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估计，人类大约在距今500万到700万年之间，从他们与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分离出來。其后发展出若干人属物种和亚种，其中大部分灭绝了，只有智人延续到今天并成为地球的主宰。而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人类理性思考则仅仅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所以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形成的非理性思维习惯应该是更加根深蒂固的，可能还固化在人类的基因编码之中（注1）。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人类有那么多的非理性行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理性思维的难能可贵。但是理性思维还没有来得及普及，就在本身的发展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也可以说产生了理性的困境。

（注1）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因在展望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畅销书《快思慢想》中描述了人类的非理性的快速、直觉且情绪化的思维在做决断时的作用。PBS的Hacking Your Mind系列中的《Living on Autopilot》对此有人类进化方面的分析。中国思想家王东岳提出过古人的生活目标是存活，为此而具有的生理与心理建构对现代人都是不合时宜的。

一、理性思维与人类的认知

对于理性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而且在不同的领域理性的内涵也大不相同。但在通常和普遍的意义上，理性可以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分别反映了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理论理性是指通过有效和系统的方法达到可靠的结论/知识；实践理性是指以最优的方式指导行为。人对事物的道德判断可以为行为找到一份心安理得的凭据。例如，宰我跟老师说不应三年守孝，孔子回答“女安则为之！“，虽然他很不以宰我之论为然。从信念支配行为的角度说，理论理性可以影响实践理性。所以理解理性与人类认知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天生有一种寻求理解与追溯原因的本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导致人类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原因，但应该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的本质之一。还有人类寻求理解与追溯原因的需要应该是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元素。对本身与外界的关系问题上曾出现过各种神话和原始宗教来给人类不能控制和理解的现象一个超自然的解释。理性的出现第一次试图用自然本身来合理地解释一切。那时产生的学说不能说是什么学。后人把它叫哲学实在是一种马后炮式地贴标签行为。我认为古人的理性学说最好叫古典万有理论——那里有哲学的萌芽，也有科学、数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萌芽——因而可以用来理性地解释所有人类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轴心时期才显得如此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在那个时期都被粗浅地涉及到了。古代圣贤是幸运的，他们得以第一个提出问题而被后人敬仰，同时他们也没有遇到今日人类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上所面临的困难。然而做为后人我们也不必只限于对古人的敬仰，我们也有我们的幸运。我们得以享受理性思维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从而领略理性的力量。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理性所遭遇的困难与困惑，从而有了新的机遇，即在前人的肩膀上摘取更高的成果的可能性。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因为它使得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有了一个载体。因而在自然世界之外人类又创造了一个以精神产物为内容的信息世界。在所有的人类信息世界里可以称之为认知系统的人类精神产物只有哲学，神学，与科学。对于人类的认知系统，我以为它们有如下特征：

1. 是有关世界的知识。
2. 有对世界本源的解读。
3. 有一套内在的逻辑系统和真值判断方法。

理论理性的发展历史一方面使自身更加条理化，即分化为明确的学科；另一方面不断地与非理性交互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时至今日，人类的思维发展出的几种主要方式既有理性的又有非理性的，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指导和表达我们的认知：

1. 凭直觉与偏见做判断；
2. 诉诸权威给出的陈述做为凭据；
3. 依靠比喻阐明观点；
4. 静思与顿悟；
5. 直接下断语而不加以论证与解释；
6. 从有限的经验中不严格地归纳出结论；
7. 严格运用逻辑，包括概率逻辑，进行归纳和演绎；
8. 进行抽象的思想实验；
9. 结合逻辑与实验进行证实与证伪。

人们在思考和表达意见时会用到以上的一个或数个方式。人们在传统媒体、网上和手机上读到的和看到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使用非理性论述方式，如比喻、讲故事、引用他人的话语、或不加论证地提出某个论断然后以从为出发点演绎出一段议论。而理性的思维要同时满足如下的特征：

1. 不借助超自然的力量，
2. 运用逻辑，
3. 抽象思辨。

人类社会在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交互作用中发展，有的非理性思维有时也带有部分理性思维特征，但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三个特征。对于人类的三个认知体系而言，哲学能同时满足理性思维的三个特征；神学只满足后两个特征且同时具有理性思维以外的特征；而科学思维在同时满足了以上三个特征以外又多了一个特征¬——逻辑与实验的结合。科学思维是理性思维中的特例。数学做为思维模式工具也属于理性思维，但数学不是认知体系。对人类的精神活动可以大致总结如下图：

