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二（初中篇）

在课业考试与政治考验中

（一）

1961年我从底层小学太平桥小学考进重点中学九中的初中，是一大提升。这一点，我在开学第一天就领会到了。

第一堂语文课，老师开口就说“我们做一个小测验”。那就是所谓“摸底测验”吧。我一看题目就傻了眼。很多题目涉及汉语拼音，要根据汉语拼音写汉字，或者为汉字标注拼音字母和音调。我在小学没有学过汉语拼音。

幸好当时很多作业本的封底页上印有汉语拼音字母表与“玻坡摸佛ㄅㄆㄇㄈ”那一套注音符号的对照表。我刚上小学时就学过玻坡摸佛，碰到生字一直用它确定读音。幸好那时也开始学英语，认26个英语字母和国际音标。于是我一边记英语字母和音标，一边把它们通过注音符号映射到汉语拼音系统。幸好二者发音多有相似性（特别是辅音），等学完26个字母，我也无师自通，掌握了汉语拼音的基本要领。过两个星期，下一次测验，就过关了。

其实，身为“南京大萝卜”，使用汉语拼音有很多麻烦。我一般分不清n和l，en和eng，in和ing，常常不知道该用z/c/s还是卷舌的zh/ch/sh，还会碰到其他发音混淆。比如，要用汉语拼音正确拼写“曾经”（céng jīng）、“沉浸”（chén jìn）、“沉静”（chén jìng）和“澄净”（chéng jìng），对我是难题。现在，用汉语拼音输入法写文章（我眼下正在做此事），输入一些字时，我经常要用“试错法”倒腾好几次。

班上同学中很多来自九中附近的好小学，长江路小学，大行宫小学，逸仙桥小学，等等。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很快了解到，他们小学教的东西比我的小学所教的多得多。这并非意外，但构成压力。那时候大概是智力、个性发展的开窍阶段，我很不愿意落后，一心想尽快补上。

全国形势改变了。1961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力图挽救大跃进失败的严重局面。学校的气氛也跟着变了。学校认真抓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家庭作业、测验、考试等每一个环节。家庭则一如既往，尽最大努力为我们好好学习提供条件。妈妈安排，姐姐她们在小房间共用一个大桌，我在卧室有自己的小书桌；又把书桌上面暗淡的白织灯换成明亮的日光灯。

进入中学，我的一大长进是意识到学习方法的重要性，很快把自己调理成像是安装了有效程序的学习机。程序的要点，是按老师的要求做，看课本，做作业，预习，依次运行。虽然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但我大体上把课业学习交付给学习机程序。真正的自我，心思所在，是看“课外书”，从中外小说开拓到各类文史及科普作品。

课业的学习在频繁的测验、小考、中考中前进。第一学期的期终考试，六门课程，语文、代数、英语、历史、地理、政治，我考了五门100，一门98（地理）。在注重考分的环境下，那是轰动全校的成就。第二学期开学典礼，安排我，一个初一学生，做大会发言。当我站在后台，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人群，觉得唇干舌燥，心跳激烈，胃部疼痛。总算按讲稿念完，面红耳赤地下台。当然，是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二）

初一时最爱好的课程还是语文，喜欢写作文。语文老师徐昭学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刚从师专毕业，高个子，年轻帅气，教学认真，待同学热忱。初一下快结束时，读了郭沫若一本文集中一篇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书名、篇名都记不得了。我读后生感触，导致思想发生变化。郭沫若赞扬了闻一多在研究《诗经》、《楚辞》等古典文献方面的重大成就，大发感叹：闻一多那种创造性的才能，如果用在科学、工程方面，会对人类做出何等重大的贡献！我读了这篇文章，联想到，我自己是否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数理化上，以求为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呢？那个年龄的孩子，恐怕很多人都接触到人生目标的问题。当时我们要写周记，给班主任看。我把这些感想写进周记。

徐老师看了那篇周记，约我到校园里坐在石凳上，谈了很长时间。徐老师说，他高中时候是想学物理的，因为家庭问题，没有能上大学物理系，上了师专中文系。他仍然热爱物理，现在也爱好中文。他鼓励我继续喜爱文学，又赞同我把重点转向数理化。这是第一次有“大人”、师长这样对我推心置腹地谈心、鼓励。我非常感动。

徐老师自己的生活很快就发生了重大转折。有文件下来，徐老师的师专学历不适合再在九中任教，要把他下放到江宁县禄口镇去教小学。当时那是遥远的乡下。学校召开了欢送大会。另一位和徐老师同时从师专分来九中的老师选择了退职，回浙江老家去。校长在欢送会上对两位老师的工作都给予赞扬，对他们去小学任教和回家乡两种选择都给予肯定。我们班的同学则连续欢送徐老师好几次。在教室开欢送会，到玄武湖划船，到中山陵游园。下一学年中，碰到周末，徐老师从江宁回南京，班上还会有七八个、十来个同学，相约去徐老师家看他。他家在四牌楼街，南工大门斜对面的居民楼。从二楼他家窗口看出去，隔街就是南工的教室楼。那边常常传来音乐，窗口闪过人影，是大学生开周末舞会。我们这边欢聚，聊天之外，嬉闹唱歌，热闹不亚于那边舞会。徐老师时常得提醒我们不要太吵，干扰邻居。

初二开学，我们的班主任又是一位新老师，王才富老师。那一年九中从师院分来两位数学老师，王老师和毛老师。妈妈说，他们那一届高考时，上级有精神，要招一些最好的学生进师范，充实教师队伍。因此师范学院“截留”了一些高分考生。王、毛老师都是这种情况。王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教几何。

我很幸运，就在我想要多学点数理化的时候，初二的课程，数学是欧几里德几何，物理是牛顿力学初步。这就打开了大门，让我同时进入人类创建的最伟大的逻辑体系中的两个古典大厦。很多大科学家、数学家都提到他们最初接触到欧几里德几何时感受到的心灵震撼。那确实是迷人的。王老师是锐意进取的数学老师，不仅在课堂上清楚而生动地讲述了必修内容，而且布置难易程度不同的课外题，对有兴趣的同学另作辅导。初二一整年，我跟着王老师，以做几何题为最高乐趣。

王老师也是一个热心的班主任，和同学交往很多。我们一些同学周末也会到他家聚会。记得那是传统的一进一进的老房子。王老师接待我们的房间里，挂着一幅中堂，样子挺古老，行书体五个大字，“诗成天改宵”——当时认为是这五个字。刚刚去网上查，得陆游《航海》诗中两句“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小时候认错了。虽然还远在文革“破四旧”之前，那年头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家挂古董条幅。当时联想，王老师可能有国粹家传。开班会时，他会熟练引用一些励志的诗词格言，比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等等。边说边写，写满一黑板，擦掉再写。

对物理的兴趣要到初三才达到高潮。我们家订有《人民日报》，妈妈特地为我们订的，希望促进我们思想进步，也开阔眼界。记得初三时看到上面刊登的胡宁的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这是我通过《人民日报》打开眼界的一个实例。为写此文，去网上查了，那是1964年1月21日，题为“狭义相对论里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的文章。胡宁是北京大学教授，理论物理学家。那篇文章为我开辟了新天地，或者说，让我一下子被吸进相对论的“黑洞”。我遍寻图书馆、新书店、旧书店，搜集关于相对论的当时可能见到的科普性书籍。到高中时我有十来本深浅程度不同的相对论书籍，插队时还曾带下乡。那是自己一个人的探索，罗伦兹变换，空间－时间四维连续体，……，我一点一点理解那些概念、公式。有所得，会掩卷叹息，觉得是在感悟宇宙的奥秘，领会人类理性思维的美丽。也就从那时起，建立了对爱因斯坦的持之一贯的尊崇。

当时各门课程都抓得很紧。几乎每堂课一开始，老师都会说：“拿出一张纸，做小测验。”测验的内容多半就是前一堂课的重点，如果认真复习、预习，不难对付。问题是，每门功课，天天如此，外加五天一小考、十天一中考，还有期中考试。初二结束前，我写周记总结，说“我们每天在测验和考试中度过。”王老师在班会上引用此话，以为是大实话。到初三，成了毕业班，课业负担更重。

在这个过程中，我扩展了身上的“掌握知识”学习机，增进其“答考题拿高分”的功能。学生不得不适应学校体制环境。回想起来，一方面，那个“学习+考试”多功能机器的效能挺高，一些学习考试技巧我后来一直沿用，另一方面，我内心抗拒降格成为机器人。我喜欢解数学、物理题（那是挑战与享受），也充分了解以题海战术对付考试的有效性。但是我讨厌僵死、机械的应试教育，反感束缚人、桎梏人的灌输、背诵式教学。我相信好奇、兴趣、主动探求是学习知识的基础要素，更是提升心智的本源动力。

（三）

我每隔几天就到学校图书馆一次。图书馆老师（我还是叫她阿姨），仍然给我特殊待遇，我可以捧一摞书回家。图书馆的书并不都开放，能看的书，是在党划定的范围内，从初一到高中，一步一步缩小。最初多看小说文史类的书，从鲁迅、高尔基起步。那时候，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普希金）和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受高度赞扬，也有一些欧美巨著（狄更斯、雨果、莫泊桑、马克·吐温、惠特曼）被肯定是“有进步意义”，还在流行的中国“老作家”的作品有老舍、巴金的小说、曹禺的剧本等等。我被潮流引导读这些书。又受兴趣驱使，读福尔摩斯和苏联反特惊险小说，记得很喜欢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短剑》。自己的文学鉴赏水平还在初级阶段：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觉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平淡，被狄更斯《雾都孤儿》感动，但奧斯汀《傲慢與偏見》那种世俗风情的故事则一直读不下去。

在泛读中，也开始作“延伸阅读”，就是追踪一个作者的作品，一篇一篇读下去。读鲁迅，从《呐喊》到《彷徨》到《朝花夕拾》，但是看不懂他的杂文。要到后来了解更多社会背景，才能理解鲁迅的犀利深刻。读郭沫若诗集《女神》，喜欢那磅礴气势。妈妈尊崇鲁迅，很高兴我读鲁迅。她了解一些文坛掌故，告诉我，鲁、郭曾有激烈笔战，鲁骂郭“才子加流氓”，郭曾批鲁“封建余孽”。这更加强了我读鲁、郭的兴趣。读了郭沫若的不少历史剧，从《屈原》到《蔡文姬》，再后来把他的其他著作，包括在历史、甲骨文研究领域的著名文论，也囫囵吞枣，翻阅一过。上文提到我思想发展受郭沫若一篇文章的影响。我读那篇需要更多文史知识才能理解的文章，就是因为延伸阅读郭沫若著作所致。读茅盾，是先看了《林家铺子》电影，再看小说集《春蚕》，再读《子夜》，和更早的《蚀》。

周末按老习惯去家对面的南京图书馆，那里书比九中图书馆多。阅览室门口有展示新书的橱窗，我看到好书，就抢先去借阅。

初二开始逛旧书店，那时旧书店有很多图书馆里见不到的书，例如民国时代出版物。买过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繁体字竖排本，长期放在枕边。热心数理以后，买过一些老教材，例如《范氏大代数》，抗战时中央大学附中在重庆就用的美国教科书，程度远超我当时课本。买过一本严济慈早年写的《几何证题法》。一次在夫子庙旧书店看到一套两本的《初等代数专门教程》，苏联教科书，供师范学院学生准备将来教学而精研初等数学用的。二手好书卖原价，我从口袋掏出多日积攒起来的一大把硬币，小店老板数了半天，收齐1.20元。这些书我一直用到高中。我相信，我自己研读这些书而领会的数学，非题海作业可达。

原主1957年买此书。R.T.是按威妥玛拼音法我的名字Ren-Tse的缩写。

也在家里翻找，意外发现了《圣经》，中英文本都有。我外公是基督教牧师，妈妈兄弟姐妹六人一直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从小学起就有美国老师（基督教徒）教课。妈妈见我读《圣经》，告诉我，《旧约》就是犹太人的历史，《新约》是基督的历史，你就当历史看好了。妈妈好像是为我读《圣经》提供正当理由，撇清与“宗教迷信”的关系。我也真把它当文史著作读，印象深刻的是，犹太先民历史展现的原初质朴人性，大为惊讶的是，爱情诗集《雅歌》坦率表露的热烈情感。《雅歌》语言直白，超过我读过的浪漫诗人的抒情诗歌。

在家中还找到妈妈的学士论文印本。抗战时福州沦陷，福建协和大学搬到闽北山区邵武，妈妈在那里读了英文系。论文题目是《Dragon in Chinese Literature（龙在中国文学中）》，英文中插入不少中文引文。记得第一页上就有引文：“初九，潜龙勿用”，用毛笔手写，插入英文打字文稿中。妈妈告诉我那是《易经》的第一卦。那里面的英文我看不懂，中文古诗词我也多半陌生。但我喜欢那个论题。我把那本论文收在我的珍贵藏书中，心想总有一天我能看懂。文革中，红卫兵到我们家抄家。尽管妈妈一再告诉他们，“那是我儿子的书架”，他们照旧抄遍我的书。《圣经》、那本论文和一些其他书籍从此遗失。

（四）

我思想的发展还有一条线索，和全国政治形势连在一起。回想起来，有三件标志性的大事：

——1961年10月，苏共22大，中共、苏共公开分裂，中共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式展开。

——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依此吹响阶级斗争号角：“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63年3月1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反修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斗争，又涉及民族主义。我的思想在这两方面都“被激动”。中央台播放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比如《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评论（“九评”），都是凌晨开始。我按时在半夜爬起来，听国际歌播放之后，播音员夏青、葛兰以激越的语调朗读那些“雄文”。我以为从中学到真理，学到昂扬斗志，还学到文采。卷入这种狂热的，并非只有我一人。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年长的人，程度不一地，多“被革命化”。保持清醒者只有少数人，而且这少数人还被严厉镇压。这直接联系到后来的文革大灾难。

我也热情投入“学雷锋”运动。“为人民服务”，舍己为人，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种种美德准则，全都尽力遵循。当时的社会风尚确实有理想主义的一面。记得前几年回南京，我都过了60岁了，上公交车，还是习惯性见人就让座。让座过后一看，那人显然比我年轻（当然他可能看我显然比他年轻）。但我在一个方面一直有保留。那就是雷锋所说，做党的“螺丝钉”，或者刘少奇所说，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过我把这种异见深埋在心底。记得有一次妈妈曾发过议论：“‘驯服’两字是用在动物身上的，怎么能用来说人呢？”妈妈对我们说话从来很“正统”，这是少有的例外。显然，在她心底，人格至高至尊不可弃。多年之后，我们在泗洪插队，回南京时，很喜欢到王咸家去，和他爸爸，南京大学历史系王栻教授王伯伯聊天。王伯伯是一二九时代清华的学生，后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文革中被闲居，和我们交谈，既关心当下政治，又饱含史家睿智。我们在乡下干活读书，回南京东奔西跑听得满耳小道消息，向老人汇报，发率直议论。有一天谈到兴头，王伯伯手持烟斗，笑指我和于含英说，“你们心底，都有叛逆性。”那是第一次一位尊敬的长辈以赞扬的口吻点出我们的“叛逆性”。回想起来，这点“叛逆性”也是从小就有的。

“阶级斗争”对中学生的影响，是逐步发展的。初中时理解的阶级斗争，多半来自“杀人放火偷稻种”的故事。那种阶级斗争指向外部敌人。到了高中时代，重点转向意识形态，转入思想领域，阶级斗争似乎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心里进行。到文革时期，则不仅涉及“老”的阶级敌人，还升格为斗“走资派”、“路线斗争”，中学生冲上斗争第一线。强调阶级斗争也导致“家庭出身”、“阶级路线”愈益成为生活中的突出事项。

回想起来，我们初一、初二时，家庭出身因素还处于“潜伏”状态。班上各种家庭出身的同学一般融洽相处。我装矿石收音机是跟张旺胜学的，他是部队干部子弟。他到我们家来，我们一起爬房顶，树杆子，拉天线，调线圈，一直到耳机响了，握手相庆。他再进一步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动手能力差，就此止步。汪渤海转到我们班，和我同桌。他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汪渤海上课不喜欢听讲，喜欢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写讣告。“某某某同志，上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军杰出指挥员……”，今天写一个上将，明天写一个中将，虚拟的名字，编造的生平。他对讣告的格式、措辞，有充分的知识；我根据我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之所得，对将军们的生平经历，也能提供修改意见。比如，一个出自红二方面军的将领，出生地放在湘鄂西洪湖一带为好。他乐于采纳。我们渐渐无话不谈。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许世友在延安打过老毛耳光子”的人。那时候，“老毛”这个称呼，平民子弟是不会说的，干部子弟，如果父辈不是红四方面军的，恐怕也不会说。

初二开学不久，新班主任王老师带新班委开会，我是学习班委。他向班干部们一般性了解班上同学的情况。记得谈话中间，他好像我不在场一样，发了几句评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班有几个‘小大人’，都不多说话，眼睛里有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的东西。”我是其中一个。这是间接接触到家庭问题了，隐含的意思是，这些同学有家庭包袱，心理负担。我并没有感到他有批评我的意思，但还是赶紧说了几句“多和同学谈话，加强群众关系”之类的套话。王老师也参加了班上同学在徐老师家的聚会。两位老师之间可能有交流。不久王老师和我谈话，讲了几句惯常话以后，就谈起他的一位同学：因为家庭问题，没能上大学，安排在街道煤基厂。南京人把蜂窝煤球叫煤基。“他每天为了社会，为了自己生活，坐在小板凳上打煤基。但他晚上还看书、学习……”王老师说的“坐在小板凳上打煤基”的景象使我脊椎发凉，但我体会，他的本意是鼓励我在逆境中坚持不懈。

初二时班上开始有人加入共青团，都是满15岁、没有家庭问题的好学生。几个新团员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满15岁之前，团员同学和班主任老师都让我写入团申请书。当时大家都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我也不例外。但我碰到大难题，因为要求我详细写“对家庭的认识”。和妈妈商量，妈妈说，她提供爸爸履历，让我抄录，我自己再加上对反动军官的认识。

这样我就第一次知道爸爸的生平。父亲高毅1930年代曾在南京、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戏剧活动，和赵丹、吕复等人熟识共事，且是亲密朋友。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军，长期是黄维将军部下的文职军人，在昆明，在武汉，有军衔，最后是少将。“镇反”运动中，他被判劳改七年。

抄写资料时看到（小时候妈妈聊天时也零星对我们说过），爸爸与赵丹等十人是“结拜弟兄”。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爸爸去世后，孃孃去处理后事，取回遗物等等。那地点在安徽，58年大跃进中劳改农场建的钢铁厂。孃孃回来后，我旁听到她说，她看到还有大字报批判高毅言行，有高毅说过“我当年认识蓝萍”的内容。劳教干部也对孃孃提及此事。抄资料时，我已经在书中读到过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界赵丹、蓝萍等人的一些事情。但我完全不晓得此事的严重意义，文革后才理解，说“我当年认识蓝萍”，足够死罪。

妈妈提供的文本有十几页，恐怕是历次运动积累而来。我摘要抄录了爸爸的履历，也有好几页纸。另外加了更长的批判和“认识”。写的时候我是既认真，又惶惑：爸爸的履历，组织都知道，我只是把妈妈提供的记录再抄一篇；对一个我两岁起就没见过、没有任何直接印象的人，我能如何“认识”，如何“肃清影响”？把申请书写好交上去，我如释重担，大松了一口气。我并没有抱希望。我姐姐已在高中，尚未入团。我只是走过当时该走、“被”走的一步。

回想初一、初二时期，虽然阶级斗争在最高层的推动下一波一波展开，我们初中学生还未被波及。两位班主任徐老师、王老师，都是关心同学，注意观察同学，善意提供帮助。他们没有在班上推行阶级斗争，或者以家庭出身为难学生。这真让我怀念感谢。

（五）

升到初三，形势变了。9月初开学，10月1号就是国庆。那时国庆游行的检阅台在新街口。九中少先队领到的任务是坐在新街口广场一圈，到游行结束时，起立欢呼雀跃，放气球，放鸽子。前两年参加过国庆活动。还记得市长彭冲带领少先队员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把“奋斗”发成“hundou”。我妈妈是福州人，我立即听出那熟悉的福建腔，f音发成h音。回家一问，彭冲果然是福建人。对参加1963年的国庆活动，我以为会依旧循惯例。

那天开班会，新班主任、化学老师盛老师，一位中年女教师，先说明了国庆活动的任务，然后说，“现在宣读参加国庆活动的同学名单”。她读了长长的名单，但是，没有读到我的名字。我的学号是13，等读过了我的学号而没有报我的名字，我开始犯疑；等到读完名单，仍然没有我，我就认为老师一定读漏了。我举手想发问，老师眼睛躲着我。我想，我是班长，国庆全班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我？我本来按标准肢势举手，胳膊肘放在桌面上，小臂竖直。这时我就把全臂伸直，举过头顶，希望引起老师注意。老师仍旧不理我。我突然明白了：确实没有我！我的手垂下来，我的头低下来。四周同学转头看我。我听到议论声蜂起。但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会后刚好是我所在的小组值日打扫卫生：把椅子放到课桌上，洒水、扫地、擦黑板、抹窗框，等等。全班48人，分6天值日，每组8人。我们这组同学中，还有另外两人也是不上名单的人。这一看就清楚了：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打扫完卫生，我们三人在教室前，靠着黑板，交谈几句。在场同学谁都一目了然：我们垂头丧气，如同霜打过的秧苗。

我当时并不清楚，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排除在国庆活动之外，究竟是按上级指示办事，还是本班独创。但我想不通，即便不让我们去，老师也可以用温和一点的方式处理，何至于要如此公开处置几个并无过错的年幼学生。而我在其中是更难堪的，因为我刚刚当选为班长，还准备要为国庆活动出力。

当天吃晚饭时，家里在九中的三个孩子，姐姐高二，我初三，妹妹初一，都灰溜溜的。妈妈问情况，原来国庆活动我们都没份。妈妈很生气：“岂有此理！难道我的孩子会在游行队伍里搞破坏吗？”大家在沉闷中吃饭。食而不知味。

显然九中各班有统一部署。不过我老是倒霉，总会落到最坏的处境，这次又是如此。她们两人都只是班干部个别通知一声，别的同学并不知晓，自己难过一阵，就过去了。但我还遇上后续事件。过了国庆不久，两个团员同学到我家来，和我谈话，他们一直是我最接近的朋友（以后也是朋友）。他们显然事先商量过，话说得委婉，意思很明确。大体上是两点：其一，不让我参加国庆活动是对我的政治考验，班主任和团支部共同决定的；其二，我的表现辜负了团支部的期望：打扫卫生以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表示对团支部不满，是不对的，要提高认识。

我很惊讶：没有想到他们团支部参与了此事决策。我很困惑：如果是有意设置的“政治考验”，究竟要我如何表现才能被认可、通过？记得我心底委屈、态度低沉地回答他们，大意是：其一，不让我参加国庆活动我想不通；其二，我和同学那场谈话是自然形成的事件，不是与团支部对立，我们半点没有谈到团支部。

