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候车亭里，于一片湿润的北欧乡野中，外面飘着雨，平静祥和，似乎什么也没有，也可能“有人将至”。他在这张照片上签了名，正好签在墙上，另外，他写了一张纸条，看着这蓝黑色的钢笔字迹，我仿佛又见到了16年前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的他。

那一年的秋天，约恩·福瑟克服了恐高心理，破天荒地从挪威飞到上海。上海戏剧学院与易卜生国际联合制作了他最知名的《有人将至》，他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新空间剧场，坐在最后一排观看了这部代表作在中国的首演，演出后盛赞这是全球范围内对自己作品最好的舞台呈现之一。开放式的文本极大地挑战了演员和观众，台上台下的人们都尽可能调动自己全部的想象和阅历来应对剧本中频繁出现的“停顿”。从那场演出后，围绕着约恩·福瑟的研讨会和工作坊在国内逐步展开，他的作品被持续上演，也被上海译文出版社结集出版。

福瑟试图写下无法用寻常口语说出的文字，即希望表达无法言说的东西。2023年10月5日，瑞典文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表彰他“凭借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发声”。在获奖演说中，福瑟分享了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写过的一首诗。豪格把写作行为比拟成一个孩子在森林里建造草叶小屋，爬进那样的小屋里，点亮蜡烛，在阴暗的秋天傍晚坐着而感到安全。福瑟也讲述了他初中时的经历：老师要求他朗读课文，他突然感到一股抵挡不了的恐惧，跑出了教室。那股恐惧把语言带离了他，而他必须把它夺回来，并且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他开始写下自己的短诗、短篇故事，这给了他安全感，给了他相反于恐惧的感受，他在一个属于他的安全角落书写完全属于他的东西。那是他写作的开始。

同样在2023年，福瑟出版了小说《闪光》（Kvitleik）。我被这部简洁的作品打动。我不喜欢一些评论家对它的解读，我更愿意安静地、缓慢地通过它来思考我的生命轨迹。我从一些反复和停顿中体验到了静默。这部作品让我有很多可以回味的空间，如同故事发生的森林，我也真的把它带到森林里去读，并在那里产生回响。福瑟又把自己的《晨与夜》介绍给中文读者。对我而言，同样是非常美好的阅读体验，那种快乐好像在厨房中慢慢煮东西时听到的“咕嘟咕嘟”。带着那样的心情，我联系挪威的Winje Agency（一家致力于为读者带来高质量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作品的机构），希望他们把我写给福瑟的信件转交给他。我写了我阅读《闪光》的体验，并希望他能够再推荐一位挪威作家，让我更加深入了解挪威文学。这封5月寄出的信真的被转到他的手里，贴上挪威邮政（Posten Norge）的标签后寄回，并在7月到了上海。

在回信上，他写了三位挪威前辈大师的名字：首先是塔尔耶·韦索斯（Tarjei Vesaas），他的代表作《冰宫》在我国已经译出；第二位自然是他获奖演说中提到的奥拉夫·H·豪格（Olav H.Hauges），一位靠种植苹果和做园艺为生的诗人，他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最后一位是以“朋克小说”或“点彩小说”闻名的帕尔-赫尔格·豪根（Paal-Helge Haugen）。他以Pax et Bonum这句拉丁语作为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和美善”。

这是一次独特的个人体验。我想重要的是，不要犹豫去写信，作家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完全可以告诉他们自己的体验和喜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多少唤醒了人们对书信的记忆，“吾妻淑柔，展信安康……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有多少观众为这一页信纸掏出了口袋中的纸巾。有不止一人问过我，现在还可以写信吗？当然可以，而且这会是最可能给你意外惊喜的交流方式，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