研究人员的回答直截了当:“人们正在把病毒带到所有地方。”
第二天,卡德莱克和其他人决定将一份题为《减少传播的四个步骤》的计划提交给特朗普,告诉总统,他们需要开始让美国人为一个国家历史上几乎从未采取过的步骤做准备。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总统的大发脾气和内部的地盘之争耽搁了这项计划。工作重点转向了传递信息和对成功的自信预测,而不是呼吁公众为减少病毒传播采取措施。
 
2月份的最后几天,或许比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任何时刻都更能说明这位总统的无能或不愿意接受向他发出的警告。在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中,他却重拾自己惯用的政治策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新冠病毒得以在全国悄悄地蔓延。
 
卡德莱克的工作组想马上与总统见面,但特朗普当时正在印度访问,所以他们同意,特朗普两天后一回来,就尽早当面向他说明情况。如果他们能够说服他相信改变做法的必要性,他们就可以立即开始一场全国性的教育运动,让公众为新的现实做好准备。
 
工作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标题是《美国政府应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这份日期为2月14日的备忘录记录了将采取的更为严格措施,包括:“大幅限制公众集会规模,取消几乎所有体育赛事、表演,以及不能通过电话召开的公众和私人会议。考虑学校停课。来自公共和私人机构涉及范围广泛的‘禁足令’,一些人几乎100%远程上班。”
 
这份备忘录并不主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活动限制,但指出,在“持续的人际传播”明显存在的地方,采取有针对性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
 
但在他们有机会向总统当面提交这份备忘录前不到24小时内,计划黄了。
 
2月25日,就在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从印度返回美国时,国家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博士向公众发出了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的直率警告。
 
但梅索尼耶早了一步。工作组还没有把计划告诉总统,更不用说得到他的同意了。
 
在飞回美国的18个小时行程中,特朗普眼看着梅索尼耶的警告导致股市崩盘,这让他怒不可遏。飞机在2月26日早上6点左右降落后,特朗普就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阿扎尔,对梅索尼耶不必要地让人们惊慌大发雷霆。由于阿扎尔已在几个问题上与总统的关系如履薄冰,而且在快速生产有效且可广泛使用的检测盒上监管不力,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权力被削弱了。
 
原定在特朗普回来的当晚向他提交保持社交距离建议的会议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总统召集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将由副总统迈克·彭斯负责白宫的抗疫工作。
副总统迈克·彭斯本月参观了位于弗吉尼亚州戈登斯维尔的沃尔玛配送中心。特朗普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M·阿扎尔二世发生冲突后,彭斯被任命为政府新冠病毒工作组负责人。
副总统迈克·彭斯本月参观了位于弗吉尼亚州戈登斯维尔的沃尔玛配送中心。特朗普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M·阿扎尔二世发生冲突后,彭斯被任命为政府新冠病毒工作组负责人。 ANNA MONEYMAKER/THE
说服特朗普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的努力受到拖延。让彭斯和他的工作人员负责这项工作,重点很明确:不要再发出危言耸听的信息。福奇和雷德菲尔德等卫生官员的声明和媒体露面将由彭斯的办公室协调。等特朗普宣布认真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时,又过去了三周多的时间,而病毒传播的速度就是在这段浪费了的时间里迅速加快的。
 
从2月26日到3月16日的近三周时间里,美国的确诊病例从15例增加到4226例。从那时起,已有近50万美国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有关当局说,可能还有数十万人会被感染。
 
中国因素
 
对新冠病毒的最早警告陷入了政府内部有关中国争论的泥潭。最早提出旅行禁令的是对华鹰派人士。但他们对中国的敌意,也削弱了这两个世界大国在应对全球危机上采取更合作做法的希望。
 
那还是在1月初,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与香港一个流行病学家的通话让他感到恐惧。
 
波廷格是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也是对华鹰派人士,他在打给医生老友的电话中,得到了一个直言不讳的警告:中国出现了看起来与2003年的SARS相似的新疫情。它的传播速度比政府承认的快得多,而且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国家安全副主任马修·波廷格(左)是特朗普政府中推动中国旅行禁令的人之一。
国家安全副主任马修·波廷格(左)是特朗普政府中推动中国旅行禁令的人之一。 ANDREW HARNIK/ASSOCIATED PRESS
波廷格曾在SARS暴发期间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报道这种高传染性病毒造成的死亡的经历让他至今仍心有余悸。
 
17年后的今天,他的朋友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们需要做好准备。这位朋友警告,没有症状的人也能传播这种最初在武汉暴发的病毒——但在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还没有接受这个说法。波廷格通过发言人表示不予置评。
 
这是发给白宫的最早警告之一,逐级上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报告中也包括类似的警告。尽管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早期评估报告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公开的资料多多少,但情报界的一些更专业的角落正在发出高水平的、令人恐惧的警告。
 
美国国务院的流行病学家在1月初提交给国家情报总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病毒可能会蔓延到世界各地,并对新冠病毒可能会发展成一场全球大流行做了警告。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个小前哨部门——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 Intelligence)也在独立的工作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今年早些时候,在得到了有关新冠病毒的初步信息的几周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生物防御专家们看到了武汉正在发生的情况后,开始呼吁官员们考虑对像芝加哥这样大的城市采取隔离措施需要怎么做。
上个月,意大利贝加莫若望二十三世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上个月,意大利贝加莫若望二十三世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FABIO BUCCIARELLI FOR THE
到1月中旬时,新冠病毒正在中国境外传播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了。波廷格开始就新冠病毒的情况召开每日例会。他向上司、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发出警告。
 
