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

看到了一本书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的新书，标题有点炸裂，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简洁，却蕴含深意，很刺激，于是认真读起来，有些章节还重复读了。

作者1949年出生在川南一个小镇，自称是“非大学院校教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说白了就是中学生学历。但是学历并不重要，“不为稻粱谋，敢著大文章”，才使人十分敬佩。看了他的书，他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草莽型知识分子，野性，强悍，无所畏惧。他知识面宽，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国际问题、地缘政治等等都有所涉猎。他有一定的文字文学基础，间或用一点文学性的语言，使政论书著也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他的论述虽少了一些严谨，却有大格局大视野，有历史的纵深感。论述议题逻辑清晰，思考实际政治问题深入全面，谈政治虽有情绪，更多的却是有深度、客观和理性。他说自己搞过武斗，有点胆子，惊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那点胆子还没有耗散，升华成了大勇，写成了这部将会对中国这个时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政论书著。

“中国的自由革命”是一个全新、宏大的议题，书著的结构也就必然庞大，内容新颖、特别。作者从美国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到法国《人权宣言》，到当代自由民主浪潮开始，再到儒家文化历史性的专制压迫、中共政权的共产专制暴政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惨烈的运动和大饥荒，无效产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危害等等，一系列的启蒙、控诉、抨击，讲的是中国自由革命的正义性、正当性和必然性。

作者认为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经过一万多年以后进入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后的文明迭代时间不断缩短，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强化加速度状态，将很快进入星际文明和硅基文明时代，而今天的中国还受困于中共集权专制政体中；再讲到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已经终结，中共政权的惶然无计，以及今天中国的各种危机的全面暴发，表达的意思就是中国自由革命的紧迫性，刻不容缓，如果再延宕二、三十年，就是“文明级别的”灾难。所以要“奔向自由和民主，今夜就出发；打倒专制和独裁，现在就动手！”

在书著的《序言》和第十五章《未来的中国》里，序言是中国自由革命的宣言书，《未来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美好愿景，是我需要的新中国。这和刘晓波的“零八宪章”有基本相同的意义，只是刘晓波是在天真地向中共政权祈求自由和民主，而作者却宣示要通过自由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中国社会的自由民主构建。

第十、十一、十二章是作者为美西方国家的战争策划，是要以经济战、政治战为主，军事热战为辅，进行对中共政权的攻击。作者分析了中俄朝伊四国组成的反美反自由民主的“影子联盟”各国不同的国情，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省市与其它地区不同的社情民情，地方官员的政治处境，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历史事件“东南互保”联想到策划一场新定义的“中烈度战争”，“内外联动”，构思巧妙，“巧打一场中烈度战争”，打出中共政权无力应对的新局面。

作者立场明确，否定中国政治改革和渐进式的政治改良，并认定现时的中共政权还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苏共政权，甚至于还不如末期的满清王朝，根本不具有政治上自我变革的可能性，必须要经过一场政治自由革命来实现社会的政治变革。不仅如此，此书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大胆尝试提供出一整套中国自由革命的方略，革命的方针、路径、策略、原则、战略，都有详尽的论述。当然，他的“革命方略”是否符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实际，需要时间来验证，更可能要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修正和发展。这是全书的重点，后面还有深入全面的分析。

现在先说此书的几个亮点。

1，此书第五章《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作者的分析很深刻。他揭露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本质，真实社会逻辑是中共建政二十八年来，中国人民汇集的血泪洪流冲开的改革开放闸门。他指出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的守护者得到了巨大的收益，无论向左或向右突破都会失去平衡，从而丧失收益。因此，中共政权绝无政治上自我变革的可能。但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只能是一种历史的过渡性的存在，社会的发展无论经过怎样的坎坷曲折，最终只能向右突破，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化经济制度。这对中国庞大的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破碎了他们还要重回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梦想。他还指出前美国鹰派副总统彭斯这样的政治家也受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欺骗，更大胆地批评了类似卢比奥国务卿这样的政治家对“美国对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失败的片面认识。

2，第七章《中国自由革命的文化诉求》，作者认为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无法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存在，社会的正面价值几乎荡然无存。作者尤其对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恶痛绝。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君权神圣”，其实就是肉眼凡胎、有着一样的七情六欲的自然人的君王神圣，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来多灾多难的根源。西方世界各国历史上也有无数的君王，但是在西方世界却是上帝神圣，上帝万能。上帝是神格化的精神价值理念，其中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导向，是君王和臣民共有的，所以君权受到了神权的制约，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只有中国才有系统的“君权神圣”的道德伦理，很糟糕，必须清除。