我的回答显然出乎他们预料：我没有接受他们从代表组织的高一等地位提出的意见，我的想法与他们要我“提高认识”的要求完全不相容。谈话是在我家里进行，家人就在隔壁房间。局面很尴尬：我们既不能提高嗓门争辩，也没法再谈下去。多年的朋友关系是双方都爱惜的。我沉默地送他们出门。按以前的交往方式，我们还可以在院子里再站着谈，但我冷冷地把他们送到成贤街口。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觉得“政治考验”比“惩罚性处置”更坏——不仅要接受打击，还要表示心悦诚服，自己该打该罚。半夜爬起来，在本子上记下两句话：我怎么能通过政治考验呢？无解。和他们的友谊就此结束吗？非吾愿也。

此事从此再无人提起。我的入团申请，从此也再无人提起。

这次意外的打击，来自班主任老师和同学好朋友，让我心里沉甸甸的。经过好几个星期的思考，我渐渐平静，写了一篇小结，要点是；

（1）要通过政治考验，就像解一元5次以上的高次方程，没有一般求根公式。

（2）有些5次以上的高次方程是可以求解的，因此通过政治考验是可能的。

（3）我要想通过政治考验，希望在于：政治考验是可解的高次方程，比如说，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如

(x-1)(x-2)(x-3)(x-4)(x-5)(x-6)=0

这些想法以后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支柱。一年一年，我对前途的希望，始终寄托在那种按逻辑是可能发生的事件：所遇到的政治难关，即“高次方程”，碰巧是“可解的高次方程”，特别地，是那种容易的“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记得我在最悲观的时候，还是期盼碰到那个方程！

（六）

初中那几年是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缺吃少穿。与“吃”有关，记得有两个色彩完全相反的事例——胡萝卜和烧饼油条。胡萝卜：有一天晚上，我在做作业，妈妈从外面骑车回来，说，手都冻僵了。她到新街口旁边黑巷子里，“跟做贼一样”，从乡下来的农民手里买了一小袋胡萝卜，十来斤吧。后来好几天，胡萝卜用清水煮了，每人分一小碗，妈妈还老说，“胡萝卜有营养。”烧饼油条：逢到考试的日子，父母会提早到街头买烧饼油条。油条好像是1961年才重新出现，以前好久没的买的。我们一人一根油条，两个圆烧饼，寓意考试得100分。现在想来，真不知道那时他们如何能抠出钱和——特别是——粮票来的。

我中午在学校吃饭，但不吃食堂饭菜。记得那时中学生每月粮食定量32斤，是居民中最高等级，那是为了照顾青少年长身体。教师好像只有28斤，没有工作的居民只有25斤。我妈妈一直说，我是因为长身体时没吃饱，个子长矮了。要是长够了，应该和她的兄弟差不多，我四个舅舅，每个都不低于1米75，我只将就着长到1米7。那时候，如果我们家里几个中学生都把自己的粮票、油票交给食堂，午餐包伙，家里就难于安排全家全月每日三餐。九中有少量住宿生（包括侨生），他们油粮计划都在学校，所以吃食堂。我们走读生多选择更机动的安排，给食堂交一点加工费，吃蒸饭。在家里准备好一大一小两个铝饭盒，小的装菜，大的装米，都是妈妈准备。早晨到学校食堂，按妈妈交待的量往大饭盒放水，然后把小饭盒放在大饭盒内，再放到食堂大蒸笼中。一层蒸笼放满了，食堂工人就再加一层，摞起来。中午开饭时，工人把蒸笼一层一层抬出来放在大桌子上。我挤在一大群饥吼吼的同学中，要眼尖手快找出自己的饭盒，还要避免烫了手。蒸饭很香，小盒里的菜很适合80岁没牙老太太嚼。那时候觉得，也很香。

午饭后一般先回教室午睡。不过是趴在桌上迷上半小时。然后去操场锻炼。单杠引体向上，双杠双臂曲撑，草地上俯卧撑，等等。每天有定额，定期长定额。到初中毕业时，双臂肌肉，胸肌腹肌，都有点当今“健美男士”的样子了。可惜没有留下照片。记得体育老师仇老师也是新从体院分来的，原来是十项全能运动员。他带我们做体能训练、田径、体操，中规中矩。我对各项运动都很热心。上课时，仇老师常常先做示范动作，然后叫我出列，在同学中首先试做。我也乐于当众表现。

仍然踢足球。但那是庄则栋、李富荣登峰造极的时代，乒乓球是第一运动。所有的孩子都打乒乓球。课前课后，抓紧时间抢台子打。现在印象最深的一场乒乓球赛，不幸却是我的一场败仗。那天在大礼堂门口两张球台打球，男生一边，女生一边。“打擂台”式的打法，我大概已经打败了两三个同学，“霸台”一小会了。那边女生吕婉珠，假小子一般，到男生这边来，向我挑战。她是在九中旁边的中山东路体育场青少年体校练球的。为了照顾女生，把打“6颗豆”改成打“11颗豆”。哪想到那对我不利，我一开始领先的，但不抵她的刁钻发球和凌厉抽球，最终在全场哄笑中败下阵来。

还有不少其他课外活动。每年有一二九歌咏大会。那一年，我们班唱“太行山上”。练唱时，唱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后一句时，听不到女生的声音，而男生正在变声，音调高低不一，这时听来愈发分明。几次下来，大家终于憋不住了，男生女生一起傻乎乎哄堂大笑。我现在还有一些一寸的黑白小照片，纪录了同学们游玄武湖、中山陵、灵谷寺的快乐时光。在班上经常一起活动的同学，高谦民、许嘉惠、宋曼琍、黄静子、王小鸣、徐秋水等，我们成了接近的朋友。相互家访，课余谈天，少年友情弥足珍贵。

前面提到王老师说我“眼睛里有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的东西”，显得老成持重，这里补充另一个故事，作为平衡。大概是初一时，九中一位副校长，许校长，是参加过冀中平原抗日的老八路，一天到我们家。进门来，室内只有我一人坐在沙发上看书。许校长问：“你妈妈呢？”我抬头回答：“妈妈在厨房。”然后埋头看书。全神贯注，旁若无人。许校长只好转身，花了一点功夫到厨房找到妈妈。妈妈带他进屋，把我好一顿说，“太不懂事，没有礼貌！”妈妈把这个故事藏在她的记忆里，一旦需要证明我头脑简单、不会待人处事，就问：“还记得那次许校长到我们家来？”调出内存，瞬时即得。有时还在故事里再加一些生动细节，比如，“许校长把头歪过来、歪过去地看你”，“许校长咳嗽一声”。终于，几年前，回南京时，在她住的老人院里，我发动反击。我说：“科学家已经发现，那种行为是遗传决定的。那个基因和决定色盲、色弱的基因靠在一起。”我眼睛色弱。小时候，可能是第一次看色盲表，测出我色弱时，妈妈就告诉我，男孩的色盲色弱，是妈妈传下来的。抗战时期，妈妈在闽北山区读大学时，按政府要求，女生都参加过一年战地救护训练课程。她的医学知识多半由此而来。我惊讶的是，居然学到色盲色弱遗传学知识。但我的反击没有成功。妈妈一句“瞎说八道！”泰山压顶，把我盖住。

（七）

初三下，要准备报考高中了。那一年的规定是，每个考生可以报五所高中。先在五所重点中学（一中、九中、十中、宁海中学、南师附中）中选两个，再在普通中学中选三个。我因为“国庆事件”对九中失望，把南师附中列为自己第一目标。

浏览了中学名单，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我就决定：重点中学报南师附中、一中，普通中学报离家近的十一中（鼓楼）、十三中（鸡鸣寺）、加上城南的六中还是七中（记不得了）。我知道，这真正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如果附中不取，一中不会捡附中挑剩的，我就不可能上重点学校了。如果报附中、九中两校，则附中不取还有九中，总多一点指望。但我决心离开九中，甘愿为此承担一切代价。

我向妈妈说明我的报考志愿和我的理由。我说，我不想再和父母待在同一个学校了。她显然很担心，也试图劝我要“保险”一点。但她很快看出我心意已定，就不再多说，放我单飞。我真感激妈妈。

到附中参加考试，是姐姐陪送的。考数学和作文两门。中间休息时，她还买了一瓶汽水来。可能是买了以后匆匆赶来，打开汽水瓶时，响声很大，汽水喷出老高。她说，这是好兆头，一定考得好。作文考试监考老师是后来知道的英语老师吴耀卿老师。上课铃响，他在黑板上写下四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劳动之后”。我迄今不明白这个题目的意旨。我根据到江宁县农村劳动的经历，写了劳动后听老贫农忆苦思甜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典型题材，我想总不能说不符合“劳动之后”的题意。数学考题中，有一几何题，要证明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一个性质。我迅速做完其他题目之后，在这个题目上花了一些功夫，加了一个合适的辅助线，做出来了。后来听说，那个题目难倒了很多考生。

我继父在九中教导处工作，所以在公开发榜前，我就已经知道我被南师附中录取了。发榜那一天，我到学校去听正式消息，拿录取通知书。路过办公楼，迎面碰到王老师正走下那十几层高高的台阶。他看见我，快步流星走到我面前，笑着说：“取了，取了。”我当然做出第一次听到的样子，表示高兴。但王老师接着告诉我真正的新闻。他说，“你数学考了99.75分。有一题，题目给了两位有效数字，你的答案只给了一位有效数字，扣了0.25分。因为分数扣得奇怪，我们查的。”这一下轮到我真正高兴了。

后来才知道，我得以度过考高中的难关，确实是碰上了“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文革中，附中有一些大字报，批判校领导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招降纳叛”，招了多少“黑后代”进校。那些大字报分别点了一些同学的名，和他们的“黑”长辈。其中有一份提到我这个“反革命后代”。据说，当时请示沙尧校长是否录取，沙尧校长说（大意），“有这样的成绩，要取。”

当年我就很纳闷：是谁，能写出这样的揭发大字报呢？现在当然更无从查证。但总有人决定把我取进附中。我感谢他们，沙尧校长或是其他老师。

那一个暑假我过得充实而愉快。因为学习相对论，我的阅读范围扩展到哲学（时空观，“自然辩证法”），以及微积分初步（运动方程：速度、距离、时间）。我硬着头皮看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饶有兴味地做求导数的习题。我保留至今的早期笔记本中，还有这些内容。

临近开学，我满心期盼，到附中后，有好老师，好同学，还有，碰到“可以因式分解的6次方程”。

附录

初一快结束时，欢送徐老师的照片。前排右一是徐昭学老师，右二是少先队辅导员（高中同学）。其余是初一5班同学。我在后排右二。

初中毕业照。前起三排右二是我，二排右七是初二班主任王才富老师，右六是初三班主任盛老师。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排位，两位班主任坐中间，校长、教导主任三人在旁边（二排右三至右五）。

任赜

2014/9/30 初稿

2023/2/18修改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三(高中篇)

裹挟在革命化潮流中的青春

（一）入学之初

1964年我从九中初中考进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开学第一周，我们没有到学校上课，而是到市郊十月人民公社劳动。这既反映了当时全国革命化的形势，也反映了南师附中紧跟形势的传统。

我分到高一乙班。班上48人，只有4个是从外校考进来的。据说附中分班有惯例，俄语是甲班和丙班两个班，英语是乙班和丁班两个班，外校新生多分到甲班和丁班。一个星期不上课，大家一起劳动，休息时一起嬉闹，我结识新同学，相处很愉快。那次下乡，是收割水稻的农忙季节，我们干的活主要是在稻场上“掼稻”，就是人工脱粒：抓住一捆稻子，往木制稻桶壁上使劲摔掼，使稻粒落入大稻桶中。“掼稻”这活很对我的路子，我一捆一捆掼稻，大汗淋漓，十分痛快。

有一天半夜突然下雷暴雨。我和几个同学住在队长家门外空地上，每人以一块木板当床，支一个帐子。队长从家里跑出来，大喊：“抢场啦！”我们也一掀帐子，赤着脚就跟着他跑。庄上社员、其他同学也陆续赶到。“抢场”就是把散放的稻捆堆成大垛子，让稻捆少淋些雨。雷鸣电闪中，我们奋力干了好一会儿，场面紧张刺激。全身湿透了，心中很兴奋。

回校后第一堂语文课，布置写作文。我写了半夜抢场的故事。其中写到：“头顶暴雨，脚踏泥泞，我们跟着队长赶到社场……”。我是为了句子的对仗结构而在里面放了“泥泞”一词，明知它一般不做名词用。想不出有其他两个合适的字可用，就这样交上去了。

语文老师张和生老师是刚刚结束“援外”任务回来的，“援外”是到外蒙古教学一年。她在我作文本“泥泞”两字下面用红笔划了两道横杠，但没有改动，对全篇作文给予好评。我体会，她看出我用“泥泞”是别有用心，但觉得情有可原。或者用大词说，老师没有用语法卡学生的“创意”。我很高兴遇到这样的老师。

对张老师的语文课，还记得一件事。学毛泽东的《送瘟神》诗，有“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句，其中“遗矢”通解为“遗屎”，指血吸虫病后期病人发生水泻。陈光华举手发言，说：“‘矢’者，‘箭’也。‘人遗矢’就是人民起来反抗，用弓箭与反动统治者斗争。”他还引用“红旗卷起农奴戟”为佐证，说“戟”、“矢（箭）”都用来指农民起义。班上同学乐呵呵的，看来并不以为是，张老师却不以为忤，说：“聊备一说。”

英语课对我形成挑战。当时有两套英语课本，一套常规六年制的，一套实验性五年制的。九中和多数“外校”是初二开始用五年制课本第一册，初三用第二册，等等。附中则是初一就开始用五年制第一册，因此高一用第四册。我少学了第三册那一年的课本。其他从外校考进附中高中的同学也都面临这一挑战。

教我们英语的吴耀卿老师是我在附中最敬佩的老师。他是抗战时清华大学毕业。教学经验丰富，口语流畅，发音纯正，分析语法句型老练精当。他教学有一个著名诀窍“每日三句”，是每天必做的练习题。其中两题是中英翻译的句子，第三句其实不是句子，是若干词汇，要求中英互翻。那些例句、例词，多是老师多年积累的精华，也有少数是适应形势新添的反帝反修的内容。我们通过“每日三句”，日积月累，掌握了大量翻译技能和词汇。老师还鼓励我们写英文日记，读英文课外读物。凡是吴老师指示的，我全部照办。既是为了补一年课本的缺，也因为很享受这样学英语。

开学不久，我妈妈到附中听英语课。妈妈是学英文出身，教英语是本行。但50年代扩俄语压英语，她改教语文多年。60年代反修斗争中，俄语、英语地位逆转，她转回本行。为熟悉业务，和两个年轻教师一起到附中听吴教师的课。

那天上课，妈妈和其他听课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吴老师上课总是先做“每日三句”，惯例是同学自己举手上去做。但那天吴老师劈头就提问，张口就点名叫我回答，英国绅士一般，面露调侃笑容。晚上回到家中，妈妈对吴老师的英语口语教学大加称赞。

（二）高一班委选举及其影响

我进附中后新鲜而愉快的日子很快就嘎然而止。那是开班会选班委，汝小丁提名我当候选人。然后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时候，班上的同学我恐怕还没有认全，汝小丁是已经熟悉而且谈得来的少数几个同学之一。附中同学住校居多。我们俩都是骑车上学的走读生，放学回家走同一条路。从附中所在的三牌楼出发，经过虹桥、山西路、大方巷、鼓楼到鸡鸣寺，一路可以谈很多话。记得有一次，骑到鼓楼，谈话尚未尽兴。觉得从北京东路下坡冲下去太快了，就下车推着走，一路交谈，直到成贤街街口才分手。后来知道汝小丁的父亲是市委干部，到高一下学期他随父亲调北京而转学。我们迅速建立的友情，直接而单纯。

班主任是年轻的化学老师姚老师。他把大家的提名一一写在黑板上，再退后几步，看一看名单，略作沉吟，转身宣布：“每个候选人，自己报出身。”

汝小丁的提名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自认在班上是“外校”新人，缺乏“群众基础”。本来我对到附中以后可能遇到“政治考验”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附中是干部子女集中、红色政治色彩强烈的地方。但姚老师的“报出身”，仍然使我难以置信。我楞住了。没有退路：我既不能说我不参选，也无法躲避报“黑出身”。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说：“我继父、母亲都是中学教师。生父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我为“避秦”而换学校，哪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俱在“马克思加秦始皇”治下。我对新学校的天真希望顷刻间冰消瓦解。

实际上姚老师的“报出身”并非针对我一人。轮到王咸了，他站起来说：“我父亲是南大教授，母亲是家庭妇女。”说完坐下。姚老师追问：“还有呢？”王咸只好再站起来说：“我大哥57年在北航当学生时划了右派，已脱帽。”显然姚老师已经研究了全班同学的档案，掌握各家情况的细节。

后来投票，我还得了六、七票。我本未指望当选，这时更奇怪怎么还有人投我的票。我对自己的定位完全改变了。记得当时麦纪玲和我同桌，徐捷坐在前一排，我们还经常一起开小组会，因此接触比较多。多年后，她们回忆，对我“高一到班上不久的时候”的印象，用的是同样的三个字：“不说话”。我九中的老同学，有几个和我通信，一个同学在信中写到：“听说你到附中变成另一个人了，整天不说话。”我不说话是因为，“报出身”使我觉得我像是纳粹时期身上总要戴着黄色六角星的犹太人。在新的环境、多半还陌生的同学中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我能敏感地体会到别人的好意，也会用自己的全部好意回报。但是在人群中我先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我真感谢向我表示好意的同学们。我真怀念和同学朋友一起的种种经历。例如：我们讨论课业，做题目（陈劲、蔣为民、王咸、张豫苏、周光浩……）。我们早起跑步、冷水浴、雪浴（陈光华、王咸）。我们夜登紫金山在山顶露宿（陈劲）。我们在山西路、杨公井、夫子庙的旧书店流连（蔣为民）。我们骑车远行访皖南新四军军部而败归（陈光华）。我们暑假自发去江宁陆郎公社住农民家同吃同劳动（周光浩），等等，等等。如果再加上高一高二两年其他活动中的交往，加上我们老三届的“同学”关系一直延长到文革和插队期间，我和附中一些同班或不同班的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终身朋友。那是从附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甚至在我与亲近朋友的交往方面，那次班委选举也留下阴影，长期不散。举一个例子，是高二下学期发生的事。1966年4月15日到5月19日，我们高二和高三两届同学步行220里到盱眙县马坝公社，进行教改中的新实验，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在5月初举行。此前在2月的校运会上，我跑800米得第二名。按规则，各项比赛前两名进校队，参加市中学生运动会。学校让我们校队队员从马坝回南京参赛。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五台山体育场参加比赛。在马坝没有正常训练，又出力干农活，伙食向贫下中农水平靠拢，因此比赛没能跑出好成绩。

在南京期间，张豫苏的父亲去世了。记得报上讣告说，张豫苏父亲解放战争期间任军分区司令，进城以后长期病休。我想去参加追悼会，但因为家庭出身而自卑。我不知道那是否会是军礼仪式，担心我去不合适。当时班上同学除了我们几个校队运动员，都在盱眙农村。我因不能从众而愈加情怯。犹豫再三，终于没有去。张豫苏是极其忠厚友善的人。据蒋为民说，张豫苏初中就拥有一部高步赢的《唐宋诗举要》，令老蒋“五体投地”。我们都属于那个一起做数学题的小圈子，我们也是课前课后老在一起谈笑风生的一伙。亲密朋友中，他有时被伶牙俐齿的同学调侃，而总是憨厚一笑。啊，我多么怀念那少年友情！

进校不久，我交过一份入团申请书。遵从惯例而已。我已经把团组织看作是异化机构。不过倒过来说恐怕更恰当：我觉得团组织把我看作是异化疏离对象。不记得我有过团员联系人，因而我无需做我厌恶的定期汇报思想。这也正好让我把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学习、读书、锻炼身体上面。多年以后听说，有几位女生团员曾经打算“帮助”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入团，但没有实施。今天我想，感谢她们关心，幸亏没有实施。在强调阶级路线的环境下，那必定徒劳无功，还会增添我的尴尬：不晓得如何应对女生好意，又没有本事敷衍“汇报思想、提高认识”。

（三）高一教改：教学改革

我进附中，正好附中开始进行教改。教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批示、讲话，涉及到：（1）教学考试方法：“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2）走出校门：“学生要下乡下厂，还要到军队当兵，不能死读书，要联系实际。”（3）革命化：“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

省教育厅朱之闻副厅长来校蹲点、试验、树样板，主持了附中教改。65年1月教育部定附中作教改试点。高一时，教改的主要内容还在课业教学和考试，到高二，思想革命化成为热点。主线是落实上述“最高指示”，培养革命接班人。

我们高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还是正规闭卷考试。记得高一上的期中考试后不久，我们开小组会。大家在五四草坪围成一圈坐定。还没有开始谈正题，陈晞光笑嘻嘻地对我说：“祝贺你英语考的好成绩。”我当时在班上还处于不说话状态，又是走读生，下午课后一去图书馆，二去北操场，然后骑车回家。因此对班上情况很隔膜，班上动态往往到最后才知晓，此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分数。但听她一说，我如释重担：我少学一年课本的那一道坎，看来是跨过去了。那大概是我在班委选举之后，第一个提升心境的好消息。后来才晓得，我只错了一个词，没得满分。而我不认识的那个词，是我没学过的那一册书上出现的生词。回家晚上告诉妈妈：“英语期中考试，你帮我补的语法，都考对了，我自己该背的单词，没全对。”“错多少？”“错一个。”“太好了！”妈妈由衷欣喜的神情让我感动。

以后的考试就多半采用开卷考试、写文章报告等创造性的方式了。高一下的化学期末考试，老师宣布不做闭卷考试，同学可以自己选择灵活机动的创造性方式，显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我一直不大喜欢化学，在教改的自由化环境下，一学期也没有认真下功夫，临考就动心思找捷径。我和蔣为民常常一起逛旧书店，也都对一些哲学问题感兴趣。记得曾看到一本贺麟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按照欧几里德几何的逻辑体系，把伦理学展现成公理体系。我们都为这样的理论建构所折服。考虑化学考试的课题时，我们想到刚刚学过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印象中，曾见到讨论其哲学意义的文章，和辩证法挂上勾的。不是有“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吗？我们俩决定共同做这个题目。我们查看了一些书刊。现在想来，当年不会太困难就可以在诸如“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唯物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的书中找到有关内容。我起草了文章，我在课堂上报告：“从辩证法‘量变到质变’规律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蔣为民课后向我们小圈子同学如此描述他自己：“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手托腮，面带欣慰的微笑，就像老教授看着得力助手上台读报告一样。”等我做完报告，姚老师当堂打分，“老教授”及其助手两人都得了“优”。

高一下的物理期末考试，也不是闭卷考试。记得我做的是关于老式木杆秤的公开题，题目是老师指定的还是自选的，则没有印象了。题目大意是：给定一个木杆秤，有给定长度的均匀细棍秤杆，给定重量的秤盘和秤砣，要求在秤杆上标记显示重量（比如说1两、2两……）的秤花。这不能说是难题，但要花点功夫算。那时候代数刚好学了等差、等比级数。记得我用级数公式得出一个比较简洁的表达式，来确定秤花之间的距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这被认为是灵活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符合教改方向。这门考试我也顺利过关。

这里叙述这两次考试的情况，是想反映出那个教改的重要特点。这样的考试，否定了传统考试中出偏题怪题、以题海应试等偏向，不能不说有正面意义。但这种考试不一定能全面反应同学掌握知识的程度，或提供适当压力，促进同学努力学习。如果考虑到当时教学方式改革中的偏误，则缺陷就更加明显。