波廷格及其他对华鹰派人士早先发出的警报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包括推动对中国的公开指责。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说,这种做法在新冠病毒蔓延到西欧,并最终蔓延到美国的过程中,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这些人也受到了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的反对。他们担心,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可能会破坏与中国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而这是特朗普连任竞选的支柱之一。
 
波廷格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密谋推翻中共。他最初曾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了一个阴险的秘密: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一个研究致命病原体的实验室。在他看来,这甚至可能是一场发生在毫无戒心的中国人身上的致命事故。
 
在会议和电话中,波廷格要求情报机构——包括从事亚洲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的中情局官员——寻找可能支持其理论的证据。
 
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情报机构没有在中国政府的内部交流中发现任何警报,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一种致命病毒从政府实验室意外泄漏的话,会伴随有这种警报。但波廷格仍相信,新冠病毒问题比中国人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在白宫西翼,国内政策委员会(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任乔·格罗根(Joe Grogan)也试图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剧。
 
在奥布莱恩的支持下,波廷格成为在1月的最后几周里试图说服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旅行采取限制措施的力量之一,这是为阻止病毒传播所采取的第一个实质性措施,总统也多次提到这一点,作为他应对得当的证据。
 
除了来自总统经济团队的反对,波廷格及其对华鹰派盟友还不得不克服来自政府公共卫生专家的最初怀疑。
政府公共卫生团队的两名主要成员安东尼·福奇博士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打算支持政府在二月底之前作出防疫政策的转变。
政府公共卫生团队的两名主要成员安东尼·福奇博士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打算支持政府在二月底之前作出防疫政策的转变。 PETE MAROVICH FOR THE
卫生官员说,旅行限制一般对控制疾病暴发起反作用,因为禁令会使医生和其他急需的医疗援助无法轻易到达疫区。这种禁令往往导致被感染的人们逃离限制区,从而进一步传播疾病。
但阿扎尔在1月30日上午接到了福奇、雷德菲尔德等人的电话,说他们改变了主意。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冠病毒暴发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官员也在美国国内发现了首例确认的人传人病例。
以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为首的经济顾问团队继续辩称,对中国采取激起争端的措施,并对全球旅行采取限制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风险。一番辩论过后,特朗普站在了鹰派人士和公共卫生专家一边,他于1月31日公开宣布,限制来自中国的旅行。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詹姆斯·劳勒博士发给联邦政府医生和曾任流行病高级顾问的人的电子邮件。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詹姆斯·劳勒博士发给联邦政府医生和曾任流行病高级顾问的人的电子邮件。
尽管如此,特朗普及其他高级官员担心进一步惹恼北京。除了担心影响贸易协议外,他们也知道,由于美国在抗击新冠病毒急需的药品和防护器材上严重依赖中国,两国对抗不断升级是有风险的。
 
但在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鹰派人士仍在2月份继续推行对中国采取严厉立场。波廷格和包括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的助手在内的其他人坚持在政府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的说法。
 
庞皮欧试图在每一个环节传递反华信息,最后甚至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的说法。
 
包括彭斯的助手在内的另一些人抵制公开采取强硬立场的做法,他们认为,激怒北京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拒绝出口医疗用品、药品,以及共享任何可能最终对疫苗研制有用的科学研究。
新冠疫情始发地中国武汉的一家专治新冠病毒疾病的临时医院。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加剧了美国疫情应对的困难。
新冠疫情始发地中国武汉的一家专治新冠病毒疾病的临时医院。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加剧了美国疫情应对的困难。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特朗普在3月中旬采取了和解的做法,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抗疫工作。
 
但当助手们告诉特朗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公开编造了一个新冠病毒来源的新阴谋论,称病毒是美国军人去年10月访问中国时带去的时,情况陡然发生了变化。
 
特朗普怒不可遏,他用自己最喜欢的平台发布了新信息。3月16日,他在Twitter上写道,“美国将大力支持那些受中国病毒影响尤其严重的行业,比如航空公司等。”
 
特朗普升级口水战的决定,破坏了两国政府在应对这场全球威胁上进行广泛合作的任何尚存的可能。这种相互怀疑是否会影响两国在治疗或疫苗研制方面的努力,仍有待观察。目前,两国已在这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混乱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的混乱文化助长了这场危机。缺乏计划和执行失败,再加上总统对新闻周期的关注,以及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非数据,都消耗了时间,甚至可能是生命。
在白宫西翼,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脾气暴躁、自以为是,而且喜欢插手。他是最直言不讳的对华鹰派人士之一,1月下旬,他与政府卫生专家就发布中国旅行禁令一事发生冲突。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曾发出警告,称一场大流行会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和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曾发出警告,称一场大流行会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和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DOUG MILLS/THE

 

 

 

 

 