3，在第八章第二节中谈中国的房地产经济，作者却不失严谨。他用世界各国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为基础形成的房屋价格与中国的土地由国家垄断、国家控制销售为基础形成的房屋价格进行对比，再以房价购房收入比的合理域值为基础确定房屋的合理价格，有着精密的计算，有着一连串的数据，揭露了中国土地财政的真象，计算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达400多万亿，还有200多万亿的无法实现使用价值的“房地产经济坏死板块”，中国在2019年已经建成的城镇房子就可住30多亿人，痛心疾首地指出这是中国政府和这一代中国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共同犯罪。尤其是那一张绿、黄、红、黑四色组成图片，精巧、精准、直观，把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剖析得清清楚楚，打脸了所有的中国谈房地产经济的专家学者。作者最后指出，要出清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必须要用极端的“休克疗法”，即在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化，买卖自由市场化。只有这样，房价才可能回归真正的市场价格，并阻止“房地产经济坏死板块”的继续扩大。鉴于中国非常多的家庭还背负着不合理的高房价产生的银行按揭贷款，作者强烈地呼吁给予豁免，解放房奴。

认真地阅读这本书著，发现其中的核心立论是“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自由革命”。所有的论述、分析、论证，都是围绕着这一立论展开的。启蒙、控诉、抨击、揭露对应的是“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进行一场自由的革命”；政策白皮书表达的是“自由革命的愿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战争策划、革命方略阐述的是自由革命的路径、方针，策略、战略。但是，无论中国的自由革命具有怎样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无论自由革命愿景如何美好，“自由革命怎样才能成功”才是最核心的议题。而且，自由革命的胜利，还需要保证是“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自由革命”，有非常高的难度，有可能沦为一种政治幻想。

作者梳理出中共政权有三大矛盾：与美西方国家对抗性的矛盾，与中国人民对抗性的矛盾，与体制内官员的对抗性的矛盾。前两种是由来已久的、先天性的矛盾，第三种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渐凸显、现在是愈演愈烈的矛盾。现在是三种矛盾冲突都非常激烈，已经是负和博弈，必须要决出胜负的状态。据此，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革命，作者的革命方略构思了三种互动：国际——国内互动；体制内——体制外互动；地方政治自治——中央政治变革互动。

国际——国内互动：在第十二章《巧打一场中烈度战争，更迭中共政权》中，作者设想美国对中国发起一场不以军事热战为主导的“中烈度战争”，因为是“巧打一场中烈度战争”，所以要实行有差别的攻击，促使不被攻击的地区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产生连锁反应，实现对中共中央对中国的统治的釜底抽薪，以此瓦解中共政权。

体制内——体制外的互动：自由革命的路径，作者构思了两种主要的方式，第一是发起大规模的、持续性、联动性的民众抗议运动，第二是推行地方政府摆脱中央政府政治控制的地方政治自治运动。在拟推进地方自治的地区，民众的抗议运动不是反政府的，而是支持政府实现地方政治自治的重要力量。在附文《习氏王朝的统治与中国城市的抗议运动》中，作者以臆想的方式描述了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城市抗议运动，却又在附文《中共帝国大厦的定问爆破》中，分析了自发的中国人民的城市抗议运动不可能具有规模性、持续性和联动性。但是对中共体制内的政府官员，他们所处的困境，他们未来的政治诉求，参与到中国的自由革命中来的可能性，有着深入精辟的论述和分析。作者认为在大动荡的时局中，一些特别地区的中共地方政府官员，在外力的推动下，结团起来实现地方政府政治自治是可能的，这是他们的自我需求，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我救赎。当城市的抗议运动兴起，方向却是反对中共中央政府的专制集权统治，支持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寻求地方政治自治的地方官员就获得了巨大的外力支持，心中就有底气，就敢大胆尝试。

地方政治自治——中央政治变革互动。一旦地方政府政治自治出现，哪怕就是只有几个县市，那就可以宣布中共中央政权对中国的政治统治出现了“晚期癌症病变”，中共政权就已经不可救药。这种特别的政治“癌细胞”会迅速扩散，——全国各地的有组织的、有规模性、持续性和联动性城市抗议运动会迅速兴起，地方政府政治自治会迅速蔓延，中央政府的政治统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岌岌可危了。此时的中央政府必然会发生政治变局，最顶层的统治者为着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发生裂变，健康的力量会忽然间剧增，并被迫做出历史性的选择，与保守顽固的力量切割，组建新的中央政府。这种地方政治自治——中央政治变革互动，是必然的逻辑发展进程，谁也无法阻止。