理性思维绝不仅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事儿。虽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科学家或数学家（注2），但理性思维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在当代信息泛滥和大众媒体的环境里这主要体现在如何辨识真假的能力。大到气候变暖和转基因之争、花样繁多的阴谋论、对有争议的公众人物的好恶；小到麦田怪圈的奇谈、算命、风水、养生、真假参半的各种谣言；近在眼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和美国大选；远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是非曲直等无一不对我们的理性思维提出挑战。许多日常生活中每每遇到的问题，仅靠常识已经无法招架了。除了有关事实真相的辨识，还有道德与社会正义方面的普遍争论。比如堕胎、社会福利、种族矛盾、持枪问题、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等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学会以理性的态度和方式去接受信息和采取行动。那样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注2）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或愿意做科学家或数学家。但有些哲学普及读物为了取悦大众总爱说人人都是哲学家。其原因就是每个人都会提出哲学性的问题。能提出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并不是成为哲学家的足够理由。哲学家必须能够运用理性思维对哲学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

二、理论理性速写

• 唯理论无法为理性的来源和本质做出说明。
• 经验论无法为普遍性结论给出逻辑上的证明。
• 唯有科学给出了一个可行的途径。

从本质上说，理论理性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层面的上认识能力的体现。

人类的理性思维最初发端公认是古希腊。其他地区也有萌芽，如中国的墨家学说。但只有古希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智者们或许也有过逻辑论证，但由于文献缺失，后人已无法看到他们的思维过程，因而只好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做为古希腊的代表啦。他们师徒三代的学说和理论是符合理性思维的三个特征的。苏格拉底虽然只关注伦理，但他的方法是逻辑的。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而亚里士多德为满足人类的追溯原因的需求提出了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从此理性思维与本体的同一性问题就成了重要的哲学难题之一。古希腊时数学、自然观测、和实用工程技术也有了骄人的成果。希腊化时期把古希腊理性思维的成果推广了，但理性思维本身没有出现重大突破。

然后是中世纪的神学发展占据了欧洲。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神学发展有重大影响（通过圣奥古斯丁和圣阿奎那的引用），但不能不说真正的理性思维遇到了一个相对停顿的时期。理性思维扮演了神学奴仆（工具）的角色。但神学既然具有理性思维的一些特征，就不可避免地保留和孕育了后来的理性思维发展的种子。

笛卡尔做为欧洲大陆唯理论传统的开创者重新恢复理性思维传统并提出新课题的里程碑。唯理论或叫理性主义的哲学家认为理性是认知的来源，似乎只要有了一个可靠的起点从逻辑出发就可以达到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斯宾诺莎是个极端唯理论的典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为理性思维提出了建立坚固的理论出发点的要求。然而正是坚固的理论出发点成了理性主义哲学的难题。

英国则出现了经验主义传统。经验主义强调感性经验在知识形成和确认上的关键作用。但贝克莱出于维护宗教的原因把感知变成了是决定存在的条件。由于人类不能总是感知一切，无所不在的神却总是可以感知到存在，所以他的经验主义不会走向无神论。经验主义对理性思维的最大挑战是指出感性到理性的桥梁搭建的困难和归纳逻辑无法为普遍性结论给出证明。因此到了休谟就走向了怀疑论了。同时休谟对两种知识的区别，即观念性知识（如数学和逻辑）与事实性知识（如物理学和生物学），让理性主义无法在事实性知识如何可以成为确实的问题上提出满意的答复。这可能是理性思维的出现后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康德对休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先验综合判断来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因而使理性思维得以合理地存在。但他没有成功地解决纯理性思维所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先验综合判断限制了人类的思维，使人类的理性只限于对现象世界的理解而无法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从而为神学的超验性留了个后门。

构建体系的哲学家都试图给出一个符合逻辑的对世界的解释。为了体系的完整，他们都会提出一些臆想的元素，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先天形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

