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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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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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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上篇)

文字之缘

我从四岁开始跟姥姥进识字班,到了上学的时候,已经在读大部头的书了。记得读《红楼梦》时,只有六七岁,被父亲的同事说成“小人读大书”。那时候很有些神秘主义情绪,觉得许多文字似曾相识,与我有某种先天的联系,种种内涵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我自认为读书极快,浏览起来一目十行,常常一眼扫去,就知道一段文字的大意,不免为自己的天赋感到骄傲。然而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小波读书的速度比我快得多。那回我们借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后面排队的人太多,所以要限期归还。我记得我大概用了四个小时看完这本书,传给小波,没想到他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这使我觉得十分诧异,因为他没有像我一样提前认字,是规规矩矩上学认的字,所以他读书之快与恶补无关,一定是脑筋不同。我选了另一本书,随便翻到一页,和小波一齐开始读,约定谁先读完这页就说一声。就这样试完一页再一页,每次他都比我先读完。我对他反复进行测试,发现他读书的速度是我的一倍半。一般来说,我读到一页的三分之二,他就读完了。

这激起我更大的兴趣,把闹钟也搬出来了。精确测试的结果是:我读书的速度是一小时六十到八十页,而小波至少在一百页以上,有时可以到一百二三十页。这使我对大智若愚这件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为小波不论在家里还是家外,从来没博得过聪明的名声。在家里,我妈和姥姥叫他傻波子,在学校里他也没当上过好学生。他跟我上同一所小学,比我低三年,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你怎么不能像你哥一样,门门都是五分?

他是我平生见过的读书最快的人。他的读书之快纯由天生,绝非着意为之。如果像那些冲击吉尼斯纪录的人一样,死乞白赖地强化训练,就未免落了下乘,他绝对不屑去干那种哗众取宠的事情。据我看来,他读书之快固然来自圆转如意,如臂使指的语感,更重要的还是凝神二字。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无人能及,有时抱起书来,就如同灵魂出窍,别人说话他听不见,叫他名字也没反应,像泥胎一样痴痴呆呆,必须捏一把他才醒过神来。一般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处于警醒状态,像他这样专注得木木痴痴的人确实世上少有。正因为看到他这种灵魂出窍般的专注,每逢别人笑他傻时,我总是在众人面前力排众议,力主小波大智若愚,深藏不露,有神鬼莫测之机,早晚会爆个冷门,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

一般来说,旷日持久地凝神思索的人迟早会想出一点什么来,当然,别人是否会承认他思考的价值是另一回事。这种人在脑子深处有一个锚点,或者说在思维的饱和溶液里偶然形成的一个晶核,思想以晶核为中心一层层结成晶体,所以像晶格一样,有内在的系统和鲜明的个性。与此相反,世上多数人的思想是外力规范而成,思想深处未必有根,正像薛宝钗的柳絮词说的那样:“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当然,具有这种凝神会聚的精神状态未必一定是好事,日后小波在美国学开车就吃了大亏。由于不能一心多用,开起车来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来瓢,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记得小波夫妇俩有一辆白色的八缸大车,当年曾携我同游佛罗里达。他媳妇李银河和他是同一路人,开车的本事还不如他。所以他们两个像连体人一样,一个专管看灯和路上车辆,同时气急败坏地发布指令,另一个只管转方向盘。几个月后,这辆车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撞毁在电线杆子上,就此为他们的开车生涯划下休止符。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比他们也强不了多少,开车头两年撞车无数,驾照几乎被吊销,三年后才逐渐适应,到了四五年上才算真学会了,从此再没吃过罚单。

小波自幼嗜书成癖。不管什么书,但凡能看得下去的,就双手捧着,仰歪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有时候在地上捡起一张带字的纸,也翻来翻去,看得津津有味。那时父亲书房的四面墙上三面是书架,有大量藏书,从甲骨文、钟鼎文、名人墨迹、四书五经、中外历史、联共党史、马恩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药典、解剖学、控制论、计算机原理、《西厢记》、《牡丹亭》、唐诗宋词、李白杜甫、美学评论、希腊神话、《神曲》、《十日谈》、巨人传》,诸如此类,应有尽有,甚至有全套的京剧剧本,摞起来有四尺多高。小波没事就去翻找他能看的书,看书既多且杂。他可以兴趣盎然地研究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东西,譬如果树栽培技术、农机修理、医药手册之类,仿佛已经预见到将来会有上山下乡的一天。他好像是过剩的记忆力无处发泄,博览群书,广泛地摄取百科知识,甚至发下宏愿,要把图书馆里的书通读一遍,这当然是个稚气的想法,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样日积月累,他渐渐成了个博学的杂家,每日在饭桌上闲谈的时候,口若悬河,把他知道的子弟门庭,各路杂学卖弄一番,博得众人佩服,把他看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遇到常识问题少不了向他咨询。有一天,姐姐在厨房做饭,火力过猛,把一大锅油烧着了。只见火苗轰轰烈烈,燎天而起,眼看要把房子付之一炬,把姐姐吓呆了。说时迟,那时快,小波突然从后边冲上来,一把抓起锅盖,盖在油锅上,火马上被压住了,只剩下黑烟从缝里往外冒。他把冒烟的油锅端到室外,一场大祸,顿时消弭于无形。事后家人看见墙上燎出的黑印,个个后怕,同时感到奇怪,他小小年纪,从不做饭,怎么会懂得这种事情。把他叫来一问,原来又是书本上看来的杂学。

书看得多了,渐渐就看出些味来,能感觉到文体有九流之分。有的文章文气顺畅,有如一马平川,可以在其上纵情驰骋,有的则坑坑洼洼,磕磕绊绊,令人一步一蹶。我们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白话文刚出来的时候,语感还不地道,读起来疙里疙瘩的,经过几十年的抛光润色,到了四五十年代终于登峰造极,从音韵到语气都变得和谐熨帖。这种变化很值得研究,恐怕与普通话一统天下不无关系。令人奇怪的是,最好的白话文大多是译作。那时候有一批中文底蕴深厚的文化人从事翻译,把外文的句法结构不知不觉引进中文,抹平了旧式中文中一些语法上的窟窿,把外文的语感和中文语感掺和起来,使中文中出现了复杂的句法结构,甚至出现了华美流畅的音乐感。使我们印象深刻的翻译家有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翻译狄更斯的董秋斯,汝龙先生和查良铮先生。这些人对建立现代中文居功甚伟,真应该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

语感这个东西像功夫一样,是泡出来的,所谓习拳千遍,其义自见,读书多了,自然会有相应的语感,分得出文体的好赖。书读得越多,特别是好书读得越多,这种语感就变得越发精细,越发挑剔,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每当我们拿到一本好书时,就好像面临一场精神上的盛宴,哈喇子流出半尺,如同狗拿到一块肉骨头,急着找到一个妥当的角落开始下嘴。这个地方应该像一个蚕茧,适意,安静,最重要的是无人打扰,以保证享受的完美。很难描述一本好书拿在手里那种神圣感觉,一种奇特的快意上下蒸腾,好像要沐浴焚香,顶礼膜拜,以感谢命运的恩宠,然后才战战兢兢地读起来。如此珍贵的美食,一点一滴都不可浪费,否则便是暴殄天物。读书读到艰深之处,每每陷进忘情的投入,眼前的文字仿佛已经消失,只有丝丝缕缕的意思像柳絮一样,一团团,逐队成球,搓棉扯絮般出现在心中。有时候,人被卷进感情的漩流,人生的种种滋味,像轰雷掣电一样把心灵撕成飞舞的碎片,短短几个小时,就好像经历了一生的时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读过一本好书后,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觉。

对于读书人来说,书籍的魅力远胜于电视,每当我看到别人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总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家里也没电视,就是想看也看不成。北京当时已经有了电视台。市面上有苏联“记录牌”电视,后来又出现了“北京牌”,都是黑白电视,电子管的大家伙,四百多块钱一台。父亲跟我们说,电视不是买不起,就是怕太招摇。当时的电视要装室外天线,架在阳台上老远就能看见,有电视的人家都不是凡人,不是校长就是系主任。父亲政治上出过纰漏,日后小心翼翼地做人,懂得出头椽子先烂的道理,所以不愿再惹出什么麻烦。当年他曾有一台战场上缴获的美国收音机,是个罕见的高级货,据说是聂凤智送给他的。这机器是Zenith牌的,灵敏度十分惊人,父亲曾骄傲地告诉我们,它可以收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短波电台。这东西原本是为军事用途设计的,所以交直流电两用,从长波,中波,到短波,共有七八个波段,有八九个电子管,带一根长长的拉杆天线。就因为这根拉杆天线,他被怀疑为美蒋间谍,家被搜查,人被看押,机器也被收走,经专业人士检查不是电台,这才算了事。困难时期,有一天家里买了条鱼,又杀了一只可怜的兔子,晚饭时整治了一桌。我们的小弟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跑到阳台上大叫道: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被爸爸揪回来臭揍了一顿。爸爸对我们千叮万嘱,授以最重要的家训:千万不要张狂,要夹着尾巴做人。

有一天我们和父亲一起去看露天电影,那地方好像叫文化广场。看露天电影可不能像去电影院一样准时进场,要趁天还没黑的时候就提着马扎去占地方,不然到开演时候人山人海的没处下脚。我们两个在人群里坐着,觉得十足无聊,就把书上看来的子弟门庭拿出来卖弄一番,一段一段地背诵原文。那时候看书,光看过还不算,讲究的是能成本大套地背下来。要不然,岂不成了我们在古代笑话集里看到的那个呆鸟。那个人有一天跟人家卖弄,说看过一首咏虎的诗,真是做得好。人家问他怎的好法,他说那诗有四句,第一句说的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说的是甚的甚的勇猛,第三句其实记不得了,第四句倒还记得,便是狠得很的意思。如此有头无尾,完全是个傻鸟。所以这种人前卖弄,记性一定要好,肚里须有存货。