因此,起初被挡在了疫情应对小组之外的纳瓦罗于1月29日发出的一份备忘录,让许多人不以为然。备忘录敦促特朗普施加旅行禁令,并称若未能积极应对疫情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和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这条不请自来的讯息,和当时总统淡化威胁严重性的做法存在重大冲突。当助手们向特朗普提起此事时,特朗普回应说,他对纳瓦罗以书面形式提出警告感到不满。
 
从认识到病毒的威胁那一刻起,特朗普身边人的那些常见的敌对和派系斗争,就一直困扰着政府的应对工作,再加上总统的冲动性情,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决策和政策制定。
 
面对这种致命病原体的持续打击,分歧和缺乏长期规划导致了严重后果。这些都拖慢了总统的反应速度,并导致执行和规划上的问题,包括向国会寻求资金时的延误,以及未能开始广泛的监视检测。
 
对特朗普在疫情上的立场进行影响的努力始于1月初,当时他的关注重点在其他地方:在下令击杀伊朗安全部队主脑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将军后面临的局面;他对与中国达成初步贸易协议的推动;以及参议院即将开始的对他的弹劾审判。
 
即使在1月18日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庄园的电话会议中,阿扎尔首次向他通报了该病毒的潜在严重性之后,特朗普也胸有成竹地表示这事很快会过去。
 
“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几天后,他在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时对一位采访者说。“放心,没事的。”
 
回到华盛顿,从白宫外传来的声音,对特朗普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多快采取行动有着不同看法。
3月9日,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员,当时股市出现了十余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两天后,特朗普宣布对欧洲实施入境禁令。
3月9日,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员,当时股市出现了十余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两天后,特朗普宣布对欧洲实施入境禁令。 ASHLEY GILBERTSON FOR THE
暗中制定对策的过程充满了争吵,有时在组织上很随意。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月27日下午匆匆召集的一场会议,就属于这种情况。白宫战情室里只能站立,挤满了白宫高级顾问、低级别幕僚、特朗普的社媒大师和多位内阁部长。没有针对潜在大流行暴发制定的准备工作事项清单,这项工作本该涉及要求进行大量测试、迅速获得防护装备,以及对美国人的出行可能实施的严厉限制。
 
取而代之的是,在阿扎尔对他的部门的应对能力进行了20分钟的描述之后,新上任的副国务卿史蒂芬·E·比根(Stephen E. Biegun)宣布计划发布“四级”旅行警告——强烈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会议顿时陷入混乱。房间里爆发出争吵声。
 
几天后,即1月30日晚上,总统即将做出最终决定,着手发布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当时的白宫代幕僚长米克·穆尔瓦尼(Mick Mulvaney)和阿扎尔打电话给空军一号。阿扎尔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该病毒可能发展成大流行病,并主张中国应为其不透明性受到批评。
 
特朗普拒绝了批评中国的想法,称该国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并且,如果说总统对旅行禁令的决定证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对阿扎尔的回应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不要恐慌,特朗普对他说。
 
整个2月份,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总统的高级助手们一直在传达一致的信息,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为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做准备。
一月,北京一座机场内的星巴克员工在给顾客量体温。
一月,北京一座机场内的星巴克员工在给顾客量体温。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2月和3月初,美国的感染数量开始激增,但特朗普政府并未采取行动大规模订购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这样的关键医疗器材。五角大楼处于待命状态,等待任何为临时医院或其他方面提供援助的命令。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卡特·梅彻在2月底向同事主张进行所谓的“定向分层阻断”(TLC)和非医药干预(NPIs),具体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和商铺,以限制病毒传播。阿扎尔等公共卫生官员大致上也是在那段时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卡特·梅彻在2月底向同事主张进行所谓的“定向分层阻断”(TLC)和非医药干预(NPIs),具体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和商铺,以限制病毒传播。阿扎尔等公共卫生官员大致上也是在那段时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月就这样过去了,3月到来,总统仍然被立场不一的派系包围,尽管事态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不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是行不通的。
 
特朗普已同意在3月11日晚做一次椭圆形办公室讲话,宣布对欧洲实施旅行禁令,在欧洲,病毒正在意大利肆虐。但是,在回应他的商界友人和其他人的观点时,他继续拒绝呼吁保持社交距离、学校停课和其他可能危害经济的措施。
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国土安全顾问理托马斯·博塞特在内的疾病大流行专家通过“赤色黎明”邮件组讨论,此前特朗普已于3月11日宣布对来自欧洲的入境加以限制。
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国土安全顾问理托马斯·博塞特在内的疾病大流行专家通过“赤色黎明”邮件组讨论,此前特朗普已于3月11日宣布对来自欧洲的入境加以限制。

 

 

 

 

 

但是这种病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快速蔓延——而在重症患者越来越多、缺乏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缺乏呼吸机和足够的重症监护病床的情况下,医院面临崩溃的危险。经过数周的拖延和无所作为后,令总统及其助手焦虑不安的问题是:这下该怎么办?
 