哲学界普遍认为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终结。近现代哲学的大陆学派以反理论理性为主要特征。而以英国为主的分析哲学则在缩小了哲学的范围的同时又把理论理性向纵深发展了。

从伽利略开始的现代科学在人类的理性思维历史上开创了崭新的思路和领域。从此古典万有理论传统被打破，科学成了独立的认知系统。哲学也被更严格地定义了。两者的建构方式也明显地产生了分歧。科学所表述的世界图景与演变历史与哲学和神学所给出的都是不同的。但是科学家的结论是更可信的。科学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科学对归纳逻辑难题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出色解决，即加进了实验验证的环节。所以当不完整的归纳过程或灵感性的类比提示某种启示时，科学家也像哲学家一样大胆地臆测和提出假想。但科学家更尊重实验的验证。牛顿曾说“我从不接受无法进行实证的猜测”。同时当理论可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时，逻辑的力量就保证了理论的完整与严密。因而使得关键性实验具有了证实或证伪的决定性作用。这个重大区别使得科学得以健康成长而且超越了哲学的纯思维的局限性。科学的出现为理性与本体的同一性问题开辟了新路径。

约四百年的科学发展硕果累累。人类对于宇宙、太阳系和地球进化给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人类对自身的进化、生理和心理都有了深刻的了解。现代人类对于本身与外界世界的理解与描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科学成果之上的。而这种科学的理解与描述既显示了哲学臆想的无力又同时给神学提出了挑战。

但是科学从来就不是，在未来也不会是，一个有计划的和全面的被指导的运动。科学始发于个别杰出的个人的好奇心与超凡的探索。科学在今日仍然会发生出人意外和毫无预见的突破。科学不断改写对自然图景的描绘，但却越来越准确地接近自然界的真实。科学家就是一群明知不能毕其功于一个人或一代人但仍然坚信其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人。正像Stephen Weinberg所说的 “anything that we scientists can do to weaken the hold of religion should be done and may in the end be our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 （注3）

（注3）引自对Francis S. Collins在2006年出版的《The Language of God》一书的书评文章：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849885/。

三、实践理性速写

• 实践理性具有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的范围不同。
• 中国的儒家和道教所提倡的实践理性以天道为出发点。
• 佛教的实践理性讲究个人修炼和参悟。
• 西方的实践理性延续了逻辑推演的思路并为现代诸多社会学科奠定了基础。

从本质上说，实践理性是人类的社会属性层面上的应用能力的体现。但是实践理性具有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的范围不同。

这种理性在中国可以从老子和孔子那里说起。老子主张自然地顺应事物流变的为人之道；又主张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复古政治。孔子主张以周代初期为善的政治模式，强调学艺和修身而为仕的个人追求。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关注伦理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都涉及到了实践理性。佛教的教义“教人们如何彻底解除生老病死的烦恼和痛苦，并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对于宇宙人生事理、因果彻底通达明了的人称作‘佛’。也可以说，‘佛’不仅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还帮助他人也觉悟，是在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注4）无论是做为目的的“善”还是达到善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与实施途径都是实践理性所探讨的。

孔子的实践理性兼具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把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联系起来，而且认为个体的完满可以保障社会的完满。孔子的为仕之说是主张在有道明世要有作为，在无道乱世要有所不为。后世儒家则更倾向于积极入世。佛教和道教则之注重个体的修炼而不深入研究群体实践。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成了一群得势谈儒，失势谈禅论道的人，并将此传统维系了两千年之久。

欧洲在文艺复兴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密尔等人，分别从社会起源、政体分析、社会契约、法学理论、功利与自由等实际应用角度对实践理性做出了新的定义和推演。许多社会正义的起源论述基本上是思想者的大胆猜测。

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是意志自由的体现。为了协调人类在理论理性上的限制和实践理性上的自由，康德为实践理性确立了三个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但是康德的神学是道德神学，它有别于神学的道德。

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可以说是实践理性的一个侧面。

欧洲大陆学派更多地关注人生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只注重人的感知带来的知识而回避掉传统哲学所试图了解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做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从对现象学的不满走向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以鄙视的传统思辨哲学、主张世界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和注重人文关怀为特征。在主张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上萨特具有实践理性的积极性。