我们平日里看书看得快,可看的书就显得少了,于是只好像牛倒嚼一样,把有些书看了又看,直看得像后来的样板戏一样,可以提头知尾,倒背如流。譬如中国的四大名著,颠来倒去,少说也看过一二十遍,《水浒传》里的市井言语,《红楼梦》里的曹氏诗词,差不多耳熟能详。书看得多了,里面的文气流动,韵律变化,像音乐一样,不知不觉地渗入骨髓,形成了语感的一部分。过去只知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诌”,但对其中的道理不甚了然。后来才有点明白,文字上的真功夫是一种对语言的感觉。而语感这东西,好像武学一样,不但要童子筑基,而且要反复演练,千锤百炼才能出功夫。老一辈读私塾的人文字根基坚实无比,靠的无非是记熟了几十部经典,腹有诗书气自华,说话撰文一片锦心绣口。我们后来学起英文来,虽然也仗着对文法的理解阅读无碍,但只能算是支着拐棍入了门,离登堂入室还差得远,论语感和中文绝对没得比。这种语感上的欠缺,一到审美的艰深处就暴露无遗。讐如两句话摆在面前,文法都不错,意思也差不多,在句子内部的气势,骨格,声韵,连贯得体上则可能大有区别,只有语感修养到家的人才能看出来。记得我们当年有普希金《青铜时代》的两个译本,一个是查良铮的,其中有这样两句:“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那庄严整齐的面容。”看了以后觉得很不赖,音韵工稳,有一种大家子气。再看另一个译本:“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那匀整的外貌。”登时笑得人仰马翻。小波说,第二个译者准是东北人,唱二人转出身。

所以古人作诗要字字推敲,甚至有“一字师”之说,就这样,写得出好诗的人还是凤毛麟角。能感受文字之气绝非等闲功夫,看起英文诗来,只能隔靴搔痒,得其大意,和看中文诗浃髓沦肌的感觉完全是两路。出于同样的道理,一个没到过中国的洋人学中文,无论是上哈佛,下耶鲁,花再大力气也难成正果。就算学上一辈子,恐怕也很难看出李白的诗好在什么地方,更看不出什么地方好。一门语言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文化,是无数细微感觉聚成的庞大实体,有些感觉在任何词典和语法书里都查不到,只能在适当的环境中一点点参悟出来。记得有位高人,好像是何其芳说过,诗歌是无法翻译的,翻译诗,就是把酒变成白开水,此话极为精到。越是短小精悍的诗,像绝句之类,越没法翻,因为它们就像文字排出的阵法,一切妙处都在几个字构成的筋结里,筋结一打开,精华顿失。别说把李白翻成外文,就是翻成白话文,也就成了白开水。所以李白是不能翻的,翻出来也没法看,成了李黑。

我们坐在露天电影场的人丛中,一边手摇芭蕉扇赶蚊子,一边卖弄平日看过的诗文之类,父亲在一旁微笑不语。我们开始背起一首袁水拍的诗,是报纸上看来的,说的是反右的事,其中有这样几句:“说是助党整风,雪亮汽车来接,三杯老酒下肚,领导简直狗屁。”我们一人一句,得意洋洋卖弄至此处,只见父亲脸上变颜变色,厉声喝止道:“停了,停了。”我们不知道念几句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有什么关系,他小声跟我们说,隔墙有耳,别人不知道这是从报纸上看来,一定会以为是大人教你们说的。再联系到他的政治问题,不用细追,他这个教唆犯是当定了。就冲“领导简直狗屁”这几个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父亲一辈子在政治上吃尽苦头,自称为“三种斗争幸存者,八方风雨过来人”,形成了一套明哲保身的智慧,对于各种政治游戏洞若观火,日后在关键时刻没少点拨过我们。

由于家教的原因,我们对诗歌有一种天生的兴趣。觉得这东西好记,字和字之间有一种磁性连接,可以顺藤摸瓜,提头知尾。好的诗句,好像不是人工编纂而成,而像土里的白薯,是成块的挖出来的。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这个意思。好的诗文如同天籁,写它的人好像在轨道上运行,没有多少选择,而不好的诗文,相应的选择就多了。这就像音乐一样,好听的旋律可以提头知尾,越好听的旋律越好记,无规律的噪音则很难记住。一部交响乐音符可以上万,多听几遍就能记得七七八八,想记住上千位圆周率可就难了。

我们无师自通地在书堆里乱看,渐渐记住了一些诗文的只鳞片爪,算是我们的私房杂学。最容易记住的是滑稽突梯的恶搞诗,譬如“丈母放个屁,丈人骑马到会稽,骑去又骑来,孔门犹未闭”,这是从古代笑话集里看来的。再如咏雪的诗:“昨夜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天地一笼通,井口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真难为了这个“肿”字,亏他老先生想得出来。还有讥讽主人待客小气,把肉切得其薄如纸的:“忽然堂前起大风,片片吹入五云中,忙忙使人觅其踪,已过巫山十二峰。”再如“且慢,美丽的莪非丽亚,不要张开你那大而笨的大理石嘴巴,到修女院去吧,快去”,这是马克•吐温在《顽童流浪记》里对莎士比亚的恶搞,国王和公爵在密西西比河木排上排演莎剧,胡乱扯,出尽洋相,可以实实拍拍地笑死人。小波看得乐不可支,几乎记住了所有的台词。有些武人的诗也很有味道,像“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好像挥着大头棒乱打,大象进了瓷器店,好一股莽撞的夯气。在五六十年代,这种豪壮的夯诗很吃香,有的甚至上了小学课本例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看见这种诗,就好像看见戏台上猛然蹦出来一个李逵式的大花脸,耀武扬威地走上一圈。这种夯诗的风格是不管什么东西,务求其大,务求其威风神气,不是“头朝西,尾朝东,塞得乾坤不透风”,就是“上杵天,下杵地,塞得乾坤不透气”,好像准备打架的大猩猩,站在那儿指天划地,两手捶胸。当年“三家村”邓拓在《燕山夜话》里有一篇文章,叫做“伟大的空话”讽刺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篇文章在报纸上饱受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倒了大霉,这是后话。

夯诗看多了,对这种摇头摆尾、自我膨胀的派头厌恶至极,觉得一味追求磅礴气势是一种恶劣的美学倾向。艺术不是打架,可以倚多为胜。难道纠集十万人敲锣打鼓就能成为好的音乐,可以压倒贝多芬和莫扎特?所以别人纷纷夸奖李清照的项羽诗有气概,什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一看见那股摇头晃脑,顾盼自雄的劲儿就打心眼里腻歪,把它和大跃进的民谣划进同一个级别。这种咋咋哄哄的劲头日后居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在通俗文化中的影响绵延不绝。江浙一带的小杂货店,进去三两个人就转不开身,门脸上却一律写着“超市”二字,也不想想真正的超级市场应该是什么规模。有一阵福州人在美国开餐馆,家家起名叫“No.1”。由于英语上墨水有限,不得不以这种简陋方式自吹自擂,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洋人看见如此之多的店家都是“第一号”,保准会怀疑我们中国人的脑筋有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脑筋也确实有点毛病,这大概是一种从上古沿袭下来的蒙昧传统,就是不把名号看作单纯的符号,而把它当作一种可以通过某种神秘方式影响现实的符咒式的东西。听说“8”字多的汽车牌可以卖上天价,就连奥运会也选在8月8号开张,足见符咒的观念深入人心。看看报纸上出现的公司名,不是神州,中华,就是银河,寰宇,反正吹牛皮不上税,大家抡圆了吹。大跃进年间有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几十年后又换了个说法:“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改来改去,无非是恨天无把、恨地无环的一腔虚火,好像李元霸的鬼魂附体。如今打鸡血已经不时兴了,真不知道这股歇斯底里的癫狂劲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单就吹牛而言,这些都算不上头等。当年我们手头有一本《敏豪生奇遇记》,德国人写的,全本都是花样翻新的吹牛。美国人吹起牛来,想象力也很惊人,中国人只能瞠乎其后。在马克•吐温的《顽童流浪记》里,有两个在密西西比河上放木排的水手喝多了酒,对着吹起来。第一个说:我没病的时候,一顿饭要吃十九条鳄鱼,一桶威士忌酒。有病的时候,一顿要吃一筐响尾蛇,外加一个死人。另一个马上压倒了他。他说:我热了,就召来赤道风暴来给自己扇一扇;我渴了,就朝天上探头,把一团乌云一口吸干。但是这种吹嘘并算不上出奇,大跃进的民歌里也有“抓把云彩擦擦汗,凑近太阳吸袋烟”之名句,如果不是马克•吐温早生了几十年,他那些豪言壮语倒像是从我们这儿捡到的剩话。我们把这本书接着看下去,终于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吹牛。一个水手突然爆出一句:“我用地球的经纬线作鱼网,在大西洋里捉鲸鱼。”这才是有想象力的吹牛,这两句牛皮吹得才气纵横,诗意盎然,冠绝今古,不愧是大文豪的手笔,足以使一切牛皮匠拜倒尘埃,把大跃进的民歌甩到后边,只剩下吃土的份儿,也博得我们的由衷敬仰。

有一年北京下大雪,父亲突然逸兴大发,要带全家到颐和园赏雪。我们到了昆明湖边,看见皇家宫阙琼妆素裹,昆明湖十里冰封,积雪盈尺。许多人在冰面上滚雪球,堆雪人玩耍。由于冰面平整,推雪球阻力小,雪球可以滚得硕大无朋。有几个人把雪球滚到两米高下,但他们只是一个劲往前滚,所以滚出来的东西不像雪球,倒像个压路机的滚子。我们看得手痒,也滚起雪球来,费了许多力气,才滚得一米多高,已经冻得双手通红。忙完之后就踏雪上岸,到湖边的茶座喝茶。我和小波闲得无聊,便翻看桌上的顾客意见簿,只见半个本子都写满了,多半是夸奖的意见。我们一页页翻下去,看着不时出现的错别字和半通不通的句子,觉得趣味盎然,好像书斋里的老学究在研究市井文化。翻到一页上,看见有人写了一首诗,觉得甚是好笑,就念起来:“天昏地暗四英豪,在此饮茶兴致高,壶干杯少热水缺,服务员同志灵撑握。”喝杯茶这样的皮毛小事,也要来上一套咋咋哄哄的豪言壮语,甚至扯上天地间的风云变幻作陪衬。什么雨横风狂,天昏地暗,全都是中国人烘托情绪的惯用套路,骨子里还是天人感应的神秘情结。当时的时髦文体,就是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开头,接着再放上能想得出的一切豪言壮语。这位老兄把七言诗写成八言,韵也押不整齐,因为考虑到“掌握”与手的关系,就想当然地把提手旁加进去,变成“撑握”,明显是个不通文墨之人。连这样的人也要打什么豪语,自称英豪,更何况一下就跑出来四个。我们怀想当年四大英豪齐集此地时的雄伟场景,觉得滑稽至极。那个时代的人,动辄装腔作势,好像已经不会老老实实说几句话。