教学方式改革从反对“满堂灌”、教师“一言堂”出发，提倡启发式、学生提问、课堂讨论。然后逐步发展到以学生自学、“小小组”讨论为主，进而取代了以老师课堂讲授为主的正规教学方式。所谓“小小组”，由同学三、五个自愿组合而成，保持相对稳定，是自学、讨论的基本单位。记得高二下学期时，我和陈劲、陈光华、朱念慈组成四人“小小组”。学习的程序变成：个人自学，上课时“小小组”讨论（批评教改的人说：课堂像茶馆），同学提问，老师解疑、讲授。

我们高二数学是陶强老师教的。她是南京市著名数学教师，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的夫人。她在64年春曾请华罗庚先生来附中做报告，上课时也会不经意地提到她的朋友“华先生”，鼓励同学上进。我还记得推行“小小组”教学法时上课的情景。同学们以“小小组”为单位，或看书或演算或讨论，陶老师在课桌间走道巡回，不时停下来答问解疑。我看得出来，她一定是希望有同学问出对路子的问题，她好顺势向全班讲解。但同学一般哪有本事问出那样的好问题。陶老师就一圈一圈地绕着，态度殷切而无奈。一堂课下来，她实在没有机会作系统讲解——尽管她精通教材，熟知重点、难点，也满心希望全面讲授。陶老师以及像她那样的老教师，在教改中失去用武之地，无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真是可惜。

因为减轻了课业负担，我确实有了更多时间泡图书馆。每天下午，去报刊阅览室浏览一下报刊，去书库的开放书架翻阅有兴趣的书，一直是愉快的享受。记得曾经发生过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年建国院南头那一排平房图书馆，最东头的书库是49年前旧书，封存多年。教改后，有一天，居然开放了。我至今不明白这件事怎么会发生。但我在那里自由翻阅那些盖着中央大学附中图书馆印章的旧书时内心的喜悦，现在依旧印象深刻。

不妨回顾一下文革结束不久，关于读书的一件大事。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出版。第一篇是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李洪林那时由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第二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作者是曾彦修（署名范玉名，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那是党内改革派打破文化专制主义、推动思想解放的重大努力。

教改中图书馆开放书库，尽管只是短期的，仍然值得留下记录。

（四）高二当体育班委

进入高二，我有两大变化。其一，从走读改成住校。那是为了适应革命化的形势。记得高一下学期快放暑假了，蒋为民对我说：“班上有议论，走读生在家种自留地，天天晚上做题目到老晚。”我们不能落后于形势，在家走“白专道路”。于是我们几个同学都决定住校了。好在学校有足够宿舍，一申请也就批准了。

其二，我当选班委。班会上，从我的名字写入黑板上候选人名单那一刻起，我就低头屏息，尽力稳定自己——我没有料到又会被提名，只好提防再次遭遇难堪。老师没有要“报出身”。计票后，宣布选举结果，我心头一热，松弛下来。选举结果似乎和革命化的形势不合拍。班上团支部刚刚改选，贯彻红色阶级路线，由陈光华取代一位教授家庭出身的同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教授当时是被定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讲起来，我前半辈子经历中，恐怕仅有选班委是大体符合民主程序的：自由提名、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我相信没有人记录谁举手投谁的票）。新班委会中多数人都不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当选新班委分工，记得是陈劲当学习班委，关永琍当生活班委，我自报当体育班委。

我一直热爱体育运动。住校以后，每天早起跑步，很快就从北操场跑出去，到丁山（现在丁山宾馆一带，那时是小荒山），上山下山跑一圈。后来还发现，途中有一处十几米高的峭壁，要手脚并用，手抓树根或长长的野草，才能爬上去。我和陈光华、王咸等人每天跑完，再冲冷水浴。那年冬天，下了一场早雪。我和王咸用脸盆各装了一盆雪，到浴室把全身擦得通红，再用冷水冲。不过一辈子也只做过那一次雪浴。

王咸看了此文初稿后，回信说：“早晨跑步，洗冷水澡，雪浴都印象深刻，这些经历，受益终生。我记的是否受毛的‘体育之研究’的影响，如果是，此书值得一提。那时，阅过此书的人不多”。确如王咸所言，我们细读过毛泽东以笔名“二十八划生”发表在1917年《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而且身体力行。那是薄薄一本单印本，“内部资料”。我还记起一个细节：文中提倡冷水浴的一句话，“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那个版本断句成“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而不是把“足以”两字相连。于是，在那段时间，“冷水浴足”成了我们这伙人的口头禅黑话，要说谁犯傻出错，那就是“冷水浴足”。

我们热心践行此文提倡的游泳、登山。游泳不仅在游泳池，还到江（长江）河（金川河－护城河）湖（玄武湖）去，只差下海。登山还在山顶露宿。我和陈劲想体验露营滋味，按陈劲说法，“那时年少，头脑简单，心血来潮就行动。”星期六晚上不回家，各带一条毯子到太平门外夜登紫金山。我们熟悉山道，虽是第一次摸黑上山，倒也无惊无险爬高四百多米到主峰，在山顶碉堡中摸到平坦水泥地，倒头睡下。我们以为山上就我们两人，哪想到半夜里被宁海中学一帮连夜“打游击” 的同学打扰。他们用手电筒从碉堡枪眼照进来发现我们，满心希望我们是特务，再三盘问还不死心，直到其“追兵”呼叫迫近，才匆匆离去。山上蚊子多，我们夜里没睡好，一早就下山了。合王咸口气，两人独自夜爬紫金山，此事值得一提，那时，有此笃劲者不多。

高二寒假，我、陈光华、张豫苏三人商定骑车去皖南泾县访新四军军部。打算瞒着家里出发，留一纸条告知。但张豫苏临行前被他妈妈发现拦下。我和陈光华一天骑行二百多里，到繁昌进入山区，天黑下来。找路边亮灯的一个铺子歇下，那是一个豆腐店。我们在灶间铺草打地铺。那家人起早磨豆腐。我们到天亮起来，才发现只带了江苏粮票，在安徽买不到烧饼油条、任何食品。那时候各省有只限本省使用的粮票，出省应该换带全国通用粮票的，我们没有经验。只好打道回府。买豆腐也要票，但那家人让我们吃了一点豆腐豆浆再上路，我们很感激，多付了一点钱。

当选班委促使我改变在班上“不说话”的状态。为了不辜负“选民”信任，我也努力履行体育班委职责。甚至有过分之处。我和班长杨少阳配合，组织过几次晨跑活动，大家一起跑丁山。到那段峭壁前，我先爬上去，扣一绳索在树上，另一头扔下去，让同学抓住绳索攀援而上。多年以后才意外地听到一位同学说，那时经常被推动参加跑步锻炼，强度“令人痛苦（suffer）”。由此认识到，组织自认是“公益”的活动时，一定要强调自愿参加和自主掌握，不要让人有压力或超负荷。

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浪潮中，不少军体活动流行起来。下午在北操场，跑步、篮足球之外，多有扔手榴弹、练木枪刺杀和匍匐前进的。操场北边足球门后有一道砖墙，挡射门的球的。中央部分有两米多高，原地起跳，手够不到顶。两翼则大约一人多高。那天我和陈光华在足球门附近做体能训练，我一时兴起，想试试空手攀爬、翻越足球墙。试了几次，成功了。方法是：对着足球墙快跑，到墙跟前单脚起跳，以另一脚蹬墙上窜，两手搭墙顶，双臂引体向上，一腿侧举、以脚尖勾住墙顶，发力纵身上墙。我坐在墙上，满心欢喜，招呼陈光华上来。陈光华弹跳极好，是校运会跳高冠军。他试了几次，也成功了。我们坐在墙上，马上引起很多同学注意，争相模仿。几天之后，每天下午，都有许多同学练爬墙。男生爬高墙，女生爬矮墙，热火朝天一片。

常规运动项目中，我们班既有全校体育尖子，也有普及的每日早晨下午健身运动。那一年校运会，我们全力以赴，大面积丰收。陈光华、汪锦的男、女跳高，张传绵、朱琼瑶的女子中长跑，麦纪玲的女子100米，王咸的三级跳和跳远，我自己的800米，等等，都取得好成绩。其中好几个是校运会冠军，甚至打破校纪录。有的成绩是靠运筹取得的，如王咸的三级跳。王咸的百米跑和跳远成绩都很好，但没有把握能拿到名次；校运会有三级跳项目，是冷门，没有几个人练过。王咸机敏善学，大家商量，委以重任，他报了三级跳。我们几个陪他练习。蒋为民因为父亲是省游泳队教练，从小在体院见多识广，自然就当教练。按陈光华的说法，“老蒋当各项教练，样子都很像。”王咸只练了一两个星期，就掌握了要领，赢得第二名。跳远比赛中因为对手三次踏板犯规，王咸又幸运获得第二名。

回想附中年代，令我非常怀念的一幅场景是，那年头，那么多年轻人在操场上龙腾虎跃。

（五）高二教改：思想革命化

高二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年轻教师，教物理的谭老师。开学不久，让大家写周记，反映暑假中思想革命化进展。那年暑假我们家最大的事是姐姐高考。她的考分够清华录取线，但一个学校都没取。高考招生办设在南师，托熟人打听，说是姐姐的档案放在四类，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大学调看她的档案。当年阶级路线的具体情况在网上已经多有披露，要点是：对考生“进行政审，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家长被划为右派的，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第四类“不宜录取”实际上就是“不录取”。姐姐落榜，震撼我心。组织安排的出路是去新疆“支边”。她去了新疆。

我在周记中写了我对此的想法，大意是：解放前，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解放十几年了，劳动人民子弟在大学仍然比例不高，因此，多招收劳动人民子弟，少招收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是社会进步。

这是我在暑假中经过沉痛思索而达到的认识。我用“社会进步”作为对姐姐不公正的理由。在我，这是尽最大努力委曲求全，对事情作正面理解。到美国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和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称平权行动）”的原则，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上黑人被歧视，负面后果依旧存在，就在就业、招生等方面给予照顾，以期更快消除不平等。这叫历史性补偿。当然，上述阶级路线是政治歧视，与历史性补偿有本质区别。

班主任对我的周记的批语是：“还要提高认识。大学不录取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说，我姐姐不被录取，或者我将来不被录取（我深感难逃此命运），原因在于我们本来就不配被录取。我以后再也没有写周记交给班主任看。好在教改中许多正常程序被搁置，我的“叛逆性”悄悄得逞。

附中教改的特色是“思想革命化”，而革命化的核心是“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那是出自《人民教育》一篇短评的报道：65年7月20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他对侄子说：“毕业后你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就让你上高中，否则就不让你上高中。”朱之闻厅长、沙尧校长，一再要求同学们反复学习这篇短评，“树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的思想”，说这就是“解决世界观问题”。

1964年附中高中毕业生方玉，南京大学教授的女儿，弃考务农，到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落户，被树为典型。从那时起，附中教改中的“革命化”就和“上山下乡”紧密联结在一起。每学期下乡劳动，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从市郊的十月人民公社，到江宁县陆郎公社（步行80多里），到盱眙县马坝公社（步行220里）。在农村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一两个星期，到四、五十天。在乡下，引导大家想：克服怕苦怕累怕脏怕跳蚤咬的私心杂念，立足农村干革命。回城里，发动大家又破又立：破“唯有读书高”、“白专道路”、“成名成家”，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每周花大量时间在政治学习上，在劳动上（既在校内，也走出校门——我们曾经定期到工厂、火车站、饭店等处干活）。这个人为制造的“愿意”二字难题把许多同学推入思想斗争漩涡，纠结苦恼。那是一个调子越唱越高、内容越来越贫乏的思想革命化运动。

其实另有动人心弦的电影书籍等，推动我们走革命道路。电影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甲午风云》，书籍如王咸提到的“影响我让我听毛的话的另一本书是‘Red Star over China’，49年前老爸买的，现在已丢失了。”我也反复看过王伯伯那本《西行漫记》。印象中，那应该是斯诺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后写成的英文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中文初版书（1938年复社版），想来是王伯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买的。那本书是中国革命理想主义史诗，当年曾引导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后来又激发我们立志献身革命。年青的心，天然向往崇高的理想。

还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巨大，那是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1957年出版）。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整，此书后来只能半公开流传。认识于含英后听她说，她们一个小圈子的同学也曾经传阅并非常喜欢这本书。王瑾看了此文初稿后，回信说，此书对她同样“影响较大。我是到杨公井旧书店买到的。（曾照书中描述）到公园看书，训练专心，跑步，游泳等。”由这个小样本推断，此书曾经在附中被许多同学倾心阅读。我们不少同学是看了差不多的书，沿着差不多的路径走过来的。李锐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楷模。我特别醉心书中介绍的博览群书的情节：“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各种读书笔记……曾积有一大网篮”，“热烈地探求人生和宇宙的究竟”，等等。我在书上多处圈点划杠，写下“高山仰之（止），景行行之（止）”、“实行之”等批语。还有跑步、冷水浴、游泳、登山，我都曾躬行实践。

树立“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的革命世界观，始终没有引起我的共鸣。我渴望继续学习，不愿意弃考务农。我甚至已经选定理想的学校专业。因为我有色弱，按规定不能报理工农医等需要做实验、辨颜色的专业，只能报数学和文史哲等专业。我喜欢数学，但更想学相对论。那时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色盲色弱不限考。那是我知道我可以报考的唯一的数学物理类系科。因此北大数力系成了我的梦想之地。

我对“上山下乡当社员”的现实可能性有充分准备。我体力好，能吃苦。生活艰难并非压在我心头的负担。按照我的逻辑思维，如果给定充足理由，一个事业值得奋斗，那就无需犹豫，承担艰苦就是了。但是，按我读书所得和在农村所见，我并不信服“上山下乡当社员”满足“充足理由”的要求。

我对“愿意”二字难题引发的思想斗争，淡然处之。我已经不再写周记给班主任看，我和团支部“老死不相往来”。团支部书记陈光华和我在一个小小组，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锻炼身体，但我不记得任何时候谈过这个话题。在展示思想革命化成果的场合（例如班会），按惯例，我只需当听众而无需发言。因此，我有点像文革中所说的置身运动之外的“逍遥派”。

这样说，并不是说我超脱了那一场思想革命化运动。相反，从总体上说，我的思想被更广泛的、笼罩全国的革命化运动所蒙蔽。我相信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我严密注视1965年下半年以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等事态发展，已经“被发动”起来，要主动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

（六）文革初期活动及简略反思

清楚表明我当时思想发展状态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我是附中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由此爆发，很短时间内，大批学校机关都掀起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本单位问题的高潮。

我们5月下旬从到盱眙马坝回校后，全国文革浪潮逼人，校领导一面维持上课，一面组织大量政治学习，但没有把运动引向校内。周边一些中学已经进入校内运动，附中一些同学觉得应该跟上形势。6月8日，由我起草，我们小小组（陈光华、陈劲、朱念慈和我）贴出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开火！”，内容是批判高二教我们化学的周兴发老师，指他是坚持老式教学方式、抵制教改的“保皇派”。大字报是午饭前贴出的。被那张大字报触发，一两个小时内，校园就贴满大字报。初期大字报，多是针对历次运动挨整的人，以及被认为落伍的老教师。

本来我是太清楚这么多年来我妈妈是怎样教书育人的了，我也很理解老教师在附中那样的教改中的尴尬处境。那时所谓“老教师”，很多只有四、五十岁。但我写出了那张大字报。我认为老教师已经不能适应形势，是要被革命淘汰的旧人。我因为家庭出身饱受打击。我写的大字报，对周老师，是同样的打击。不过，这次我是站在革命和党的路线一边，攻击被认为是运动对象的老师。我在文革运动中还写过其他老师的大字报，参加斗争当权派会议、发言批判沙尧校长、朱之闻厅长。这些事我都做错了。以前我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些作为认错道歉。现在忆旧，仍然内疚。所以我在这里再作反思，提升认识。

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很快把运动推向极端。他们揪走资派、批斗老师，殴打凌辱，也把斗争锋芒指向同学。8月初，贴出从北京传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是“自来红”，出身不好的同学成了“狗崽子”。本来出身不好是指“黑五类”，而附中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多半来自知识分子（教授、工程师、医生、教师等）家庭，现在也一概定为“出身不好”。从此文革变成我们挨整被践踏的运动。

红卫兵勒令我们回家造反，写批判父母的大字报贴在家外墙上，让邻居都能看到。他们到一些同学家，抄家打人焚书烧画。高二乙、丁两班红卫兵召开批斗会，用皮带抽打多个同学。9月17号，把出身不好的同学数百人带到曾经去劳动过的陆郎公社，到社员家住下，每天围坐在社场上“挖烙印”（源自毛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出身不好”的同学每人挨个挖来自家庭的坏思想烙印，痛批自己“混蛋”。红卫兵和“二黄”（指出身不好而追随红卫兵作恶的同学）再加倍上纲、粗暴辱骂。有的同学被整得几乎精神崩溃。挖了十天，9月28号才返校。

我有一本66年下半年的笔记本，记录了我文革初期活动。8.3班上两个红卫兵“贴出题为《彻底埋葬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的大字报”，联系附中情况，批判“中国青年报的《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我认为其观点片面，“重要的是（他们）只谈一面”。红卫兵要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公开承认自己是“混蛋”，作为准许参加革命的条件。本子里有我8.12写的一段话，前后都用钢笔、只有这段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语气强烈，应该是受刺激而写。文中有一些拼音缩写，全文是：“坚决彻底地相信群众，信任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我有很多混蛋之处，但不全认为是混蛋。要干革命，现在是主要面。不管怎么样，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为共产主义贡献出一切。很多实质性的问题都还没有开始辩论，要准备这一场战斗。”

我拒绝承认自己的“混蛋”，还准备战斗。但笔记显示，后来我并没有在校内战斗，而是退避到校外。或许是出于谨慎明智，自我保护？我关注文革动态，天天到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看大字报，跑一些中学看运动局势。8.31记录：“北京来学生与南大等同学辩论，从七点到9.1晨五点”。又记：“和Kao约定搞各校运动简报”。Kao是我初中同学高谦民。我们一起到几个中学了解运动开展历程，采访被压同学。有一次找一中一个被校领导发动全校批判的宋同学，他说在校内被校长爪牙监视，约我们到白鹭洲公园谈话，像地下党接头一般。

笔记本中间夹有一纸条，内容是：“R.T.速去我家。谈谈今天下午学校里的情况。陈劲9.8晚”。所指“情况”是红卫兵批斗殴打同学。

那天我在校外活动，回家看到书桌上陈劲留条，去他家，听他讲事件经过。我们愤慨痛心，判断整人局势还会恶化。

过几天我接到通知，要下乡“挖烙印”，出身不好的同学必须参加。我知道此关难过。我无计可施。于是去找陈光华，他是那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我说：我和几个外校同学天天到各校看运动，一中、十中等等，想继续这样参加运动，编中学文革简报，能不能不下乡？他同意。我躲过这一劫。

躲过初一，还有十五。“挖烙印”的同学回校后，红卫兵贴出通令，点名若干“黑五类”子弟包括我，定时去北操场集合。我按时前往，我的同班同学Y在树荫下站定，让我们在似火骄阳下站成一排，听他训话。他宣布为我们专设“红外围特别班”，勒令我们天天去报到，“补‘挖烙印’的课”。喋喋不休一小时训话，挨个痛骂每一个同学，主线是：“你们这些‘狗崽子’，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混蛋’，通过狠挖‘阶级烙印’，争取不当‘混蛋’。你们要甘当‘混蛋’，我们也不允许！红卫兵会帮你们‘触及灵魂’！”我们当然很清楚“触及灵魂”与“触及皮肉”的辩证关系。此事几年前我曾写入一篇反思文章，其中有陈光华为整同学道歉的内容，请陈光华转发给Y，意思是，我们一起翻过历史那一页吧。Y回应说，不记得我说的情况了，“当时认为他思想太复杂，看那么多哲学书”。这句大实话让我具体了解当年现实面对的指控。在“挖烙印”中被定为“思想复杂”，绝无可能轻易过关，一上纲，“封资修徒子徒孙”之类的帽子现成，我若依秉性去分辨理论，“死路一条”。

到10月1日，形势陡变。《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公开批判“资反路线”，接着有一些“中央首长”（特别是陈伯达）讲话，把“血统论”对联列入“资反路线”。我没有去“红外围”“补课”，不几天它就宣布解散了。大串联在全国热火朝天，但校内还存在红卫兵不许非“红五类”同学串联的禁令。我想突破，和蒋为民商量，一起去找以前关系挺好的高二丙班吴芸生，红卫兵“八一战斗队”的头。吴芸生依旧友善，为我们开了串联证明。后来他的战斗队（还有其他一些干部子女）加入了批判血统论阵营。我们回家要了钱，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班上同学闻讯立马找我们，说是要有福同享，路条共用。到晚上，聚集了班上男生女生十来个，从下关乘轮渡到浦口火车站。大家已经在站台等车了，还有人担心会有红卫兵来查出身，把我们卡住。到北京一看，简直天翻地覆，中学生到哪里都畅行无阻，乘车不要买车票，接待站不要证明。我们不再低人一等。10月18日，在长安街，人人都是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但在我们心里，界限分明：我们把鼓吹对联掀起八月“红色恐怖”红卫兵称作“老兵”，或者是“阶级斗争红卫兵”，而受“自来红”压迫、在批判“资反路线”中挺身站立起来的，则是“路线斗争红卫兵”。这两个概念有普遍意义：文革史中通常统称为“红卫兵”的中学生组织中，多半存在如此对立的两派，至少在有高干子女云集的重点中学的大城市是这样。

我和蒋为民、王咸、陈劲、周光浩从北京到武汉、长沙、杭州、上海串联一圈，回来成立“换新天”战斗队。十来个高二乙同学加入，天天一起学习讨论、写大字报。后来因为支持江苏省“1·26夺权”，我们和观点相同的同学、特别是高三丙同学的造反队，联合组成“井冈山”战斗队。

我们批“资反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批判血统论。论战中，老兵的代表作是高三乙刘迎胜的“试看明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自来红”霸气凌人；我们这边的代表作是高二丙高惠敏的“高干子弟与资本主义复辟”，批判特权制度弊病鞭辟入里。现实是严酷的：后来，老兵纷纷参军，我们几乎全下乡插队。再后来，在招工、招生中，干部子女（只要父母不是文革批斗对象）都占先机。党的阶级路线、领导人的私心，保障了干部子女的特权。制度性的干部特权在文革中、文革后一直延续下来。

差不多两年期间，在我们三四十人的小组织“井冈山”战斗队，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关心国家大事”，学习、读书、交流，打篮球、游长江、登紫金山，甚至扒船扒车游庐山、黄山。我们追求纯粹彻底的革命目标。我负责“井冈山”战斗队的教改批判组，和王咸、徐捷几个同学多方收集资料，包括“向上挖根源”找朱之闻厅长和支持他的省委刘顺元书记面谈调查，编写了“附中教改大事记”，硬把教改定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我们参与了社会上两派斗争（“井冈山”属于江苏省更激进的造反派组织“红总”），“追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投入“揪军内一小撮”，参加多种集会、写文章、拎浆糊桶上街刷大标语。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最初的思考探索，广泛收集造反派报刊资料了解历次政治运动内幕，关注清华“井冈山”“团派“与“四一四”两派论战，阅读马列著作，追问社会弊病根源。我们短暂地挣脱“阶级路线”枷锁，打破“自来红”血统论压迫，在那一特殊的权利真空状态中，得以按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自立自主行事。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井冈山”战斗队在队部小楼（东二楼）前合影，我在后排左三。