时至今日，实践理性不仅是哲学的研究领域，它更是诸多社会和人文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心理学，历史，军事，和商学等）的研究领域。

（注4）引自“三分钟看懂佛教核心思想”（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214049）

四、理性的困境

• 理论理性遭遇瓶颈。
• 实践理性面临挑战。

理论理性的困境

当代理论理性的重担是科学在承担。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哲学基本上不再迷恋于构建体系，而是一方面对逻辑深入探讨，一方面在各个学科里承担找漏洞与死角的任务。无法像科学那样扩展人类的认知，哲学更多地扮演着评价科学的真理性的任务。而人类认知的进展基本上都是科学和准科学学科在推动。理论理性成熟度最高的学科，如物理学，都是以数学做为其理论的表述语言。而数学之所以在科学理论的成熟和可接受程度上作用非凡，就是因为它的逻辑力量。因而当一个科学假说被提出后，对它的检验就是对其可检验的某些关键性逻辑推论的检验，而对逻辑推论的检验就可以让科学界对整个理论的接受与否做出决断。

做为理论理性主力的科学所面临的困境起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科学所必需的实验验证遇到了人类难以到达的极限。
2. 科学所倚重的逻辑体系是不完整的或不完备的。
3. 科学的体系不完整性，使其不断遭受批评和攻击。
4. 科学理性能否对人类的道德提升提供有效的途径没有被深入阐明过。

1）科学挑战人类的能力和资源

当代的最尖端的物理学所面临的困境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个问题。比如粒子加速器在科研需要与国家财力之间就是个很难的抉择。而高超的弦论就简直无法给出一个可行的检验方案。生物科学也在越来越逼近人类的伦理极限，比如人脑研究和基因编辑的应用。当每个国家都处于资源有限的现实中时，科学研究能否顺利开展往往与科学家能否有效地说服政客有关。

2）科学工具本身的难题

数学和逻辑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数学和逻辑本身所出现的任何问题也会是对科学的打击。数学基础的危机的历史、逻辑悖论、以及哥德尔不完备理论一方面在完善逻辑体系方面推动了进步，但也同时揭示了科学所赖以建构理论体系的逻辑的可靠性和完备性值得怀疑。工具的不完善可以是它所建立的科学理论也无法最终成为完善的体系。如果我们现在就预知科学以目前的逻辑（是否有发展出更加有效的逻辑我不知道）无法达到圆满，那么科学还可信赖吗？这就自然过渡到下一个理论理性的困境了。

3）科学遭受批评和责难

几年前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著名人物Deepak Chopra与Caltech物理教授和著名科普作家Leonard Mlodinow之间发生了一场辩论，然后俩人合写了War of th Worldviews一书通过十八个领域/议题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在书中尽管Leonard Mlodinow对十八个领域/议题给出了科学可以提供的精彩回答，但他无法避免和消除Deepak Chopra对科学的批评。而Deepak Chopra的批评主要是从科学尚无法给出完满答案的地方进行发挥。Chopra的出发点很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来自于自省和从理念上理解宇宙本身的意识。他还不太公正地把属于实践理性领域的人类对工具（科学为之奠基的各种技术）使用的恶果加之于科学身上。他批评科学无法对道德问题提供答案。但是科学是理论理性范畴的活动，实践理性的范畴才涉及技术的使用和道德的规范。

NIH的主管Francis S. Collins早在2006年就出版了《The Language of God》一书来阐发他对科学局限性的看法和上帝存在的观点。虽然Collins不是在宗教环境下成长，但是但他看到宗教的精神力量给病人带来的巨大支撑作用时，他被震撼了。他开始认真研究宗教。C. S. Lewis的《Mere Christianity》成了他的入门书。做为一个卓有成就的生物科学家，他没有否定进化论，但是他试图融合宗教与科学。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用来指出上帝存在的论证未必令人信服。比如在从宇宙学角度看上帝时，他没有彻底贯彻科学精神，而是像哲学家一样从逻辑的论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在我看来逻辑只是科学的工具而不是全部。从宇宙学角度讨论上帝存在与否时，不能以因果论和思想实验来代替科学实验的检验。即使科学还不能全面和彻底地解答宇宙学中所有问题时，也不能用哲学方式来讨论科学。