喝完茶之后,我们一帮人踏雪而行,迤逦走到万寿山后山。父亲身穿皮大衣,戴着皮帽,支着手杖,逸兴大发,带着我们一帮孩子,摇摇摆摆地走在两面大树护持的山间石径上,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景。他一面走,一面指天划地,慷慨陈辞谈起诗来,从李白论到杜甫,表现出书生的狂放本色。他让我们各作咏雪诗一首,可惜众人诗肠枯竭,我和小波老是凑在一起唧唧咕咕说些鬼话,所以未能成篇。父亲素来以诗才自负,年轻时作过不少诗写在一个纸色发黑的小本子里。这本子的一角被一种铁锈色的东西浸过,看样子好像是血迹。那里面有旧体诗,也有新体诗,还有几首情诗,有点肉麻,看了以后,连我都替他不好意思。其中一首是他的得意之作,有一次给我们念过。诗曰:

不逞诗豪逞酒豪,

借问青天有谁高,

青天低首欲下顾,

傲世不恭不相邀。

他念完“青天低首欲下顾”之后,还得意地甩了一下头,用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说:“我,傲世不恭不相邀。”据我们看来,他这首诗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狂傲之气太过,殊不知峣峣者易折,五十年代他在官场中道折翼,看来是命中当有此数。这个小本子后来被我从他的抽屉里拿走,偷偷带到学校去看,过了一阵子,不知何故,竟然丢失了。父亲几次查问他的小本子的下落,我只好厚着脸皮撒谎,说没看见,这件事不了了之。再后来,他凭着记忆把他的诗集重录一遍,那已经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们书读得不少,对诗有一种融人血脉的深厚感觉,写诗也不是不能写,写出来的不敢说好,至少不会比报纸上那些东西差,可是除了插科打诨,胡乱糟改,从没写过什么正经东西。人的有些情绪好像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成熟在某些年龄段上,谐谑和突兀变化的戏剧效果受到更多重视,正像儿童喜欢可口可乐胜过龙井茶一样。那时家里有一本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立即得到我们的青睐。这位诗人,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以极其夸张的姿势舞动的人。譬如“他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在整个俄罗斯,再也没有了美丽的人”,“红色的和白色的被抛掷出去,揉成一团,一把把威尼斯金币向着绿色的投来,而给那飞奔的窗户黑色的手掌,分发着一张张燃烧的黄色的纸牌”,这几句我们想了很久才明白,原来说的是城市夜景。再如“好像牛奶煮面团,落下千千万”,“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那不是诗,而是黏结成一团的痉挛”,“花园脱下衣服,直至最后一片树叶在秋天的怀抱里淫猥地伸开自己的身躯”,诸如此类,语不惊人死不休,确实达到了一种过山车一般奇突的美学效果。

为了达到语惊四座的效果,插科打诨,唐突圣贤,佛头着粪的事情受到我们的偏爱,甚至不惜以粪溺入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毛泽东已有“不须放屁”之名句,足见作诗可以百无禁忌,完全用不着酸文假醋。正是“先儒既以粪入诗,吾辈何妨效法之”。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里,除了春宫画以外,也有一些厕所文学,多半是些淫猥言语。我有一天上厕所,偶然诌出了几句歪诗,就把它录下来,假托是在公共厕所墙上看到的厕所文学,拿去给小波看,以博一笑。诗曰:

长街十里正流芳,

为君吐出热衷肠,

飞流疾下弯弧线,

豪气长抒奏宫商。

本想凑成八句,但想来想去,编不出下文,只得作罢。没想到小波看了一眼就笑起来,说:“这厮休来诳我,这分明是你这厮自己作的。”看来真是知我者莫如小波,一点也诳他不得。那首歪诗很快就变成厕纸,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但这种百无禁忌的倾向并未就此消亡。若干年后,我看见他把“大屎橛子”之类粗人使用的野蛮语汇写进自己的文章,意在惊世骇俗,对于性的描写也不避讳,形成了一种放浪形骸,毫无顾忌,旨在挑战绅士淑女神经底线的独特风格。

戍边云南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到了兄弟姐妹各自星散的时候。除了大姐六五年搭上最后一班车,上了清华大学,小弟尚幼外,我们都面临着中学毕业,上山下乡的问题。最后二姐上山西插队,小波去了云南军垦农场,我跑到京西煤矿当了矿工。其实我当时也有到农村插队的选择,而且听说煤矿又脏又累,特别是经常死人,有人劝我不要去,但我心说农村的样子不是没见过,下农村肯定吃不饱,三年困难时候我早就饿怕了,想起那时的滋味就觉得生不如死。我当时饭量惊人,心下盘算着还要多吃些,以便长成一个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一书里拉赫美托夫那样的肌肉巨人。听说煤矿挣钱不少,光粮食定量就有五十六斤,不禁想起武二郎在土牢里的豪言壮语:“便死也要做个饱死鬼。”我后来果然去了煤矿,定量也长到了五十六斤,但以拉赫美托夫为楷模重塑身体的计划落了空。因为拉赫美托夫专吃小牛肉,而且要最好的部位,我哪有那个条件。所以我以次充好,馒头米饭吃了不少。可惜这些来自植物的食品并没有转化为肌肉,而是令人遗憾地变成了胖肉。

小波自幼身体孱弱,母亲对他千里戍边,只身跑到云南极不放心,很想把他带在身边。当时她也面临着去安徽干校,就打算带着小波一起去,没想到遭到小波的强烈抵抗。全家人凑在一起讨论他为什么铁了心要去云南,甚至往男女恋情方面做了大胆的猜测。我猜他是对西南边寨、西双版纳的旖旎风情抱着浪漫的梦想。另外,他也实在受不了教育部干部那种窝窝囊囊、鸡零狗碎的小市民气味。在教育部大院里还可以和大人们各玩各的,互不相干,到了干校那种弹丸之地,只怕是要整天混在一起。试想如果把一个像马克•吐温笔下顽童般的小子发送到安徽干校,让他整天和一班瘟头瘟脑、倒提起来也无妨的官员囚在一起,他会不会因此憋闷而死?那个时代的青年没学到多少学问,但从那个亢奋的时代吸取了不少浪漫主义精神。年轻人心比天高,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平淡是福”这种过来人的睿智。人人梦想着踢天弄井,建立不凡的功业,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对于一个北京的青年来说,“市侩”或者“小市民”的称号是对人格最严重的侮辱。对于小波来说,只要能避免陷身“小市民”的泥潭,他愿意干任何事,到任何地方去,却没想到古往今来,多少青年怀着类似的壮志奔赴疆场,最后被现实的巨轮碾得遍体鳞伤,甚至化作山陵上的一抔黄土。所以他的戍边之行,实际上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一次冲撞。

对于小波的浪漫情绪,我觉得很能理解。这好像是一种纯粹精神的追求,一种灵魂深处的奇妙涌动。这种浪漫激情包含着极其美丽的幻想成分,为一代青年人所共享。它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洁癖,好像站在天空中俯瞰污浊的世界,对一切丑恶、不光彩的事情深恶痛绝。其次是一种视前人为粪土的高傲态度和对于未来的万丈雄心,觉得过去的人都枉活一世,我们这一代人躬逢盛世,集一切智慧、美德于一身,而且具有无人能及的运气,注定要压倒千古风流人物,成为历史的中心。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种青春的魔障,真实的原因还是青春期荷尔蒙的大量分泌。荷尔蒙在心中擦出奇妙的火花,青春的幻想繁花似锦,没有人能抵抗它的诱惑。从古到今,年轻人总要疯上一回,不然就白来一世。

在浪漫精神的推动下,小波不顾家人的劝说,终于义无反顾地去了云南。在那儿,他一度沉溺于美丽的亚热带风光,也经受了同辈人几乎人人尝过的心理磨难。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了,浪漫的激情开始褪色,生活中的花絮成分逐渐流失,只有原始的生存条件,粗粝的饮食和贫瘠的精神空间像恶梦一样挥之不去。

他由于先天的原因,体力弱于同龄人,干起农活来实在不易。他一个一米八六的大个,在水田里撅着插秧,一撅一天,腰痛得像断了一样,除了咬牙忍受外想不出别的办法。饭菜没油水倒也罢了,有一回在韭菜碗发现了一片白色东西,用筷子一挑,挑出一张卫生纸来。他立即想象出那片纸进入韭菜里的全部过程,胃里那点饭一齐涌向嗓子眼,差点没吐出来。馋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重施故伎,和几个同伙飞檐走壁去偷老乡的鸡,没想到被人擒住,缧绁加身,带到农场里当众批斗,好生羞辱了一番。

最令人受不了的还是精神生活的贫乏。每天干完农活,一帮年轻人没事可干,也没什么话可说,大眼瞪小眼,呆呆地坐在那儿看着太阳落山,把他们留在黑暗中。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在单调的重复中一天天流失,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痛。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提到:“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的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伙伴”。

在云南的山林里,他生平第一次苦苦地思索生存的意义。一个人如果不是撞到了墙上,无处可走,一般不会去想这种沉重的问题。他本来对生活所求无多,不求锦衣玉食也不求闻达于世,只想要一片精神的活水,可以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嬉戏。可是在云南的山沟里,他是给搁在浅滩上了。他感到内心中蓬蓬勃勃的欲望和冲动,有一种章鱼式的幻想,想尽量向四面八方伸展自己的触角,去触摸世界的边际。但在一个狭小的环境里,伸出的触角次次碰壁而回,使他深感挫折的痛苦。他感觉到青春的活力在身上流动,但这种活力正在毫无意义地挥发,直到最后完全蒸干,留不下任何痕迹。他注定要像山里祖祖辈辈的住民一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想到几十年后,一个衰老枯瘦的自己在山林棚户间像木死灰一样生活着,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厌恶和恐惧。他希望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

在云南的山林里,他初次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对着月光,他把内心中涌现的词句用钢笔写在镜面上。在明净的月光下,用心外的镜面摹写内心的镜面,这真是一个十足浪漫的场景。可是写完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这些句子平淡无奇,与内心中奇妙的感觉相去甚远。于是他用手抹掉再写,还是不对头,如此写了再抹,抹了再写,直到手掌染成蓝色,始终写不出一行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事实上,当一个人初次接触琴键的时候,即使是贝多芬那样的天才,也不能一下子就弹奏出美丽的乐曲。但当时的他还不懂这一点,看着自己的幼稚作品,心情沮丧无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真正的才能。