当时没有认识到，我们是被裹挟而走在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上。是的，我们反抗“自来红”血统论压迫，是正义的。我们批判官僚腐败和（当时以为是）“封、资、修”导致的社会弊病，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但是，我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动追随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从根本上错了。

“根本”的错误，是把谬误认作真理。文革指导思想——阶级斗争，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全面占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时我以为是真理。这些文革理论观念与我现在认同的普适价值——人权、自由、法治、民主、平等、社会正义等等，完全悖离。

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跋涉，我才走上正路。这里只能最简略地描述其要素：

——插队的底层实践。农民终年辛苦，缺吃少穿。耕作场景与两千年前睢宁汉墓画像石上所绘图像，简直一模一样（见下图）：有人使牛拖犁耕地，有人随后撒种，有人荷箪食。我们看到基础层面的真相，进而探求“革命”的本质含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有了根基。我们认识到，在如此落后的穷乡僻壤推行反资反修的革命，不能为民众消除贫困、增进福祉。

——林彪事件。它使神坛圣主形象轰然坍塌，我们从迷信中觉醒。

——油灯下读书思考。我们在农村一直尽力找书读书。附中同学乐于传书，也长于弄书。林彪事件后解禁了一批书，我曾经从重新开业不久的杨公井旧书店一次背了二三十本书回乡下。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到法国启蒙思想到德国古典哲学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国通史、世界简史，我们一点一点啃。从中我们领略人类的思想精华。

睢宁双沟出土汉墓画像石，下部有牛耕图。睢宁离我们插队处不远。

写作此文时，翻阅旧日记笔记本，察看思想发展历程。看到1972年5月间写的几篇札记，或可作醒悟的标志。文中写到：“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仁，礼，人权，……历来人们提倡、崇尚、追求的目标”，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宝库”中的“思想结晶”。进一步，把历史演进路径概括成：“社会进化，人也发展，普遍性观念得到越来越大程度上的实现。”这就是说，那些源远流长的“普遍性观念”，是我们要继往开来、渐进逼近的理想。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引领文革大潮。六年后，我在农村，对那篇社论所揭橥的文革教义，做叛逆性转向。可以判断，至此我已经与当时正统意识形态分道扬镳，服膺人类普适价值观念。

结语

我在高中待了四年。前两年，从1964年秋入学到1966年6月，完成了高一、高二的学业。后两年，文革中，在校停课闹革命，直到1968年10月去苏北泗洪县插队。至今还保留有入学初、离校前的两张照片，片中人神态迥异。入学时十六岁的少年，稚气已脱，专注沉郁地凝视前方。下乡插队前，告别南京时，二十岁的青年在长江边上显得自信乐观。——我想，那点底气，委实要归功于在“井冈山”同伴中度过的两年。

那段经历，一方面，不堪回首，我希望任何人都再不会遭受那个时代的磨难，另一方面，不虚此行，在这四年中，有追求，有友情，有欢乐，还有文革中的迷信盲从犯错。那四年酝酿了后来的觉醒，其后几十年中，我的思想发展脱不开对那段经历的感悟。晚年回顾，最珍惜的是：在看似无望的处境中没有消沉而放弃向上的努力，当年相伴而行的朋友们。

任赜

2014/11/20初稿成

2023/2/16增补修改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四（逃犯篇）

从自行投案到越狱当逃犯

（一）概述

清查“五一六”运动，按时间跨度或地域范围来看，都应该算是中国1966－76十年期间的最大案件。我在这个运动中的经历有点特殊。其一，“自行投案”：我不是被抓进去的，而是从插队处泗洪县界集公社到南京找上门去，试图向当局澄清问题，被单独囚禁、隔离审查。他们说我是“自行投案”。知青朋友说我说“自投罗网”。其二，越狱逃跑：我不是被结案放出来的，而是撬门翻墙跳窗户逃走，在外面当逃犯躲避一个多月，又回到界集，以逃犯身份，重过知青生活。其三，逃犯“讨说法”：我越狱后，当局小分队曾开吉普车去界集追捕抄家，我则从第一天起就向上级申诉控告。此后四年，大体上是我追着他们要求纠错，他们从高调威胁压迫我，到抵赖推脱责任，到最后算是认错、肃清影响。

校友吴小白所著《南师附中文化大革命风云录》2012年登到网上，迭经修改，2014年4月在香港出版。叙述附中清查“五一六”运动时记述了我“因不认同对井冈山学生的‘审查’”，“只身前往南京市清查‘五·一六’领导办公室交涉，为井冈山同学辩护，被认为是‘自投罗网’。由南师附中相关人员押送到工宣队派出单位3503厂看管”，“当天”“利用看管人员的疏忽，成功‘越狱’，逃回了苏北农村”。

这里关于我的故事，细节有差异但无大碍。曾有朋友读后来函问我，是否有此非常经历。其实早在2007年，因为参与附中老三届网站关于附中文革史的讨论，我曾起草过一篇有关回忆录。因为当时网站上缺乏正常讨论的氛围，就搁置下来。

现在我把旧稿修改补正成此文，作为忆旧系列的又一篇。隔离审查和越狱逃跑的情况，主要依据我当逃犯时1971年3月28日寄给界集公社大王大队和我一起插队的知青的一封十页长信。此信后来又转回到我手中，保存至今（照片见下图）。那是详细的第一手记录。当时的许多细节，如果没有这封信，根本就记不清了。回到界集之后到1975年结案的情况，则根据日记中的简略记载勾划出轮廓。

我当逃犯时1971年3月28日写的十页长信

（二）背景：清查“五一六”运动

“五一六”兵团始于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组织的红卫兵组织，组建时不超过100人。他们炮打周恩来。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指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这个案件在几年中越滚越大。到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20号文件，宣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这就把1967年8月全国普遍发生的“纠军内一小撮”运动与“五一六”集团挂上勾。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教师、职工、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不了了之（参看 http://www.baike.com/wiki/五一六分子）。

江苏省不存在“五一六”组织，但江苏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重灾区。资料如下（丁群：冤狱遍地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和立案审查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 （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在1957年的 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这表明，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当年反右派斗争伤害面的20倍。

作为清查“五一六”试点单位的南京大学，全校被打成“五一六”的多达1560人，占当时师生员工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的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的21人。

1967年“一月风暴”中江苏的一月二六号夺权，支持者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是“好派”，反对者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是“屁派”（或写成“P派”）。“好派”参与1967年8月“揪军内一小撮”（许世友）。我参加南师附中“井冈山”组织，属于“好派”，与属于“屁派”的八二七组织“红联”在校内合作，与二者联合与老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军”因“自来红”血统论而对立。我们“井冈山”只有三、四十个成员，以高三丙、高二乙两班同学为主。多数“井冈山”同学住校参加校内运动。我们也密切注视全国、全省的运动形势。当时以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1967年夏天，一是因为中央号召“揪军内一小撮”，二是因为反感许世友自军管以来镇压造反派的行径，我也参加过一些所谓“反许乱军”活动，都很简单，开会刷标语贴大字报而已。当时“井冈山”同学的家庭（父母或其他成员）几乎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大家力求以“正确态度”对待，心中不免还是有压力。但是年轻人有机会独立自主过日子，生活依旧丰富多彩有朝气。我们从已关闭的图书馆偷书看（下乡前还回去了），打球爬山游泳，还找机会外出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例如1967年秋天，我们八个同学（三男生，五女生）一起游庐山。后来还和“井冈山”同学一起游黄山、宜兴善卷洞等。

1970年以许世友、吴大胜为首的省革委会以南京大学为突破口展开深挖“五一六”。先肃清“好派”，把“好派”头头、骨干和大批群众都打成“五一六”分子，然后又扩大打击其他派别——屁派、第三派即江苏省促联，扩大到他们曾经解放、任用的地方干部，甚至扩大到军内。我们自1968年10月就到界集插队，在乡下陆续听到日益严峻的消息。南大树立的“宽”“严”两个典型，正好我都认识。“宽”是朱念周，“严”是朱日昭。记得他们都是南大“夺权大队”成员。“夺权大队”是“好派”核心的南大“红四联”的四个组织之一。我们“井冈山”的一些同学，自“一二六”夺权以来，就和“夺权大队”有联系，也就认识了这两位活跃人物。

记得朱念周是生物系学生，她是南师附中毕业生。据资料记载：南京大学率先被关押起来的学生朱念周，几经硬顶软抗，并且几次企图逃跑、自杀，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江苏‘五一六’的第一号种子。经过进一步的追逼，这些被作为突破口的人，又不得不交代了所谓的上下级关系；有的人还在小分队的逼迫指使下，画出了所谓“五一六”的联络图。在胡逼乱编之下，南京大学“好派”“红四联”的组织部长，成了南大“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组织部长，所有“红四联”的积极分子和同情他们的干部，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五一六”的幕后策划者。

我们和朱日昭有更多交往。他有时到“井冈山”队部（附中东二楼）来，我们也会到南大低温楼找他，隔一段时间就聚谈一次。记得他自我介绍说他是研究低温物理的研究生，但现在网上资料说他是物理系教师。见面时，多半是他向我们介绍文革动态，我们一起讨论文革中种种问题。他也乐于和我们聊天，谈读书，谈经历。在我接触到的大学或工厂的造反派中，朱日昭像是一位可尊重的学长，有见识，友善，能深谈。他在清查“五一六”中抗拒交代，被严惩。当时公开报道：1971年2月4日在南京大学操场召开“宽严大会”，宣布红总第三号头头葛忠龙和其他9人坦白从宽，朱日昭抗拒从严。他被重判20年徒刑，时年30岁。

朱念周、朱日昭的从宽从严处置，当时被大肆宣传以推动清查运动，很快就传到泗洪乡下。我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经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三）隔离审查

1971年初，清查“五一六”运动波及到我们“井冈山”的同学了。在泗洪界集插队的何立群、顾浩被抓回学校，从界集上调到沭阳柴油机厂的金乐平在厂里被隔离审查，参军到山东的陆炜在部队被隔离审查。当过“井冈山”中心组成员的，还剩于含英和我两人在外边，分别在界集大王大队9队和12队。这两队的知青，相处如一家人。

我当时判断，附中抓“五一六”分子而“井冈山”首当其冲，一定与所谓“反许乱军”活动有关。报复性地整人，就有可能再扩大。按照南大那种顺藤摸瓜的搞法，我们已经笼罩在阴影中。界集是很闭塞的地方，附中开吉普车到乡下抓人抄家，实在是罕见而耸动的事。本来知青有很好的声誉，这一下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记得一次在地里干活，远远看到一辆吉普车开到庄边停下，周围社员都扭头看我们知青。我和另一知青只好拔腿往庄上走。结果是虚惊：那是一个本庄出去的部队干部，到某处支左，顺道回家探望。多年以后，在美国，有一次我们聚会吃饭时谈起抓“五一六”的事，王亮说，那时在界集插队的“红联”同学也很气愤，他看见公路上来吉普车，就唱：“警车叫，跳下来鬼子搜查急……”（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粥棚脱险”中的唱词）。

我在1967年夏天参与的活动，既没有武斗，也不涉及阴谋。当时谁知道有什么“五一六”组织呢？我想到附中去，向他们讲清楚，我们没干什么坏事，也不是“五一六”分子，以避免他们再到农村造成恶劣影响。我只和少数同学商量，而且先表态（避免有“攻守同盟”之嫌）：我说明我的看法和打算，请你理解；这件事我自己负责，不请你支持。我也提到，这一去可能是“肉包子打狗”。但这样的坏结果，未必比在界集等待而被抓回去的坏结果更差。我宁愿做一些努力，争取好一点的结果，也不愿坐以待毙。秉性如此，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行事的一条原则，尽管那一次努力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下面根据我1971/3/28的长信叙述从“自行投案”到越狱当逃犯的经过。直接抄自该信的内容，放在方括号【 】中，以资识别。

【“二月十五早晨我离开泗洪，……到南京下车后直奔延安区革命委员会，旋即被鲁迅中学带至3503厂。十小时汽车的颠簸还没有恢复，面临的就是一间单人隔离室。据三天后鲁中的李书记、工宣队刘队长说，我是自己来的，不办学习班，也不限制行动，但实际上我是被最严格地单人隔离的。上厕所必须报告并有人带去，晚上门从外面反扣起来。审查我的人认定我是五一六分子，要我交代许多罪行。他们点的问题，是我从没干过、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我反复申述辩白，要求见鲁中和延安区的领导，遭到拒绝。这样过了十三天。最后到了不承认、不交代就要批斗的地步。二月二十八日凌晨，我离开了隔离室。】

当时鼓楼区改名延安区，南师附中改名鲁迅中学。3503厂是南京军区服装厂，厂区与附中相邻。该厂派工宣队进驻附中，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在附中掌权。那时从泗洪到南京，要从洪泽湖西边按顺时针方向绕湖大半圈再往南，一早从泗洪出发，经泗阳、淮阴县、洪泽、盱眙马坝、六合，约十个小时，傍晚才到南京。现在从南京到界集，走高速公路经马坝转盱眙过淮河往北，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住过两间隔离室。第一间，七步长，五步宽，门是朝东的，每天早晨八点到十点，从窗户的木栅栏中可射进一条条阳光。第二间，六步长，不到四步宽，唯一的窗户用板钉死。这又是一个套间，白天也是伸手不见五指，所以二十四小时开着灯。】

【晚上，灯光刺着眼睛使我不能入睡（你试想想这样小一间房间中头顶上一盏四十瓦的日光灯！）。白天，镇流器的嗡嗡声扰得我神经无法安定。我诅咒这该死的日光灯！】

【我的审查人员有四个。有时也多至十几个。他们循循善诱，他们也声色俱厉。他们引导，他们也批判。】

四个小分队成员，两个是3503厂工宣队的，另外两个，一男一女，是附中老师，我都不认识。后来听附中老师说，附中教师参加“五一六”小分队的有杨志年、黄伯助和一个女教师（后来调出附中了），其中我只认识杨志年，但他没有审过我。另有“狱卒”——文革在校时我们就如此称呼看管劳改队的红卫兵小同学，两个狱卒与我形影不离， 还有十来个狱卒招之即来，随时增强专政威力。

小分队逼我承认是“五一六”分子、交代“反许乱军”的活动。我本来有思想准备，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参加过的活动。比如说支持十四所“八一八”营救苗凤高，只涉及开会刷标语贴大字报等公开活动。我还尽力说明，“井冈山”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基本上是在校内正常参加文革运动的。但这个审查越来越离谱，终于达到匪夷所思到地步：追查我们1967年秋天到庐山去玩的事，说是去整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黑材料，侦察毛主席驻地，要谋害毛主席等等。构陷的罪名太荒唐，他们的态度实在狠毒，我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被打懵了。

【我可以记下使我灵魂都受到震动的一个晚上。

时间：已是十点多了。

人物：审查人员四，我。

……

问：我问你，拎着脑袋的事干过没有？

我：我没有。

问：你没有？！

我：我确实没干过。

问：67年秋天你到庐山去过没有？

我：（完完全全出乎意外，不能连贯起来思索）我去的，和好几个人一起去的，我们去是……

问：（厉声截断）你好不简单啊！你们去干什么的？你交代里为什么一字不提？（我：这件事我没犯罪）你没犯罪？薛纪岳是什么罪？（他们说薛纪岳是南大五一六，参与整毛主席、林副主席黑材料）你真不简单啊！你拎着脑袋跳啊、蹦啊！你们去干什么的？你还以为我们没有查清楚？王力在北京牵线，上海、南京都有人去！你们不止一批人去！你们去干什么的？……

我：（完全昏了）当事人都在，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的，可以调查了解……

问：我们早已调查清楚了！你们井冈山几十个人每个人每件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要老实一点！象你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一口气举出好多。…………

我仰望苍天，头顶是天花板。我环顾四周，是砖和木板的四壁。……

这一次谈话继续到晨二时。到晨六时，被看管的中学生唤起。审查人员上午在睡觉。我被安排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吃过午饭，他们又来了。】

【审查人员告诉我，何立群即将走上坦白交代的讲台，得到从宽处理。】【“你不要死守你那个江湖义气，以为你的一伙能保住。告诉你，人家早都交代了！”“人家不像你那么傻，你还是顾你自己吧！”】 他们施展软硬两手“政策攻心”：朱念周你知道吧？她几次自杀，被小分队抢救过来，继续“做工作”，终于坦白交代。他们宣布，有同样的决心对待我的案子。他们恶狠狠地拍桌子：朱日昭你知道吧？他顽抗，顽抗到牢房去了。到了牢房他还得交代！他们警告我，要是不交代，在何立群被从宽时，我就会被从严。

【二月二十五日我向审查人员坚决提出要走，向上级领导申诉，但遭到拒绝。十余人在小屋里围住，我要走一步就要批斗。他们这样地违反了李书记和延安区革委会政法组军代表宣布的原则！】

（四）越狱逃跑

我认识到，他们只给我一条路走：坦白认罪。 他们的疲劳审讯使我身体日渐衰弱。他们构陷的罪名使我心中痛感委屈。但我头脑很清醒。我心定如磐：不走坦白认罪那条路。但是，难不成就等着抗拒从严的下场？左思右想，我决定再次实施“不坐以待毙”的原则，争取好一点的结果，那就是：逃出去。

【我是想听到何的交待的。但那时的形势是我将失去抽象意义上的自由民资格（从领导宣布的原则讲，我离开是合法的），不得不走。】

逃跑的过程很紧凑，从“一闪念”到下定决心，从侦察地形到设计方案到“越狱”成功，一共一天多的时间（二月二十六日到二月二十八日凌晨）。

我第一天被带到3503厂时，天已黑透，关进隔离室以后，再没有出过牢房。因此我完全不了解牢房位置以及周围房屋道路情况。当时我的右腿小腿肚子上有一处伤痛（在农村被跳蚤咬，抓破以后发炎，到隔离室十多天，烂了铜钱大一个洞，一跳一跳地痛），我要求看医生。他们让两个狱卒押着我去3503厂医务室看。

一进医务室，就见到一个抱在怀里的小女孩，冲着我笑。我后来追忆（1972年1月19日日记）：“我永远记得，在南京被隔离好几天后，到医务室去看病，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是怎样引起了感情潮流的奔腾，实在是汹涌澎湃、令人惊异的力量。” 似乎是上苍在给我力量。

在回来的路上，我惊喜地发现，我的牢房离附中后门口很近，因为我看到了东一楼（下乡前我们就住在那里）！我一下子弄明白了所在位置：那是在附中后门口附近，隔着那条叫做“校门口”的巷子，在3503厂院墙内，顺着院墙的一长条平房。我的囚房就是在平房里面用木板隔出来的两个小“套间”，我住里间，狱卒住外间。中间有一门，由狱卒在外间用搭扣扣上。我判断可以从里面撬开搭扣。囚房顶是用长条木板钉在梁上封死的。出了囚房，就是一间更大的房间，象是木工房或杂物仓库，隔墙只砌到梁头，横梁到房顶的三角形空间没有封死。我判断，那一长条平房内，应该依次都是这样的大房间，而且其中肯定还隔有其他囚房（因为晚上我曾经听见附近有审查人员的斥责喝骂，甚至审查对象发出的哀号）。我设想，撬开我的囚室的门，穿过狱卒的小屋，再打开大房间的某个门或窗，就可以出去。然后翻过院墙，应该就是“校门口”巷子了！

每天半夜，狱卒换班，会有一人开门伸头进来，察看我是否睡着。 二月二十八日凌晨，等他们完成这个程序，安静下来，我就动手了。我带了一把折叠小刀在旅行袋中，他们没有搜走，助我顺利越狱。我万分小心地用小刀撬开了搭扣，缓缓推开门，轻手轻脚从熟睡的狱卒旁边走过，心里道一声“对不起”。到了大房间，黑漆漆的，摸来摸去，外出的门是锁上的，窗户是钉死的，都不可能轻易打开。幸好事先观察过，知道这里隔墙只砌到梁头，我可以施展高二时在北操场爬足球墙的本事，翻墙头。当年我首创了一套翻墙动作，成为全校很热门的运动项目。现在全靠那个功夫了。我右腿伤痛，只能单用左脚起跳。好在墙不高，跳起来，双手够到了墙头。当时体内一定有大量肾上腺素分泌，全身充满力量。我穿着大棉袄，背着旅行袋，里面放着全部家当（穷知青，哪里舍得遗弃任何东西！），但双手只轻轻一拉，身体就上了墙头。我翻到第二间大房间，门窗还是封死的。再翻墙到第三间房间，才摸到一个可以打开的窗户。我开窗出了平房。走几步就是厂区院墙。我双手搭上院墙，紧张万分地伸头一看，校门口巷子里静悄悄没有人。我翻过院墙，落到路边，心中狂喜：我逃出来了！

我不敢沿校门口巷子往东向中山北路走，那要经过3503厂大门，就反过来往西南方向走，绕一个大圈，到山西路。在山西路坐上从下关到雨花台的公共汽车，到长江路下车，那时南京往苏南去的长途汽车站就在总统府旁边。我妹妹在高淳插队，我早就想好，逃出来就到那里去。车站有通宵服务小店，我买了信纸信封邮票，写了给附中、延安区、南京市“320办公室”（当时主管清查“五一六”的机构）的申诉信，投进邮筒。等到早晨卖票窗口一开，立即买了第一班去高淳的车票。天蒙蒙亮，车出发了。我长舒一口气：终于脱离虎口了。

（五）逃犯生活

我逃跑后，附中立即由杨志年带队开吉普车到界集大王大队12队抓我。没找到人，就抄了家，把我所有笔记、日记二十多本带走了。他们在泗洪县城，到已经上调到农机厂的原大王大队12队知青王瑾、陈晞光处，威逼交代并搜查“黑材料”。详情后叙。

我在高淳待了十来天后回到南京，在孃孃家住下。不敢和界集知青家中直接联系，到农机公司买了几个手扶拖拉机的灯泡（泗洪缺货），不署名寄了回去，算是放了一个和平鸽。此外，又写申述信，还“游山玩水”。

【我给南京市革委会、延安区革委会、鲁迅中学革委会先后写了几封信……】

【闲极无聊。梅花山腰，看苍鹰翱翔钟山之巅。台城堤岸，听鸟鸣于初绿的小柳之上。

心事浩茫，浮想联翩。

欲登钟山足已残，将游长江天还寒。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真就这样了吗？眼泪夺眶而出。】

“欲登钟山”两句是我诌的，续不下去。“岂有豪情”两句是鲁迅的诗（《悼杨铨》）。

南京没有感到紧迫的危险，待了几天，就回淮阴县家中了。我妈妈和全家下放在那里落户。这个家是附中有可能找来的。但他们没有动静。于是我在3月28日寄出给大王大队知青那封10页长信。

信中最后说：【我已讲过，我的事还没有了结。更直率地讲，我的事牵涉到周围的许多人。审查人员曾明白告诉我，界集将会很热闹，一些人是要到南京来的。】【我自己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来洗雪自己的冤屈。】【如有必要，我还要向更上级的党组织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反映情况，提出申诉，要求审查。】