《Why Science Does Not Disprove GOD》一书给出的结论是：尽管理论物理和宇宙学提出了出色的宇宙演化模型，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具有如此小机率下才能出现的各种基本参数的组合仍然没有合理解释？进化论无法说明生命进化得以发生的高级细胞是从那里来的，也解释不了人类知觉和意识是如何进化出来的。可以说科学在对所有的事情给出一个满意的解答上令人失望。科学对圣经字面上的否定并不能导致对神的否定。无神论者可以质疑神存在的证据，但无法给出神不存在的完满证明。作者还指出哥德尔证明了数学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而哥德尔还信奉柏拉图的理念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存在。作者还提到他对温伯格采访时，温伯格承认人类对宇宙的了解仍不全面，可能还需要上千年才能给出满意答案。作者认为人类对神的全面认识比对宇宙的理解更复杂，因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当科学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万有理论时，它就无法消除其体系中的空白，从而人类就不能完全消除哲学和神学得以立足的理由。

4）科学能否成为实践理性的基础？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儒家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道路，同时也是从个体实践到群体实践的顺序。这种途径和次序是否有其合理性呢？以我的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什么严肃认真的工作。但是如果要真正和彻底地把理性贯彻到底，那道德的基础只能来自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则是来自科学和准科学的。如果这个论点是可以接受的，儒家的建议就有必要认真对待一下。

实践理性的困境

在担心理论理性的困境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践理性所面临的挑战绝不亚于理论理性，或许更加巨大和复杂。当代实践理性不仅面临着理论发展上的挑战，即从准科学向科学的提升，而且面临着社会变化带来的更大的压力。如果说理论理性注重于认识和解释世界，那实践理性则是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建立优化行动方案的指导理论。优化行动方案的目的是使世界能合理地为人类所用和人类能和谐相处。

越来越多的历史的叙述告诉我们智人的文明发展史充满了“行易知难”的盲目行为。所以人类的工具使用技能常常领先于人类对行为后果的认知。人类不仅屠杀了人类的不同种族，还灭绝了大量的物种（注5），同时也对地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相互屠杀为手段的战争利用了甚至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而且人类还在继续以大量浪费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毁灭人类的武器发展或压抑人类的社会控制（注6），党同伐异的社会破坏，以及急功近利的商业运作。人类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会使一部分人为屠杀和迫害另一部分人提供心理上动力与平衡。这里还可以就《ZyuCannon：美国会一跪不起吗？》中提到的三级文明再说几句。人类的科技进步一定要有实践理性的进步相伴随，否则过去发生的和现在还在发生的工具使用技能领先于人类对行为后果的认知的恶果会以更大的规模造成更大危害。这也是我对科幻电影，如星球大战之类，一直有个看法，就是尽管从技术角度作家的想象很超前，但故事在社会伦理上仍然停留在今日的水平。在更高级别上掌控自然能量的物种如果在实践理性上还像地球人一样热衷于相互屠杀，我恐怕他们在达到该文明水平之前就已经灭绝于滥用科技的重大灾难里了。

科学研究早于不是十六、十七世纪的有闲人士的智力爱好，也不再自上个世纪初独行侠可以只手改变世界的局面。科学研究更多的是以团体合作甚至兵团作战方式展开。而只要有集体行为，就离不开政治的运作。先进技术的发展更是与政治分不开。而技术只是科学理性认识的工具（实践）性的应用。工具从本质上是中性的，但什么人使用和如何使用则是实践理性的体现。当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的时候，技术的发展可以以国家利益的理由秘密地进行。这时候几个聪明的大脑和最高国家首脑的决策就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二战时的原子弹就是一例。虽然人类很幸运它发生在美国，但人类能寄希望于这种幸运吗？当某个地区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和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的责任时，某个狂人可以出于微小的个人私利而为所欲为地改变一对受孕的双胞胎女孩的基因从而永久性地改变人类的基因库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警钟吗？人类的自律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约束力来避免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尤其是当世界处于尖锐冲突状态，而重要当事国又是病夫治国的时代！或许柏拉图的哲学王（从领导者应具有优越的实践理性的角度来说）的说法并不是妄想。