他开始想家了。但是当时踏错了一步,如今弄得有家难归。他的户口已经迁出了北京,再想迁回去是千难万难。如果他跟妈妈去教育部干校,宝贵的北京户口就能保留下来,但当时虑不及此,如今后悔也晚了。一般的插队知青要是想回家,买张火车票就能上路。但他去的农场位于西南边,与北京之间隔着三条大江,水深流急。江上的大桥有卫兵把守,没有路条休想过去,这就是说,没有农场的介绍信就寸步难行。听说有些孩子实在想家,得不到农场批准,就冒险涉水过江,差不多都淹死在江里。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一段生活苦涩难言,注定要让他记一辈子。他终于懂得为什么古人把谪守边关当作一种惩罚。云南的山林因此蒙上了一层愁云惨雾。想起堂•吉诃德的坎坷经历,那股飞蛾扑火、大战风车的傻劲和自己有几分相似,就把自己命名为愁容骑士。有些同来的孩子觉得这种穷极无聊的生活实在不堪忍受,决定越境去当缅共,不论生死,像流星一样燃烧一回。小波想了一夜,抽掉了两盒烟,最后决定不跟他们去。原因共有两条。当缅共是为了拯救彼岸苍生。但现在我们自己就生活在愁云惨雾中,哪有什么资格拯救别人;就算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过上我们这种生活,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功德;再说救人这件事好像有点无中生有的味道,压根就没人请我们去,就这么一厢情愿地跑过去拯救人家似乎有点自作多情。总而言之,这件事就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冒着一股浓厚的傻气。能这么想,说明他的浪漫精神还是有底线的,没有像别人一样膨胀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幸亏他没跑到缅甸去,跑过去的人,多数都没什么好结果。如果是女孩子还好,可以给缅共的官员当个小秘,男孩子则被轰上前线,糊里糊涂地死在缅甸的丛林里。

船漏偏遇顶头风。由于营养不佳,卫生条件恶劣,他得了急性肝炎,病得死去活来。这种病休养不好会从急性转为慢性,日后很难康复。云南那个地方物产不丰,再加上全国性的供应紧张,他吃不上什么好东西。民间传说糖能养肝,家里给他寄了些白糖去,打开一看,半包都是爬进的蚂蚁。他从此变得病病歪歪,干不了什么活了,终于得到场部恩准,可以回北京养病。小波踏上了千里归程。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这首诗正是小波归家的真实写照。当时这种场面出现在千家万户,只是其间的情节各各不一正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大体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过去看这种诗,只是用眼角一扫即过。在世上走了一遭,小波终于懂得了在杜甫的苍凉笔触中隐藏了些什么,但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归程千里,仆仆风尘,长得更高了,好像蚕一样脱了层皮。那个满口谐谑,用机智轰炸别人发笑神经的小波不见了。他变得满腹心事,经常坐在那里呆呆地沉思。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小波还没有杜甫那般老,娇儿也还不知在哪里,但那种痛苦的心事还是古今一般同。在他的眼中,四周是一圈朦胧的灰色墙壁,找不到出口,看不到一点希望。北京的户口没了,他除了云南之外无处安身。在北京住不了多久,早晚还要回到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日后免不了还要在那里安家,那时连回京探亲的机会都没了。想到自己不得不终老是乡,心中的焦虑像潮水般一波波涌来。他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四周是熟悉的景色,却再难找到昔日的欢愉。在烟雾的笼罩下,城市显得落寞晦暗。走在胡同里,北风萧萧,尘埃蔽空,沮丧的情绪不断升起,有如附骨之蛆。这种真实的压抑感沉重异常,完全不同于从艺术中得来的优雅文静的哀伤意趣。

人真是一种娇弱的动物,把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一下,就能造成巨大的痛苦。小波感到的,是一代青年人共同承受的痛苦。那时候好像人人垂头耷拉脑,处处都是天涯沦落人。当时我在京西煤矿当矿工,四块石头夹一块肉,深入裂隙纵横的岩层,在不见天日的黑窟隆里干活。连绵起伏的群山把我们围在中间,像孤岛一样与文明隔绝,除了无知无识,心思简单的窑工们找不到谈话伙伴,比起云南农场也强不到哪儿去。如此年去又年来,每天能囫囵出来已经是天官赐福,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我有个小学同学也在煤矿干活,有一天忽然跑到小树林里上了吊。据说是因为每天上班下班,下了班照例一碗面条,实在是吃腻歪了,也活腻歪了,所以一横心,来了个自我了断。所幸我们挣的钱比一般人多,每月能回城一两次,一到北京就去下馆子,什么贵点什么,有点苦中作乐的意思。我带着小波在北京的西餐馆开洋荤,什么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和平餐厅,都是脚面深的水平趟,也给他这个云南老乡开开眼。面对着丰盛的菜肴,小波强颜欢笑,心里的疙瘩也略为开解了一点。

小波跟我去过煤矿,对煤矿有所了解,所以在小说里写下线条和李先生的煤矿恋情。他坐了三个小时火车,再换乘敞篷卡车,在弯曲的山道上晃荡了三四十分钟,终于到了煤矿。一路上他看见了拖着滚滚煤尘的煤仓,带有完美锥面形态的矸石山,一二十里长的运煤高空架线。他到了坑口,感觉到从坑口里涌出的森森凉气。他往坑口里走了一程,看到了从头到脚黑漆漆,头顶一盏灯,黑瞎子一般摇摇晃晃往外走的窑工们,同时对井下的电瓶车很感兴趣。他在澡堂的黑水池子里洗过澡,也品尝过食堂里快刀片出、布满花哨纹理的猪头肉。在我下井的时候,他上周围的山头去乱逛。在一个山头上,他看见一个破庙,屋顶都塌空了,可能是个玉皇庙。他在庙里留连了一阵,觉得趣味盎然,以后就把线条和李先生煤矿幽会、初尝禁果的场面安排在庙里。

学英语

七十年代初的北京城,也许是因为心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一个晦暗落寞的地方。绝大多数建筑都有了年头,有些民居已翻盖多次,墙上的砖头都像鹅卵石一样磨掉了棱角,由于缺乏粉刷和修缮,在煤烟的腐蚀下残旧不堪。这是世代贫穷留下的丑陋印记。人皆有羞耻之心,所以市政当局一旦有了钱,就急于除掉这些寒酸的印记,改换成亮光闪闪的摩登大厦。这些大厦一栋栋分开来看,除了有些异想天开的顶子显得不伦不类,卖相还是相当不错的,只是合在一起显得怪异万分,好比一个暴发户满口镶上金牙,张嘴一笑,金光灿烂。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千年古都的风貌荡然无存,城墙和旧建筑也遭了难。这种做法是有点没文化,但也有可以谅解的地方。毕竟只有书香门第,或者世代簪缨之家才能欣赏古物的价值,升斗小民多半喜欢大红大绿、锃光瓦亮的东西。换句话说,高尚的品味要假以时日,用钱慢慢喂出来,也许再过一两个世代,这种情况就会获得改善。

那个时候,只有楼房里才有暖气,住平房的人家靠烧煤取暖。所以家家户户安着烟筒。冬日早晨,如果爬到景山上四面眺望,就会看见脚底下千万只烟筒冒出袅袅煤烟,缓缓蒸腾,在高空汇集,倒也蔚为大观。只要把煤烟当成水汽,就可以想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所形容的天水难分的壮丽景象。虽然屋顶上煤烟滚滚,但汽车不多,就空气污染程度而言,决计赶不上今天。但只要看看胡同里大片残破老旧的民居,和墙上刷着的斑驳青灰——这可能是世上最令人沮丧的颜色——就足以使人意兴萧索。

小波意气风发地奔赴云南,又丢盔卸甲地败兴归来。此番回京,没了户口,没了工作,前途渺茫,好像触礁的舟子,心情恶劣,自不待言。当时我二姐到山西插队,小波到云南军垦,都没了北京户口,变得没着没落儿。母亲去了安徽干校,难得回家一趟。父亲年事已高,又有脑血管的毛病,免掉了下干校劳动,孤身留在家里。眼瞅着这两个孩子惶惶不可终日,也是百计思量,无法可想。看着他们整天蔫头耷拉脑,就建议他们趁着眼下有大块时间,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如果时局有点变化,也好混条出路。为了帮孩子打开门路,他到处结识社会人物,寻访藏龙卧虎之人。他结识了一位针灸名医贾先生,据说贾老先生的针术乃独传之秘,给人治病,不多不少,就扎三针。他的医术高明,名震遐迩,人称“贾三针”。父亲还有一位故交黄先生,是个语言学家,学一门外语如拾芥般容易,当时赋闲在家。于是二姐跟贾老先生学中医,而小波拜在黄先生门下,开始学习英语。

提起黄先生,那可是个大有学问的人,据说光外语就会七八种,其中包括将近失传的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只是后来混得不好,落魄了。黄先生是俄语科班出身,当年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五十年代在北京当口头翻译。他老先生在学问上胃口不小,杂七杂八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后来潜心于古代语言研究,干脆辞职回家,靠笔译为生,成了自由职业者。这在当时看来是个聪明的抉择,因为润笔颇丰,生活又自由自在。本来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谁能料想得到后来会出了个文化大革命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任何文章都要单位出具证明,担保作者政治上可靠。黄先生没有单位,没人担保,从此断了财路。黄太太虽有份工作,又不幸得了咽癌,一家三口人,每月只靠劳保金二十几块钱生活。窘迫之极时,竟然到小河沟里捉田螺充饥,像曹雪芹样割粥而食。

黄先生虽然落魄,然腹有诗书,终不脱衣冠本色。他住在皇城根儿下的小胡同里,平日里与一班市井中人为伍,便掉书袋也没个掉处,突然得了小波这样一个聪明学生,登时快乐非常。师徒二人,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有不凡的才情,每日里谈天说地,黄桷树下弹琴,苦中取乐,倒也十分相得。

我跟小波去过黄先生家,那时他家中虽然破落,但处境已略有改善,桌上放着一碗揉碎的烟叶子,师徒二人以纸条卷烟,相对吞云吐雾,在廉价烟草的燃烧中,默默地承受这个贫乏的世界提供的瞬间享受。

