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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为了那些被湮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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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为了那些被湮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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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为了那些被湮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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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高中毕业照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时,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当然,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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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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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生父韩恩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因为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而父亲不但是军人,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合作很密切。在新政权眼睛里,他无疑是“敌人”。于是自从抗战胜利离开中国,父亲再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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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生母赵韫如,1947年在耶鲁大学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每当我读到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那一套工具:在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里,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

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书将我引进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大门。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地道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外婆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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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的外婆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有一些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我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深远,只知道,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而老舍先生与妻子儿女一大家子人住在北京。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现在两位老人家都到了一个可以尽情聊天的地方去了,每想到他们,我总是很高兴,因为我曾经成功地为他们传递了他们迫切需要的信息。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舒先生好讲故事,但他需要一个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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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卡玛·韩丁的父亲那样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

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学校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那里的反美示威。那天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打倒美帝”喊声震天。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烤得我心里发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还站在那儿。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的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这孩子,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辄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很多很多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倒是常常想到那个温和友善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辄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炼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炼身体。无论刮风下雨,五千米、八千米,我都会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着,雷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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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网站介绍的北京人艺演员赵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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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

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50名学生中只有四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一位叫做周毓英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限,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

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时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召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

44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0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后来,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三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

我们一行出发之前,副市长崔月犁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说他自己也出身大地主家庭,可是“出身不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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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时的韩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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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曲沃是棉麦之乡,相当的富裕,社员们下田劳动衣服鞋袜都穿得整整齐齐。林城中间一条街,两边的房子都是砖瓦房,也都整齐。家家户户堂屋灶间都擦抹得干干净净,睡房有炕,占地宽阔,妇女们纺棉花、拧线、缝衣、做鞋、剪窗花都在炕上。摆上小方桌吃饭也在炕上。这张炕真正是当地农民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我们一帮知青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男女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三年时间里,知青之间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的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的,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活儿干得漂亮的知青人人都有趁手的工具,也都绝不外借。

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疱,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疱,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叫周毓敏,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么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周毓英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姊姊让她下乡的,姊姊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姊姊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不过,大概没用,那个人离那个高门坎儿还远得很呢。”我这才有些明白。

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刚下乡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召开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成分高的家庭因此受到了许多的磨难,但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人后。奇怪的是,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对此都是很不忍的。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撤回县城,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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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韩秀以外交官夫人身份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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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1964年的我也完全没有任何对于人生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尽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我照样下地干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织毛衣却飞快,而且花样翻新。她在与农家少女的交流当中得到很大的快乐。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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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

【韩秀,中文原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2岁时被母亲赵韫如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迄今已发表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三十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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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赵韫如:母女俩的情感坐标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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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里,我的QQ中有一条留言:

屈,你是重庆人,能帮助查一查重庆的银社剧场还在么?另外,《两面人》是一出什么话剧?

留言的是郝倩,一个三十出头的女记者,除了那副眼镜片外,形象上跟央视的柴静差不多。那年,她来渝采访那位西部红歌王时,我偶尔认识的一位笔友。

不知道她寻找的那两条信息有何用?我只好打电话问询,这一来,她打开了话匣子,同我聊了半天。

原来,她在北京的一家书店浏览图书,偶尔翻到一本题为《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人物传记,凭着直觉,觉得新颖有趣,立即买回家来,在书房里细读起来。

仿佛被书抓住一般,她被作者自述的悲惨而奇特的经历吸引住了,竟然在两个晚上一气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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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倩对我说,书中记载的女主人公韩秀,出生在纽约,居住在北京,插队在山西,回城在新疆。最后,靠了她本人的执着,终于争得了一个美国人的身份,成了美国作家。

她下乡的时间挺奇特的——1964年,比1968年那一拨,早了几年;而且,她回城的时间也挺特别——1977年,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总之,她就是由奇特铸就的奇特命运。

回京来以后,她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认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因而引发了直闯美国联络处的事件,险些酿成外交纠纷。结果,那次她的硬撞美联处之举并不成功,自己却遭了殃,下了狱,家又被抄;她母亲说她应该再等等,太着急了,办得太早了;她却转而冷嘲热讽自己的母亲……

读到这里,记者郝倩突然心有戚戚焉,心想,这成什么话呢,别说她母亲了,就是我这个局外人也觉得太不成话!有这样跟母亲说话的么?她不分明是为你好么?而且,如果认领“身份”办不成,还要连累上许多无辜的的亲戚朋友们!她为了她自己,就什么也不顾了,难道别人的存在,都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吗?

郝倩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还是应当先向读者交待清楚韩秀的具体身份更要紧吧。

那是1970年代的事,作者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此前她已经从外祖母口中了解到,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而且外祖母还把她的出生证明和护照给她看,此外,还有父亲的一张照片。就是从那时起,她就千方百计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

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在北京设置了个联络处,这使韩秀看到了希望。1977年2月的一天,她开始试着闯进美国联络处。她先故意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走,然后突然一转身,径直朝另一侧的美联处快步奔去。这时候,一名武警端着枪向她边跑边喝道“回去”。

“我是美国人!”韩秀站住了,她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解释自己是来更换新护照的。值班的武警嘲笑她似的:“凡是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她愣住了,一时竟没了主意。幸运的是,此时一辆小汽车忽然驶过,车上的美国人好奇地打量着她手里的一本陈旧的护照。

此人叫万乐山,他接过护照,再叫来同伴观看,认定是真实的,只是过期了,便要求武警放姑娘进去,于是,韩秀得以被请进美联处,美国外交官们确认了她的美国公民身份。

然而,回去以后,韩秀却被当局警告,不许她再以这样的方式去美联处,眼看到了约定的领取新护照的日子,她巧妙地利用一只公用电话,同美联处联系上了。于是,第二天她佯作病人,到了日坛医院,随着看病的人进入到美联处不无的地方,按照约定,她看到了一位外交官已经冲着她一手高举起了护照。这样,她便顺利地被外交官迎进了美联处大门。

签名以后,那外交官告诉韩秀,“你现在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

但是,中美两国当时并未有正式外交关系,她只得等待机会。到后来,知青返城,她被邓小平办公室批示“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样得以回到北京;再后来,美联处变成大使馆,她得以正式办理手续,回到梦牵魂系的美国……

故事很曲折,很好看,可是,再看下去,郝倩却起了疑心:作者不仅不提自己母亲了,反而带着极其侮辱和嘲讽的口吻,去描述和评价自己的母亲;与此同时,作者又用十万分的言辞赞美自己的外祖母,将所有美好的词汇堆在她头上,偏偏对自己的母亲不是不予理睬,不,简直是不屑理睬。只是字里行间隐约地透露,她母亲是北京人艺的演员。

郝倩看着,觉得很是悲哀。她和她外婆很好,她恨她的母亲;而韩秀自己的女儿农农则生新疆,因为条件不好,被她的母亲接到北京,以后又随外祖去了美国。乍一看,这仿佛是一个牵涉几代人悲剧。可是,为什么作者又同自己母亲那么生分?