作为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兼具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需求，即如何在多元信息世界里辨别和确定真相与事实。从确认真伪的角度，它属于理论理性，从据此以采取行动的角度，它是实践理性。当代的社会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使信息产生的速度空前提高了，而且信息的来源和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多源化了。社会不再具有公认的权威信息来源（少数国家除外）。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的处理存在许多非理性的方式，因而造成了大量虚假信息泛滥并误导人们的判断。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认知或对当代政治家的评价可以在人们中间出现极大的不同。这种认知上的分歧使得人类分裂成冲突的团体。由于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观点一致的群体，因而社会分裂现象也比以往更加严重和为政客所利用。

（注5）据考古专家的分析和推测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是被吃掉后的遗弃物。《人类简史》中的推测是智人灭绝了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种。至少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智人每抵达一个新地点，当地的原生人类族群很快就会消失，并且当地的大量动物物种遭到灭绝。

（注6）一个突出和正在发生的例子就是烛之所译的《罗斯•安德森：全景监狱已在眼前》。

五、理性前途的思考与疑问

1）统一原理的重要性

• 世界是统一的。科学理论也应该是统一的。之所以还没有统一，是理性的进步还不够。

科学的成就启示了世界同一的原理，即世界万物是在一个统一体内的。如果某个理论上能将万物统一起来，这个理论就是应该可以被证实/证伪的。世界同一的原理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信息的可交流性。凡是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物我们都应该可以找到某种信息以确认其存在。这种信息确认不必局限于人类感官可以接受的范围。但科学仪器应该能直接或间接地探测到。以多重宇宙假说为例，如果遵循科学的认知原理，其能否被证实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宇宙和其他宇宙之间能否有信息交流。如果理论上提不出一个信息的交流方案，那多重宇宙只是一个逻辑上的推论而无法检验。那就不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对暗物质/暗能量也要看能否探测到其直接或间接存在的证据。

历史上许多哲学家的理论前提（理念世界、先天综合判断等）都是基于人类对当前的思维状况提出的假设。而从现代科学揭示的人类进化史来看，这些假设都站不住脚。历史上伟大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如生活在当代，他们恐怕不会满意甚至接受自己的哲学理论。而且哲学的理论提不出一个实验方案，除了逻辑上的评判和一些常识上的判定外，无法进行证实或证伪。所以哲学不是科学，也不能成为科学。哲学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科学还有很多空白。

神学的一个基本点是上帝是超越的，不可全知的。也就是说（1）上帝（God）从实体论（ontology）的角度是与他的创造物（我们所生存的宇宙）不同的；（2）从认识论的角度（epistemology）上帝是不可全知的。（注7）这个理论直接违反了世界同一的原理。上帝如果可以与这个世界交流（从圣经看是有过交流的），那上帝就应该是可以被认识的。

所以目前看来，科学是三个认知体系中最有希望带领人类前行的一个（注8）。这样说有两重含义：

1. 科学可能是人类最终需要保留的认知体系并找到将其他认知体系与其统一的途径。

2. 科学带来的人类认知的改善有可能让人类具有更加理性的基础以理解已有的道德准则和为未来道德发展努力。

（注7）Diogenes Allen, Eric O.Springsted, “Philosophy for understanding theolog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 ed, 2007版的第一章。

（注8）邓嗣源在《哲学家的故事（3）》中谈到了“斯宾诺莎说‘自然与神’的合一，所论述的是宗教信仰问题，涉及所谓‘本体论’；另一方面，他又谈到‘心与物’的合一，所论述的是人的理性、人的认识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可以说，我的观点是对斯宾诺莎的认同。

2）理性发展的课题

• 人类不可能真正感知外在世界，只能是以理性去尽可能地合理描述外在世界的内在机制以达到对外在可探知的现象给以更信服的解释。

• 人类能否通过对理性局限性的清醒理解而达到谦卑和宽容，从而为人类的道德建立合理的基础？

科学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也带来了技术革命。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不断从科学成果中吸收营养，但是不能再宣称是高于科学的智慧产物了；也很少有哲学家试图去建立新的哲学体系了。富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出现了以现代逻辑为武器的逻辑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感官表现和理性思维做深入研究。蒯因以现代物理学的成果为出发点阐述世界。哲学似乎可以在任何学术领域找到课题，但其归宿是否充其量也只是像苏格拉底一样扮演着牛虻的角色？（注9）