椭圆形办公室讲话后不久,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在白宫内颇受信赖的权威专家斯科特·戈特利布博士(Scott Gottlieb)来见了特朗普,这场会面一定程度上是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力主促成的。戈特利布的作用是要让总统知道,这场危机可能会变得多么严重。当时负责工作组的彭斯也起了作用,用不同于阿扎尔的方式向总统介绍当下问题的严重。
在黛博拉·比尔克斯的劝说下,特朗普最终同意采取更严厉的防疫措施。
在黛博拉·比尔克斯的劝说下,特朗普最终同意采取更严厉的防疫措施。 ANNA MONEYMAKER/THE
助手们说,但是到最后,是加入了工作小组的资深艾滋病研究员黛博拉·比尔克斯博士(Deborah Birx)帮助说服了特朗普。伯克斯声线温柔并爱用特朗普喜欢的那种图表,并且没有那种会激怒总统的咄咄逼人。他经常告诉人们,他认为她很优雅。
3月16日周一,特朗普宣布了新的社交距离指南,并且将持续两周有效。随后严重的经济动荡促使总统反复提出取消限制,甚至包括那些临时的限制。他频繁地问助手,为什么在新闻中,他的政府仍然因检测上的全面失败被责怪,并坚持把责任推给各州。
 
在3月的最后一周,参加工作小组会议的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为其他助手的担忧发声。她警告特朗普,他所期待的复活节恢复秩序的打算可能无法实现。她还告诉他,在批评者的眼里,病毒导致的每一例死亡都是他的过错。
 
几天后,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埃尔姆赫斯特医院中心(Elmhurst Hospital Center)的惨痛景象——该中心离他在纽约皇后区的儿时故居只有几英里——在24小时内有13人死于冠状病毒。
他没有取消限制措施。
 

Mark Walker自华盛顿、Mike Baker自西雅图对本文有报道贡献。Kitty Bennett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ric Lipton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调查记者。他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此前曾为《华盛顿邮报》和《哈特福德新闻报》工作。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EricLiptonNYT。

David E. Sanger是时报国家安全记者。在为时报供职的36年报道生涯中,他曾三次作为团队成员获得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最新出版了《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Maggie Haberman是一名白宫记者。她2015年以竞选报道记者的身份加入时报,是2018年因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系而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maggieNYT。

Michael D. Shear是一名白宫记者。他此前供职于《华盛顿邮报》,是该报因报道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而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shearm。

Mark Mazzetti是时报驻华盛顿调查记者,曾在华盛顿分社从事国家安全报道十年。他也是2018年因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系而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MarkMazzettiNYT。

Julian E. Barnes是驻华盛顿的国家安全记者,负责报道情报机构。在2018年加入时报前,他曾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安全议题。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Cindy Hao、Harry Wong、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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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美国这样错过抗疫最关键70天

【4月4日,《华盛顿邮报》推出这篇深度调查文章,全景式的深度回顾了美国在冠状病毒危机最初70天的失败经历和深层原因,文章是基于对美国政府官员、公共卫生专家、情报官员和其他参与抗击这一流行病的人员的47次采访。】

当特朗普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而冠状病毒是他的敌人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可怕前景,最终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可能会超过了(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伤亡)的总和。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这是该国历史上从未一起采取过的措施,包括禁止来自两大洲的入境旅客,贸易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招募制造紧急医疗设备的行业,以及将2.3亿美国人困在自己的家中,一切都是为了试图躲过一个看不见的对手的攻击。

尽管采取了各种极端的措施,而且美国一向被认为是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但最终却被新型冠状病毒灾难性地击败,伤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事情本不必以这种方式发生。尽管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与几十个最终在抵御病毒方面表现得好得多的国家相比,美国确实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资源、计划和流行病学经验。

这一失败让人想起了911事件之前发生的一切:包括政府最高层在内的各方都发出了警告,但布什总统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直到敌人发动攻击。

一、最初的预警

1月3日,特朗普政府收到了冠状病毒的第一个正式通知。几天之内,美国情报机构在给总统的每日简报中对这种冠状病毒威胁的严重性发出了警告,这是西方各国中第一次对这种病毒发出警告。

然而,直到接到最初的通知70天后,特朗普才终于认识到,这种冠状病毒不是一种遥远的威胁,也不是一种受到良好控制的无害流感病毒,而是一种致命的可怕力量, 是一种可能击溃美国防御体系、随时可能杀死数万公民的致命力量。

现在终于能看清楚,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成了被浪费掉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在那几周做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断言,包括他声称一切都会“奇迹般地”消失,结果在公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并与公共卫生专家发出的紧急信息相矛盾。

“尽管媒体更喜欢编造白宫内的阴谋论这种作法令人发指,但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仍会全天候关注美国人的健康与安全,全天候进行工作,以减慢病毒的传播,扩大检测范围并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 总统发言人贾德·迪尔说:“由于总统的领导,我们将健康、强大、经济繁荣,并在增长的挑战中脱颖而出。”

总统的行为和他好斗的言论,只是更深层次上的功能障碍可见的一面。

最严重的失败是,(早期)开发诊断测试的努力失败了。这种测试本来可以大规模生产,并在美国各地分发,让相关机构能够发现疾病的早期爆发,并采取隔离措施加以控制。

有一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一名官员,开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实验室官员,告诉他们各种失误,包括担心实验室不符合无菌条件的标准的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FDA 说,如果CDC是商业实体而不是政府实体,早就被关门了。