郝倩印象里,这已经不是每一次了,一个人在自传里骂自己的老子,而一般在自传里很少看见骂自己孩子的。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错,都是自己的好孩子。而晚辈对长辈却不是这样,孩子可能会恨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虽然在外人来看或者在一般的社会经验来说并不至于这样。事实上,那种只看到长辈的不是,看到他们的特定的环境下给自己带来痛苦的人,往往忽略了那个特殊的环境,忽略了这样的环境下造成长辈特殊的性格弱点——或懦弱胆怯,或眼界狭窄,或处事犹豫,或畏首畏尾……这种情形下,若遇到儿女恰恰又性格刚强,敢作敢为,这就自然衍生出对父母的恩怨来了。但是,做父母还真是写不出什么说不出什么,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任凭作儿女的放肆地倾吐积郁的怨气,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景观。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又说,孩子是你作父母的让要来到世间的,所以,人们才会认为:千错万错,只能怨你作父母的让他/她来到世间!

事情真是这样的么?假如是真的,两代人之间怨恨只是上一辈人造成的,那不是真成了无解的死结么?

想着想着,郝倩突然脑海里划过一首闪电,她们令人想起了李南央,想起了老鬼,想起了陈凯歌,想起了经济学家李准的儿女们。他们都回忆过自己的母亲或父亲,写过他们的缺点:或偏狭冷酷、刁钻苛刻的性格弱点,或与年轻人格格不入的处事方式,而且他们往往都带着十分愤恨的心情,给予自己的父母以冷嘲热讽。现在,传记堆中又出来一个韩秀,看来,这可真是个不一般的社会现象了!

这类情况的发展到极致,莫过于揭发父母是政治上的叛逆了。曾有一个16岁的儿子张红兵,与父亲一道,揭发了自己的母亲方忠谋的“反革命罪行”,结果使得她的母亲遭到枪毙的处罚。据说,类似的事情在特殊的情形下并非个案。如果说,上对下,还有虎毒不食子这样的教导引导人心向善的话,那么,人类社会除了“儿打老子天理不容”之类的诅咒外,就只剩下空洞的道义谴责了。所以,我们很难见到父母公开表达儿女的“不忠不孝”之类,那些被迫走向法庭的老人,充其量也不过向儿女讨一点赡养费之类而已;至于揭露子女的短处,哪简直比登天还难。

呜呼,代际之间的情感维系,可依靠的还能够仅仅靠血缘吗?郝倩着实心有戚戚焉。好奇心促使她要找出那个韩秀背后躲藏着的母亲,一窥她的庐山真面目。

2

中国有句俗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郝倩在电话中对我说,当此话在她脑子中掠过时,她当即就联想到了这位韩秀背后的那个隐身人——母亲的角色。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确切地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或母亲呢?虽然《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里所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多少是有些苗头的,抓住这些苗头,顺藤摸瓜,想来是不难找到其答案的。

首先,女主角自称是1946年出生的;按常理,那是抗战刚结束的时候,内战正在酝酿的特殊时刻,正所谓两种命运的决战前夕。这时候,一个混血儿悄然诞生了,意味着什么呢?这其中是否在提示我们,那是某个颇有身份的男人和女人的杰作,某个不寻常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共谋的一个非寻常的聚合之物——那一刻何苦神秘,或者是机缘巧合,或者是珠玉暗结,或者偷抛眉眼……总之,她的出身本身,就不那么正常,那么从容。

根据韩秀在书中的说法,郝倩认定,她母亲是个大牌的演员,解放后曾被周总理说服从美国回来,成为一家剧院的名角。除此以外,以后书中每到一处涉及到她母亲的地方,韩秀都故意不说名字,只说到她的工作单位“那家剧院”,而且凡是关系她母亲背景、家庭关系之类,下笔也格外谨慎,仿佛有意保护隐私似的。不过,这种保护显得过分了一些,给人一种矫造、隐晦,故弄玄虚的感觉。

后来,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作者又提到了东城区史家胡同、干面胡同之在的地名,说是她母亲剧院的宿舍……这时,郝倩心头倏忽被闪电照亮了似的:在她的记忆里,她去过那个地方,她还依稀记得,那一带所有的演出单位总共就一家,不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么?

这一捉摸,郝倩凭直觉感到:只要循着北京人艺的演员名单寻找下去,那么,那位母亲就会水落石出了!

好在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的女名演员就那么几个,如果限定在有相当年纪的女演员中,除了舒绣文、叶子、朱琳、金雅琴之处,还有一个就是赵韫如。郝倩仔细看了一遍名单,再对照唯一的“线索”——韩秀书中的母亲和她美国父亲的一张黑白合影,她再三再四地左瞧右瞧,突然间晃然大悟,她母亲不就是赵韫如么?!

偏偏这时候,她偶尔看到了凤凰网上一篇回忆人艺演员的视频资料,口述者是一名姓梁的编剧,他的口中对那位姓赵的女演员佩服至极,夸赞之词甚至都有些肉麻了;而他回忆的那个人,也正是赵韫如!

没错,这位作者韩秀故意隐藏起来的母亲,就是人艺的名演员赵韫如!同作者本人的姓名——赵韫秀,仅差一个字而已。然而,那却是咫尺天涯的差别,却是一切爱与恨之源泉的差别!