小波学英语的方法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读本开始,循序渐进。学了没多少日子,就开始攻读莎士比亚。当然这种办法学英语不是不行,只是学着费劲而已。就像一个人爬山不沿山路走,专往树棵子里钻。他后来告诉我,那一阵子他学了不少中古英语,生僻字学了一大堆,只是像屠龙术一样无处施展。我怀疑在这一点上他是受了黄先生的影响,因为学英文学到中古英语是僻了点,但再怎么说,也僻不过古西夏文和古突厥文。有其师必有其徒,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他学英文不走正路,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人。从小到大,奖状之类永远和他无缘,正道儿上永远看不见他,如果提起什么旁门左道,他的兴趣可大了。其实那个时候,不走正道儿的人不只他一个,简直是人人如此,大家伙儿都疯疯癫癫的不务正业。工人不做工,农民不下地,学生不念书,和堂•吉诃德先生一样,脑子里灌满了奇思异想,举着长矛,和想象中的邪恶巨人搏斗。至于知识分子,更是靠边站的货,连撒癔症式的革命都没他们的份儿。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加革命党,只是像阿Q一样,横竖加入不进去而已。

那年月,知识分子是怪可怜的。自己的本行不许干,想干革命又没人要,干什么都不成,真是动辄得咎。正像茨威格名著《象棋的故事》中的那个家伙,憋得难受,只能干点儿明知没用的事情。据说北京有一位老先生,把一部牛津英文大字典一字不落,从头背到尾,再从尾背到头,每年一次。研究学问,在环境的逼迫下,竟然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对无聊的排遣。陈景润先生苦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小波以他的方法学英文,分明也在加入这一行列。实际上,即使你用高效率的方法学习英文,又能怎样,学成后难道还能派你出国留学去?还不如在那里铁杵磨针,至少一年到头都有活儿干。

小波在英文上真没少下力气,这一点你看看他的词典就全明白了。他那本《英汉大词典》,凡是手能翻到的地方都是乌黑的,翻得越多的地方也就越黑。我猜,如果把这本书送到实验室里作色调分析,保证能准确地得到每一个英文单词在文献中的使用频度。

他记单词的方法也和别人不一样。他自称:不用脑子记,而是用手记。办法是把单词放在面前,一遍一遍抄写,总有写会了的时候。平时别人问他英文单词怎么拼,他十有五六答不上来。但只要他的手拿起一管笔,就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单词写下来。所以他这个办法虽然临池费墨多,再加上糟践了无数纸张,但也有些可取之处。我猜他这个法子是从王羲之那儿沿袭而来,原本是造就书法家的功夫,和学英文风马牛不相及。他这样误打误撞地乱用一回,虽然没能成为英文书法上的王羲之,好歹记住了不少单词,也可以算是独辟蹊径了。

这样学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抱着大部头的英文书自得其乐地阅读,按说英文应该是登堂入室了吧。事实上,按科班的标准,他的英文只会了一半。正像一个普通的业余者一样,他对知识的掌握极不平衡。凭着翻烂了一本词典的功夫,他的词汇量相当惊人,纵然及不上那位背诵《牛津大字典》的老先生,相去也不甚远。所以他读起书来十分流畅,哪怕科班出身的也赶不上。但是英文的全套功夫是听说读写,读字只占了四分之一。他写英文也可以差强人意,当然流畅的语感是谈不上了。然而,对于一个非英语环境的自学者,你根本无法指望他会成为另一个马克•吐温。他真正糟糕的是听和说。毛病出在他的启蒙老师黄先生身上,因为他自己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黄先生的俄语是科班出身,会话自然娴熟非常,但轮到学英语时,他只是凭着对多种语言的理解,无师自通地学了一套哑巴英语。作为他的门徒,小波的会话能力基本为零。

因为英语口语不好,小波后来到美国留学时,受了不少挫折,也闹了一些笑话。其中最有名的笑话出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加油站。当时他到加油站加油,想给轮胎充点气,就去问那儿的工作人员:“你们有气吗?”(Do you have air?)没想到话从嘴里出来时,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Do you have ass?”(你们有屁股吗?)只见那个人神色尴尬,不知道答什么好,说有不行,说没有也不行。这时小波也已经悟出这话说得不对头,于是丢盔卸甲地掉头溜走。一边走一边说:“他八成把我当成了个同性恋。”这件事情,从此被朋友们传为笑谈。

(待续)

来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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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弟弟王小波(下篇)

青虎山

这样过了几年,二姐和小波的户口还是得不到解决。他们的户口已经起了出来,拿在自己手上,只是找不到落户的地方。在北京落户很不容易,只好寄希望于山东,因为我父母抗战时期在那儿工作多年,有一些旧人脉。借助父亲在山东的关系经过一番周折,二姐终于在烟台毓皇顶医院找到了落脚之处。

一晃又过了两三年,小波的户口仍无着落,父母也着了急,商量着实在不行,就暂时把户口转到胶东老家的山村青虎山去,日后再徐图进取。那年姥姥在烟台去世,母亲到烟台奔丧,归途上去了一趟青虎山,抗战时的老书记还在,姓张,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儿的书记。我母亲和他一起来到北京。张书记已经五六十岁了,可是身材壮硕,胳膊上的力气不下于我这样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看着北京人的生活条件,他不禁生出很多感慨。其实当时北京的富户不多,一般市民,包括干部家庭,过着相当简陋的生活,但在他眼里就像天堂一样。他说他真后悔当时没和我母亲一样离开家乡去参军。张书记参加工作早,曾介绍我母亲入党,并送她和一批青年离乡当了八路军。到如今离乡出走的人都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他留在村里,和乡亲一样过得苦不堪言。他讲了一些往事,其中有一件给我们印象甚深,在我们看来,他在这件事上是积了大德了。

在五十年代末,村村放卫星虚报产量,秋后政府按照报上来的产量核收公粮,可怜老百姓哪里交得出,就是把越冬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老百姓想少交一点,上面就派员下来搜查,弄得鸡飞狗跳。说起山东老百姓的卑微可怜,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山东真是枉为老根据地,当官的简直不把老农民当人待。有一年我乘船到烟台,在烟台码头上亲眼看见警察是如何对待下船的民众的,他们耀武扬威地大声斥骂,推推搡搡,老百姓畏畏缩缩,被驱不异犬与鸡,这种景象在北京再也看不到。当年老书记把全村老少召集起来开秘密会议,商定各家把粮食分回家偷偷埋起来,谁也不准去告密。如果上边要治瞒产私分的罪,他去顶这个雷。大家红口白牙地发了誓,谁敢去报告,全村人就打死他。

那一年的冬天十分难过,许多农户没有足够的存粮,连做饭的锅都没了。老百姓按照上面的意思砸锅炼铁,到如今弄得山穷水尽,剩下的苦果只有自己承担。寒冬腊月北风呼号大雪封门,可怜树也砍得差不多了,连取暖的柴禾都难找。到了来年雪化的时候,有些人家的门就再也没打开过,全家人连冻带饿死在炕上,尸骨都没人收殓。周围的村子村村饿死了人,只有青虎山不但人没饿死,有的牲口还留了下来。

讲完这席话,在我们眼中他的形象就高大起来,成了个英雄人物。据说他后来因为瞒产私分受到了处分,但一个人一辈子只要能干出这么一件事,就算没白活,受处分也值了。虽然理想主义精神在疯癫的现实中饱受嘲弄,但我们毕竟经历过一个纯真的童年时代,这点正义感还是有的。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如果不是撒癔症,而是真正拯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我们也能做到斧钺鼎镬,甘之如饴。

小波随老书记回到青虎山,在老家落了户。老家给他的感觉就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蚀骨的贫穷。住人的屋子窗口对着猪圈,臭气熏天不说,夏天蛆还往屋里爬。老书记真拿他当贵客待,平时他们吃不上肉,那时费了大劲给他弄了块肉来。小波把肉放进嘴里,差点没翻肠倒肚吐出来,肉已经完全臭了,老书记一家人居然吃不出来。村里的老乡们贫贱之家百事哀,顿顿拿白薯干当饭,打出嗝来熏死人。小孩子没衣服穿,光着屁股,肚子大得像皮球。吃着这样恶劣的饭食,每天还要精神抖擞地干活,早上出早工,要用独轮车把粪送上山。山有一百多米高,他走了一趟,累得腿肚子转筋,胆汁差点没呕出来。推车上坡时要用脚掌使劲扒地,要不然就会滑下来。他一步一挣地往上爬,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几双新布鞋穿不了几天,鞋帮就开了绽。在乡亲们眼里,他虽然在云南干过农活,仍是个细皮嫩肉的城里人,所以后来把他分到果园,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调到乡下学校,当了教书先生。

山东农民的生活使他感到十分震撼,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更甚于云南边民。据说几十年前青虎山没有这么些人,家家户户都养着牲口,就连我姥姥家穷成那样,也还有条驴,送粪之类的苦活可以交给驴干。到后来人口增加了一两倍,驴也被杀完了,因为有的是两条腿的人可以当驴使,养驴纯粹是白费粮食。所以过去驴干的事如今是人在干,小车不倒只管推,只是人顶上了毛驴的位置。他感到山东农民蔑视痛苦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但这样一来,他们过的日子也就完全不像人的生活。如果活着就是为了受罪,那为什么要活着?他无法摆脱这种与痛苦相关的哲学思考。