家中虽好，不便久待。家中有10岁小妹妹，我终日以逗她为乐。妈妈凭直感已经觉察我异于寻常。我也意识到我无法长期在外流浪，于是决定干脆回界集。

回到大王12队家中，大王知青围拢一屋，交流别后经历和心情。我细说长信中有意按下不表的逃跑细节。他们说杨志年带队抄家情况。据“被”参与全过程的王瑾现在回忆，那天一早，他们先到泗洪农机厂，“由厂长书记带着鼓楼区公检法、杨志年到宿舍”找到王瑾、陈晞光，“出示捜查证，查日记本，翻衣物”。然后带王瑾上车，“小车呼啸，飞驰界集，到大王”。他们查抄我书箱中书籍笔记本，将床头土砖搬开翻查，没有找到藏匿的黑材料。后来把我的笔记日记本带走。大家叙事发议论，大家心意相通。我心安了：这是到家了，在知青一家人中间了。只是心疼被抄走的笔记本日记本。

我重新开始了干活读书的知青生活。很快就决定再开始写日记。在新本子卷首抄录了刘禹锡《浪淘沙》诗：“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牛郎织女家。”你查抄，我续写，这个决定，和当初“自投罗网”的决定，源自同样的心理素质。幸亏有此日记，我才有依据叙述后半截故事。下面抄录日记中有关“五一六”案件的内容，放到方括号【 】中。为自我保护，日记中对“五一六”有关事件的叙述通常极其简略。我现在另加必要说明。

日记1971/5/13（新本子的第一篇）:

【我回到亲爱的大王12队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决定记一些札记。】

由此判断，我4月中旬回到界集。

日记1971/7/14:

【南京来人谈了话。多少使我安定了些。】

心情稍安，是因为他们默认我留在界集过日子。但案子未结，仍然追我交待。

日记1971/12/8:

【南京来人谈解决问题。】

日记1971/12/11：

【多次与潘、杨志年谈，反应我的思想和要求。他们的态度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是回避我的问题的关键、本质，即是否是分子，我曾受的审查是否正确，应该定一个什么样的性质，以及应该怎样处理。他们只要求我搞清营苗问题，而且重点在于具体细节。不过总的说来，我们已经舒了一口气了。从进行革命的需要的立场来说，我们的要求是绝对合理的，正确的。】

1971年末，他们降低要求。“潘”是工宣队成员。“营苗”指前文提到的营救苗凤高活动。

日记1972/1/19:

【我永远记得，在南京被隔离几天后，到医务室去看病，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是怎样引起了感情潮流的奔腾，实在是汹涌澎湃、令人惊异的力量。】【人生是美好的。人世也是美好的。】【“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生何处不纷纷。”我看过了。但是被尘世否定了这种看。社会一直在发展着。】

这一篇日记很长，先想到囚禁中看到的小女孩，又引用辛弃疾《南歌子·独坐蔗庵》词句。前面提到，我有过一间囚室，“从窗户的木栅栏中可射进一条条阳光”。我在那里想到这两句稼軒词。所以此处说“我看过了”。然后逆反其意。通篇旨在提升心境，借尘世人生美好之力，排除逃犯冤案的心理负担。

日记1973/1/7：

【Mj打电话来说何立群已到泗洪，不知道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消息使我激动，看来我们的事还不会了结。

傍晚和在泗洪的Mj通了电话。他们采取不负责的态度，连当时的事实都否认。我必须和他们谈一谈，要求正确地解决。】

日记1973/1/9:

【一早爬起来和Xj一起上公社，工宣队两人和何已乘早班车到了。和工宣队谈，他们真正是在推脱责任。追问到最后，他们说，你是自己去的，组织上没有要审查你，也没有要办你学习班，那时候审查的问题现在弄清楚了，我们不需要给你做结论吗！我们用不着向这边的组织打招呼告诉结论你是或不是吗！——这就是说，他们不会向这边讲什么多余的话。这也就算了。我向他们要我的笔记本，他们说你什么时候去拿都可以。后来讲好Xj回去过春节时拿。这样子，我的事就了结了。这也是可喜的事——呜呼！】

他们只想不了了之。我要求“纠错”的目标，没能实现。但我没有放弃。Mj和Xj都是我同一家的知青，日记惯例以外号字母缩写记之。

日记1973/2/7:

【看到何立群父XXX给王克佩信。何得了精神病，现在治疗。】

王克佩是大队小学教师。我71/2/15去南京，何立群在此之前已被抓。我逃出之后，他还被关了近两年。何立群后来病退回宁，1980年代因癌症去世。

日记1973/3/10:

【到许圩取回朱琼瑶从南京带来的笔记本，晚上很有兴趣地翻了一遍，看到了过去那个我，那个书呆子式的土家伙。】

显然从小分队取回笔记本使我开心大乐。我翻阅一过，看到他们留下的痕迹，在一些文字下以红笔划线。比如，1967/4/24-28：找朱日昭谈，1967/5/1：杜方平接见我们，等等，我还发现，缺少文革中后期、插队前期即67－68两年所用的两本笔记本。那应该是他们审查的重点。找他们要，回答是“所有本子均已退还”。

日记1975/5/27:

【意外地收到高谦民的来信。我得好好回一封信了。】

1975/7/11致高谦民信：

【直到今年4月，南师附中才给公社党委来函，正式认错、肃清影响。这一段历史的曲折造成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隔绝 。虽然我在去年就有可能给你写信而没有写，还是不要怪我吧。】

高谦民是我初中同学、一直保持联系的好友。在当逃犯期间，【我对外界除了写家信外，咬着牙断了联系。】所以在这里解释道歉。我自己日记中没有关于附中认错信的记录。可能是农忙季节，给他写了长信，顾不上再写日记就睡觉了。感谢谦民保留了此信并将照片寄我。由此确定1975年4月我的“五一六”案子“圆满”结案，逃犯生涯正式结束。

那年头老百姓的命运，即使在穷乡僻壤，也常被上层政局左右。我的案子也不例外。史料记载：1973年底，许世友调离南京去广州军区。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省委内军队干部吴大胜、蒋科与地方干部彭冲、许家屯斗争激烈，1974年11月13日宣布中央的两项决定：一、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等职，二、吴大胜、蒋科停止工作，继续接受群众批判。彭、许推动批判吴、蒋（后台是许世友）的错误，重点之一是清查“五一六”的“严重错误”甚至“罪行”。1975年２月，所有军队“支左”人员撤离地方完毕。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我的案子顺潮流而得到解决。

1975年12月，我在界集公社知青农场，受南师附中邀请以正面人物身份回学校。这个知青农场是1974年初公社把仍然分散在生产队的一些老知青集中起来办的，后来又接收了泗洪新知青。以附中同学为骨干，农场给办成了当时红火的先进单位。南师附中继承多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关注，1975年11月由副校长闵开仁老师带领老师同学二十来人到界集公社知青农场“学农”十多天。然后又邀请我们农场八人，以“贫下中农讲师团”的待遇，到附中活动六天。我随团回校，参加大会小会，向老师同学介绍我们的知青生活。一次和教师座谈会结束后，我们分散站着和一些老师聊天，一位我不认识的女教师走来和我握手，并说：“那时候抓‘五一六’，对不起你了。”我深感意外，这才意识到她是当时小分队一员，赶紧感谢她的道歉。听说她后来调离附中了。我想留下此纪录：小分队中也有正派如这位老师的人。

19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听说朱日昭也在南大。他是平反出狱回南大物理系的。我们没有联系。

（六）结语

回顾这段经历，不可避免要碰到一个评价问题：我“自投罗网”究竟是天真、莽撞、傻乎乎，还是有正面意义的行动？

我不能给出简捷的明确的答案。首先涉及到一个“客观”的判断问题：当时是否存在清查“五一六”延伸到我和其他“井冈山”成员的可能性、那种可能性有多大？根据他们在南大的典型搞法和审讯我、威胁我的说法来判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小。但根据我越狱之后他们的行动来判断，似乎他们并无足够材料和充足准备，来断然处理我的案件，有可能我并不直接是他们下一步的目标。不过我相信，深挖“五一六”不是根据可信材料和合理计划进行的，他们用极端手段获取口供，立即顺藤摸瓜，扩大战果。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当时存在着他们扩大清查“井冈山”其他成员的现实而显著的可能性。实际上，我越狱三个月之后，1971年6月，他们确曾扩大清查范围，从界集上调到泗洪油泵厂的石笑海、张传绵在厂里被批斗甚至隔离审查。

接着是一个介乎“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判断问题：我的行动的效果如何？我相信，我“自行投案”出乎他们预料之外，我越狱逃跑也出乎他们预料之外。这应该打乱了他们原先的部署，不管那种部署是什么。我越狱成功而又持续向区、市级当局申诉，是以激烈的姿态反抗，这恐怕会使附中小分队在上级面前难堪。诡异的是，他们没有对我的反抗报以更严厉镇压。从操作角度考虑，他们或许要避免肆意妄为再遭困局。我的努力——扭转他们开车到乡下抓人抄家的局面——失败了。他们走火入魔，一心只想抓人入罪。但至少，他们深挖“五一六”没有因为我的行动而扩大战果。

再下一个问题是“主观”的选择问题：面对一个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是采取主动行为，还是被动等待？一般说来，如果能够判断一个行动是有道理（rational）、有意义（meaningful）、有意思（interesting）的，我多半会倾向于采取行动。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谓“自投罗网”行动，我就是出于这样判断而选择主动作为。

纵观整个过程，我最不满意自己的是：在隔离审查和越狱之后，因为身陷荒谬冤案而痛感委屈，长期心情压抑难以解脱。本该及早看透：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好人被错整，而在于“他们”残民以逞。如此当局，哪里配与之讲委屈、申信念。我精神不够强，未能超脱。

我前半生的经历中，恐怕很有一些是因为“有道理，有意义，有意思”而采取的行动。其中又不乏有“天真、莽撞、傻乎乎”之嫌者。原因在于，决策时，审美意识优先于功利考量。对一些疑难问题，按“三有”标准决定取舍，而不拘泥于利害风险算计。秉性如此。若非如此，生涯必定乏味许多。

任赜

2007/12/1初稿

2014/12/1 改定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五

难忘插队时走过的路

我在泗洪县界集公社插队八年多（1968/10-1977/4）。它位于一望无际的淮海大平原，洪泽湖西岸。村庄一般在“岗上”，地势高一点，绵延数里、十几里的一长条。庄子周围有一些“岗地”种庄稼，还有大片田地在远离村庄的“湖地”。湖地地势低洼，老农告诉我们，“每照天”（过去），湖地只种一季麦，麦收过后雨多，一个夏天就淹在水里。后来修了水利工程，正常年份湖地夏天不淹水，麦收之后可以抢种一季绿豆等生长期短的作物。

在那大平原上，八年中，无数次走在连接岗上湖地、村庄农田之间的大路小路上。与走路相联，夏天冬天，晴天雨天雪天，两里路，二十里路，有许多难忘的经历，难忘的人和事。

现在选取记忆最鲜明的几次经历，记叙如下。

（1）麦口，挑百斤粮食，走20里路到湖地

我们插队的大王大队，湖地特别多而远，一半以上的农田，几千亩地，在二十里外的湖地。岗上一长条庄子，东头多姓王，西头多姓谢。王姓占多数，因而得名。我们一家知青在西头谢姓为主的生产队。这里一年中的最重大的农事是“麦口”，在雨季到来之前把湖地麦子抢收入库。老农说，“麦口麦口，日子最抠”（“抠”念三声，紧张艰苦之意）。全体男劳力和十几岁的女孩子（叫做“姊妹团”）都下到湖地，住在湖地，割麦、打场、拾麦穗，要干十来天才回家。这一期间，岗上只有妇女在家照看孩子、老人。

整个麦口紧张累人。最后的拾麦穗开场时，景象非常壮观。麦地平坦一眼望不到边，纵横分割成块，每块总比足球场还大。收割下来的麦子，在地里一堆一堆，等着用大车装上，运到社场。大车很大，粗木车架的面积堪比解放牌卡车，中间两大轮、前面一小轮，三条牛拉。一块麦地在运输完毕之前，不许进入拾麦。生产队安排人在四边看着。最后一辆大车装车时，拾麦人，多半是完成了割麦任务的姊妹团，加上刚刚从岗上赶来的妇女（有的还带着小孩子），站在麦地边界，排成散兵线。辽阔的大地上，牛拖着最后一辆高高装满麦子的大车向社场缓缓挪动，在它离开麦地的一刹那，包围麦地的散兵线发起冲锋，奔跑着，顷刻之间散布到整块麦茬地。眼明手快的姊妹团，一会儿就能拾一篮子麦穗。界集北边，远到泗阳、宿迁的一些地方，没有湖地，人多地少，那里的人，走几十里、上百里，赶来湖地拾麦。经常可以看到白居易《观刈麦》诗中描绘的景象：“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姊妹团、妇女转战一块一块麦茬地，几天下来，一个人能拾二三十斤麦子回家。那时候，我们生产队分配，一人一年也就分到差不多三十斤麦子。

那一年麦收开始后，队里多数人已经下湖地。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还留着岗上。那天，“老党”谢富田找到我，说：“湖地没得吃了，你跟我一起送粮食去。”湖地新割下的麦子，还需经过打场、晒干才能机面，一开始带去的粮食已经吃完，需要赶紧补充。谢富田是壮年汉子，但有大队干部（党支委）身份，队里安排他干这种辛苦的活，稀罕。我也不多问，随他来到仓库。

仓库保管员，一个资格更老的“老党”，已经等在那里。当地有两批“老党”。第一批是抗战时期入的党，那时泗洪是新四军根据地。1946年新四军北撤。国民党来了之后，留下未走的农民党员多半有被捕、挨打、履行自首手续后回家的经历。文革初抓叛徒时挨整，后来落实政策时这个“历史问题”难解决。这个保管员当时逃到外乡，未当“叛徒”，在庄上倍受尊重。当面或背后，大家都不叫他名字，只叫“老党”，所以我写初稿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后来一起插队的王咸提醒：“老党名佩玉，谢佩玉。”第二批“老党”是49年土改工作队培养的，其中有手持“翻身大棍”打杀地主的“痞子运动”好汉，很多外出当干部了；也有留在农村，保持农民忠厚本色的。谢富田是后者。

保管员“老党”谢佩玉是个矮个子倔老头，庄上无论谁要占队里便宜，他都不让。但是我来队里不久，就看到他干的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秋天，早晨大家把仓库的粮食一笆斗一笆斗扛出来，倒在场上晒，下午乘风扬场，再把粮食一笆斗一笆斗扛回仓库。这叫“出风”，保持粮食干燥、防止虫蛀的措施。下半晚，场上粮食剩下不多了，就连我也看出那些粮食成色不好。队长说：“这些留作上公粮吧。”保管员“老党”把扬场时用扫帚扫出的一堆麸皮灰土疙瘩，又拌回粮食中。身旁一个社员看我一脸困惑，又对我说一遍：“这是上公粮的。”

我顿悟：这是社员在泄愤。我想起文革中在学校看书和油印资料，“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阅读笔记”，获得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一些了解。源头在苏联，政策是：农民要为工业化“进贡”。政府实行所谓“价格剪刀差”，工业品贵，农产品贱，二者差距如同张开的剪刀。政府建立统购统销体制，征集公粮时，付的价格低，征的数量大，按满足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的需要来确定指标，不管农民能否吃饱。插队第一年冬天，我参加公社“扒河”，在湖地的大好农田中开挖一条笔直的排水河道。公社革委会一个副主任朱大富来督工，站在高高的河堤上对我们在下面挖土抬大筐的劳力吆五喝六。他一走，社员戳他脊梁对我说：“58年他在许圩大队搞‘高征购’，饿死多少人。谁听他的！”那几年我们生产队交完公粮后秋后决分，一人全年口粮在230斤左右，社员麦口前断粮是常事。现金分配，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值七八分钱。社员的贫困，固然有生产水平低的基本原因，“进贡”政策也是重要因素。老乡多次和我们说过，他们过得最好的日子，在合作化以前。社员怎么能没有怨气呢？

我一开始不理解农民的怨气，是因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给我们完全相反的印象。记得小学低年级语文课上曾学过一首《送公粮》的小诗：

踩着露水 / 披着月光 / 雄鸡叫着送出庄

“哪里去？” / “上公粮！” / 阵阵笑声随风扬

我是1955年上小学的。所以这首应景的诗显然意在反映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形势，社员集体“上公粮”的情况。诗写得清新欢快，但无疑是矇昧扭曲的宣传。成千上万的知青，在农村，谁见过这种场面？我们知青这一代人，偏偏就在这样的宣传中长大。插队倒真是一种“再教育”。

我们要挑粮食到湖地，一人一根扁担，两个笆斗。“老党”谢佩玉给“老党”谢富田称了120斤，给我称了100斤。这是规矩，要记账。谢富田说我第一次挑粮走长途，少挑一点。我没有争辩，但心里并不在乎，我在队里算强劳力。我一直喜欢体育运动，练就了浑身肌肉，下乡后缺少油水，天天干活重，体内脂肪只有最低限度的存在。

上了路，谢富田才告诉我队里安排他和我来送粮的原因。常有社员送粮走到半路，拐到路边庄子的亲戚家“喝口水”，分一点粮食给亲戚。这种犯禁济私几乎人人难免。青黄不接，社员都在挨饿。防不胜防，还是要防。因此选“老党”和知青来干，放心。

当地农民干活基本不用扁担挑。运肥料下地、“扒河”运土，都是两人抬大筐。我的挑水实践限于为自家挑水，从庄外最远水源到家里水缸，大约两里路。跟在谢富田后面走，一超过走惯的距离，我就开始现原形。肩膀酸痛，喘气加快，步子与扁担忽悠的节奏配合不上了。和他的距离渐渐拉开，一丈远，两丈远，三丈远。他到路边停住，把担子放下，坐下等我赶上来，说：“歇歇吃袋烟。”

他掏出一尺长的烟杆，一头铜烟锅，一头烟嘴，烟杆中间用细绳扣了巴掌大的烟袋，里面装的是碎烟叶。老社员买不起淮阴烟厂出的最便宜的八分钱一包的香烟，都是自己在自留地种烟叶，晒干揉碎，用烟锅抽。他先把烟锅装满烟叶，再从烟袋里拉出一条用玉米缨子晒干后编成的半尺长的棕色辫子，又掏出两颗燧石。他两手各执一颗燧石轻轻敲击，打出火星落到玉米缨辫子的一端，让它着火，不冒火焰地慢烧。再把那点着了的辫子头轻轻压在烟锅头上，猛吸几口，把烟叶点燃。农民没有钱买火柴，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点火。我坐在一旁，欣赏他不急不忙的动作，希望他抽上五袋十袋烟。抽到第二袋烟，他开口说话了：“走长路，悠着点。你多换换肩。一个肩挑，哪个吃得消？”说罢磕掉烟灰，站起身来。

我跟着又上路。我其实不大会换肩膀，在家挑水通常一肩到底。现在就来边走边练习换肩。其实也不难。我数着步子，走两百步，右肩换左肩，再走两百步，左肩换右肩。几次下来，也就熟练了。两肩替换，果然缓解了疲累。但体内缺乏脂肪，负重走长途需要的能量无由补充，越走越虚。

谢富田一路似乎没有特意回头看我，却始终知道我的状况。我们一路又歇了几次。到后来我是大汗淋漓，全靠咬牙坚持了。终于走到湖地。谢富田说：“这一路你遭罪了。我怕你走不下来呢。”

那一次挑一百斤走二十里路，是我下乡后干活少有地吃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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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1年（离开界集四年以后）回大王岗上庄子，与当年邻居话家常。地点是在我们家西边的邻居家门口，那是一对老夫妻（左五，左六），家里只有三个小凳子，其他几位农民就以习惯的姿势靠墙根蹲坐。他们住的还是泥墙草顶的房子。但能吃饱了，很满足。我们家东边邻居王康华（左二）是一个“老党”，十来岁时候，给土改工作队带路进村的。他曾告诉我，“我给培养（服从领导意图的意思，“给”念“格”），很快就在党了”。因为是外来户，在村里是“孤门小姓”，处事圆通谨慎。我们在的时候，他是“政治队长”（好像只有文革中有这个职务）。那天王康华说了一句饱经沧桑的心里话：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活过来，也不能把我们拉回到人民公社搞集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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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抱病孩，踏雪两里路，看医生

我们知青的住房在生产队社屋旁边，不和村庄相连。家后的庄子里，离我们很近的邻居，是谢佩金。佩金老实本分能干，也有文化，到我们家看到公家给知青免费送阅的《人民日报》，能大体读下来。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几乎天天到我们家玩。佩金年纪比我稍大，但他和余江霞两口子已经生了三个儿子，大利子、二利子、三利子，大约五岁、三岁、一岁。家里很热闹。

那年冬天，三个孩子都得了很厉害的痢疾。拉了几天肚子，孩子都脱了形。我陪佩金带孩子去大队看病。他抱大利子，我抱二利子。离大队部二里路，大平原上村庄之间的小路并不狭窄，那条路平时可以拖板车。但雨雪天前人踩出脚印坑坑洼洼，又有冰雪覆盖，一不小心就会吱溜一滑。我们小心翼翼，慢慢走到大队。

大队部旁边有一间赤脚医生的“诊所”。医生会针灸，看些常见病，没有多少药。其中最金贵的是青霉素针水，那是稀缺物资。社员生了病，通常就自己抗过去，很少会花钱打针。但是家里猪生病了，会找医生悄悄给猪打青霉素。农户人家，一年养一头猪，秋后卖了，是最大的现金收入。到供销社扯布作冬衣，就靠它。我弄不懂的是，给猪打青霉素以后，猪还真就好了。

但是那里没有治大利子、二利子病的药。既没有设备化验是不是细菌性痢疾，也不能给孩子挂葡萄糖水补充能量。医生给孩子针灸了。我们抱孩子回家。

回程的两里路上，我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按说痢疾不是不治之症，但孩子完全失去活力。佩金没有钱带孩子到公社、县医院看病。农民常年手里没有现金，买日用必需品也拿不出一分钱。家里没有盐了，拎个小篓子装七八个自家鸡下的蛋，到大队部小店去换。他们遇到急难会找知青借钱，我的一点余钱已经借在外面，所以我也没有钱。一辈子忘不了那二里路上那沉重的无助的感觉。

回到家里，想到我们家可能有糖。我们很少吃肉，但烧肉时按南方习惯，会放糖。果然找到了，送到佩金家。看孩子喝了糖水，精神稍微好一点。此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那天傍晚，邻居来告诉我们，大利子死了。吃完晚饭，我去他们家看望。佩金抱着二利子，坐在灶门口。余江霞在里屋，照料三利子。和庄上多数人家一样，全家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所谓床，是四根原木（就是粗一点的树棍子）围成框架，下有四条腿，框架中间用绳子纵横拉成网，再铺一张芦席。寒冬季节，也没有垫被。

我到灶门口，在佩金旁边坐下。看佩金埋着头，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就留在那里陪他们。夜深了，冷风从门缝透进来，刺骨寒。每隔一阵子，我就去门外草堆扯一把草，塞到灶里烧起来，添点暖气。本来烧草和粮食一样金贵，舍不得这样用的。天亮时分，二利子也走了。余江霞仰天号哭：“老天爷呀，你一定要带他们走，为什么不把小的带走、大的留给我？大的过两年就能干活了呀！”