其他故障遍及整个防疫系统。在对病毒传播做出反应,关闭大门时,政府通常似乎落后了几周。白宫与公共卫生机构之间关于资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再加上现有的应急物资储备很少,使得该国大部分医疗保健系统都没有保护装备,直到新冠病毒成为大流行为止。

内斗,地盘之争和领导层的突然变动阻碍了冠状病毒工作队的工作。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如果采取更加一致、紧急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很多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感染。但即便是现在,仍有许多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甚至总统的基础支持者也开始面对这一现实。3月中旬,当特朗普把自己标榜为战时总统,姗姗来迟地敦促公众一起减缓病毒的蔓延,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审视严峻的民意测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特朗普正在使他的追随者在面对致命的威胁时陷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民调显示,特朗普对病毒的轻蔑描述,以及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其他保守派电视台对病毒的嘲讽报道,对共和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民主党。结果,令人沮丧的是,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改变旅行计划,拒绝遵循“社交距离”(编者注:人与人之间保持2米左右的距离)的指导方针,拒绝囤积补给品,拒绝认真对待冠状病毒的威胁。

“否认不太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生存策略,”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尼尔·纽豪斯在一份文件中总结道。这份文件在国会山被共和党领导人分享,并在白宫被广泛讨论。它说,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正在把自己和所爱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随着这份报告席卷共和党高层,特朗普也发生了变化。最近几天,特朗普很愤怒,因为有人提醒他曾声称感染案例将很快“降至零”。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超过7000人死于冠状病毒,大约有24万病例报告。但特朗普承认,新的模型显示,最终的全国死亡人数可能在10万到24万之间。

除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即将遭受的苦难之外,这一结果还会改变美国的国际地位,损害并削弱了美国在极端困境时期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说,“这对那种认为美国有能力的感觉是一个真正的打击。”

该委员会是政府最资深的情报分析机构。特雷弗顿在2017年1月辞职,现在在南加州大学任教,他指出,“这是我们全球角色的一部分。传统的朋友和盟友信任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能够胜任地在危机中与他们一起工作,而不是相反。”

二、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和反恐官员、军事规划人员、航空当局以及其他人员一样,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务员,他们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考虑最坏的情况上。

公共卫生部门用来对付病毒入侵的武器库非常强大,能够在争抢治愈方法的同时扼杀一种新的病原体,但如果不及时动员起来,也很容易被击垮。因此,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每天都在密切关注新出现的危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12月31日获悉冠状病毒病例,并于1月1日开始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编写报告。但美国官员收到的有关这种冠状病毒最明确的警告是1月3日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到了电话,一种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正在蔓延。

雷德菲尔德很快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转告给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监督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机构。而阿扎则确保白宫得到通知,指示他的幕僚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分享报告。

从那一刻起,政府和病毒就陷入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在病原体和预防措施之间能否争得先机,这将决定病毒袭击美国后的规模,并将决定有多少人会生病或死亡。

最初的反应是有希望的,但官员们也立即遇到了障碍。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高级官员就已经开始召集一个机构内部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CDC主任雷德菲尔德、阿扎尔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

接下来的一周,白宫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官员举行了零散的会议,主要讨论何时以及是否将政府雇员带回美国。

美国官员开始采取初步措施以应对潜在的疫情爆发。到1月中旬为止,作为空军军官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防备和响应助理秘书的罗伯特·卡德尔茨,已指示下属制定应急计划以执行《国防生产法》,该措施使政府能够强迫私人公司生产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设备。

助手们对是否执行该法案产生分歧,好几周过去了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1月14日,卡德尔茨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一个词:“冠状病毒!!”

尽管特朗普政府较低级别的官员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月18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度周末时,卫生部长阿扎尔才向他详细汇报了有关冠状病毒的情况。

甚至在卫生部长还没来得及插话之前,特朗普就打断了他,开始批评阿扎尔对电子烟产品的联邦禁令流产的处理方式,这一禁令让特朗普很恼火。

当时,特朗普正处于一场弹劾战的痛苦之中,原因是他被指试图从乌克兰领导人那里获得政治好处。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似乎肯定会宣判特朗普无罪,但特朗普全神贯注于这场审判,在深夜里向参议员们大声疾呼,并列出他认为的敌人名单,以便在针对他的案件结束后进行惩罚。

官员们说,事后看来,阿扎尔还是有可能更加有力地敦促特朗普,至少将他的一些注意力转向新的威胁,这一威胁将很快对他的总统职位进行更严峻的考验,将使大批美国人丧生,在特朗普第一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

但与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关系紧张的国务卿向总统保证,相关责任人正在处理和监督这个问题。阿扎尔告诉几名助手,总统认为他是“危言耸听者”,因为阿扎尔努力让特朗普的注意力集中在新问题上,甚至向一名密友征求意见。

几天之内,又出现了新的警报。

1月21日,一名最近有国外旅行历史的西雅图男子在冠状病毒检测中呈阳性,成为美国本土第一例已知感染病例。

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官员开始正视自己在应对危机方面的失败。

在911恐怖袭击和2005年禽流感爆发等危机期间,阿扎尔曾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担任高级职位,他对危机管理非常熟悉。