更遇巧的是,通过网上搜索,郝倩发现,演员赵韫如也写过一本名为《梦飞江海——我的戏剧求索之路》的作品,据介绍,内容大致为两个部分:一是生活经历与艺术经历;二是戏剧艺术理论探讨,包括经验谈、评论和散论。

这些发现,极大地激发了郝倩的兴趣,她飞也似地从淘宝网上购了一册赵韫如的自传,然后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

然而,她有些失望了,这本自传其实说自己的经历的地方很少,如果要说对破解韩秀之谜有帮助的话,最多的就是赵韫如对初恋的回忆了。郝倩静下心去,就那本《梦飞江海》,对照着韩秀的那本自传“同时”阅读着,对照着,她的心头油然生出一种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撕裂开来的感觉。事实上,她被两代人的巨大的心理鸿沟和连带而出的事实鸿沟惊骇着,磨折着,困扰着,好不容易,她总算沉下气来,一一捋清了母亲的关系之因——正因为有了这个因,才有了女儿那样的果,仅管它不那么甘甜可口……

郝倩在电话里说了半天,还未涉及到“银社剧场”和《两面人》的问题,我不得不提醒她注意这点。

她笑了,不过,她说“下面马上会涉及的,只是需要耐心。”

于是我们的电话交流继续。

她说,那是抗战初期的1938年,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被派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在总领事高斯手下任副领事。高斯是资深的外交家,在他眼里,谢伟思是整个美国政府里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这在当时无人能比。当然,这得益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环境。谢伟思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这样,他便于1909年出生在成都,并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这一点,恰好与韩秀相反。青少年时代,他又随全家返回美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1933年通过国务院的资格考试后,成为一名正式的美国外交官,而且是美国外交界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谢伟思被调往重庆任大使馆三等秘书,不久升为二等。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五方杂处的山城里,他竟然同赵韫如萍水相逢——奇怪么,这种偶尔性,在郝倩看来,实在是太小,又不能不承认,完全是天作之合的一种因缘巧合!

作为话剧剧坛上的活跃分子,那时的赵韫如恰如一颗明珠冉冉上升;就在这种背景下,她与谢伟思在一辆公共汽车上遭遇了——须知,谢伟思本来有自己的车,很少乘坐公共汽车,但偏偏那次是他少有的乘坐公共汽车,两个人就这样相遇了,能说不是天作之合吗?

关于这次巧遇,赵韫如在《梦飞江海》一书中有着细致的描述。

1938年的一天,年轻的话剧女演员赵韫如坐上了公共汽车。她是去一个法国老先生那里,教他学中文的。由于缺油,公车也只得烧木炭,所以开得很慢,名副其实的老牛破车。女演员注意到,在小什字车站,上来一位年轻高大魁梧的外国人,女演员随后又埋头看起报纸来。谁知,刚上车来的那个老外,突然读出了她摊开的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来:《铁石心肠》。

女演员回过头,惊讶地道:没想到,先生你的中文这么漂亮!

烧木炭的公共汽车里,炉炭正炽热地燃烧,而韫如的心,也着火般燃烧起来。这名外国人似乎会意了,朝这位女演员窥了一眼。于是,打那以后,两人开始了交往。

以后,接连两次在同一辆公车上不期而遇。第三次,外交官走到她面前,故意说:

“对不起小姐,那个位子是我的。”

赵韫如愣住了,怔了会儿才回过神来:那不是好莱坞电影《一夜风流》的经典台词么?

令谢伟思意外的是,一张戏票塞到他手中,那是在道门口的银社剧场的一场话剧演出,戏名叫《两面人》。

接受了她的好意,谢伟思果然来观戏了。在幕间休息时,他托剧务递给赵韫如一张卡片,上面有两行英文:“I’mtheguyyoumetonthebus.Iwishtoseeyouaftertheshow.(我就是你在公共汽车上见过的那个人。我希望演出结束后能见到你。)”落款是“Jack(他的乳名)”。赵韫如将卡片反过来一看,上面印着“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等字样。这时候,赵韫如写道:

我想想他有正当工作,不像是随随便便的人,又这么执着一定要认识我,就见他吧。

演出结束以后,我们来到了银社斜对面一个汤圆店吃醪糟汤圆。两个人一谈起来,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对方听,毫无顾忌。这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当谈到自己的工作,他告诉我他是哪儿的,他原来曾是史迪威将军的秘书,后来因为将军回国了就来到大使馆。他只说了这些,我也没有多问。

以后,赵韫如应邀到各地去巡回演出,谢伟思问清了每站的演出时间,赵韫如每走一个地点,谢伟思就每天写封信去那里问候祝贺。但当时条件差,交通不方便,往往是信到的时候,人已经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谢伟思的信也跟在身后追,从江津到乐山,再到泸州……在川内绕了一大圈,最后在内江集中,赵韫如也收到了一大摞信。

谢伟思对赵韫如很真诚,他说:“你是我爱的人,希望你能分享我的生活。”后来,谢伟思去了延安,1945年奉召回美国,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赵韫如不明究竟,一气之下,打掉了肚里的孩子。

这对一个女人而言,是何等残酷的事!郝倩心想,难道男性注定是薄情寡义的么?一时间,她竟陷入迷惘之中……

3

郝倩心下捉摸,那赵韫如初次相识,赠送的戏票是话剧《两面人》——哪是出什么样的戏呢,究竟有何魅力,将远隔千万里的年轻人掇和在了一起?

好奇心促使郝倩动了念头,要找出这出戏的本来面目,在她眼中,似乎那戏真有什么神秘的潜力。

可是上网一查,令人大失所望,这出戏名不见经传,网上全是千篇一律的话:《两面人》是对国民党假抗日的一出讽刺剧。真的就如此简单么?乍一听那戏名,似乎不是直接表现抗战的题材,倒像是在鞭挞人性的两面三刀见异思迁之类的丑态。可是,战时的特殊背景下,为什么当年的陪都重庆的话剧热潮中,会出现这么个“怪胎”呢?