2008年（离开界集三十年后）我们大王大队知青七人回故乡。到湖地找到佩金家。他告诉我们，三利子很能干，是家里顶梁柱。佩金、三利子父子两人是“机械化专业户”，家里有中型轮式拖拉机一台，加耕犁、收割机等器械，每季代人耕地、收割，收入在庄上是上等水平。三利子没在家，我们没见到。想不到的是，我们走后佩金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二十多岁了，她在家，见到我们很腼腆。晚年生活，佩金知足了。听说我们当晚要回到泗洪，他翻箱倒柜找出银行存折，要骑摩托车跟我们的汽车到县城，找饭店款待我们。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了。

我们满心为他高兴。我又想起那年和佩金一起抱孩子在泥泞的冰雪路上走的两里地。插队八年中，那一次，最直接地体验了农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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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年回界集，在大王湖地庄子，我们一家的三个知青与谢佩金（左）在他家合影。他家有砖墙瓦顶的房子，有长条凳给我们坐，还有个电视机的盒子，和当年家徒四壁相比是明显的改善。但凌乱的堂屋显示，要说富裕，还真是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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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雨夜，从知青农场上公社，找胡书记

后来公社办了知青农场，我从大王大队搬到农场。农场是毛泽东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写了“聊补无米之炊”的信，作为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县里、公社为缓解知青生活艰难而办的。在公社南端的湖地，有平平整整、四四方方一千亩地，除了场部宿舍、社场、仓库等以外，有八百亩大田。四周是农民从岗上迁来新建的生产大队。全场有二、三十个68年就从南京来插队的“老”知青，六、七十个74年从泗洪城镇中学下放来的“小”知青。

农场自书记以下主要干部（除场长是本地农民）和各方面骨干都是老知青。大家在逆境中振作，各尽所能，各负其责——大田生产、推广科技、拖拉机、养兔、喂鸡、会计、食堂、菜园，等等，带动小知青，把农场办得很有生气。靠公正周到地处理招工上调（例如，身体不好者先走，一家两人在农场者先走一个，没有特殊原因者按年龄排队，大的先走），压制“不正之风”，促进了人心稳定、向上。

那年初夏，连降几天暴雨。我是负责大田生产的，冒雨去查看水情。看见玉米、黄豆都泡在两寸深的水中，远望一片汪洋。农场地势北高南低。南边和吕南大队的边界，是一条东西向的排水沟渠，在农场东南角，接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渠，穿过吕南大队通到大河。农场的水主要由这两条沟渠排出。每逢有大雨，吕南大队农民就会把向南的沟渠堵死，不让北方来水通过他们地界。我走到农场南头地界，看到的又是这种情况。一个吕南大队农民，披着一大块塑料布蹲在雨地“看水”（看守水情），也察看我们这边的动静。我们农场知青和周围大队的农民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碰到涝灾排水这种利益对立的情况，就无理可讲。

回到场部听有线广播小喇叭报天气，说下面还有几天大雨。江淮之间每年“黄梅雨”季节，连下十几二十天雨是常事。晚上，我召集十来个强壮而且会水的男知青，半夜去拆吕南农民筑的坝子。一人扛一把大锹， “悄悄地下去，说话地不要”，在黑夜雨幕中到达地头。排水沟渠因为发水已经成了齐腰深的小河。我和几个敢死队员蹚水过去，站在水中，对着坝子猛插几锹，就捅开豁口。水哗哗向南流去。我们正在扩大战果，吕南看水农民回庄上喊的二三十个农民，呼叫而至。

双方争辩叫骂。我还站在水中，继续尽力捣坝子。两个农民猛地从堤上跳下来，把我扑倒。我仰面朝天，背贴堤坝，被他们全力压着，一时难以解脱。情急间，突然想到在学校“学习解放军”活动中练过的单兵格斗技术，立即用来救急。农民是强壮的，但他们不会对付掰手腕、用膝盖顶肚子那些技术动作。

我甩开他们爬起来，一站稳脚跟，立即大叫：“知青都退到河北去！”我们退到农场地界，他们也不追过来。一场械斗避免了。但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坝子又堵上了。说实话，我心里很清楚：粮食收成对农民一家老小的生计，远比对知青重要。他们会拼命，我们不能，也不应该。

回到场部，几个干部一商量，决定我和另一知青干部连夜到公社找胡书记。这就开始了我们二十里路的雨夜跋涉。

到公社是大路，但在闪电光下看到，路面多处积水。我们就走高出路面的路埂。天黑雨大路滑。我们一路跌跌爬爬，多次从狭窄路埂上滑倒下地。一次摔跤，我的眼镜还掉了，幸好在泥里摸到，在雨水中冲干净，再带上。其实雨水把眼镜打糊，带与不带差不多。但没有任何安全地方可放，只好还是架到耳朵上。不知咋地，我想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几句台词，套用改作，在心里叹道：“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这雨夜的路啊，你是那样的泥泞滑溜！”一直走到天亮时，我们满身泥水到达公社大院，敲胡书记家门。

胡书记被叫起，看到我们，首先自责：“这么大雨，我该早下去的”，立即就要和我们一起出门。他妻子马老师追出来，问：“吃点再走？”胡书记说：“不吃了，先下去。”我们俩随胡书记踏上返程。仍是一步一滑，但能看清路了。

胡书记胡广生，安徽萧县人。1949年在萧县师范读书，和一些倾心革命的同学一起随解放军南下，扭着秧歌进泗洪县城。后来这批人多在泗洪一些学校教书，也有当基层干部的。66年文革开始，他们中不少人是泗洪县最早的造反派，因为他们有年轻时接受的革命理想，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敏感，也有多年身为“外来人”受排挤而积累的反感。这帮老造反派属于县里的“小派”，“大派”掌权时挨整很厉害。后来落实政策，结合一些“小派”进领导班子，胡广生调到界集当副书记。我们知青农场就是他推动建立的，也是他一直密切关注、处处帮助的“自留地”。他以焦裕禄为榜样。农场知青待他如兄长。一次他来农场，招大家开会。陈劲作开场白：“大家静一静。现在请胡书记讲话，胡—说。”下面大笑鼓掌。胡书记自己也笑了，说：“陈劲你不要胡说。还是我来说吧，是胡—说。”

我们路过李塘、吕岗等大队，胡书记都带路走到大队干部家，督导抗灾。一到农场地界，立即派农场一人通知下游水泵站，开污工泵抽水。污工泵是直径超过1米的低扬程大水泵。泵站属于县水利部门，也受公社管辖。然后，胡书记又调相邻大队一小型柴油机水泵，安在农场地头往吕南排水。那个队有水泵，没有柴油，我们有柴油，没有水泵。那时柴油是高度紧缺的物资。我们农场也是县知青办特别关注的单位，有时候我们能通过他们的关系搞到柴油配额。入夏前，未雨绸缪，已经抢先买了、存了两桶柴油，供拖拉机使用。

我们站在农场和吕南大队交界地头，看到在水泵吐吐响声中，水往南排。一伙小知青嗷嗷叫，扬眉吐气。胡书记对赶来的吕南干群说，“污工泵已经开了，明天水就能退。坝子拆掉，不许堵。”中午时分，我才和胡书记一起回到农场场部。我什么都不顾，先溜到食堂抓一个馒头就啃。然后，再拿一个带去给胡书记。

那次雨夜二十里泥泞路，可能是一辈子走得最艰难的一段路。

（4）初冬日，土路骑自行车，带含英从公社回农场

那年秋后初冬的一天，含英和我到公社办事。完事时已是下午，我们急于赶回农场。我去农科站找站长老罗罗克佐。他经常到知青农场指导科学种田，我们很熟悉。他在我们农场推广了良种、绿肥、稻田除草剂，有了成果，会带周围大队农民来参观学习。我借了他下乡用的自行车，说好改天农场拖拉机上街，带来还给他。

我骑上自行车带含英从公社回农场。一上路，就知道今天糟糕了，路况太坏。

宽敞的泥土大路上满是一条条的车辙，秋收时牛车拉庄稼压出来的。一个牛车两个大木轮子，轮子一周箍铁条。满载的牛车压在土路上，车辙一两寸深。本来赶牛车，车轮卡在先前已经压出来的车辙里走，最省事。但左右两边拉套的牛，与中央驾辕的牛，牵引方向不能总是保持一致。由此一辆辆牛车的前行轨迹是一道道大体顺行的非直线，有无数摇摆曲折，时常交叉。秋后路上车辙最深，因为大宗庄稼玉米、黄豆、山芋在秋收登场，牛车用得多。过了一冬，雪化过、下春雨之前，路面最平整。夏天多雨，路面满是坑坑洼洼的脚印，也难走。

不幸那一天，路况很是“掰置”人（界集话，意为负面的“为难”人或中性的“摆弄”东西，此处取前一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很难卡在一条弯曲的车辙中前进，因此常常要从一条车辙蹦到另一条车辙。我两手使劲把住自行车龙头，龙头还是在车辙之间乱扭，车子在疙瘩喽嗖的路上颠簸。含英让我安心，在后面说：“我稳稳的，掉不下来。你只管骑。”我大受鼓舞，同时也充分领会到，下车步行不是可行的选择。唯有低头奋力踏车，稳住车龙头，曲折前行。

天黑前终于骑到农场。对她说，“这活儿别人恐怕干不了。”暮色中，听到三个字的回答：“我知道。”

土路骑车难，土路骑车带人更难，此次冬日土路骑车带人最难忘。

在插队时走的路，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物质世界的历程，一种是精神层面的体验。四五十年过去了，二者都还记在心怀。

任赜

2020/3/14

作者投稿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六

在禁书年代的读书经历

我们知青一代人，公认是读书少的人。除了老三届高三的同学，都没有能完成中学六年学业。文革一开始，从1966年6月起，学校的图书馆就关闭了。新华书店只有“红宝书”，以及“两报一刊”社论及大批判文章的单行本。因为文艺教育界被判定是“黑线专政”，几乎所有文革前出版的书籍，要么是大毒草，要么是小毒草，剩下的也是“封资修”，都在被禁之列。我们有两年多时间在校“停课闹革命”，1968年下半年开始上山下乡，我和一些同伴在乡下插队八年。我们长期在乡下，在底层，当农民，处于文化荒原中。我们没有获取书籍的正常渠道，但是我们又有对书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我们四处觅书，也确实在油灯下读了一些书。那年头，读的书是哪里来的？读到一些什么书呢？

这段历史，如果任其湮没无闻，颇为可惜。如果要说出来，则有种种顾忌。说白了，很多书是“rua”来的。这个“rua”是南京土话，入声，“偷骗扒拿”之意。诚然，“rua”书实非正人君子之作为。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要想读书，只好犯禁，思想上犯禁，行动上犯禁。就从我说起吧：因为想读书，我曾经“rua”书，多次。我也知道其他知青的一些故事。现在就把我和一些朋友的共同回忆尽量依实记录下来，或可看作是更大范围知青读书现象的一个样本。非随机样本，我们的经历依赖于许多具体境况，未必反映全貌。

（一）

最初是文革中，在学校。我们三四十人的“井冈山”战斗队占了学校东二楼作队部。两层的小洋楼，里面本是一间一间的教师办公室。文革开始后，各学科教研组都已停止活动，小楼空置，先前就被其他组织占用过。听说，据一位语文老师考证，它是鲁迅当年就读的矿务铁路学堂的遗物。文革中间学校改名鲁迅中学，缘由在此。我2008年返校，发现校园内满是新楼，我们在校时的所有建筑，只有这一座东二楼幸存，在当校史陈列馆。

我们大多住校，天天在东二楼，开会，学最新最高指示，写大字报，每人有自己的书桌看书。学校图书馆一直封闭。旷日持久，书源断绝。我们是何等渴望有书读啊！那一天，两个初中小同学，外号叫大使、小得潘，找到我说，另外一个组织“红联”的弟兄们爬进建国院图书馆，“rua”了许多书出来。他们两个还是淘气少年，会干一些顽劣之事，例如捉了麻雀放到女生书桌抽屉里。碰巧我差不多每次总是是知情者。因此我在一些女生中声誉欠完美，但在他们眼中则是绝对可信赖。这次要干坏事，他们就来找我。他们已经去踩点，知道要从一个所谓“仙人洞”爬到天花板，在天花板上爬过几间阅览室，再进书库。月黑风高夜，我们各自拿了现在想不起来哪里弄到的麻袋，进去了。

我们“rua”了三麻袋书。我特地找了十几本马列大书。那时看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团派、414派辩论，引用马列语录一套一套的，很是佩服。主要的书，是小说、文史知识类的。书就放在东二楼，大家都可以取阅。当然，好书立刻有主，其他人就排队等着一个一个传下去。记得小说有《悲惨世界》、《双城记》、《静静的顿河》等。我对《双城记》印象很深，当时看完的一个感想是，我的命运可能与书中人物胡狼相似。意大利作家罗大里写的一本反抗暴政的童话故事《洋葱头历险记》，高三到初一的同学居然都看得津津有味。书中角色洋葱头、番茄、黄瓜等很快就成了一些同学的外号。记得我还看了其中一本《教育心理学》还是《儿童心理学》的书，看完对几个初中小同学愈加理解、痛惜：他们小小年纪，没有课上，没有书读，没有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家里父母在挨整，住在学校无事可干，天天听我们讨论超出他们理解和兴趣的“路线斗争”。冒险去“rua”书，实在是憋不住了啊。我们高中生，处境也都差不多，但毕竟大几岁，成熟一点，那时候，大家既真诚又专注地“关心国家大事”。后来工宣队进校，通令我们下乡前返还学校财产。我们拖一板车，把书都交回图书馆了。

我们不少同学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我专门打了一个大木头箱子，装的书是初中开始买书渐渐积累起来的，多数是在旧书店买的。那时候旧书店的书既多又杂，逛旧书店真是享受乐趣。箱子里有一直专注学习的数学物理领域的书，也有陶冶性情的文史哲类书籍。其中有一些珍爱的书，保留到今天，也有的在乡下就失踪。

带下乡而保留至今的书中有《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三卷一套。那是苏联数学界普及高等数学知识的名著，综述了现代数学的所有主要分支。第一卷包括“数学概观”和数学分析等内容，我已经读完。下两卷，下乡时明知再难有机会读了，还是难以割舍。与寄托了同样感情的几本关于相对论的书一起，放进了书箱。后来那些年，这几本数理书，碰到下雨天不干活时，偶尔会拿出来翻一翻，如同见老友一面。那不是读书，是抚摩唏嘘。还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两册一套，现在仅存上册。书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选了大量精品，以清通文字作详尽注释（还有先秦、两汉各一部）。在乡下时，这两本书常置手边翻阅，也被许多人借过。我更喜欢的是下册，东晋和宋齐梁陈诗文，那是以建康（南京）为中心，中国文学史中灿烂的一章。最早读的陶渊明诗，就在此书中。书丢失以后，我懊恼了好长时间。

我们插队的公社一开始有二百多同学。大家相互传书看，也不时发生“rua”书之事。临下乡前，我在家旁一个废品收购站捡出、救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大字本三卷和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一册，应当是从干部家流落出来的。带到乡下，视为我藏书中的宝贝。前者至今犹存，后者很快就不知所终。含英曾疑心我“rua”了她的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当面质问。我翻出我那一本书，上面有明显是文革前还不认识她的时候就写的批语，以证清白。她的那一本显然被其他什么人“rua”走了。那时我对知青之间的“rua”书，抱有“同情之理解”，并不特别较真。都是爱读书的人，“rua”你的书的人，没准就是下次带书给你看的人。

讲起来，我们一家知青最惨重的损失，是王咸带下乡的斯诺著《西行漫记》。一本纸已泛黄的老书，1938年复社版。那是他父亲南京大学历史系王栻教授王伯伯在清华读研究院时买的。我们听说过斯诺和他写的《西行漫记》，但这本书一直是禁书，因为书中有许多党史中的禁忌，书中记载的红军英雄彭德怀、贺龙等文革中都被打倒了。书在我们知青中传阅，帮助我们真切理解中国革命历史。后来书传不见了，王咸和我们都痛心不已。我们很多同学的家长是知识人、干部，藏书丰富，尽管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和后来的批斗抄家中损失惨重，幸而保留下来一些，特别是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政治类书）、黄皮书（文艺类书）等等，都使我们大开眼界。

离校前，并非大家都把书还回去了。工宣队的通令似乎只对老实巴交的人有效。“红联”的同学，我们“rua”书的先行者，把很多书带下乡了。结果那些书成了插队岁月无比重要的精神食粮。插队第一年春节，我邻村的那一家知青都回家过年，走空了。我天天晚上去那里睡觉，给他们看房子。他们家有两个高一同学参加过“红联”的“rua”行动，家里还有不少附中的书。我每晚在其中找我没看过的书，幸福地享受。晚上没看完，早晨带回家继续看。最后是否都还了，难说。因为我看完了，我们一家知青还有人要接着看。过年时串门的知青多，不定有谁借去或“rua”去。实际情况是，知青之间，借书与“rua”书的界线不大分明。常有书借出去再也没有还回来的事。谁能记得哪天哪个人来借了什么书呢？只有不了了之。也不一定是初借者有意为之，书在辗转相传中，迷途不返。自己买的书，长辈的藏书，公家那里“rua”来的书，就这样在知青中周转，风气如此。在这个流通过程中，大家既有失，也有得。当年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某某来，带某书”，“到某某、某某处，寻某书不得”。

一位当年初二的同学，也在同一个公社插队，在农村看的书，很多是那批从学校“rua”来的书。她有这样感人的回忆。“我们那时在界集传看的《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两姐妹》等等，都是他们rua来的成果。”“还有，《元素的故事》《征服病菌的道路》。爱不释手，但有人在后面等着要，匆匆看完交出。”“那些书到我看的时候，都已经破得封面都要没了。不过很感谢哦，否则那个年代，到哪去找那些书来看。”“高尔基的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在泗洪看的。其实这些书本来我爸爸都有，文革前毕竟年纪小一点，很多这种书看不进去，只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文革有些书被勒令上交，继而抄家，然后家一搬再搬很多书都不知去向了。反而在乡下再见这些书，破破烂烂的，看得很有劲。抄很多‘金句’呢，书还后还可以再翻看（摘抄的内容）。有的书一家几个人都看，还讨论呢。象《元素的故事》这种书，对我们初一二的简直象打开一扇科学之门，对里面的宝贝张了一眼，那感觉难以形容。”“我们那时还没有学过化学（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在学校学过化学，《元素的故事》给我们extremly amazing（极其惊喜）的感觉。”她后来留美得工程力学博士。

我们家现在还有一本上面有淡淡的学校图书馆1956年印章的书，余冠英的《诗经选译》。在乡下，这本书不知读了多少遍。完全没有想到，孔夫子编定的诗集中，有“野有死麕”那样优美质朴的爱情诗。中国文化的源头，通过这本书，接到茅屋油灯下。我们知青一代人，长期被禁锢在文化荒漠中。茫茫黑暗中的一缕光芒，发自“rua”来的书籍。

（二）

我们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开始觉醒反叛。也就在那以后，有一批文革前出版的世界古典名著解禁，但只限内部发行。1971年12月我回南京时，路过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杨公井古旧书店，看到有一个封闭的区域在卖那些书。进口有人看着，要有符合规定的工作证才能进。我12.7日记记录：

其中说“混了”这些书，故事是：内部发行处进口有人看着，要有符合规定的工作证才能进。我到王栻伯伯家，借了他的教授工作证，还借了一件体面衣服穿上，再去书店。我自称是王教授助手，他身体不好，我代他来选书。一位和善的老店员居然让我进去了。解禁的古典名著，许多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有关。我选了一些哲学（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普列汉诺夫）、经济学（李嘉图、考茨基、卢森贝）、社会主义运动史（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其中特别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后来成为我们研究早期马克思的入门书之一。一共二三十本书，有一些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这批书是付了钱买的，一本书一两块钱，总额超过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工分所得。但书还是靠身份造假才得手，终究是在“rua”的边缘。我花钱得靠家里给，买了书就要少吃肉。尽管如此，有可买之书，总不愿放弃。也是在那前后，我在看到县城新华书店有新上架的《马恩选集》四卷本，里面有几篇著作，一直想探究而不可得。数数口袋里的钱，够买书的，但买了书就没有钱再买公交车票。于是付了钱，背起沉重的四卷书，走六七十里路回家。

回到乡下，我们读这些书，思想探索路子是：因文革而考虑中国的道路，从现实出发求理论解，由毛著追溯到马克思，探索“真马”的确解，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自由、异化学说，延伸到马克思三个来源的古典学说（如康德、黑格尔、李嘉图），扩大到其他经典（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马克思早期追随者、社会民主党人的著作（如考茨基、卢森贝、普列汉诺夫、梅林），再扩及更晚近的理论发展。当然，读书并不是按这个顺序。我们在禁书年代搜索、阅读禁书，只能是搞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文史哲经法各个领域，只要能找到书，都有兴趣读。根据有限可得的书籍，一点一点地追溯那些人类杰出思想家的精神遗产。

试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曾经专注阅读过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封面有手写“核心小组”字样，内页有“群众杂志编辑部”圆形印章。《群众杂志》是文革前江苏省委的理论杂志，“核心小组”是文革中造反派组织领导班子的常用名称。这本书，现在想来是先从从杂志社“流失”到南京大学一个造反战斗队，又被我从那里“rua”出来。它是我理解“人道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另一本书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收集的文章，作者多是苏联东欧党内学者，还有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秦水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书皮灰色，表明“内部发行”，因为书中观点被判作是“修正主义”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以及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阐发，正是我亟欲了解的。

解禁的书也有少数是公开发行的。例如，我在泗洪新华书店就买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从上古到唐五代的三编四册，扉页签名标记“七二年三月”。还有一种怪异的解禁。例如，家中现在还有一本书名奇长的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这本书，据书前的“出版说明”，是文革前成书，林彪垮台后用已打好的纸型印刷出版的。版权页标明1971年11月初版，但“出版说明”则标记“1971年12月”，可以想见是赶工匆忙所致。扉页印有警示：“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是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这是那个禁书时代一个特色手段的绝妙写照。声誉卓绝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资料性质的书，当局根本不让公众知道其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模糊不清的图书馆印章，显然是“rua”出来的书，不记得如何传到我手中，而且保留下来。我读的时候想到书的译者，遗憾无缘请教。那些年在大学“资料组”翻译古典著作的，许多是早就不许上讲台讲课、不能写文章发表观点的饱学鸿儒，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幸亏他们写下了这些文字给我们，如同盗火种而传播于人间。也幸亏有人把它“rua”出了那个禁锢体系，使我们得以领略书中光彩的思想。

（三）

我们读这些不同来源、经常是非正常途径得到的书，逐渐摆脱从小就接受盲从的一些教条。这里依据72年5月的日记，提供一个例证。那是农忙季节，我却反复生病，因而得以在家翻书、思考、写心得。5/11日记：“发疟疾。在床上，思想则如脱缰之马，乱跑一气。”5/19日记：“患肠胃炎还是阿米巴痢疾。”5/20日记：“无论是香烟、热水、浓茶都不能解除持续的胃痛。”5/23日记：“我的思路好像老陷在一个圈子之内了。如果要概括，一个叫普遍性，一个叫历史感。”当时纠结心头、想要厘清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仁，礼，人权，……历来人们提倡、崇尚、追求的目标”，以及由此产生“以抽象的、普遍的、超历史阶段的方式提出问题和答案”。我把这些概念、理论称作“普遍性观念”。围绕“普遍性观念”议题，陆续写了十五页议论。