后来他有机会到欧洲去,见到了荷兰的农田,不禁感慨丛生。他写道:“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隐隐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楞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都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他不禁痛苦地反省,荷兰人把家乡改造成精美的牧场,而我们的乡亲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日复一日,他们以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用独轮车往山上推粪。严格说来他们推的东西甚至还算不上粪。为了凑指标,他们甚至不容猪在上面多拉几泡屎尿,就急急忙忙地把猪圈里刚垫上的土起出来推上山去,所以说往山上推土更为恰当。这种做法,除了能把山堆得越来越高使以后的推粪变得更加艰难外,完全不知意义何在。他们倒是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可以把车推过门槛,甚至推上台阶,但这些并不能改变痛苦的现实。他写道:“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比起荷兰老乡来,我们的乡亲好像缺了点什么,这大概是一种教养和心智上的缺陷。如果说他们没读过书,那么那些读书人又干了些什么?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写出了大量诗云子曰的东西,记忆力和文字能力都不容小看,但从没听说他们在缆车、索道上动过脑筋。在这类东西上动过脑筋的人好像只有诸葛亮一家。诸葛亮发明过木牛流马,他媳妇还会造机器人。但以后的读书人就成了废物点心,他们好像什么牛马都不会造,还把诸葛亮的设计弄得失传了。《三国演义》里对木牛流马的描述分明出自机械白痴的手笔,最适当的评价是牛头不对马嘴,大概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与牛马相干。为什么读书人就不能干点有益的事情为改善劳苦人的生活出一把力,关注一下与天下苍生利益攸关的物质层面?看来他们的脑筋里是有点什么东西不对头,这种东西和健全的理性全不相干。这种看起来博大精深,但实际上傻头傻脑的东西一旦繁殖起来,就会获取营养,自我复制,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它会变成一顶有魔术的帽子,套在所有的人头上,压制健康的理性,使人们变得半聪明半傻,沿着一条与现代文明南辕北辙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如今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点醒,不管这种点醒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我们正在奋起直追。读书人已经改弦易辙,做出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但假如当初没人点醒的话,我们很可能会继续这场千年怪梦,永远糊里糊涂地混下去,像头脑简单的动物一样重复固定的模式,像鬼打墙一样原地打转,把聪明才智耗费在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上。出于这种考虑,在他的散文随笔中,小波对于国学持一种不肯恭维的态度。他不是不知道褒扬国学对于国人面子上的意义,他只是看出了这种自己给自己制造荣誉的做法隐藏着扭曲健全理智的危险。归根结底,一味尚慕虚荣,追求脸面的做法只不过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幼稚表现。

那时候二姐还在烟台医院,已经结了婚。每个周末姐夫开一辆三轮摩托到青虎山,接他到烟台过一天“人过的日子”。一路上滚滚风尘几十里,小波用棉大衣蒙着头,顶着扑面的寒风,一边跟姐夫闲聊乡里的逸闻。听姐夫说,到烟台后他就到处找书看,倒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这倒没什么可奇怪的,书痴就是这个样子。小波和姐夫意气相投,天南海北聊得到一起。小波是个读书种子,有一种胎里带来的羞涩感,社会经验也不多,办事能力实在有限。好在姐夫善于结交八方朋友,出门办事十分老练。我有个煤矿的哥们到烟台出差,姐夫曾帮忙接待。这位哥们回来告诉我,走在街上人人和姐夫打招呼,看来他至少认识烟台半个城的人。在山东时姐夫对小波十分关爱,处处罩着他,多少事情都替他代办。记得姐夫曾跟我说:别看小波这会儿一副潦倒相,好像惊弓之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孩子将来是要出大名的。几十年过去了,回头一看,果然如此。

最近在网上出现了一篇有关青虎山的文章,揭开了小波连家人都瞒过的一段感情生活。有一位先生到青虎山去办事,他知道小波曾在那里插过队,就顺便寻访小波住过的地方。他找到了老书记的家。当时老书记已经去世,他的二儿子热情地接待了他。聊了一会儿,另一位当年曾与小波在果园共过事的伙计来串门,也加入了谈话。据说小波一天到晚不大说话,好像心里搁着什么事。他到果园半年之后,有一天小波正要和老书记一家吃午饭,收到我妈写来的一封信。当时的情形,老书记的儿媳刘月花记得很清楚。她描述道:小波看完信后,一言不发,面沉如水,回了自己的里间屋躺在炕上。等吃饭时,刘月花喊他,小波哭了起来,张家人不忍打扰,又不便多问,便由他去了。等到下午下地的时候,小波问刘月花嫂子:注定不能在一起的人是不是终归不会在一起啊?嫂子不解,便问他何以有此一问,小波告诉她自己的恋人得脑瘤去世了。惊愕的刘氏安慰他,说早知这样的话,应该让你回去送她一程的。

这件事我们毫不知情。那时教育部是有一个年轻姑娘得脑癌去世。她姓温,长得很漂亮,在山西插队此事我也有个耳闻。听说她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检查,她长了脑瘤,很快就病逝了。看见一位花季少女像鲜花一样凋萎,就像看到美好的事物受到无端摧残,未免有一种暴殄天物、世事无常的感伤,但从未听说小波和她有过感情上的瓜葛。据我们的猜测,这可能是小波对她的单恋。当时的小波,就像其他男青年一样,在男女情事上讳莫如深。表面上古井无波,骨子里敏感多情;青春的爱欲冲激着内心,脸上却做出一副勘破世情的样子。大概他只有到了青虎山这种地方,才敢向老嫂子这样的圈外人剖白自己的心事。由此山东的纯朴乡亲们得出了结论:小波如此沉默寡言,原来有这样一段伤心事。

小波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如今已难考证,两位姐姐都觉得此事并无多少线索可寻,可能性不大,所以充其量是一段埋藏在他心中的罗曼史。但我们都知道,他在回城之后,曾经遇上了一个与他投缘的女孩。然而正像多数青春的恋情一样,这段缘分没有什么结果。

记得那位女孩曾到过我们家。她长得很苗条,文文静静,娉娉婷婷,有一种温柔娴雅,宜室宜家的神态。至于长相,那是绝对配得上小波。顺便说一句,我们兄弟几个尽管都长得人高马大,但脸模子确实糙了点,和俊俏小生有相当的距离。虽说世上有这么一句话:“世上谁见男儿丑”,可以壮壮我们的底气,但这种自我宽慰的作用有限。因为我们后来考证了这句话的出处,发现竟出自头号丑汉猪八戒之口。我们究竟还没丑到猪八戒的程度,用不着加入他的团伙。只是和标致小伙站在一起,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幸而当时北京的女孩有一种奇怪的择偶爱好,就是喜欢找高个的小伙。这种爱好很难理解。因为高个子小伙像猪八戒一样穿衣费布,走路扛风,吃起饭来恐怕也要多吃几碗,可是未必有老猪在高老庄扛活的本事,耙子一抡就是几十亩地,上起班来不会比矮个子多挣半分钱。细算起来这是个亏本买卖。但是幸亏北京姑娘有这个癖好,我们兄弟几个在搞对象时才没处于太大的劣势。小波因为缺钙,从小不知吃了多少钙片,长成了个一米八六左右的凛凛之躯,站在人丛中好像鸡群立鹤,老远就能看见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面孔的不足,所以他还是蛮有女孩缘的。

她好像是到我们这一带来办事,顺便来找小波,羞羞答答说了几句话,就和小波一起走了。她父亲是父亲的学界故交,但一向很少往来,也不知道她和小波是怎么认识的。听说小波经常上她家去,她有几个弟弟妹妹,都和小波相处融。小波拿出讲故事的得意本事,把她们姐弟几个凑到一起,讲者逸兴遄飞,听者如醉如痴。就这样混出了极好的人缘。有一天,小波偶然提起他需要一笔钱,她家的孩子纷纷解囊,把自己辛苦积攒的零用钱拿了出来。小波不好意思拿小孩子的钱,但他们坚持要小波收下。孩子们的心意使他十分感动,他决心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将来一定要十倍,百倍地回报他们。这一段感情像一段温婉的流水,但最终没能持续下去。据说姑娘的母亲对小波不太满意,所以小波日后总是感叹他没有丈母娘缘。当时小波在街道厂当工人,每个月挣二十几块钱,因家里的政治问题,美好的前程多半与他无缘。他虽然已经显露出文学才能,但出了小圈子无人知晓。再说吃文学饭,特别是写他那种类型的作品,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自寻死路。所以他很不容易讨到未来丈母娘的欢心。

反熵现象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波终于等到机会,办了病退回京。至此他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情变得好起来。他被安排进了街道厂,和一些街道大妈们一起干活。他先后在两个厂里干过,其中一个厂在锦市坊街,离家不远,是生产可控硅的。年龄大点的人应该记得“可控硅”这个名字,它曾和一种钻头并列为那个时代罕见的技术革命亮点。那个厂位于破旧的街巷中,周围有卖炒疙瘩的小饭铺,还有外搭塑料天棚、地面黑乎乎、泥垢盈寸的副食店,里面是一帮三教九流的师傅,具有北京人特有的口才和滑稽突梯的幽默感。每天的工作相当懒散无聊,作为对生活的调剂,他们相互逗趣,每每冒出几句粗鄙不文的惊人妙语,小波和他们混在一起,倒也如鱼得水。这是市井生活喜剧性的一面。无论上层政治如何变化,只要闲着没事,北京人谐谑的本性不会改变。他们总有一些无处可用的智慧,在生活中搅起一些快乐的泡沫,娱己娱人。他们插科打诨,装傻充愣,说起话来机锋纵横;有时候尖酸刻薄,骂人不带脏字。我在煤矿就见过这样一位藏身蓬蒿的才子,人称段老二,来自海淀圆明园一带。据说他的房子就倚着圆明园的高大旧墙而建,图的是少一面墙,可以省砖。他在清华附中念过几年书,虽说才气逼人,压倒了班里的名门子弟,但因为家贫不得不辍学,为此老师还惋惜了一番。他历数他的旧日同窗,其中不少人已经在社会上成了人五人六的角色,只有他奋斗半生,穷困潦倒,为养家糊口不得不下煤窑挣钱。此人斗起嘴来雄辩滔滔,各种俏皮话、歇后语一套接一套,赛过快嘴李翠莲;当真骂起人来,恶毒的词汇好似不尽长江,滚滚而来,半个钟头不带重样的。那些骂人话当然不登大雅之堂,这里只稍稍引用几句,好让大家开开眼。他是这样说的:“我把你们家的祖坟×翻了个儿,我把你们家的家谱杵得净是窟窿,你们家带腿儿的我都×,就除了板凳儿,你们家带眼儿的我都×,就除了爪篱。”一句话,北京的穷街陋巷里藏龙卧虎,才情不凡的蓬蒿人岂是少数,管这些人叫语言大师也不为过。对于一个有志写作的人来说,他们那些充满才智的调侃不啻一个语言的宝库。

当时的文化管制已经开始松动,虽然在市面上买不到什么书,但有些免于被毁的旧书,以及作为内参发行,或者由港台流入的新书像珍贵的秘本一样在社会上流传。由于僧多粥少,借出的书要限期归还,而且限期紧迫。我们家看书的人多,所以紧张得像打仗一样,谁先看谁后看要排定座次。如果是多卷本,就选一个看书最快的看第一本,这个人非小波莫属,然后依次传下。赶上运气不好时,书拿到手里已经天黑,那时就要挑灯夜读,通宵不寐。