他指示下属迅速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监测系统,跟踪冠状病毒的传播——这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每年监测普通流感新毒株所做工作的升级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8日首次发布了有关冠状病毒的公开警报,并于17日开始监测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主要机场,这些机场每天都有大量乘客抵达。

然而,在其他方面,情况已经失控,西雅图的病例成倍增加,公众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没有任何措施阻止受感染的旅客从国外抵达。

在这一关键时刻,特朗普离开了美国,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全球经济论坛。随行的高级官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他接到了焦虑不安的阿扎尔打来的跨洋电话。

阿扎尔对奥布莱恩说,这是白宫的“混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被迫在同一天向三个人提供几乎相同的简报。

阿扎尔敦促奥布莱恩,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介入,对一件可能影响到航空旅行、移民当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事情进行协调。奥布莱恩似乎意识到了这种紧迫性,并让他的副手马修·波廷格负责协调仍处于萌芽阶段的美国应对措施。

但政府内部日益加剧的焦虑似乎并没有反映在总统身上。1月22日,特朗普在达沃斯接受CNBC采访时,第一次被问及冠状病毒。当被问及他是否担心潜在的流行病时,特朗普说:“不担心。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就一个案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三、传播开始不受控制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有一个机会控制疫情,可以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在可能的情况下控制病毒,并想办法准备好医院在美国爆发疫情时所需的资源,包括防护口罩和呼吸机等基本设备。

但美国官员似乎更关心后勤问题,包括如何将美国人撤离疫区,而不是动员起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华盛顿,当时的代理幕僚长米克·马尔瓦尼和波廷格开始在白宫召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控中心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开会。

这个小组包括了阿扎尔和福西,以及行政部门的其他9人,组成了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核心。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阻止外国的感染者前往美国,同时疏散数千名美国公民。

这些会议并没有严肃地把重点放在测试或供应上,事后证明这些才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工作组于1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

“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围绕边境控制和遣返,”一名参与会议的高级官员表示。“它不是一个全面的、包括政府各个部门的组织来管理一切。”

据与会者说,国务院的议程主导了这些早期讨论。官员们开始制定包机计划,撤回6000名美国人。他们还就政府可能发布的旅游建议的措辞展开了辩论。

1月29日,国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在白宫形势室主持了一次会议,会上官员们讨论了将旅行限制提升到“4级”的问题,这意味着国务院将发出“禁止旅行”的警告。

1月31日,阿扎尔宣布了限制措施,禁止在过去两周内一直在疫区的非美国公民进入美国。

特朗普有理由指出,这种限制措施是证据,表明他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做出了积极回应。这是整个危机期间为数不多的符合特朗普本能的干预选择之一。他似乎总是专注于划定边界,将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编者注:华邮在这里暗讽特朗普总希望排斥移民和难民)。

但在那之前的一个月里,已有30万人回到美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截至1月底,全球只有7818例新冠感染确诊病例,但很明显,病毒正在失控地传播。

当时,白宫亚洲政策顾问波廷格正在推动另一项旅行禁令,这一次限制了来自意大利和欧盟其他国家的旅行者的流动,这些国家正迅速成为疫情的主要新节点。

波廷格的建议得到了包括福西在内的主要卫生保健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关闭病毒可能进入该国的任何途径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次,该计划遭到了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和其他担心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人士的抵制。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紧张的早期迹象,导致特朗普政府出现分裂,把公共卫生放在优先位置的人,与决心在选举年避免对经济和增长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人之间,产生了对立。

那些站在经济一边的人在特朗普那里占了上风。一个多月后,政府才发布了一项姗姗来迟、令人困惑的禁令,禁止从欧洲飞往美国(注:刚开始居然不包括英国)。

在此期间,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横渡了大西洋。

四、抵抗之墙

当有关旅行禁令的争论在白宫上演时,公共卫生官员开始对关键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感到恐慌,包括医生和护士的防护口罩,以及用于支付这些东西的资金迅速减少。

到2月初,政府迅速动用了1.05亿美元的国会基金,以应对传染病的爆发。当时,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即使不是完全虚构的,也似乎是遥远的。

但对负责为最坏情况储备物资的卫生官员来说,灾难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

美国储备的N95防护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其他物资在多年资金不足后已经严重不足,危机打乱了海外的供应链,这一危机的爆发突然威胁到美利坚这家商店的补货前景。

这些设备的大部分生产早已转移到国外,那里的工厂现在已经关闭,因为工人被要求留在家中。与此同时,各国正在购买口罩和其他设备,为本国的冠状病毒爆发做准备,这推高了成本,并垄断了供应。

在1月底和2月初,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人们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了两封信函,要求利用其权力将该部1.36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可用于抗击冠状病毒的资金池中。阿扎尔和他的助手们也开始向国会提出一项数十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申请。

然而,白宫预算鹰派人士认为,在美国只有少数几个感染案例的情况下一次性拨款太多,会被视为危言耸听。

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乔•格罗根与卫生官员在应对措施方面发生了冲突。他不相信这笔钱会被正确使用,并质疑卫生官员如何使用以前的备灾资金。

2月4日,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阿扎尔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拉塞尔·沃特进行了交谈。沃特似乎很乐意,并让阿扎提交了一份建议。

