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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深与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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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深与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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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深与陆家嘴

吴基民

江南多名士!大明一朝,尤为如此。著名史学家,《上海史》一书的作者唐振常将明朝在上海的名士作了个排名,名列第一位的是出生在上海浦东的陆深。

陆深,字子渊,号俨山。他的祖先是汴梁人氏,后随宋室南迁,移居到了上海浦东。他生于成化十三年(1477),天资聪慧,家学渊源,再加上学习勤勉,妥妥地是个学霸。约有35年时间,他在朝廷为官,基本上围着翰林院转,偶有外派,一两年后又回翰林院,可以说是皇上的高级秘书和顾问。

陆深为官正直,刚入朝为官便与大太监刘瑾杠上了,于是被贬回家,之后又因父亲去世,居家丁忧3年。他潜心在家钻研学问,在浦东旧居的后乐园里运土筑山,号称俨山,高几十米。据考证就在今浦东公园与东方明珠塔的交会处。20世纪70年代此地有几座明代的古墓,后经考古发掘,为陆家宗氏的墓园,其中一座便是大名鼎鼎的陆深的墓地。陆深在俨山山顶建了一座藏书楼,号江东山楼。虽无法与宁波的天一阁、南浔的书隐楼相提并论,但好歹也藏了近万册书。但到陆深的俨山藏书楼上借书阅读,比天一阁、书隐楼要宽泛自由许多,但凡学子需求借阅,陆深无一不允,还非常欢喜与学子们切磋学问。其实此刻他已经有了恬退归隐的念头。他有一首《七绝》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曰:“望中城郭故依依,乔木千章水合围。风动海门闻鹤唳,鲈鱼正美客南归。”

大宦官刘瑾伏法后,提前退休后又回到朝廷的陆深担任了国子监祭酒,这本是一个闲差,但为官刚直的陆深却因一篇讲稿得罪了阁僚桂萼,被外放福建延平,又迁山西,再移浙江……在大半个中国转了个圈,最后回到北京任光禄卿,次年升太常卿兼侍读学士,最后任詹事府詹事。他饱经风霜,但坚守为官底线,不贪墨,不受贿,朝廷内外均称他为一个好官。

能够当一个名士,仅靠清廉是不够的,还需有足够的才气。陆深博学多才,诗书画样样精通。尤其他的书法造诣极高,楷书得赵孟頫的精髓,而草书又宗法李北海。海上一些书法大家张电、顾从礼都跟他学习过。他的书札有明人小品的神韵。上海博物馆就藏有陆深多幅作品。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陆深退休回故里,此刻当地人就将陆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改称之为“陆家宅”。他在俨山书屋内优哉游哉,主要精力都花在书法上,凡方邻有求墨宝,他无不应允,因而他的作品至今流传颇多。嘉靖二十三年逝世,享年68岁。

明嘉靖年间,是倭寇比较猖獗的年代。但是,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上海设县,便是座开放的城市,从未建有城墙。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春,倭寇竟五度侵犯上海,杀死上海县丞等多人,一条街一条街地杀戮抢劫。居民痛定思痛,决定建城。先是士绅顾从礼上札,愿捐粟4000石建城,松江知府也表示支持。上海县丞登门拜访陆深的夫人梅氏,希望她能提供帮助。梅氏家境殷实,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识文断字,更是琴棋书画样样都能操弄一番。她嫁给陆深时,陪嫁极为丰厚,仅地产就有上千亩,主要集中在浦西方浜,即今天的老城厢一带。梅氏善于治家理财,又厚待下人,她陪嫁过来在浦西也有一个很大的宅子,因而只要陆深赴京办差,她便在浦西大宅里理财教子,又帮着陆深收集碑帖,真是一个百里挑一的贤内助。梅氏深明大义,一口答应,助建上海城八大城楼之一的小东门。她先捐地500亩,又捐银2000两,还拆除浦西老宅千楹,让自己的家丁仆人将拆下的材料运去筑城。其间,建造小东门的所有花费开销均由陆家承担,一家老小统统搬到浦东后乐园居住。上海城自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动工,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就造好了。第二年正月十八日,倭寇驱船七艘侵犯上海,一入浦江发现上海已有城墙环绕。他们无奈攀城抢掠,结果被守城士兵击退,第一次大败而归……