先从文革大批判的一个基本论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开始：“自由、平等、民主，etc，一句话，人权，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这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普遍性观念的虚伪性。”接着提问：“普遍性观念之历史上未实现是否说明在历史上不能实现？或者说，普遍性观念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究竟好不好？”然后展开自己的分析，要点是：“但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提问题的。普遍性观念在历史上确实是发展壮大起来的。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越来越大程度上的实现。”“普遍性观念的产生，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发展进行自我意识的积极成果。”“普遍性观念往往是新兴阶级的武器。”“普遍性观念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普遍性观念有它产生的客观根源。一个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即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是在扩大，人与人的关系、交往越来越普遍，一个是，在观念形态上，世世代代的人们确实追求真、善、美，追求普遍性观念”。因此，我对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作如下概括：“社会进化，人也发展，普遍性观念得到越来越大程度的实现”。这就是说，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等，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源远流长的理想观念。

这个“观念在历史展开中实现”的思路，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色彩。我在油灯下费了老大功夫通读过王造时（57年的大右派）翻译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中得到了启发。以后几十年，读历史而作综合思考时，例如，对“自由”这个观念在思想家的探索与社会机制中的演进，我还会回顾、借鉴这个思路。初步踏入理论辨析领域，稚嫩地表述思考所得：运用了马克思的概念，模仿了黑格尔的理路。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确定了文革大批判的基调。1972年5月我读书思辨达成截然对立的判断：在“人类思想财富的宝库”中，“普遍性观念是有生命力的，是随着人类的成长而茁壮茂盛的。”这里有自觉的反叛——对抗文革“横扫封资修”、破除一切旧观念的宗旨，也有初步的觉醒——领悟到并认同后来接触到更多思想资源以后才深化理解的普世价值观念，追求真善美。

这些议论基本上在马克思理论框架内进行展开。原因在于，自己还在探求“真马”本意，而且，为了自保，必须标明自己是马克思信徒。这十五页札记中还包含对一些普遍性观念（民主、人性论）的具体分析。下面抄录关于民主的一段的全文，放在方括号【】内。其中正面表述了马列的民主-专政理论，又依据现实提出异议：“修正主义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最高度的集中，篡权而建立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反叛性最终在结尾显示出来。一个是理论观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性质：“我简直不知道没有普遍的形式民主怎么能判定一个专政是否是本质民主的。”一个是实践诉求：要建立“本质上和形式上都更高级的更普遍的社会主义民主”。所谓“形式民主”相当于现在说的法治民主。我想以这篇“民主论”札记作为林彪事件后我们读书、反思、觉醒的艰难历程的一份实据。

【民主是一个普遍性观念。其实民主这个概念，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联系最密切的了。民主概念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最完善的形式。就是说，在形式上，否定了阶级特权，一切人，都能运用本质上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手段。说本质上，就是说，越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就越不用专制的手段，而用金钱的、意识形态的手段，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曾经说过，这种最广泛的形式民主给了无产阶级最有利的武器，因为无产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实际上资产阶级后来使工人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列宁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曾经多次发挥这样的思想，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民主是很不发达的，曾经强调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形式。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是本质民主的（按：原文在“本质”下划重点线），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另一方面，为了战胜敌人的殊死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高度集中。这种集中就是要使资产阶级最不能得到反抗无产阶级的手段。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悲惨事实是，斯大林的集中使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相对地拥有最少的手段来反对修正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集中，即权力集中在久经考验的最高级的一些领导人手中，与无产阶级专政本质的民主，并不矛盾。但是，修正主义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最高度的集中，篡权而建立最野蛮的法西斯专政。这就是辩证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导师亲自倡导无产阶级大民主，我们都体会到这种民主反对修正主义或者更广泛地说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个事实说明，坚如磐石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形式民主，是统一的。这种民主遭到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破坏。但是这绝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最广泛的形式民主。我觉得，需要极了。比历史上任何民主都更普遍的无产阶级形式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本质上的民主）的基础。我简直不知道没有普遍的形式民主怎么能判定一个专政是否是本质民主的。试想一下林彪如果上台的前景！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时，必须强调，而且也只能只（按：“只”当作“在”）下面这个基础上进行论证，即，我们建立的民主，是本质上和形式上都更高级的更普遍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只会讲，他不给我，我绝不给他！】

(四)

当知青时根本没有机会进图书馆，遑论“rua”书。但我碰到了一次机会，是1975年初，派去参加在原来淮阴地委党校办的“学马列骨干”学习班，在那里住了有三个星期。原来挺大的图书馆，只开了一个报纸期刊阅览室，和一两个书架的马列毛著作。其他区域有封条挡着。我天天泡图书馆，又是有心人，不久就洞察进入封条后面书库的玄机。里面有很多文革前出版的文史哲书籍，真是宝库。我窝在里面看书，看到实在动心的书，也“rua”了出来。把书放在胸前，棉袄盖着，不动声色地离开。不止一次。

那时我已经在公社知青农场。那个农场汇集了三、四十个“老”知青，1968年就从南京来插队的，以及六、七十个“小”知青，74年泗洪城镇中学毕业生新下放的。本意是个“安置单位”，把知青集中起来，政府出一些钱，“聊补无米之炊”（毛泽东致李庆霖信，1973年4月25日）。难得我们一些老知青朋友，还有余勇可贾，想做些努力，“同舟共划”。老知青担任了农场主要领导和各项业务的负责人，有了一点自主的可能性了，就不过窝囊日子，尽量把生产、生活、学习各方面安排上正路。那是在逆境中求温饱生存、在可能范围内求自治而走正道的实践。

我在书库里看到一本冷门书，科学出版社1959年武铭编《经济核算论文选集》，想到农场的一些管理实务问题，就“rua”了出来。回来看了，想了，和朋友讨论了，还派上用场了。现存的当年日记，1975/3/30，有记载： “关于搞农场的经济核算、劳动管理的想法竟有可能实验一下。马（列学习）小组前天讨论按劳分配问题，气氛很好，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徐伟提了一个方案，农场分三个队，定产量、工分，有指标和奖励”，云云。回想起来，在1975年全国大环境下，尽管有邓小平的“整顿”，我们在农场搞经济核算不可能走多远。后来付诸实践的是定额管理，但不带物质奖励。当时，前者叫资产阶级“管卡压”，后者叫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文革后，为“按劳分配”正名是最早的重头理论话题。

记得粱东黎前几年有文回忆小农场，说是实行分工包干以后，那天到地里挖沟，多数人还在苦干，他和徐伟两个大个子已经完成任务，扛起铁锹大摇大摆回家了。粱东黎是农场“学马列小组”组长，在小油灯下读《资本论》的，对马克思的尊崇维持至今。他在农场提倡“创造性劳动”，那可是远高于“按劳分配”层次的。此次行动，显然是徐伟带的。徐伟在老知青中有“货真价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非当权派”的雅号。来美后读了博士作科研工作，仍未尽其愿，再下海经商，果然成功。农场多数知青的观点在梁、徐两端之间，我们分享各种书籍，自由交流各种体会。大家的共同点是对当时主导路线、政策、现实的不满。

在农场碰到问题，我们一直靠“讲道理”化解异见，推动局面。这绝非易事。知青中有人习惯用两报一刊语言说话，也有种种“不正之风”。当时能用的道理，是“真马”。“按劳分配”写在“真马”的大旗上。就我而言，那本“rua”来的书帮助讲道理。这个例子又一次表明，说“rua”书有正面意义，并非完全不能成立。当然，很惭愧，手段不对。而且，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想要用这一个例子来论证“rua书为革命”之意义。

粱东黎还回忆到在农场读小说《93年》。“我在知青农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一本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小说《93年》。《93年》的故事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故事惊心动魄，主人公的选择在我的‘革命思想’的框框中更是意料之外、无法想象。我们从小受的是革命的教育，富人坏、穷人好，穷人闹革命，翻身做主人，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革命原则至上，等等。然而，故事胜过教育，万没想到：在这个世界，在革命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人道的原则！”那本书，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我开手扶拖拉机到相邻公社办事，在外校知青家看到，借来的。书在我们农场传来传去，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书的主人，一位好朋友，是好读书也以藏书自豪的，对他而言，我就是个“rua”书者。奈何！那本书震撼了我们大家，为我们启蒙：“在革命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人道的原则！”

那次在党校还“rua”了其他几本书，都是另类思想资源。记得特别喜欢的一本书是宁嘉风译熊彼特著《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出版，扉页印有“内部读物”字样。我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看到对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大家的思想风范的细致真切的描述。在整个淮阴地区，恐怕仅在党校“内部资料”处，方得有此等藏书。但是，那时候，哪有人读这种书呢？熊彼特是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后来长期在哈佛任教。顾准曾在重压之下翻译熊彼特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一说，就是在那本著作中提出的。

(五)

我们在农场开展学马列活动时，已经有前几年读书的基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识，隐然埋在心底。小知青中悟性高的，私下里对我们说，“你们老知青说的马列，跟报上说的不一样”。我们听了心中暗喜——这岂不是总结了我们在农场学马列活动的最大收获。是的，我们对当时高调宣传的“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已经持异见，还曾经写辨析批判文章，在知青朋友中传阅。一年后，“四五”运动爆发，广场上的一些大字报、对联、诗歌，在我们看来，强烈反映了具有共同思想经历的知青一代人的见识和倾向。特别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呐喊，我们远在乡下，与他们心气相通。“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知青农场是公社排查政治谣言的重点单位，大家心照不宣，糊弄过去。又以农忙为理由，不顾公社多次督促，没有召开一次批邓会议。过了一段时间，县里派三个干部来农场整顿，原来关心支持知青工作的公社书记调任，我们享有的一点自由自治渐渐被侵蚀掉了。说起来，以老知青为主掌握农场全局，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简直像个奇迹。好在时间不长四人帮就倒台。最后的老知青们，其中高二高三的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得以逐步离开农村。恢复高考后，我们一些老三届抓住最后机会考进大学，成了77、78级大学生。知青时代结束，“rua”书的历史也终止了。新的历程开始，我们寻求更多思想资源，扩展对世界的认识，也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曾经看过一些北方知青的回忆文章，他们用“顺”字表达南京土话“rua”的意思——“把某某书‘顺’走了”。实际上，不分南北东西，很多知青普遍都有这种特殊的经历。其背景是史上空前的扫荡文明禁锢知识的时代。那种经历中，“rua”书行径令人抱愧，精神追求令人赞叹。我们和农民一起经历了那贫困苦难的岁月，在最基层了解了中国社会。现实了教育我们，促使我们从学生时代的盲从迷信中觉醒。在这样的现实中，阅读那些来之不易的书籍提升了我们。知青生涯实在是五色斑斓，唯逆境中不坠之精神追求、逐步的觉醒过程最可怀念。一种苦涩的怀念。可庆幸者，当年禁书罗网编织者未能如愿地桎梏我们的思想。当牢记者，我们年轻时走上了漫漫长途，排除喝狼奶吸入的毒素，汲取开明理性的思想并扩展开放宽容的胸襟，这条路伸向天际，现在，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在路上。最痛心者，那个禁书禁言禁思考年代的噩梦境地，如今并未在人间绝迹。

2023/9/8增补改定

作者投稿

——却顾所来径，曲行纡馀。陟彼高冈，若与白云期。

忆旧集之七

树正气上正道同舟共划

——界集知青农场建场历程

读了几篇界集知青农场老人写的忆旧文章，想起我1973-1976年间在农场的经历。翻找日记，摘出一些记录，补充一些内容，成此文。是从非常个人的角度，反映农场建场历程。我尽量利用日记原文的照片，如果原文字迹太潦草或段落不易照相时，就照原样输入日记文字，未作改动。需要时，加一些注释，放在方括号【】内。

日记所录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想。因此，涉及两个故事：农场的故事，我个人的故事。一开始我很犹豫把个人故事放进文章。后来发现，一方面，二者难以分割，另一方面，我经过反思，否定了当初的顾虑（其理由到文末再叙）。于是把二者并行纳入。

从我的角度看，农场最初那一年多期间，主题是树正气、上正道。农场的正道，日记中以“同舟共划”一语概括，是大家全力以赴发展生产，在读书学习讨论中增长知识、提升认识，依照公平原则处理招工招生等各项事务，等等。农场能走正道，靠的是艰难树立起来的正气。

谈知青农场的历史，离不开胡广生书记，农场是他推动建立的。他是安徽萧县人，1949年在萧县师范读书，和一些倾心革命的同学一起随大军南下到泗洪，然后留下来当教师或基层干部。文革开始，他们不少人是最早的造反派，其原因，包括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敏感性，以及多年身为“外来人”受排挤而积累的反感。他们曾经挨整，后来落实政策，胡广生调到界集公社当副书记。

按日记，胡书记73.3.2到界集上任。一开始我就听到社员讲他坏话。

【肖书记是公社正书记肖明远。胡书记名字误作“胡广春”。我们那一片许多社员属于泗洪两派中与胡书记对立一派，所以说他是“死捣派主子”，即热衷派性斗争的人。如果1949年19岁，73年应该43岁。胡书记很快以业绩建立了良好声誉。】

胡书记分管知青工作。那时我们已经插队四年半，大王大队12队原来一家的知青剩下三人，李元建和我在11队，他会计，我副队长，于含英在5队当妇女队长。我和胡书记最初的接触，是7.18他到大王11队找我和队长王康华谈话，谈搞好生产队的事。

【“晚上”应是“晚晌”，“傍晚”之意。】胡书记开门见山，谈的是抓生产、出成果，立即让我感到，他的眼界和聚焦点与惯见的那些照例奢谈知青“扎根”“改造”的干部大相径庭。他“为我们做参谋”的亲切态度，令我感动。日记还特地提到“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具体事务是很在行的”，格外难得。以后他还来过大王几次，关心我们三人的工作和生活。

11.28日记：第一次听胡书记谈他对农场的设想。

【附中同学在校时有“井冈山”（“老井”）和“红联”两个组织，分属江苏“红总”、“八二七”两派。dLaz是外号“大辣子”的周正龙，“红联”的，初三，杨岗大队。Xj是“学究”李元建。大王三人是“井冈山”的，我高二，那两个高三。界集公社的知青以附中同学占多数，还有八中等“外校”的。附中同学多数是“红联”的。】

我现在读胡书记的农场设想，仍然感念胡书记！1973年6月10日中央发一文件到公社一级，内容是李庆霖为知青缺吃少穿“告御状”，毛泽东回信寄三百元钱“聊补无米之炊”，文件要求各地政府按毛的指示“统筹解决”。知青农场应运而生：把知青集中起来，政府出些钱，办个“安置单位”。按胡书记所说，中央批的钱是每个知青100元。公社办这个知青农场，能拿出来的钱，一共才6500元（后来县知青办提供了很多支持）。如果农场自己不能搞好生产，仅仅当“安置单位”，改善知青处境，断无指望。胡书记的设想有两点不同寻常之处：一是农场实际上将由知青主导工作（遭到肖书记反对），二是把农场办成新型农业试点推广站。这样，前景就不同了。

几个月前，我在73.6.30日记中，根据在生产队的几年实践，对大寨革命道路，作了如下总结：

我认识到那条路走不通：“没有工业的发展，没有机械、化肥、良种，农村自己的苦干不可能达到农业革命的目的，即与小农经济根本不同的现代农业”。知青农场可能提供机会，用不同于生产队的方式搞现代农业。“诱人”处在此。

我担心胡、肖矛盾，有前因，11.18日记记载：“早上去公社开知青会，到街上听说不开了。肖、胡意见不一致。”

我在生产队“耕读”，生活相对简单平静。对农场犹豫重重，主要原因是担心同学中残余派性和招工招生中的纠纷。日记中有记录，听说招生中发生的情况后，我用英语发感慨：“the relation between those schoolmates is like between wolf【同学之间关系就像狼之间关系。“wolf”当作“wolves”】”。Xj则是早早就“死了心要去的”，在农村几年他一直钻研农业科技，到农场更有用武之地。

胡书记有意要大王人去农场承担负责工作。曾几次和我谈话。我迟迟不能下决心。12.13日记：“我现在很矛盾，究竟去不去农场。晌去李塘，胡书记召开十来个知青开会，要求决心去的人尽早迁去，最好明天就去。学究是这批先遣队之一了。”12.14日记：“我很少象这样不能决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听说胡书记发火。

12.17日记：

【肖孟衡是附中同学，其父肖焜焘，黑格尔哲学专家，文革前发表论文说“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核心，文革中被批判是对抗毛“对立统一”是辩证法首要规律之说，下放到泗洪。我当时醉心“否定之否定”，后来几次拜访请教。也曾请他到农场讲课。文革后他任省社科院研究员、南工教授。】

据与会知青描绘，在那天动员知青去农场的会议上，胡书记敲桌子：“有的知青，公社几次谈话，动员到农场，还在犹豫不决……”。第二天我就赶紧去表态了。12.19日记：“昨天早上到公社找胡书记，最后决定了去农场。这基本上是服从组织意见。”12.22日记：“dfq【“大番茄”，于含英】说她去的可能性大，而我也早就觉得该是这样的了。”

1974.2.13日记：

【附注：此处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是故意说反话。我很欣赏其说。】

2.21日记：“胡书记来带我们开了会，成立一个临时的班子，我们都分别负了点责任。”“我们”指大王三人，我负责农业生产。随后即上马工作，为水稻、玉米、棉花良种四处奔波。自己还想维持耕读生活，避免做“思想工作”。刚开始那段时间，心情颇好。

【JrJu是小朱，朱琼琪，随家下放的知青，我同班同学的妹妹。】

但是大王三人对我们同时在农场任职，都认为不妥。3.14日记反映这种想法。

【赵、陈福芝是本地干部，后来均未在农场任职。裴是裴昌友，原农场会计，在临时班子主持工作，后任知青农场场长。张志义是八中初中同学，吕岗大队。第二点是胡书记自己早先提过的。我强烈要求第三点。】

刚到农场我还干了一件事。此事显示胡书记对知青的爱护，工作的细致。4.5日记：

外号“大使”的孙永明是附中初三同学，插队初期我们曾在一家。他在维修手扶拖拉机时出事故去世。公社为大使立碑是胡书记的德政。我说“大使总是使我前进的力量”，是想到他的遗作《冬夜》，文中倾诉的热烈追求“美的人”、“美的品德”的青春情怀。

我担心的纠纷很快就来了。4.14日记：

【这里英文是《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涅克拉索夫的长诗，楚图南按英文版转译的。最近看到，后来按俄文翻译的版本，书名改作《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和于含英议论，我们都喜欢《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一句，意思好、读起来节奏感强。把俄罗斯换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这个问题仍然适用。】

4.15日记：

【SP是Small Pig，外号“小肥猪”的车文奎，我同班同学，“红联”的，吕岗大队。我在班上、在界集和他都很少交往，实在不理解他何以在农场兴风作浪、与我为敌。我认为那是农场歪风邪气之开端。】

日记中没有记录、我现在也一点都不记得当时SP攻击的具体内容，应该不外是私心谋利、大王一家人独占农场大权之类。胡书记对我的谈话，很象中学班主任对中意学生的教导。他本是教师出身。大概从小学以来，凡有老师向我提缺点，“骄傲”、“联系群众”等内容，总是列在首位。我很理解。刚到农场提醒自己“联系群众是我们要注意到大问题”，但事与愿违。显然在“群众”那一面，别有症结。至于出身，我心定如井水，知道无可冀求。

我当时理解，胡书记“出以公心”的说法，隐含他和肖明远书记的矛盾。肖文革前是公社食堂炊事员。我们曾经领教过其粗暴。缘由是大王12队的手扶拖拉机，那是李元建、王咸从家里（都是大学教师）分别要了两千块钱，借给队里买的。后来大王大队岗上、湖地分家成立两个大队，手扶分到湖地，我们留在岗上，湖地生产队拖着不承诺还钱。我们到公社寻求帮助。在公社门口碰到肖，向他陈情，未等我们说完，他就迈步往外走，说：“公社不管，你们回去找大队……”我们跟上去还想再说，他转身背对我们，挥手说：“我们不管，不管！”（那件事我们后来以非常手段解决。我们打听到那机子天天到泗洪运货。我和李元建到泗洪找到他们，友好谈话间，跳上机子开了就跑，回来停在我们家门口。岗上、湖地两处社员都站在我们一边，说欠账就该还钱。后来由湖地大队领导出面调解，定约还了钱。）

记得最初的场委会构成如下。场长裴昌友，在农场大体上“无为而治”。农业组长裴昌金，裴昌友本家弟兄，二十岁出头的“老场员”，很本分，但只能照管老场员喂牛、拉车等事务，不被知青看作领导。车文奎多半时间住在泗洪，为农场买东西，拉关系，像是农场驻外代表。张志义是政工组长的料子，已经学会完全用两报一刊语言说话，不懂实务，很快就抽调到公社参加批林整风宣传队。周正龙5月才来当副场长，8月份就确定去上大学。此外就是大王三人，李元建当会计兼管科学种田，于含英管全面工作兼管副业，我是享受参加场委会会议特殊待遇的非场委会委员，当农业副组长，负责安排大田作业。我体会，选择此前从未进入候选人名单的小伙子裴昌金和我搭配，又确定我参加场委会会议，胡书记用心良苦。

最初农场除了农业几乎没有其他业务。李元建负责良种选择、化肥农药施用等，于含英关注种棉花、养猪，创办养兔子、养鸡等新事业。我要落实八百亩农田的作物配置，根据农时、气候安排作业——哪块地种大黍（玉米）、哪块地种棉花，地干了锄大黍、下过雨后点黄豆，等等，天天一早喊人上工，带人干活。我和Xj住一间宿舍，就在食堂前面，dfq打了饭，也来这里，我们一起吃饭，还像在大王时一家人一样。我们常常在吃饭时商量农活安排等事务，每晚和场长开个碰头会，就落实。讲起来，农场的日常运作，还是靠大王人维持。那时候，这些具体事务，在农场也没有别人可商量。场委会工作中从来没有靠表决作决策，所以，如果我有意推进某个主张、事项，我的二等地位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我发表意见的效力。

我们面对困难的局面。刚从不同生产队汇集到农场的知青中，由于历史因素，加上人为作用，很快出现裂痕和对峙：外校对附中，“红联”对“井冈山”，其他大队来的很多知青对大王大队，大王三人中我被选为目标。那时候，农场完全可能陷入“派性斗争”的泥潭：知青沉湎内斗，不务正业，农场生产、生活、学习全都陷入困境。

纠纷还在继续。4.17日记：

我知道知青聚集容易发生纠纷，但没想到自己这样被卷入而成为靶子。老社员常说，哪个庄上都有“捣蛋主子”，我并不曾把SP几个人抬高看作是了不起的坏人。如果只涉及个人矛盾，依我本性，不予理睬就是了。然而，如果要办好农场，或者说我要在农场办事，就不能被他们颠倒黑白地压下一头。农场要有正气。我还没有看到足够的正气。不过，我是种田人，看到地里的庄稼，又不忍放弃。尽管地位尴尬，处境困难，但知道他们绝无意愿也无能力照管这个摊子，所以我还撑着，甚至感到“非抓不可”。