第二天,阿扎尔就这么做了,起草了一份40多亿美元的追加申请,管理预算办公室的官员和白宫的其他人认为这是令人愤怒的伸手要大钱。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阿扎尔当天抵达白宫,在战况室和他们进行了紧张的会面,随后爆发了一场争吵。

预算办公室的一名代表指责阿扎尔抢先向国会游说,索要一笔白宫官员没有兴趣批准的巨额款项。阿扎对这些批评感到愤怒,并为紧急采购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但在冠状病毒危机开始之前,他在白宫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就已经摇摇欲坠,这场争吵进一步损害了他。

几周后,美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冠状病毒疫情,白宫官员的态度有所缓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团队将阿扎的要求削减到了25亿美元,这笔钱只能在当前财年使用。国会无视这一数字,批准了一项80亿美元的补充法案,特朗普于3月7日签署成为法律。

但事实再次证明,拖延是代价高昂的。这些争议意味着,在特朗普政府与其他许多绝望的国家展开竞争之前,美国错过了一个储存呼吸机、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的狭窄窗口期,而受够了联邦政府失灵的各州官员开始自己寻找供应。

3月底,政府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远远达不到公共卫生官员和州长们所说的需求。这些机器要到夏季或秋季才会到达美国,根据流行病学预测模型,到那时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消退。

“这实际上有点像个笑话,”一位参与讨论这笔迟来的采购的政府官员表示。

五、不确定的测试

虽然病毒传播是看不见的,但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开发出详细的方法来绘制和跟踪它们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阻止疫情的爆发或减缓大流行的速度,取决于能否迅速将人群分为受感染人群和未受感染人群。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种准确的检测方法来诊断病人,并迅速将其部署到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在美国,实现这一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其他任何失败付出的代价都要大。

“如果你做了测试,你可以说,天啊,西雅图有病毒在传播,我们赶紧行动吧。”一名参与抗击疫情的高级政府官员说。“可是我们心里没底。”

最昂贵的错误是,高级卫生官员评估认为,疫情可能会在美国境内规模有限,就像几十年来其他所有感染病例一样,而且美国疾控中心可以独立发展自己的冠状病毒诊断测试。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旨在控制美国南部的疟疾疫情。在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H1N1病毒等重大疫情的诊断测试方面,该中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CDC并不是为了批量生产测试而建立的。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成功,助长了一种体制上的傲慢,即使面对潜在的危机,CDC也没有觉得有迫切的需求,要让私人实验室、学术机构、医院和也有能力开发检测的全球卫生组织参与。

然而,一些人担心CDC的检测是不够的。FDA专员斯蒂芬•哈恩在2月初寻求授权,开始呼吁私营诊断和制药公司提供帮助。

对于FDA专员哈恩亲自打电话给他监管的公司,是不是个坏主意,FDA的头头们意见不一。当FDA官员咨询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时,他们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

在这一点上,阿扎尔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似乎致力于让他的机构始终处于响应工作的中心,确保从CDC进行测试,然后依靠现有的用于追踪普通流感的实验室网络体系,来建立国家冠状病毒监测系统 。

根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概述测试策略的文件,在工作组会议上,卫生部长阿扎尔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曾努力争取1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该计划,但由于成本过高而被否决。

即使美国疾控中心成功地迅速开发出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分发的有效的检测方法,但严重依赖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是有问题的。

疫情的规模,以及对大规模测试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以前流感网络的能力,可能会使该计划难以实施。该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也不会让商业实验室公司参与进来。

当疾控中心未能完成建立工作测试的基本任务,并且工作组拒绝了阿扎尔的计划时,这项工作彻底失败了。

2月6日,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它将向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运送25万个检测包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向少数几家国立卫生实验室分发90个检测包。

几乎在同时,国立实验室遇到了问题,在超过半数的实验室的试验中结果都不准确,这意味着不能依靠它们来诊断真正的病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一项权宜之计,要求实验室将检测结果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这种做法会将检测结果推迟数天。

有效检测手段的缺乏,导致官员们对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检测手段加以限制,并推迟了监测检测。最初的指导方针非常严格,以至于各州都不鼓励对出现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除非他们曾到过疫情高发地区,并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而当时病原体几乎可以肯定已经更广泛地传播到普通人群中。

这些限制让高层官员对疫情的真实规模基本上一无所知。

2月中旬,医学专家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形势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白宫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出现令人担忧的人际传播。

事后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这种病毒已经在社区中扎下了根。但是,即使是该国的顶级专家,也几乎没有关于这种威胁在美国的有意义的数据。

福西后来承认,随着他们了解的越来越多,他们的观点也改变了。

与此同时,虽然特朗普的下属越来越警惕,特朗普继续表现出很乐观。2月10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政治集会,他在集会上宣布,“到4月,你知道,理论上,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它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是特朗普在被阿扎尔告知有关冠状病毒之后举行的八次集会之一,这段时间他还去过高尔夫球场六次。

一天前,也就是2月9日,一群州长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正式晚会,他们与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私下会晤。这次简报让许多州长感到不安,与总统的说法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共和党人)说:“医生和科学家当时告诉我们的正是他们现在所说的。”

当月,联邦医疗和公共卫生官员之间的电子邮件中预测越来越可怕,一位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顾问警告说,“我们正在盲目飞行。”