康德首先把对理性的批判引入哲学，但是他的理论理性是在他所在的时代的科学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不仅看到了牛顿物理体系的巨大成功，而且看到了它的局限。继而又看到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出现带给人类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和技术上的累累成果，那么他还会满足于他的先验综合判断给予科学的限制吗？

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王阳明临终前谓：此心光明…。维特根斯坦在去世前告诉友人：”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在我看来都是达到了践行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的至善境界。人类能否普遍有效地达到孔、王和维特根斯坦的境界？

人类在不断扩展认知视界的同时也不断反思自己的历史。因此对人类理性的研究应该从现代科学所确认的图景出发以厚今薄古的态度来重新评价先贤们。

人类对理性思维的客观评价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认知与人类之外的实际世界之间的本质区别。人类可感的部分是十分有限的。经验主义和康德在这方面应该是对的。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也指出了人类发展出的理论的局限性。理性思维与本体的同一性问题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也看到科学的发展史描绘了一个理性思维向本体趋近的过程。科学的理论模型能否彻底认清一切还难于定论，何况我们还知道我们的认知模型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限制。那么是否有可能在不借助外在的神的条件下，让人类从自身的局限性出发变得谦卑和宽容，从而为人类的道德建立一个自然的基础？

人类已经看到以往智人进化的历史充满了盲目和无知带来的灾难，人类是否能较好地在不断创新的冲动与审慎评估新技术的风险之间找到平衡？

康德的著名墓志铭：“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more often and steadily we reflect up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可以说就是对他一生所探求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括。而康德的诉求就是人类理性发展历史的缩影。我们看到了许多杰出前人所做的出色努力，也看到人类仍然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继承的清晰深刻的理论也纠缠于互相矛盾的体系之中。我们享受着理性带来的诸多便利，但人类的生活未必更加幸福而无虑。

人类真正意识我们面临的理性的困境了吗？

理性发展方向和前途又是什么？

（注9）Timothy Williamson 在《Doing-Philosophy，2018》一书中指出“philosophy asks conceptual questions, not merely verbal ones. It clarifies concepts, sorts out conceptual confusions.” （p. 38）他还说：“By themselves, the mathematic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of physics … don’t tell us whether there are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yond their reach. The people who grapple with such issues are philosophers.” 据此他说蒯因的物理主义是哲学而不是物理。他进一步说：“anyone can say “Yes” or “No” to physicalism; what we need are good reasons to give one answer rather than the other. Once we seek them, we are doing philosophy.” （p. 67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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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本文是在吴道平先生提议我发表个人见解的推动下完成的。由于杂事较多，文章没有过多地仔细推敲，基本上是平日思想的点滴汇集，只是为了与同道探讨而略加梳理。本文涉及范围很大，即使挂一漏万，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可能谈透，只能提纲挈领式地点到为止。文中涉及的诸多问题，每一个拿出来都可以做为一个专题深入下去。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在叙述中可能也有不少错误与遗漏。我之所以斗胆写出来，是想一方面从高层给自己一个思维地图；另一方面引起志同道合者的兴趣。或许能聚合更大的能量来共同探讨和解决一些心中的疑惑。

除了文章中提到的书和文章外，本文的写作还参考了以下文献：

• 吴道平：哥德尔和他的两条不完备定理
• ZYuCannon：科学精神十七论
•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
• Brooke Noel Moore & Kenneth Bruder: Philosophy – The Power of Ideas
• Anthony Kenny: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ume 4 – Philosophy in the Modern World
• Gila Sher: Is logic in the mind or in the world?
• Kant and Hume on Causalit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Rationality (britannica.com)
• The Unity of Scienc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席南华：数学的意义
• Mike Alder：为什么数学家和科学家不喜欢哲学却仍然做哲学？
• 常识思维与哲学思维，哲学家眼中的另一个世界（载于哲思学意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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