只有在禁书的时代,人们才愿意读书,这无疑是对人性的一种嘲弄,但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在文化的沙漠里,人们渴得嗓子冒烟,对每一滴可以润喉的清水无限珍惜。当年我们见了好书如癫似狂。除了少数脑筋僵化成石头的家伙外,周围的年轻人也大多如此。听小弟说,他们工厂有一个青年女工,看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竟哭得雨打梨花,昏天黑地,连班都上不了。试问如今哪儿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哪儿还能找到如此娇弱敏感的心灵?为什么在那个荒诞的无理性时代,在革命步伐的粗暴践踏下,竟会产生如此玲珑细腻的古典艺术精神?这件事真的是很难解释。小波也看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这本书,并且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

记得我们曾借到一套《基度山恩仇记》,这类书全部来自港台,在那个时候是十分难得的东西。我们的小弟不辞辛苦,把全本一千多页用低感光度的便宜胶卷拍下来存档。他自制了一个拍摄架,拍摄,冲洗,忙得不亦乐乎。当然用复印机印下来好像更为合理,但算了算要花上一二百块钱,实在掏不起复印费。记得当年有一个哥们儿这样评价《基度山恩仇记》,他说这本书是极好看,但在好看的书里只能评为第二等。我问他什么书可以评第一等,他说香港有个金庸,他写的书可以压倒《基度山恩仇记》,在他见过的一切书里排名第一。这番话听得我馋虫拱动,但金庸的书极其难得,所以只有干咽唾沫,心向往之。

有一天,我终于在干活的煤矿借到一本金庸的书,叫《碧血剑》,只能看一天。当时展卷一读,真个是猗欤休哉,急忙开动脑筋,把里面的全部人物和故事脉络毫无遗漏地记下来。回家后就在我们的小屋里摆开书场,听得小波如痴似呆。到后来金庸的书陆续有来,每次我们兄弟几个都是不眠不休,轮番传看,最后终于把金庸的书全部看过,把那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凑得一字不差。小波看书时如疯似魔,双手捧书,以不雅的姿势蟠在床上,眼睛好像都放出了绿光。看得实在疲倦时,就坐起来抽一根烟。看着他看书的样子,就令人想起马雅可夫斯基描写学者的诗:

大嚼的眼珠抓住字母,

字母多么可怜。

也许远古的鱼龙

就是这样咀嚼

偶然落在它颚上的紫罗兰。

这就是我们当年读书的情况:找起书来大不容易,看起书来如疯似狂。到如今书店里的书满坑满谷,人们却失掉了读书的热情。除了躺在床上寻找睡魔,或者在旅途上消闲释闷,人们难得拿起书来。即便有时候看几本书,也是为了提升职场上的竞争力,属于稻粱之谋。人们懒得看书,却对电视屏幕上五彩缤纷、没头没脑的玩意儿趋之若鹜。

又过了一段时间,文化进一步开禁,中国书店的旧书可以凭介绍信购买。父亲和兄弟们闻讯后立即前往。只见店里的旧书堆积如山,很多书上还打着旧主的印记。小波看了不禁感慨丛生,把这段回忆写进小说里。他说:“有好多过去的书全在扉页上题了字,盖了印章。其中很多人已经死了,还有好多人不知去向。站在高高的书架下面,我觉得我自己像盗墓贼一样。我记得有几千本书上盖着‘志摩藏书’的字样。曾几何时,有过很多徐志摩那样的人,在荒漠上用这些书筑起孤城,如今城已破,人已亡,真叫人有不胜唏嘘之情。”父亲找到一套二十五史,这套书价格不菲,好像要一百二十块钱。小波是学英文的,发现了莎士比亚英文原著,如获至宝。我有点俄文底子,所以选了不少俄文书,计有《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和若干高尔基的著作。我们找到了不少中文的文史典籍,总算补上了一点当年英雄末路、无奈卖书的缺憾。当时见了西方名家的译本就不肯放过,不管是诗、小说、剧本、文学评论都只管划拉进来。不管是马克•吐温,欧•亨利,华盛顿•欧文,杰克•伦敦,惠特曼,霍桑,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左拉,大仲马乔治•桑,拉伯雷,乔叟,司各特,弥尔顿,肖伯纳,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划拉了一大堆把它们搬到家里,好像坐拥金山,给个县长都不换。

我们有了书,喜孜孜地看起来,不时交换一下读书的感觉。这些书对小波后来在文学上的发展影响深远。他在《我的师承》一文中谈到翻译文学对他的影响,提到了王道乾先生和查良铮先生:“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得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那些学贯中西的翻译者“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云霄”,使我们在几十年后拜读他们的译作,仍有一种高山仰止的仰慕之感。他们留下了才华横溢的译笔,这些译笔是他们对西方语言文化的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学养,和现代语体的娴熟把握三个界面的交集。考虑到如今学外文的学生中文修养不够,学中文的学生外文程度不高,听说有些中文专业的学生竟然连原文都懒得读,需要从电视剧中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内容,像这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人到哪里去找?即使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是社会名流,在现代社会各种利益的冲击下,未必愿意从事翻译的辛苦工作。恐怕这样的美妙译笔不但是空前,而且要绝后了。

在《我的师承》里,小波还谈到诗人的译笔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回想我年青时,偷偷地读过傅雷、汝龙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他的意思是说,正是这些从事翻译的诗人发现了现代汉语的精妙语感,创造出了美的楷模。这段话涉及对诗和散文的理解。比起散文来,诗歌里的韵律和文气更为讲究,需要对文字进行更加精细的调配诗歌不像散文,不容人掰开揉碎地叙述,不容人多放一个赘字,只能像写意画法一样约略点过,所以要在简略而跳跃的笔触里注入更多的意思。一般而言,诗歌是文学中修辞最为精美的部分。它把韵律和情绪糅合在一起,浮沉跌宕,搅乱清江碧水纹,好像音乐中的华美乐章。当然,那些连文气顺畅都达不到的装腔作势的梦呓不算。能作散文的不一定能作诗,但能作诗的定然能作散文,而且就文体而言,常常比散文作家写得更好。

记得我们买到的书里有一本《德国诗选》,小波爱不释手。翻译诗最是不易,诗人不见得能翻译诗,但能翻译诗的必须是诗人。这本诗集翻译得很动人。他最钟爱的诗包括这样两句:

朝雾轻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它们不但在节拍韵律上无懈可击,而且不带丝毫市井生活垢腻的烟火气。几道飘逸清新的感觉纵横流动,充满了使时光瞬间凝住的自然美感。小波把他的感慨写进了《我的师承》一文:“《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朝雾轻升,落叶飘零,让我们把美酒满斟!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能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当时我们搜罗到了一本肖伯纳的书,其中有三个剧本:《巴巴拉少校》,《匹克梅梁》和《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小波写东西总不离谐谑的味道。他的调侃风格大致受到两个西方作家影响,一个是马克•吐温,另一个就是肖伯纳。我们对肖伯纳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智能极高的人。一般来说,捕捉生活中的可笑成分需要灵活敏锐,快速运转的心智,幽默文字的写作者通常有较高的智能,而肖伯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马克•吐温的幽默尚带有美国乡下人的俗气息,而肖伯纳的幽默则是一种被智慧抛光的绅士级别的幽默,和大众娱乐中的肤浅调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他给我们的最深刻的触动是他对普通社会道德和一般是非观念的蔑视。在他看来,万古不变的道德信条其实和幼儿园老师灌输的幼儿伦理教育属于同等的东西。在《巴巴拉少校》里,一个父亲问儿子,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他擅长哪个领域。这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司泰芬,坦白地承认他对于各种知识领域都所知甚少,但又骄傲地宣称,他至少懂得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明辨是非。什么都不懂却能够明辨是非,这差点没把当爹的气死。他尖酸刻薄地挖苦道,明辨是非,这是难倒古往今来一切哲人、一切学问家、一切思想家的难题,没想到却被无知无识、智力平庸之极的司泰芬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告诉儿子,他最适当的职业是当一个政治家。很明显,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家就是职业吹牛家一类东西。

这番话给我们脑袋上打了一闷棍。我们这一代的革命青年,怎么看都像那个司泰芬。我们学问没有,阅历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一腔道德勇气和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明辨是非能力。这种能力的现代名称就是“朴素的阶级觉悟”或者“朴素的阶级感情”。像司泰芬一样,当一个人无论学问和才智都付阙如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对自身道德的信心。这和“女子无才便是德”那句老话倒是异曲同工,只可惜我们又不是女人。最后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和那个司泰芬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傻×青年。

“傻×青年过马路,稀屎拉一裤”,这是北京民谣对傻×青年的嘲弄。我们一度自负聪明了得,没想到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掩卷沉思,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就是道义一类东西在利益面前软弱得不堪一击,历史是被利益的杠杆撬动的。司泰芬的父亲是个军火商,在和平主义者眼里是个杀人犯的帮凶,或者说一个准杀人犯,占据了道德的绝对低地。但就是这样的人,头上顶着道义谴责的屎盆子,暗地里赏了多少人一碗饭吃。不管是唱政治高调的司泰芬,还是在慈善机构里当义工的巴巴拉,如果刨根问底的话,都只有靠他开出的支票才能生存。真正是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掌心在利益的树根成长时,它任意破开道德的泥土。当人们重新围着树根培紧泥土时,利益的大树已经发育成林。

从肖伯纳的书里,我们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政治高调多半靠不住,是用来蒙哄涉世未深的雏儿的东西,说得越好听的东西越不可信。这使我们理解世事的道行愈益高深。但对小波来说,对肖伯纳的崇敬却带来了难以预测的不良后果。他在一九七八年高考之前,曾经到戏剧学院应考,考的是编剧系。他写了一篇花团锦簇似的好文字,笔试顺利通过。只要通过口试,就可以进入名利双收的演艺界,好像鲤鱼跳龙门,眼前是一片前程似锦。按说笔试过关后,录取的可能性很大,可惜小波说错了一句话,耽误了他的锦绣前程。在考场上考官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剧作家是谁?由于心里充满对肖伯纳的尊敬,他立即答了一句“肖伯纳”。没想到接着竟是一片冷场,考官没再问别的问题,就请他下场了。于是乎他名落孙山。据他后来揣想,肖伯纳在中国属于冷僻作家,考官多半没看过,所以问题问不下去,只好请他退场,可惜了他多年的寒窗苦读之功。据他猜想,如果他答之以曹禺,或者莎士比亚,可能就会你问我答,皆大欢喜,满室生春,他演艺界的位子也就坐稳了。所以说世事难测,造化弄人他只好去参加七八年高考,一家伙考到人民大学,上了理科班,从此干起了数理科学的行当。