郝倩很不理解,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查西寻,依旧是一无所获,只知道该剧是剧作家阳翰笙1943年的作品,是一出四幕的讽刺喜剧,又名《天地玄黄》,它深刻地批判了抗日时期国民党当局的阶级利己主义云云。百度上查不了什么,谷歌又打不开,她真的泄气了。万般无奈之际,便想到了仅有一面之交的我。

现在,我可以回答她了,但在电话中恐怕口音会有问题,我特意写成文稿上传给她——

郝倩:

你提的两个问题,关于银社剧场,就在重庆市中心的下半城,一个叫道门口的地方,过去那算是一座“豪华”的高级剧场了。以后经过火灾之类劫难,已无存。

至于《两面人》,我几乎跟你一样,对它两眼一抹黑。但所幸的是,今天斜躺在床上读闲书,顺手拿起一本书评集来,说来也巧,《两面人》的名称竟像划过一道闪电,几行文字跳入眼帘。下面作一回文抄公给你抄去吧,兴许有些用:

一次叶挺将军来重庆,翰笙阳邀请他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观看他们制作电影。看罢影片,这时恰好敌机来袭击,翰笙阳陪同将军在制片厂附近的防空洞躲避。在躲避的时候,翰笙阳请将军就重庆电影和戏剧的创作提出意见,“当时他(指叶挺)也就老实不客气地责问我:为什么这里戏剧电影所弄的题材不是前方就是后方,而敌后人民的英勇斗争,为什么一点也看不到反映?自然我当时对他也有一些解释,但他听了却并不满意。正当敌机凌空的时候,他却还在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敌后斗争的实际情况,要我赶快动员人去注意敌后、关心敌后、描写敌后。到了今天,我可以坦白地说了,我后来所写的《两面人》的题材,就是那次防空洞里叶希夷将军提供给我的。要是没有他那次热情的启示和殷切的期待,我那个剧本是没法子写出来的。”

我过去倒是翻看过此书,近日重新浏览它,才注意到它出自杂文家姜德明的回忆录《故人的往事——读〈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郝倩看了以后,异常高兴,连续几个“感谢”。我不无得意地说:朋友么,尽地主之谊啊。我也没想到,只以为《两面人》是偶尔得之,没想到它竟是一部奉旨而作讽刺剧呢,而且是典型的奉命之作,虽称不上杰作,但距离“大作”之称也不过一步之遥而已。

不知郝倩怎样想,我是很留意这出戏诞生的环境和条件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解开心中的许多谜团,例如:抗战的紧要关头,作家为何也并不是一窝蜂地去描述正面抗战作品的,也是可以打开视野自主选材的;1949年以后,为什么那样多的作家、剧本家,主动地奉命写作,过去那种自主选材的兴趣和习惯哪儿去了呢?比如老舍、曹禺他们,是不是都同阳翰笙这种情形相类似呢?比如《龙须沟》《李自成》《王昭君》之类……

闲话休提,回到帮助郝倩的考察上来吧。

陪都重庆,那时确实是一个相当不一般的创作环境的时期。由于敌机轰炸,阳翰笙当时常住文委的住地西永的赖家桥;也由于事务性活动特别多,他常常凌晨五点就出发,有时远至北碚,深夜才能回到赖家桥。贫困、工作忙,生活条件的艰苦导致健康急剧恶化,他一家四口,经常被疟疾、肺炎、胃病折磨。他的父亲患病,寄来药单,但他已经买不起整副药,只好买半副带给父亲。甚至,父亲死后,他只能卖了衣物举债才应付了丧事。这种情况下,直到他连续写了《两面人》《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戏以后,才靠微薄的稿酬解了燃眉之急。

在《两面人》一剧中,阳翰笙只能闪烁其辞,借江浙半沦陷区的茶山主人祝茗斋,在游击队与敌伪之间周旋,表现出自己的动摇性和两面性。他为了保护自己经营多年的一座茶山,使他对待抗战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他既不甘心投敌,做敌人的工具和傀儡,但又不愿意抗日,怕抗日会把他的茶山变成一座战场。于是,他在抗日与当汉奸两条道路中间摇摆不决,穿插空隙,“东敷衍,西繁衍,东利用,西利用,东打击,西打击,东拉西扯,东倒西歪”;结果弄得两面碰壁,险些自杀拼掉老命。显然,祝茗斋这个“两面人”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通过对他的刻划和嘲讽,剧作指出了骑墙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抗战才是出路。这戏的演出,对于教育中间派,争取中间力量有着积极的意义。可见也从一个侧面表现的抗战的内容。可惜的是,这样一个以写“阴阳界”上的投机政客行径式的作品,虽有深刻警策的现实批判性,但却失之多有佳句而未能成连缀成为佳篇之败笔,显示出作者的个性局限——不擅长于创作喜剧风格的题材。

《两面人》问世以后,1943年4月,《家》在重庆道门口银社剧场演出,此后共在重庆演出86场,近9万观众观看了该剧,场次和观众都创下重庆抗战时期剧场演出最高纪录。而当时重庆的人口只有94万,即近十分之一的观众都看了《家》,因此有了“轰动重庆第一《家》”之说。这在当时确乎一个奇迹的了。

由于《两面人》题材的敏锐与另类,郭沫若受到了极大触动,他立即在报上发表诗作加以赞美,使《两》剧演加了若干场,几乎场场客满。

观<两面人>作者:郭沫若

天地玄黄图太极,人情反正有阴阳。茗斋不为茶山死,毕竟聪明胜知堂。

死守茶山事可嗤,道穷则变费心思。阴阳界上阴阳脸,识向还如风信旗。

品罢茶经读易经,顿从马将悟人生。东西南北随风转,谁识牌牌一色清。

道原是一何曾两?白马碧鸡不是双。识得此中玄妙者,主张穷处不慌张。

在生活上,当阳翰笙因为父丧经济拮据苦恼时,郭沫若又动员朋友们给予帮助,并劝他为安全计,最好不要急于赶去奔丧。阳翰笙生日之时郭为其做生日宴席,并且亲自下厨。这一切,都使阳翰笙深受感动。他在1942年11月24日的日记中说:

午后,郭、杜(杜国庠)、郑(郑伯奇)、冯(冯乃超)、何(何成湘)诸兄为我做生,小于(于立群,郭沫若夫人)便添烧了几个菜。大家很高兴,一直闹到晚十时。

1949初,郭沫若、阳翰笙先后抵达北平,和周扬、茅盾一起筹备全国文代会。从此,阳翰笙跟定了郭沫若,成为他的左右手。

不过,许多人都回忆到:《两面人》并非只是应景之作,而是做了充分的案头材料的准备的,只是写作时间较为仓促罢了,不然,哪有什么一挥而就的神思?阳翰笙就回忆说,想写《天国春秋》是他早有的心愿,也曾做了充分的资料积累工作,但一直没有时间写;当“中艺”把《天国春秋》列为当年雾季演出计划的时候,该剧还没有动笔。和《天国春秋》的出现比较相似的还有阳翰笙的另一部戏《两面人》。据《阳翰笙日记》载:《两面人》是他应“中艺”剧团所请而写的,因为“他们(陈白尘和陈鲤庭——引者)都很担心,下半年中艺的剧目较弱,请我和老夏多在剧本上下点工夫。”当时,为了早日拿到剧本以便上演,应云卫曾多次催促阳翰笙,搞得阳翰笙也颇为着急。作为剧社的实际幕后指挥者,阳翰笙对剧团的演出是时时关心的,在剧团出现剧本荒的情况下,他就不可能袖手旁观。后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也是在这种剧本荒的困境中被“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两面人》的成功,实则是一种必然,叶挺将军的提示,不过是一种催化剂罢了,加速了它的诞生而已。

4

“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一种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

她既要花的名字,也要它的格式化的内容——色香美。只是,她得到了么?至少从韩秀这方面来看,她是失败的。

据说,赵韫如年轻时,曾在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中扮演曾思懿,她因倾慕张骏祥导演的才情和形象,向他主动求爱。不料,遭到张导的一口回绝:“我本人是留学生,我也要娶个留学生!”赵蕴如因此而深受刺激,所以,在重庆时期她拼命追寻美国人,先是谢伟思,继而是谭恩,而且还真的跑到美国留学去了。——暴这料的人自称是“八卦”,我倒觉得比较符合实际呢。1949年以后,在美国的赵韫如听信了周恩来的话,和谭恩离了婚,带着在美国出生的女儿——韩秀回来了。母女二人回国后受了很多的苦。有人说,现在人家的女儿可有出息了,大作家,还嫁给了派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美国外交官……

大作家,外交官夫人,这样的韩秀,离她年轻时当知青、下山西和到农垦兵兵团时,所期盼的“梦想剧场”有多远呢?

台湾作家董桥对她有个外在的形容:

认识韩秀很多年了。不说话是个亮丽的西洋女子,一说话就听到北京国语飘起胡同口五月槐花的香韵,谁听了都惊羡。住高雄那几年,林海音先生早上一到办公室就爱给韩秀打电话,聊上几句高兴极了:“听到你这一口京片子,整个儿一个大晴天!”……

姣好的相貌和可人的京腔口音,无可辩驳地表明,她的经历来自特殊的母亲,特别的家庭。可见,父母馈赠给她的礼物其实不少,尤其那先天的良好可人的五官、嗓音之类。

赵韫如的女儿也你母亲一样,追求着人生的这两种东西——爱,包括亲情与事业成功,并且她都似乎等到了。但是,她所获得的亲情却是不完全的,有太多的来自母亲的缺失,关于母爱的伤害。这一切,似乎都源自母亲与两个美国男人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

1999年,《参考消息》上登载了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奥克兰2月4日电讯:曾在麦卡锡时代被清洗出美国务院,后来又被恢复名誉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90岁。

谢伟思去了,但他对中国、对成都、对重庆的感情,却长留不衰。

赵韫如回忆,她为打掉了他的那个孩子,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真有一种李清照式的“寻寻觅觅,凄凄惨惨切切}那样的感觉,但我相信,那更多的心灵深处的一种痛楚:

去延安前,谢伟思让F转交给我700美金,让我准备我们结婚用的家具。他在延安给我写信时也谈到,他一定会尽快离婚,和我结婚。

两个多月后,他从延安回来了。可是到了重庆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很快就要回美国了,让我到他弟弟家去等他。我很纳闷,他为什么不回自己家,要在弟弟家见我?等见到他时,他的情绪有些异样。他说他第二天就要走,但很快就会回来。看他那么忙乱,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有了孩子。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好朋友F。F知道后很吃惊,先是暗示我,谢伟思的家庭问题似乎很难解决,这样有几天后,看我只当没有这回事,就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个好演员,在艺术上有很大前途,我们很爱你,我们也很爱我们的朋友谢伟思,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外交官,很有才干,也很正直。可是美国在1935年有了法律规定,外交官是不能和外籍人员结婚的。”他这么苦口婆心地劝我,我却不为所动,对他说:“可是Jack告诉我,如果大使馆不允许他和我结合,他可以离开大使馆,当新闻记者,他本来就是学新闻的。”这时候我对他依旧充满了信心。

终于,赵韫如接受了女士们朋友的劝告,同F一道,去到南岸做了流产手术。术后,回到住处,见物思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痛悔又涌上心头。其实,谢伟思回国,是接受审查,之后他随赫尔利去延安,却出人意料地卷入到SIXCASES——“六人案”中。就在她万分痛苦的时候,1945年秋,她遇到了一个美军少校——韩恩(WilliamsHanen),赵韫如在他身上寄托着一种幻想:他能让她忘掉谢伟思。于是,另一场与美国人的恋情开始了。

以后,她有机会去到耶鲁进修,促成她成行的,除了韩恩,再一个原因就是一心想要再见到谢伟思。赵韫如说,这是她心底的一个秘密。虽然当时他已怀上韩恩的孩子,而且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她心里仍然装的是谢伟思。这时,她将自己的遭遇和打算对曹禺讲了,这位戏剧家对待生活可不那样富于戏剧性,他极力劝她不该要孩子:“孩子长大了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可是现在就有一连串的问题。”但是没想到赵韫如固执,硬是坚决生下孩子。即使如此,她也无法见到谢伟思,他已经去了新西兰。她说:

但从此以后,说是痛苦也好,淡淡的哀愁也好,这一生,它们就永远地陪伴着我,如影随形。

这就是韩秀的母亲,一个美国混血儿的来历。她可曾想到过,她的出生,竟然掺杂了太多的政治考量,个人恩怨,私人情感、隐私计量和路径盘算等等,一切仿佛就在那一闪念之中,又在她那曲折复杂历经坎坷的前路之中;甚至,冥冥之中,上苍已经和地上的生灵作了一个共谋:共同勾画出了她那不堪命运的轮廓……

赵韫如是坦诚的么?或许是吧,也许在与美国人谢伟思的情感问题上是如此;那是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之中,形成的一种“剖开肝胆与人看”的刻骨铭心的情感。我不想赘述那些回肠九转的细节,作为读者我感谢这位老人呈献给人类社会一颗赤诚的心。我想,本来,作为不同传统和不同精神的两个年轻人,尽可能书写一曲超越地域国界、超越时序纪年的伟大的爱情,然而,事实却变成悲剧,不止的同代人的,同时也是跨两代人的。那出美妙可人的“魂断蓝桥”只能存在心底,而留下给幸存者咀嚼的,却是无心的哀伤。

赵韫如曾同记者谈起过演员与作家的关系。她说,我要演到这样地步,作家看了演出后会说,我写的正是你演的这样!她在书中也谈到演员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命题,洋溢着对作家文本的尊敬之情。她是一位深知文本价值的真正的演员,而不是那种把文本当作素材的“大艺术家”。据赵韫如自述,她父亲当年为她起名“韫”,是因为想到那位吟出“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才女谢道韫。“如”,作助词同于“然”。八十多年的履历表明,她确实是一位了蕴含了美与才的不凡才女,同时也是一位逃不出命运枷锁的命运囚女。

当然,人们赞扬她的,只是更多的是演技,提到最多的是,从耶鲁进修进来以后,她所饰演的“蝴蝶夫人”一角;而回国后,更多的却是诸如王昭君等角色。她够得上一流的巨星标准么?巨星至少应当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可赵韫如呢,她有什么?而且奇怪的是,国人对其人其作的赞誉之声,其中一篇评论最为肉麻:

我读过许多国人写的传记,早就厌读了。无论自传,还是“他传”,大多吹嘘传主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一个二三十岁的“星”,可以写出几十万浮夸的文字,唯一“新鲜”的是一个包装醒目的半通不通的标题。搞戏的人深知,倘把一个人的美点集中起来,即便这些美点真实、不虚妄,也是个假人;须知没有“走麦城”,就不是关羽。其实,那些自传或“他传”,往往已经露出麒麟袍下的马脚,欲状其神而近妖,欲彰其诚而似伪。

世人大都秉求全之心,追寻完美,赵韫如的这部书差近总结了。我想说,《梦飞江海》让我看到一个艺术家人格的魅力。一个人向社会敞开自己的胸襟,陈述自己的经历,目的不在扬己,而在砺人,必具二层面:一曰批判的层面,二曰自省的层面,前者为表层,后者为深层。国人的传记至多只及表层,鲜有直达深层奥室者!千百年来,我看到西方一位卢梭,有《忏悔录》,东方一位巴金,有《随想录》,今天,我欣喜地看到“半位”,赵韫如!

这里,夸赞者并没有举出哪怕一出可称之经典的名作,也没有列出她饰演过的经典艺术形象。难怪,我同许多人一样,议论起这类赞扬来,感觉多么苍白,何其廉价,十分反感,一位评论家联系到赵韫如以后在遭遇,不无调侃地说:

也许,有的确是作者真诚地追求的写实。不过,看她此后的种种,似乎更多地是一个惯常见过的那种角色——一个“记吃不记打的主儿”。

倏忽之间,她的女儿之所瞧不起她的原因,如同漫天乌云笼罩,突然一声霹雳声给撕开一条大口子,天际之间,我好像明白了一些平时不易觉察到的东西……

5

郝倩告诉我,她同赵韫如的那本书相遇,颇有些奇妙,是一次在梦中相遇的:

那天晚饭后,郝倩觉得有些困,便一头睡去。醒来后,她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手中果然有一本书,连名字也跟梦境中契合——《梦飞江海》。她打开书浏览了几页,原来那竟是人艺的名演员赵韫如所作,她简直又喜,连同韩秀的书一起,对照起来一看,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即刻想起了在友人处见到过的一本书,那书有一个很优雅的名字:《梦飞江海》,实际上半是传记半是评论文章,记得好像是人艺一个演员写的。她怕记忆有误,便再度找到那个好友家,一见面就问:“我见到过的那书,不在么?”友人见她这么冲,就开玩笑答道:“书又没死,怎么会不在了?”

现在,郝倩无论如何想不出来,那书是怎样“从江海中飞入梦中”的,可能是在朋友处给“污”来的吧,谁知道呢。起先,只是迷迷瞪瞪地浏览着,继而才想起,是该认真地将这本赵韫如写的回忆录,跟韩秀的那本作一番对比了。

慢慢地,郝倩总算明白过来:两位作者果然是母女俩!奇怪的是,母亲将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火辣辣的毫不掩饰的感情,一股脑儿倾注到孩子身上;而女儿呢,却拼命躲避,生怕沾着了什么。就说她母亲有对不起她的地方,至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绕这么大弯子么,而且感觉她母亲所在的单位有多么见不得人似的——原来是北京人艺!这么伟大的一艺术单位,别人甚至拉大皮作虎皮要借“人艺”这块金字招牌呢,她却躲闪,生怕它玷污了什么无瑕美玉似的!真不明白这个韩秀心里有什么鬼呢?

然而,郝倩说,她越是对照阅读,越是感觉两本传记太南辕北辙了。在郝倩看来,《梦飞江海》和《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摆在面前,竟然如同看一出爱恨录和一出偶像剧的差别,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它们两本自传体自诩却以截然不同自嘲,而不同的面貌、内容和心态,也透露着母女两代人的得失、笑泪、甘苦和心思。奇怪的是,读完了之后,反而让郝倩更加糊涂了:这母女之间的那么深的隔膜、冲突和怨恨,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显然,只用“代沟”二字,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母亲,不用说,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艺术造诣的名星;在爱情上也敢于追求自己所爱,两次追求的美国人,也无可厚非。她的追求似乎可以用两个“梦想剧场”来给予概括:梦想爱情与梦想亲情的两全齐美!女儿,她也追求梦想,不过是自己身份带来的梦想——但是,她前半生只能身负洋女孩之名受人歧视、猜忌和冷漠,以到为改变命运,不惜在下乡时贸然嫁给好成分的男人以图一逞;后半身返回北美了,又长住台湾,以女作家和外交官夫人自居,总算实现了自己一半的美国梦。

梦想,就这样万花筒般交叉地在母女身敷衍,总上人觉得,暗中似有一双手,在掌控着那“身不由己“的命运之轮。

我对郝倩建议:自个猜不透某些道理时,何不看看别人的评论?