2月晚些时候,美国官员发现有迹象表明CDC实验室未能达到基本的质量控制标准。在2月27日与多位卫生官员召开的电话会议上,FDA一位高级官员对CDC的反复失误进行了猛烈抨击。

FDA设备和放射卫生主管杰弗里·舒伦告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果受到与私营实验室同样的审查,“我会让你关门。”

2月29日,华盛顿州的一名男子成为第一位死于冠状病毒感染的美国人。同一天,FDA发布了指南,表明私人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开发自己的诊断方法。

又一个四周的时间被浪费了。

六、生命和死亡

一周后,3月6日,特朗普带着一顶红色的“让美国保持伟大”(注:特朗普竞选的标志,但是这句口号的含义其实并不清楚)的帽子参观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设施。他吹嘘说疾病控制中心的测试近乎完美,“任何想要测试的人都会得到测试”,而这一承诺在近一个月后仍未兑现。

他还自称有敏锐的医学头脑。“我喜欢这种东西。我真的明白,”他说。“这里的人很惊讶我能理解。这些医生都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事实上,在美国阻止冠状病毒爆发的许多失败,要么是由于他的领导,要么是由于他的领导而加剧的。

数周以来,他对这场危机几乎只字未提,但并未轻描淡写其严重性或传播明显的虚假信息,同时他也驳回了其政府中情报官员和公共卫生高级官员的警告。

有时,他对股票市场的走势表达的担忧要比对病毒在美国的传播更为真切,对美联储主席等人的指责更加强烈,他似乎从未对可能的美国人大规模感染表现出过强烈的关注。

今年3月,一个州接一个州对公民的日常生活施加全面的新限制,以保护美国人民,这引发了经济上的严重动荡,于是特朗普对这些措施做出了新的预测。

他3月9日在推特上写道,普通流感每年导致数万人死亡,“没有什么是停止的,生活和经济仍在继续。”

一天后,他承诺病毒将“消失”,只需要保持冷静。

两天后,特朗普终于下令停止从欧洲来的旅行,此前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对此政策提议了数周。但是特朗普又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把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正式的办公室)的声明搞砸了,白宫官员花了几天时间试图纠正错误言论,这些错误言论导致美国公民在海外逃难回家。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3月13号,有些人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才意识到自己身处战争之中……就在那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回报。”

在此之前,特朗普已经花费了数周的时间改组领导政府应对危机的责任,刚开始是把阿扎尔任命为工作组负责人,随后在很短的时候又依靠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最后在2月底,将副总统彭斯推到了全面负责的岗位上。

在危机期间,还有其他一些官员试图来帮助纠正美国的方向,有时也帮助纠正总统的声明。但就在福西、阿扎尔和其他一些人试图表明自己的立场时,特朗普却在幕后求助于那些在应对一场流行病方面没有任何资格、经验或可辨别的洞察力的人。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顾问和女婿库什纳,一个向库什纳汇报的团队占用了公共卫生部大楼七楼的空间,开展了一系列早期的行动。

其中一项计划是让谷歌建立一个网站,将那些有症状的人引导到测试设施,这些设施本应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沃尔玛停车场,但从未实现。

另一个是关于甲骨文公司董事长拉里•埃利森提出的一个想法,即使用软件监控未经证实的抗疟疾药物对抗冠状病毒病原体的使用情况。

到目前为止,这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承诺还未能兑现。然而,女婿库什纳的提议常常会打断那些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人的工作,他们需要管理应对疫情的措施。

现任和前任官员都说,公共卫生部官员,医学专家福西,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和其他人一再不得不将注意力从核心业务转移到白宫的虚假请求中,他们明白自己不能忽略这些请求。

曾经做出回应的阿扎尔自此被淘汰,其被剥夺了决策权,他的表现受到包括库什纳在内的一系列白宫官员的嘲笑。

一位与前同事经常接触的前政府高级官员说,福西正试图推出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临床试验,以加快疫苗的开发。然而,美国最高卫生官员会接到了来自白宫或库什纳团队的电话,他们问,与甲骨文合作不是很好吗?

如果说冠状病毒暴露了这个国家对自己处理危机能力的错误信心,那么它也让人们看到了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局限性,他对事实、科学和经验的蔑视。

他在总统任期内经受住了其他挑战,包括涉及俄罗斯干涉大选的调查和弹劾,主要是通过极力反驳对他不利的事实,并试图用一连串的谎言来控制公众对事件的理解。

冠状病毒可能是特朗普在任职期间面临的第一个真正危机,成千上万的死亡和感染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特朗普的厚黑术失效了。

经过数月淡化冠状病毒的严重性,并抵制要求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它的呼吁,在给自己加冕为战时总统之后,特朗普似乎终于屈服于冠状病毒的现实。

总统在上个月与椭圆形办公室的共和党盟友会面时说,他的竞选不再重要,因为他的连任将取决于他的冠状病毒应对。

终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人民在未来30天内遵守这些指导方针是绝对重要的。”

“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此时是3月31日。

备注:本文编译自华盛顿邮报,略有删减。英文报道原文: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0/04/04/coronavirus-government-dysfunction/?arc404=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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