这一日,上海县丞来到浦东陆宅,专门拜谢梅氏夫人。闲聊之中提到“陆家宅”,说是有乡邻们讲用上海方言说这地名,有些不雅。梅氏笑言:上海乡民给陆家赐这地名,是很大的面子。今后我随老爷而去,葬在这里。乡邻路过,你一嘴我一嘴,人人皆可插上一嘴。是好是坏,是长是短,逝者皆不知……但终究会有公论。我喜欢听人提嘴,如县大人同意,就叫陆家嘴吧!大人莞尔一笑,欣然应诺。

于是“陆家宅”这一页悄然翻去,陆家嘴永远地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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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书房

宋曙光

说起来,我是参加工作之后,有了报纸和杂志,有了书籍,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才逐渐萌生了对书房的向往。可是,居住条件不允许,那一时期,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相关条例都向着困难职工倾斜,先要居住,而后才是改善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办公用书仅是一本新华字典,桌子上除了稿件,还是稿件。

我在外出约稿时,到过很多作家、诗人的家,天津及外省市的都有,他们的住房都很温馨,却没见过多么讲究、豪华的书房,他们的写作大都是有一张能写字的书桌就够了。在孙犁先生家,客厅里摆着一排书柜,很简朴的,玻璃门上拉着布帘,客人来了都会见到。南窗下是一张老式的书桌,桌面上摆着些写作用具和盆花。这个客厅是多功能的,吃饭、会客、写作,有时也用来读书。

我最早的书柜,不是购置,也不是打制,而是利用房屋设计,将墙体上原有的一处凹槽加以改造,装上石板变成能摆放三层书的书架。若干年后,搬到了新家,才置办了两组书柜,终于将到处堆放的书籍归了位。但对于心目中的书房,还是相距甚远,因为房间面积太小。很喜欢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可至今仍是一个梦想。好在那时天天坐班,周末在家的时间毕竟有限。偶有写作灵感,身边有一支笔和一张纸就够了。我的许多诗歌作品,多数是在出访、行进之中成篇。例如,在山区老乡家的土炕上,我写过乡土诗;在赴京约稿的列车上,写过青春诗;在汶川地震的废墟旁,写过抗震诗;在漓江边的阳亭下,写过山水诗;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写过白云诗……

新书尽量不往家里拿,办公室便成了存书之地。两个书柜,日积月累很快就装满了,只能放到窗台、堆放在地上,最终便形成了个包围圈。当我有了行政职务可以搬办公室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原因之一,是我“搬不动”这些书,我对它们似有了情感,愿意守着它们,身在书堆中工作已成为习惯了。偶有作者到编辑部来,进门便惊讶地说,这不就是《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场景吗?

退休时,办公室里的书已多得不行,该怎么处置?我开始发愁。一位老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退休后,费了很大精力处理旧书:分别从三个处所分批处置,一次比一次彻底,只将极少数必备之书带在身边,其余的都“忍痛”舍掉了。我当时听了并没往心里去,可是不久,随着相熟的几位老作家去世,他们的书籍和文稿等,几乎成了“废品”,子女毫无兴趣继承父辈的书籍,这样的结局使我震撼,对书的命运心生悲悯。

我对书是有感情的,年轻时尤其热情高涨,喜欢收存一些心仪的图书,但真正用到它们的时候却又很少,有些书时间一长连自己都忘记了。书摞成山,每到新年不得不一次次地做起减法。此时,想起那位老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不禁有了同感。那天,在将报纸副刊合订本封箱寄存时,我对年轻的同事说,这些报刊资料一定要保存好,毁掉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这个办公室,今后也是回不来了,新的编辑部不会复原这样的办公环境,还是拍个照片留作纪念吧。随着手机的几次摁动,这个见证了我们辛勤耕耘过的编辑部,从此便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至此,我对书与书房的解读,由繁到简:在劳作之后,闲暇之余,能够有一个安心之处,坐下来看几页书、写上若干文字,那就是莫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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