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写道:“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的下余部分就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我当时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

必须声明,这个故事是我讲给小波的,但它并不是我编的。他只须在罗丹的《艺术论》里好好找一找,就能发现它的来历。我把这段故事讲给小波,是因为其中有一种特别的气氛令人神往。那就像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里面的人心无旁骛地沉溺于美的感受,好像是脱离尘嚣,可以吃风屙烟的海上仙人。甚至他们那种童心未泯的相互争胜,都带有一种令人痴迷的纯真。小波傻呵呵地说“这多好啊”,正因为这种人在我们这儿几乎绝了迹,正因为我们不得不在一个与纯真的理想相去万里的庸俗世界中生存。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忙着两件事。一是想法保住嘴边的饭碗,这件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有句话说:四海无田,农夫犹饿死。当这件事基本解决后,譬如说升了大官,还要想法保住自己吃饭的家伙,想想历史上有多少达官贵人被砍了脑袋。没有舒适安全的生存环境,衣食无着,或者战战兢兢地在恐慌中生活,就不可能有那种心无旁骛的审美情趣。除此之外,对美好事物的痴迷,特别是那种被一根曲线打动到疯魔程度的痴迷,也绝对需要天才。在现代人里,我只知道一个人达到了如此疯魔的程度,那就是齐白石。齐老先生活到八九十岁,名满天下,仍旧是一片赤子之心。当美现身于前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抛掉自尊,五体投地伏地膜拜。看见前人遗作,就声称愿为其门下走狗,有一回看见一幅牡丹画得好,竟双膝一软,情不自禁地在画前跪了下去。在这方面,我们达不到齐璜老人的水准,但对那些古代希腊人仍抱有一片诚挚的仰慕之心。“摇落应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这首诗差堪道出这种心情。

当时父亲还挑了一堆工具书,其中有一本《几何学辞典》,一本《三角学辞典》,一本《代数学辞典,都是精装的,比城砖还厚,纸色已经发黄,看来有三四十年历史了,作者是个日本人,叫长泽龟之助。打开一看,里面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习题,看来是父亲当年读书时印象较深的东西,现在买回来给我们作参考,省得我们把智力荒废了。他总是告诫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未来的社会终归要靠有本事的人支撑。所以要作好准备,不可把书本荒疏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和小波就把长泽龟之助从书架上请下来研究研究。研究的心得是,谁要是把这些题都做出来,就够得上个专家了。这些题不光是多,有些还有相当的难度。它们属于初等数学的范围,但正像老一辈学问人说的,初等数学里是真有难题,作为对智力的挑战来看,丝毫不亚于高等数学。听说长泽龟之助不光编了这几本书,还编出了类似的一系列数学辞典。真难为了这些日本人,他们在学术领域里铁杵磨针般的踏实和细膩着实令我们叹为观止。我们挑出一些难题来做,开动脑筋,想得天昏地暗,一旦解出来时心花怒放,感到由衷的欢愉。这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快感,不包含任何利益动机。因为当时还没有考大学那回事,虽然有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但那是要推荐的,肯定没我们的份儿。想要在政治上晋身需要扮出一副天真的憨相去靠拢组织,还要学会讲一套言不由衷的阿谀之词,这和钻研数学题完全是南辕北辙。一句话,绝不会有人因为做数学题奖励我们,我们做这种事情完全是出于探求智慧之奥秘,以及深入理解人类创造的理念世界的一片痴心。

那时候我们也想开了,上山下乡是命里注定,上不了大学老子也认了,但一想起无知无识,在愚昧的黑暗中虚度一生就吓得毛骨悚然。没有求学的机会,老子就自己学,不管是文学,历史,哲学,美学,高等代数,微积分,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控制论,微电子理论,拿起来一通乱看,学得没什么章法,有时也不见得真懂了,只是觉得充满活力的脑子好像长出了许多利齿,需要像老鼠一样找东西磨牙。这种磨牙的东西必须有相当的复杂度,而且要首尾贯通,不能有逻辑上的破绽,这样磨起牙来才有兴味回头想来,我们是把数学一类学问看作一种智力游戏,希望通过它们磨砺思想能力,积累必要的思想素质,一点点进入充满智慧的理想境界。进一步追溯这种想法,就进入了站在生死源头的一种正本清源的哲学思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毕竟人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了不虚度此生,我们作为生具理性的生物,有必要对世界做一番完全的探索,同时尽可能地获取人类的智慧,从理性角度完善自身。虽说年轻人正在失去信仰,但对我们来说,这种对智慧和理性的崇仰已带有浓重的信仰成分。

小波虽然有一种涉足文学领域的倾向,但数学能力也相当不赖。他在五六年级时,有一回还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全年级数学竞赛冠军。因为他平时的学习成绩未臻上乘,捷报传来时,我妈妈都不敢相信。实际上他对数学并无特殊的偏好,使他得以夺魁的,是一种对天下事理进行推求的一般思辨能力,或者说,是在脑筋里滔滔流动、窈窕以寻壑、崎岖而经丘的一股理性的活水。

他的学业到了初中二年级即告中断,知识空白只能通过自学填补。好在他已是成人,智能已经全面成熟,就像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学起中学的数理化来好似拨弄小孩子玩意儿,有举一反三之能。至于文史之类更是如同儿戏,打开中学语文课本,看见一些酸文假醋,装腔作势的文章,觉得实在是误人子弟,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从云南归来后,他的文学倾向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一种内在的涌动使他不吐不快。虽然明知写出来也无处发表,作品的流传还会把他送到局子里去,他还是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写下他最初的作品。《刘三姐》和《战福》都是那时候写成的。

大姐曾多次跟我说,小波最使她佩服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毫无希望的时候写作。苦心孤诣地从事没有利益、看不见前途,甚至还带点危险性的事情,这是一般人做不来的。对我来说,小波干的事倒不难理解。首先,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心里装着一些有相当价值的东西,所以他要把这些东西倒出来。就像那位和氏璧的发现者卞和,如果不是对他手中宝贝的价值有十足信心,何至于趟趟上宫里献宝,把腿砍掉了一条又一条。只要他把东西写出来,它们就在那里了。至于世人何时才能发现这些东西的价值,或者是否最终会发现这些东西的价值,则非他所计。记得当时我曾经向他预言,他写的东西只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倚之成名的机会渺茫,想要发表大概是百年后的事情了。

但这一预言丝毫没有斫丧他的创作精神。现在看来,我的估计是过于悲观了。另外,他写东西就像鸡要下蛋,牛要产奶一样,不包含任何利益的追求,也没有沾名钓誉的成分,他服从的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毕竟不是所有人做事时都在考虑报酬。从历史上看,有很多人做事不求报酬,他们做出的事甚至不为世俗社会所理解。他们看见了,或者说是臆造出了一个超脱尘世的理想世界。对于那个理想世界来说,他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但从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人是违背理性的,他们陷入了一种古怪的偏执,或者宗教式的迷思。这就是小波提到的“反熵现象”,他把他自己也列为反熵队伍中的一员。

“熵”这个概念,取之于热力学,所谓“反熵”,指的是局部信息量的增加,这是违背信息量减少,混沌增加的世界大势的。对于小波来说,他使用“反熵”这个词,取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意思。有些反熵者不够走运,他们的偏执被历史证明为未能结出果实的不孕之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完成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在尘埃落定之前,为文明之轮的前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落脚点。他们还通过自身的尝试证明了有些偏执方式是没有前途的,以此为后来者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走运的人,他们的偏执被证明包含着远见卓识。人们最终发现,正是他们的那些一时无人理解的执着,遥遥指引着文明发展的方向。文明的发展,正如物种的进化,是从无数的变异中选择而来。

不合理性的偏执却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环节,这听起来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小和尚虚竹闭着眼睛乱放一子,竟误打误撞地解开了棋盘上的千古之谜。然而这种情形并非完全是小说家的杜撰,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们知道,严格的演绎精神乃是现代文明的骨骼,抽掉了骨头,文明就成了一堆软肉,站也站不起来。这种演绎精神,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肇源于古希腊的欧氏几何学。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看起来像是一种距现实千里之遥的虚拟世界中的道理,与宗教倒是有几分相似,但又没有劝化世人的功能。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看不出其中潜藏的实用意义。这种精神在古代中国从未真正发育起来。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太理智了,所以对这种与现实利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不感兴趣。对中国人来说,很多道理是那样清楚明白,对它们罗罗嗦嗦进行证明就像脱了裤子放屁,

是一种十足的愚蠢和偏执,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尽可能地删繁就简,避免繁冗,特别是永远不做不会带来实利的事情,这种思路看起来十足精明,无懈可击,没有任何缺乏理智的地方。演绎证明方法虽然能带来实利,但这种实利只有千年之后才能看得明白我们的祖先没有透视千秋的能力,这一点实在无足深责。所以演绎证明方法,作为文明的一条腿,就没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体上发育起来。至于这种少了一条腿的文化以后会遭遇什么困难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缺了这条腿,构造任何不含矛盾的复杂理论都难以成功,就像盖房子不抹墙灰,盖得高一点就要塌。而没有适当的理论作工具,对实利的获取将滞留在某个相对原始的水平。

貌似无理的偏执结出了硕果,而合乎理性的选择者却错失机会,有人也许会把它称作二律背反,列为辩证法的又一个例证。撇开这种表面上的戏剧效果,我们也许应该深入考虑一下其中的道理。对我来说,这无非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实在太复杂,或者人类的头脑太简单,除了眼前的有限几步,我们无法依靠我们的软弱理性看出符合人类利益的文明走向。这就是说,看似有理的方向或许事实上无理,而看似无理的方向或许事实上有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就是:向四面八方派出斥堠,同时随时准备改弦易辙,择善而执。千万不可大队人马集在一处懵头懵脑一条道儿走到黑。这就是说,独断和封闭的心态可能把大家带进死胡同,而开放、多元的心态将使我们把握更多的机会。而对那些按照自己的偏执方式行事的人尤宜保护和容忍,因为这些人正是人类社会派出的斥堠。

(全文完)

来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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