她“喔”地一声,读懂了我的意思,立即打开网络,浏览起有关“命运捉弄人”的网页来。

百分之百的偶然,她打开一个论坛时,竟有了一个意外的而且挺有意思的发现:有两位网民——“不屑于隐”和“隐于市”,竟形成“褒赵派”和“贬赵派”,一个站在母亲的角度,一个站在女儿的角度,在一个自由论坛中打起嘴仗来!

[不屑于隐]我记得我喜欢看自传,别人嘲笑过我,说自传太主观,作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想想,这个人说的有一定道理。而且就我总结,就我看的自传来说,都是夸自己的,把别人骂得体无完肤,看到现在还没骂自己的,把别人夸成花儿的。不象这本书,她母亲的自传里有大量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她女儿的照片,如果说她母亲也可以胡写,那照片为证,她确实有一女儿,她70年就生下了她——在山西插队时——当然是结婚生子,后来离开中国之前又因性格不和,与自己的老公离婚!我想如果你不想写,可以,谁没点隐私,但是你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而且你写的就是《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你写的就是你在中国的一切,你从书的中间就在刻意回避一个事实——你右国的失败的婚姻!所以才造成了你书中那么多的自相矛盾。

[隐于市]自传本来就很主观么,算你说对了,唯其主观,取舍才会随意,爱看不看,拉倒又怎么啦?她愿意隐去一些事实,那是人家的自由,碍你么事?

[不屑于隐]大家已看出,她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且姓赵,她姓哪门子韩呀?从赵韫如的书中知道,韩秀原来是姓赵的,小名小慧,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成韩秀了,但是姓的哪门子韩?她非常喜欢她的外婆,她外婆姓谢,她母亲在中国时也没再结婚,看到后面我才明白,而且我觉得也很好笑—因为她父亲的英文名字的中文翻译是韩恩?威利,真绕!我到是建议她即然那恨她母亲,不想姓她母亲的姓儿,干脆从百家姓里再挑一个好听的姓罢了,何必这么绕。

[隐于市]自己取“韩”姓,那当然是源于她父亲的译名,你让她随便在百家姓里挑个“好听的”姓,难不成你也可以这样?

[不屑于隐]再有,她的书写了文化大革命里的一些人的悲惨遭遇,尤其是后半部分,看得我直掉泪。这是其他书里很少有的。不有她返回北京,受到的不公证待遇。看是我看到的都是作者满眼的愤恨,不满,甚至是讨厌中国北京,还说去了台湾(后来她嫁了个美国外交官,八十年代回到北京后又到台湾)才知道中国的文人的骨气,我的脊梁骨直冒凉气。难不成,在国内的全都是骗子虚伪的文人?

[隐于市]还有她母亲写信骗好友回国的事,虽不能要求常人写信据实相告,但恐怕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完全可以不写,她母亲的行为,实际是一种“积极表现”。

[不屑于隐]最后,我想说说她和她母亲外婆及女儿的关系。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看看这本书,从这本书的背后能够看到很多东西。她和她外婆很好,她恨她的母亲,而她的女儿农农(以赵韫如的回忆录里的称乎为准,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有个指代)生在新疆,因为条件不好,被她的母亲接到北京,她的女儿在北京和外婆也就是作者的母亲(还是一个绕)生活了长达十年之久,后来赵韫如及农农都来到了美国,从赵的书中可以看出,农农比和作者在一起的时间长多了,所以我猜测,难不成这是几代人的悲剧?都是被外婆养到的外孙女,同样恨或者说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就明白为什么赵的回忆录里有很多农农的照片,而韩秀同志的书里不仅没有,连这个人都为她的光辉形象“牺牲”了。

[隐于市]传主的那个神秘的女儿问题,出于隐私或别的什么考虑,她不乐意说出又怎么着?倘若关于这个孩子乃至那段婚姻,你可以说出子丑寅卯加以评论倒好,可惜也是半瓶醋晃悠。

[不屑于隐]从她的书我感觉她和她的母亲性格差异很大,希望这是她不喜欢自己母亲的原因。在赵的书里,赵说小慧是她的骄傲(大概这个意思,最后一直很忙,晚上在家看完了书再写这个读后感,实在是有点累了),而且也写到韩后来再婚的美国老公对农农也很好。而在韩的书里,尽是对母亲的挖苦讽刺。我看着很觉得悲哀。这已经不是每一次了,我在一个人的自传里看到骂自己的老子,而一般在自传里很少看见骂自己孩子的。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错,都是自己的好孩子。而长辈不成,孩子会恨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虽然我们从外人来看或者说从自身的社会经验来说并不至于。他们只看到长辈的不是,给自己带来有痛苦,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些长辈的不是,往往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环境所造成的,往往是因为长辈的性格有些柔弱,往往又因为做儿女的性格又很刚强,所以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对父母的恩怨就产生了。但是做父母的真写不出来,做儿女的却是能一一股脑的写出来。

[隐于市]不错,作者母亲也遭到许多不公,甚至是残酷的打击。传记将全部过错归咎于他确实有失公允,但母女两代人的关系很复杂,说白了,对她的母亲,以及她对她自己母亲的评价,那人家家里的事,你个局外人竟然比她更有发言权?至少不该替人下结论吧

[不屑于隐]韩秀贸然去撞美国联络处,险些酿成外交事故,毕竟有损于中国的形象……

[隐于市]至于闯美联处那个事,这是人家的人权,好像没做错什么,中国人要不是个个唯唯诺诺(如她的母亲),反右、文革一系列暴行何以落实?