三种互动，前两种是为第三种打下基础。三种互动的一方都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可见其是最为关键的变量。但是前两种互动的一方即美西方国家的国际力量和中国人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产生的力量，是体制外的力量，推动地方政府进行政治自治的地方政府官员是体制内的力量。前两种体制外的力量必须要有另外的力量撬动，就是需要有一个革命组织，产生革命力量。简单地梳理，中国自由革命的逻辑发展顺序是这样：产生一个革命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联动性的和平抗议运动，撬动国际力量介入中国的自由革命，两种体制外的力量合力推动体制内的力量即地方政府官员，推进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地方政府的政治自治又推动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变革。

很惊叹书著的作者。他经历了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又看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已经被腐败、掠夺和权力滥用严重透支，底层人民的生活痛苦，国家的未来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他理所当然地应该有所愤怒，但是他却有更多的政治理性。他认识到体制内的官员也是重要的潜在的革命力量，中国的自由革命应该主要的是社会上层的革命，但是又需要社会的下层人民的革命行动推动社会上层的革命。书著的开篇三句话：奔向自由和民主，今夜就出发；打倒专制和独裁，现在就动手。此书奉献给中国自由革命的革命者和被革命者。意思很清楚，革命必须立即、马上进行，必须有行动；书著不仅是写给中国人民看的，更是要给中国的政府官员看。他还说：数百万的政府官员会看到这本书，许多人会从中找到自我救赎之路，实现从被革命者到革命者的角色转变。他在书著中反复提出“不流血不清算，和平对和平；流血必清算，坚决清算枪口没有抬高一厘米的人”。他说中共政权制度性的腐败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以及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必须坚决地进行清算。他说现时的习近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并没有丝毫改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民营经济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必须终结中共政权的制度性腐败，终结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更迭中共政权。

但是，作者面对中共体制内官员普遍的贪腐，却说首罪是现行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官员本人，是制度把人变成了鬼。他认为应该宽宥政府官员们普遍地贪腐，是否清算是要看官员们在以前或以后的行为，凡犯有反人民罪的则坚决清算，否则就不予清算。对中共政府的官员们来说，清算和不清算是震慑和召唤，是给他们的选择。有了选择，他们必然作出利己的也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他们就会作出最坏的选择，把反抗中国的自由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习近平个人的独裁统治，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就是对体制内的政府官员，也是极大的痛苦。因十多年来没有间断的大规模的清洗，包括对军队的大清洗，使党政军的各级官员们的“官不聊生”，甚至更比“民不聊生”悲惨和酷烈。尽管他对中共政府官员普遍的贪腐也深恶痛绝，但是他认为要从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找原因，只有政治制度问题解决了，才能尽可能地遏制普遍政府官员们的贪腐行为。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性在于：他认识到中国的政府官员们是一个有组织有网络的特殊群体，他们能量巨大，也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统治充满恐惧、无奈、怨恨和愤怒，让他们也参与到中国的自由革命中来，是完全可能的，是新增的一种巨大力量。堡垒从内部攻破，也是实现“基本和平和非暴力的中国自由革命”的基本保证。

作者对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共产暴力革命非常憎恨。他说中国共产党不仅用枪杆子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的共产法西斯暴力统治，还强加给了带来无尽灾难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并把中国各类社会精英消灭殆尽，严重迟滞了中国的发展，并使中国人民历尽无数苦难。所以，中国自由革命不能重走1949年的老路，必须是“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完成这一场革命，是我们这一代人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个人认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书著，它是中国自由革命的号角，是宣言书，更是中国自由革命的教科书。它发出的声音将在中国大地上久久回响，它会使无数愤怒的中国人民敢于站起来战斗，它使像彭载舟这样正在抗争的仁人志士看到了黑暗星空的北斗星，看到了迷茫大海中指向胜利彼岸的灯塔，也会使对自由革命心存疑虑的许多人看到“基本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实现革命目标。

有位李志德先生对此书作了评论，标题是“写给未来自由中国的战略蓝图”。李先生对此书做了很好的梳理，有较高的评价，说此书著对中国现实不满却又想找到完整答案的人很有吸引力，预示会有很多读者。

李志德先生说此书是“中文世界的《常识》”，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中国现时的托马斯•潘恩。相信以后还会有很多人认同李志德先生的说法。就算是吧，但是这个中国的托马斯•潘恩也比英国的那个托马斯•潘恩和他的《常识》迟来了整整二百五十年。还能说什么？百感交集，让我们珍重这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常识》，从中汲取力量，为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这一场中国的自由革命团结起来吧！

2026•05•10

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自由革命》已经出版上架，在亚马逊和谷歌平台分别发布销售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