[不屑于隐]传记写了很多可怕的经历,有无编造的痕迹呢,很是令人生疑,至少对真实性造成一定损害……

[隐于市]韩秀文中种种可怕的经历,很令人震撼与愤怒,但作为自传,其真实性的确可以商榷,好在她文中人物多有姓名(这是国内其他回忆录所不具备的,往往隐讳),对于具体的事件,有能力、同经历的人可以进行证伪或辟谣,真理越辩越明。

[不屑于隐]恨她母亲的什么?恨她从美国把她给带回来吗?她怎么知道以后中国会经历那么大灾难,她还不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吗?恨她母亲已经身在困沌之中,还要写信把在美国的朋友“骗”回国吗?她那个时候敢不那么写行吗?说中国形式不好,你千万不要回来?她写出去,能寄出去吗?她不要命,自己的老妈女儿怎么办?恨母亲在她已经下乡了,还要在北京做样板,宣传上山下乡,拿她做自己的资本吗?

她还瞧不起她母亲写检查,批判自己,在文革说充分认实到自己的“错误”了吗?她母亲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家不知抄了多少次,单独关起来,扣工资,不许回家,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子,上有老下有小,又是从国外回来的,还嫁过美帝国主义的丈夫,生了一个混血女儿,还是一个名演员,她能不表现自己么,她没有瞎写别人的不是,只是一味的写自己的不是,我觉得她已经非常伟大了。

[隐于市]这决不至于怨恨母亲,至少不那么简单。看看她(韩秀)回国后所经历的一切,如何让她对这个祖国产生感情?那是她所真实经历的生活,旁观者隔靴蚤痒,怎么会理解当事人的心态。好比说吧,朝鲜祖孙两个,如果被送往平壤,那就是死路一条;送去韩国又没建交,然后就困在这里,让人家入中国籍,人家又不认为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入籍?结果,也就这么悲惨地活着。这样的一个人遇见了博主,可能又会被施以一番爱国主义教育了。——那么,他能做什么?又敢做什么?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环境中,不像博主那么超脱,那么优越,板凳还是调头坐的好……

看着看着,郝倩自觉倦了,便心安理得地关上电脑。夜已经很深了,一片漆黑,她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后来她对我说,这一回,在梦中她看见自己步入一处幽静的所在,忽然一个声音传来。她不由有些恐慌地问道:

Whoareyou?

I’mTide。

No,youareJoshDuhamel。

Ifyouloveme,pleasecomehere!

Oh,Ican’tgo……

Why?

正在这时,另一个磁性的声音响起:

Rosaly,comeback,!

她回头一看,天啊,那不正是她的Piter么?

Piter忽然掉过头去,冲着Tide。笑嬉嬉地用中文解释道:你知道JoshDuhamel有六种微笑吗?一种是遇到了真正好笑的事。一种是当她有所计划的时候。一种是她不顾礼貌的放肆大笑。一种是当她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一种是她在自娱自乐的时候。还有一种……当她说起她朋友的时候。

这时候,扮演Tide的人忽然变了脸,竟然成了JoshDuhamel,满面春风地笑起来,径直朝对面招手,而对面的姑娘也在瞬间变成了演员KateBosworth。Tide。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尴尬地笑了。而此刻KateBosworth冲着他用中文说道:TopherGrace谢谢你揭穿我笑容之谜,你不知道,此刻我正为自己的笑有着多重的涵义而困惑着哩。

Rosaly突然振振有词地说起来:那很好呀,人家东方的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么,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两面人的艺术。你知道吧,有人还说成大隐于市小隐于床呢。

听到这话,郝倩不由偷偷地笑了。正沉醉于笑意中时,有人塞给一本天书——她打开一看,不知为什么,满篇画的是一些花瓣,随风摇曳飘零……

随着花瓣的飘落,远远地,她看见花海中漂来一只船,船上也盛满鲜花,上面坐着一个小姑娘和老婆婆。郝倩问:这船要上哪儿去啊。

小姑娘不言语,老太婆说:到上海啊,东方的伊甸园呢。小朋友,你想去哪儿吗?

郝倩回答:想。

于是她随这对祖孙一起搭了上去。

这时候,她才知道,她们是被孩子的母亲,从美国托人给送到中国来的;而她已经先行一步来中国了。女孩子名叫特蕾萨Teresa,她跟随着外祖母,从此要在上海孤独地生活一辈子。

“你怎么知道孤单地生活一辈子呢?”郝倩好奇地问,“你妈妈是还在中国么?”

“我妈妈死了。”女孩哀戚地说,“我也死了!”

郝倩惊呆了:“难道,你不是人?”

女孩子凄惨地笑了,越笑越可怕,最后竟露出狰狞的骷髅面目来。

郝倩被惊醒了,满头是汗水,定睛一看,手里正拿着《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呢。

她定了定神,发现翻着的一页上面写着:

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看来,故事不仅要从46年她的出生以前追溯起来,而且地点就是战时中国首都——重庆。那本来就是一个盛产故事的年代,尤其是在风云聚集之地的战时陪都,产生更多的人世悲欢离合,更多的出人意表的奇情绝恋,也就毫不奇怪了。

1949年,谢伟思在美国的家中终于又见到了赵韫如——自然,是她离开北美前的一次造访,预定的造访。赵韫如这才知道,谢伟思对她的感情还是那样真诚;提到那被打掉的他俩的爱的结晶孩子,两人不禁相视而泣。这一次见面匆匆别去,直到1978年,两人又才在北京重逢。当然,这已成为绝唱,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再未见面。

郝倩定定神从床上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拉开窗帘来——

“我醒了,终于醒了,”她对我讲,“只看见窗外朝霞满天。”

我问郝倩:“那么,你说,赵韫如与谢伟思的相拥而泣,只是为着失去的孩子吗?”

郝倩想了想,却不正面回答我,只说:“那么,韩秀更有资格哭泣——为她消耗掉了前半生。”

我明白了:“一代人有一代的失落与补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忧伤与快乐,甚至,被拿掉的,不在世上的,也可能带给人缺失或遗憾。这种感情的密码,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对吗?”

她点点头,补充了一句:“说出来的不是禅,同样,隐匿起来的是密码,这就是叫一报还一报的感情密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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