局面的转折发生在麦口。6.8日记：

三十来个知青，十来个老场员，原来没有人相信，就凭这些人，能拿下四百亩麦子的麦口大忙。过去这里是公社直属农场，惯例有社直机关（供销社、粮管所、食品站等）来人帮助抢收，今年没有外援。知青中只有我和曹忠（附中初三，原来就在农场）会用湖地特有的农具“cuo（音锉，入声）子”。那和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用的长柄镰刀一样，是站立挥舞的。不同点是，五尺长木柄是弧形的，顶端有竖直短柄，下端装二尺长刀片，还固定一段绳索，绳索终端也有一把柄。用它“po（音泼，意割）麦”时，右手持刀柄上端短柄，向下方推，左手拉绳索把柄，牵引刀向左方横向运动，一刀下去可以割下四、五尺宽一溜麦子，再向左上方扬起，随即反手甩到身后一人拖的“弓网子”里面。高效，费力，通常是一等强劳力干的活。我们两人配上六个老场员，冲锋在前。女生拖“弓网子”在后，亦步亦趋。赶车、场上堆麦垛、打场脱粒，每道线子都只有仅仅够用的人力，连续奋战。不少知青在生产队不大参加一线劳作，这五天是拼下来了。一仗大胜，周围几个大队农民对知青刮目相看，从公社到县里，界集知青农场从此名声响亮。

关于6.9下雨“场上没有受损失”，于含英看了初稿，说记得这事：中午时分，她一人顺农场中央大道往南察看庄稼，差不多走到农场南沿（有一两里路），回头一看北边起雨（那时我们都很会看雨云——灰色的云，下挂雨脚，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从天边涌起，顶过来），拔腿就往回跑。快到社场，听到我在喊“抢场啦”。正在歇晌午睡的知青们赶来七手八脚把摊在场上的麦子收起来，免遭雨淋。我说“有准备”，因为我和喂牛的老许（老农民，负责指挥场上打麦作业）一直就坐在场边，抽烟聊天，观云察雨。

转折的一个小例子：夏日，干活休息时，几个人闲聊，朱达苏（“红联”的，高一，杨岗大队）对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给你起外号叫‘狼’吗？那时候，说是非要给你起个凶恶的外号不可。”“那一次，我们跟胡书记说，坚决不能让你进场委会，但是，要你干个苦差事，带人干活……”他笑着说，我笑着听，心里还是泛起一丝苦涩。到农场之前我和朱达苏素无交往，更无过节。现在老朱能和我笑谈了，但是那个“我们”中的SP等人，继续与我作对。“狼”的外号我倒沿用至今。现在我的书房墙上，就挂着好几幅狼图。

那种工作环境使我心烦脑怒。6.22日记中，记录了我写给dfq的一封长信，强烈抱怨我的处境，抗议未得我指望的理解支持，措辞激烈。关键话：“我跟你讲过，在考虑农场前景时，同志的信任在我心中所占的地位。如果没有大家齐心协力的奋斗，或者至少是骨干、群众中代表人物的齐心与信任，我是绝不会在农场久干下去的。”

7.6日记：

“昨天来了五十七个新知青，大部分是双沟镇的。这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绝大多数新知青是初中毕业，十五、六岁，文革中没读过什么书。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年幼无知”的孩子要照料，负担委实很重。

7.6-7.18日记还记了一件事。7.6：“去淮阴一星期，买六米木材，并从地区上山下乡办公室争取到一台手扶拖拉机，县上办出三千元。”7.18：“昨晚争得一台手扶拖拉机开回，照例是经过一场恶战。”地区批的拖拉机指标，到县里被人劫走，我吵遍县革委会有关部门，夺回机子。回来在社场开机子一圈一圈绕，新知青欢呼雀跃。晚上场委会开会，我提出我带两个小知青开机子，dLaz赞成，dfq不同意，要我仍然抓农业。我很沮丧。当时已知道胡书记要调走，到重岗公社任正书记。日记中说，虽然处在“大多数同志和我的互相了解和合作关系正在深入的时候”，我“考虑后事”，还是想摆脱在场里管事，单开机子。于是就有再找胡书记谈话一事。

胡书记的话促使我重新考虑农场问题。第一，“从年龄、出身、需要来看，你要一辈子在农村”——这是公社领导，我尊敬的领导，对我交底。从来不曾有人对我这样说透。我别无去处。倒不是说除了农场别无去处，胡书记后来曾谈到我去当教师。但我心里明白，不管干什么，都有“政审合格”那个坎，我迈不过去。别的老知青处境倒不是都像我这么糟糕，但也都是插队多年没有机会进工厂、上学校或走其他门路离开农村的。许世友在江苏主政，老三届绝大部分下去插队，新三届全部留城分配工作，所以还有大量老知青在乡下，全国罕见。既然我们被放在农村，那么，在农场“同舟共划”，对大家都好。这成了我干事的基本点。第二，“同舟共划”涉及一个群体。我极其看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很怀念在学校“井冈山”我们一帮人在一起的氛围。因此，缺乏同志的信任，就成为我愿意继续留在农场干的最大障碍。这成了我不干事的基本点。第三，我要是退下来，相当于向SP等人服输。我不认输。这成了我拒绝退却的理由。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7.28日记：

“新知青为搬进新屋闹了一场，表明他们的思想很复杂，受旧意识的影响很深。”农场的新瓦房宿舍建成，两个小知青抢先擅自把行李搬进他们看中的房间。如果不制止，其他人跟进，农场就乱了套。我收工回来，就去现场，要他们等待场部统一分房，先搬回去。他们抗拒。我把他们的行李拿到门外，“放”在地上。门口聚集了一些小知青，有的明显站在他们一边。这是“打码头”的局面。“打码头”是我们那里农民常说的词，意思是，相争双方初次相遇，一方被打掉了势头，例如说，“新来的书记没几天就被老地钉子打下码头”。想来此语源自青帮、洪帮的江湖帮派之争。现在发生的不是帮派之争，涉及农场能否走正道。几个场委会干部来，平息了火爆场面。场里分配方案本来就是尽小知青住瓦房。但他们还是到县里告状，说我“铁板着脸，咚咚走过来，把行李‘扔’到门外地上”。场委会立场鲜明，毫不妥协。据于含英回忆文章说：“后来县知青办告诉我们，小知青跑到县里去告状。知青办问他们：结果新房子是谁住的呢？答：新知青。问：老知青呢？答：都还住在旧草房里。问：那你们告什么呢？……”

接着又出了周正龙上学的事。8.5日记：

周正龙当过“红联”头头，我和他交往很多。我本来希望他来农场当头，会有助于改善“红联”、“井冈山”同学的关系。但他以农场为跳板，一转眼就弄了公社给的“额外名额”上大学。我看到隐患。如果碰到招工、招生，知青都去走公社门路，农场免不了出现知青之间勾心斗角的局面。

在一些老知青和更多新知青中，我还是“狼”。在“同舟共划”与“撂倒不干”之间，我仍然犹豫不决。也试图自我解脱，如8.14-16日记所反映：

【阮籍诗中“谋知不饶”句当作“知谋苦不饶”。王安石诗中“闻道”当作“闻说”。

这三首诗全文如下：

阮籍《咏怀》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陆游《夜读兵书》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陂泽号饥鸿，岁月欺贫儒。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

王安石《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日记里用词委婉，说我8.14到8.16三天“在家修身养性”，读古诗。其实应该是称病不干活不管事。

在这后面一页，同一天，又记：“今天中午dfq给我一张条子，阅毕收回。我真心感谢”。那“条子”是一长信，应该是对我前些时候“抱怨”信的回应。她对我作了超乎寻常的正反两面的真挚恺切的分析，劝我坚持不退。日记中我凭记忆复制的内容中，有这样的话：“看到你经历常人不易经受的考验”，“现在我仍然挽留你，这也是为你自己，说到底，这和你自己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在生活的道路上不能坚持下去，在思想上也会崩溃下去。”“所幸的是你可以相信我完全无求于你。讲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没有别的用心。我挽留你，希望把胡书记希望于我们的工作做下去。有时，那绿色的、美好的、果实累累的图景还在浮现眼前。现在生活莫名其妙地可能给我们安排了不同的道路，有时使我感到不安。对你的工作，应该有信心，不要觉得生活的困难是有意伤你。我、同志们会正确地评价你的努力、忘我、忠诚。对我自己，则没有信心。”

我很感动，又纠结。两个问题：一个是形而上的，“不要觉得生活的困难是有意伤你”，一个是形而下的，“同志们会正确地评价你”。我感到“极其巨大的激励”，决定把它们作为“假定”接受下来。接受美好假定，可以推演出符合这个假定的后果前景。我想，比起否定美好假定，当更可取。当然，这是审美判断，不是由理性分析导出的结论。最后决定：“我要出去散散心，再反思一下。”

8.19日记：

【“老疙瘩”是原来的门旁邻居，五保户老两口，近邻如亲。庄上人充满好意，提升我心境。】

回来后，我恢复常态工作。10.6日记：“周正龙和林双秀走了，华东交大和徐州师院。”不知道上海铁道学院是否曾用华东交大之名。此前日记也记载他为“打听高考事”离场外出，实际上已经卸职。于含英承担了农场全面工作的责任。

10.14日记：“农活忙，今天收完稻子，种麦子。”

10.28日记：“农场成立了理论学习领导小组。新知青已报名成立学习小组。这是一件大事。我想，我们农场除了抓好生产以外，在学习上，要认真搞。新知青的基础知识太少，很多没学中国史、世界史的，学马列原著殊为困难。但现在有学习的热情。我现在很愿意帮助他们真正学一点东西。”

11.14日记：“天天晚上忙于学习（马列小组、新知青的两个小组），白天生产倒不紧。新知青的两个小组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知青过去学的东西简直是一笔糊涂账，似是而非，极不明确，极不系统。”

对我们一些老知青，学马列理论是继续在“913”林彪事件后觉醒反叛的思想探索。我们也尽力读各种禁书。对小知青，更直接的内容是补习文化。例如，在没有其他书籍可用的条件下，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近代史教材（其基础部分是特定史观的教材，有说是范文澜作），目的是让小知青学点历史、地理、文化知识。

就农场全局来说，这种学习是“树正气”努力的一部分。小知青对下放不满（我们对此充分理解），导致对农场也无好感，相当普遍地对劳动、制度管理有抵触情绪。他们后来渐渐体会到老知青的善意，也看到农场其实一直尽量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在农场形成学习风气后，小知青在学习中增长了知识，多懂了道理，一些上进小孩变得很信服我们这帮老知青。

树正气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关系知青命运的招工、招生事务。于含英主导，概括出、推行了几条原则：身体不好的先走，一家有兄弟姐妹都在插队的先走一个（这一条也适用于大家都知道的有恋爱关系的两个人），年龄大的先走。大家都认为这些原则合理公平，它们成为农场正道的重要成分。李元建走后，于含英是农场唯一的高三同学。高二同学中，陈劲是一号老头（一月生日），我是二号老头（三月生日）。其他一些更年轻的知青先后走了，这三老到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1月才走。倒不是有意如此安排，但客观上这有助于维持这些原则的公信力。

正气的树立还靠“思想工作”。11.30日记中有一则简短记录：

【Keynesism是自己生造的词，Keynes+ism，当作Keynesianism，凯恩斯主义。】

和小毛（以及其他知青）谈话，是dfq日常工作（“思想工作”）的一部分。毛卫国是我们四十来人的小组织“井冈山”中仅有的几个“初中小孩”之一，我喜欢和孩子玩，偶尔一起干点坏事，例如井冈山人的外号，番茄、黄瓜、洋葱头，多半是我们几个人创意推出。小毛在小孩中最老成持重，自己连个外号都没有，一直就叫小毛。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不外是揶揄革命高调。他能谈“混”的哲学，但绝无“混”的实践，在农场是开丰收-35拖拉机的骨干。记得那年扩种水稻一百亩，是公社压下来的任务，据说许世友指示，“要让苏修坦克陷在稻田里爬不出来”。小毛把国营农场废弃的一台水稻插秧机弄来修复了。插秧季节，骄阳似火，我们把稻秧运到地头，装进机子，大家提心吊胆，不知道那玩意儿管不管用。小毛把机子开动向前，后面居然插出一排一排秧苗，大家欢呼。一会儿机子熄火。小毛捣鼓捣鼓，机子又吐吐叫起来，大家再欢呼。机子不断出病，小毛不断捣鼓，终于完成插秧任务。实在是不容易。我“发笑”，看起来在暗助小兄弟顶嘴、较真人生哲学，实质上是赞赏他们的思想交流。无数次的谈话，推动这些老知青更加融洽齐心。

到年底，我写了一篇高高兴兴的总结。12.22日记：

我与梁东黎（“红联”，高二，杨岗）、杜乐（“红联”，初三，界集大队）都是到农场后才交往，所谓“不了解、也不曾预料”云云，没有贬义，是由衷赞扬。下面还有一句话：“胡书记为我买了一套《红楼梦》，这使我心中感到温暖。”那时候《红楼梦》还不大容易买到，胡书记已在重岗当书记。奇特的礼物，深切的好意。

我其实不了解农场早在73.12.22就已成立，我们是次年2月才进场的。此前那段时间好像是SP在管事，或许这是他激烈反对大王人的一个历史原因。在庆祝农场一年成绩的时候，我还对他们保持警觉。

Ju是车文奎（把“车”念ju），TO是童光荣（八中初中，吕岗大队）。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是农场“不正之风”的代表。

到了我们进场一周年的时候，我自己又写了一篇总结。1975.2.15日记：“最主要的是作好老知青的思想工作，这些人是农场的周正支柱。这方面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矛盾就表明，像光和阴影不可分离一样，在热情、苦干、同舟共划的努力之外，知青思想中还具有狭隘复杂的那一种必然属性。我们也算渡过来了。上半年是我，下半年是于，处于被攻击、非难、甚至心怀叵测的猜疑算计的中心的倒霉位置。我是咬紧牙关受下来了，甚至不得不以退出战斗的清高姿态来使自己竦然一摆，喘几口气…农场的现实决定了我只能这样干。dfq则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掌握了主动权。他【她】以特有的方式无休无止地和人磨嘴皮（“思想工作”），团结、影响了不少关键人物，为农场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

1975.3.20日记

于含英74.7.20就通过农场“新党员群众评议会”上报，后来以准党员身份主持农场全面工作，这么长时间才批下来，正式就任农场党支部书记。先前有传说，我会进新农场班子，证明不实。我一直到1977年1月离开农场，始终是非场委会成员，农业副组长。新场委会中最奇怪的安排是，SP当农业组长，又新添一个农业副组长职务，由委员赵民乐（“红联”，高二，杨岗）担任。陈劲（“井冈山”，高二，吕岗）接会计。对于领导农业生产突然变得如此热门，我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建场一年来，农场最可见可说的成绩在农业，现在基础已经打好，下一年笃定大增产（除非遭大灾），因此，就要有更名正言顺的人物，场委会委员们，来承担这个成绩、功劳。我把这种安排联系到公社肖书记。

SP一上任管农业就出丑。3.27日记引用Pg（“排骨”，赵民乐）讽刺SP指挥生产的话：“今天叫种田菁，明天能种绿豆。”在我们那里，3月种田菁嫌早，绿豆更要到麦口前后才能种。

3.27日记

SP管农业只持续了很短时间。4.28日记：“我和排骨立军令状今年拿二十万，他现在干劲大得嚇人，在认真考虑规划。”显然，这两个副组长已经撇开SP，自行挑头干事了。二十万产量的军令状后来没有实现（我们也没有受罚）。75年收十八万斤粮食，比74年的九万，翻了一番。那是良种、化肥、农药、机械化和知青们出力流汗辛勤耕耘的结果。

后来发生的是，SP又在农场公开挑起争端。5.18日记：

接着还有一场争端。7.14日记：

Tgr是童光荣。徐伟（“红联”，初三，界集大队）“三言两语”戳穿SP的“冠冕堂皇”。Shy是沈恒渝（“红联”，高二，吕岗），他是老好人，惯于对是非问题骑墙，这次在“推荐报考大学”的会议上也站出来对童光荣提出“有些内容”的批评了。SP、Tgr那股势力在农场已处边缘。这是一年多树正气的成果。

农场有过多次这种公开会议，会上的思想交锋，往往关系到农场全局。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们力求以理服人。举两个小小的例子。SP、Tgr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一个人，把猪喂得跟狗一样瘦，但是“思想境界高”，可作农场知青的样板；另一个人，虽然为农场做了很多事，但处理新知青房子问题“简单粗暴”，“引起反感，到县里告状”，“要引以为戒”。我们则说这样的道理：如果想把农场办好，每个人的本分，是好好干活，把猪养得圆滚滚的，让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农场的规范，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章制度，要分清是非对错。我们在晚上学习和各种会议上，反复讲这样的常识道理。对好多小知青，这还是一种启蒙教育。在他们中间，广为流行的是“小市民意识”（当时的用语）。我曾在学习中公开批评过，用老社员的话说，“像鸡一样，抓一把，捞一把”。渐渐地，我们说的道理占据农场主流。

不同意见还涉及当年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出身和阶级路线。张志义、童光荣清楚在这方面可以压很多同学一头，在诸如招工、招生、表彰先进等各种会议上，会用两报一刊语言，大谈首先要以政治标准、思想表现来评价。童光荣一发言就赞扬张志义，总不忘提他铁路工人家庭出身。我深知当时实行的阶级路线之恶，敏感警觉这种“舆论导向”之害。幸好农场以讲道理为准则，在公共讨论中他们会谈马列或其他时兴理论，但我们总能点明其理亏之处；讲实务，他们更乏善可陈。幸好农场有正气，拒绝以他们的标准处理事务，否则，一些老知青又会被那种“政治正确”卡住。农场建立的原则，是让所有知青，附中的、外校的、各种家庭背景的，在招工、招生和其他事务中，都享受到公正、公平。在实践中也尽可能这样作了。

就我个人处境而言，这一天的日记有一段评论，颇自得：“我现在的地位颇主动，工作上的事能抓，谁也不许拆台，而这方面（人事、思想方面）的事，人们又不对我作苛求，有dfq作挡箭牌了。我是干实际事务的，同时我又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我宁愿作一个咄咄逼人的角色，在所有可能的场合揭露矛盾，作推动力。”

至此，农场“树正气、上正道”大局已定。

7.14日记还特地记录了公社农业技术员罗克佐。那是胡书记之外，我交往最深的农村干部。

【知青农场给公社食堂送米、面，是依照原来公社直属农场的惯例。为生存，我们必须要“进贡”。农场曾把小麦和豌豆（“菀豆”）混种。我们后来用科学方法把小麦和豌豆分离了，农场自己机房加工的小麦面胜过最白的“富强粉”。】

在食堂听了老罗几句话后，我跟他到宿舍长谈，请他多帮助。他后来把农场当作他的试验点、推广站。比如，指导我们施用稻田除草剂，一个星期后，把周围生产队干部群众引来参观，看黑死的草，绿色的苗。从环保角度看，现在对除草剂有更全面的认识。当年它是全新科技，我们农场人力不足，没有除草剂，不可能完成稻地薅草任务。知青农场在科学种田、养兔养鸡和其他多种经营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农场在正道上，景色更显得动人。9.5日记：

“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出自谢朓《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诗》，写建康（南京）南郊新亭渚春景的。在农场的秋天，在“满头大汗地打（挖）干渠”时，想到这两句诗，体验到那种美。

10.25日记中有一段记录，挺别致：

那是我们下乡第八个年头的第一天。被徐伟发火的“我们”，应该是当干部的于含英、陈劲和我。我认为那导致“最有生气的一次谈话”，因为大家共同关心“农场的人和事”，坦率地交流意见。我后来在一篇忆旧文章中写到：“文革前当学生时，文革中参加‘井冈山’组织，下乡插队，我一直在我极其珍视的朋友中间。在农场，又多了一些同甘共苦的朋友。多年来如果不是和这一帮朋友在一起，我非我。”

此文开头提到，从我个人角度看农场发展，涉及两个故事。一个是大家同舟共划（那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另一个是我在农场的个人境遇（那是一个疙疙瘩瘩的故事）。一开始，对于讲自己的故事，“披露隐私”，我有点犯怵。自己和自己辩论：日记中为个人处境抱屈，是否有点“土鳖”？多次提到个人职务问题，即使不涉谋私图利，是否也有心胸狭隘之嫌？但是，从我的角度讲农场历程，我的故事是其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农场最初的冲突，就是关于我的故事，而涉及农场全局。所以有必要把个人材料放进来。我还打算，在文末加一句话，比如说，“日记中一些内容，反映我内心软弱、不够豁达的一面”。——此语确实是我多年来自我解剖的看法，并非诳言。但是，一边写，一边反思，我改变了看法。

我那点不平、抱屈甚至愤慨的思想感情，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化中，自屈原以降，源远流长。类似我咏诵的阮籍、陆游那样的诗，俯拾皆是。我只是不幸沾染了一点文人情调。更近一步，最近读关于身份政治的几本书，感悟良多，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坚实依据。

身份认同的概念源自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他提出人的灵魂包含三部分：欲望（desire）、理性（reason），以及一个与它们独立的第三部分，希腊文作thymos，英文勉强译作精神（spirit），其涵义可以解读为现在所说的“身份认同”（identity）。它定义自我（“我是谁？”），区分内在之我与外界，确定内在之我的“尊严（dignity）”，要求他人、社会的“承认（recognition）”。身份认同有两个要素：内我之尊严，外界之承认。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兴盛，身份认同这个概念逐渐深化、普及。各种身份的人们，如新教徒、妇女、黑人、其他族裔、各种边缘群体，等等，纷纷起来争取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享受法律的同等权利。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在日记中看到我的灵魂的第三部分的活动。那无关欲望（我不是在追求美食或权力），无关理性（理性被认为是为实现欲望而算计谋划的工具），我要的是公平、尊重、平等待遇。我在意的从来不是一个农场职位，我关切的始终是“社会”即农场群体和组织的承认。按“身份认同”的概念，这种发自灵魂的“个人的”要求，本质是承认尊严。我现在的认识是：对此，并无贬低的理由，相反，这种“耿耿于怀”有其正当性。我毫无埋怨胡书记或任何人的意思。我理解当时社会政治现实。我这段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现实。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得以放下包袱，坦率讲述与农场的历史相联的心路历程。真正使我震撼的是，四人帮倒台后，我首次参加招工，1977年1月，依旧被工厂以“政审不合格”为由拒收。我找县知青办史龙海主任，得他力保过关。当时想到的是鲁迅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是的，我没有料到社会不公不义竟至如此。这种事情，前半辈子，不曾摆脱。后半辈子，再未遇到。

身份认同概念导致身份政治，可以产生负面后果。人们按种族、性别、族裔、政治倾向、宗教等等各种因素组成身份群体，陷入部落式争斗，撕裂社会。农场初创时就出现过部落式争斗。一些智者提出，要克服部落式身份政治，在自由民主多元化社会中，需要以更高层次的“公民”身份，培育忠于宪法、服膺开放包容的价值规范，来促成重叠共识。我们那时候当然没有这种认识。但我们以同舟共划为目标，努力在农场树正气、走正道，以“思想工作”、“公共讨论”，克服部落式争斗。

回顾起来，我们知青农场的存在发展，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点像个奇迹。起源于胡书记，他让知青主导农场，为农场设立比“安置单位”更高的目标。主力是老知青骨干，在下乡五年之后，在逆境中，坚持对正道的追求，也在相当大程度、一段时间内实现正气主导的自治。客观的业绩，是全力发展了生产，在农业、副业、机械化、科学种田等方面都有颇得外界称道的成果，以正派公平原则处理老知青招工招生，带动小知青增长了知识、多懂了道理。新老知青二三十年后聚会，还一起怀念农场硕大的白面馒头（男生都能吃饱，女生常吃不了），以及晶莹的白中带碧绿色的米饭。新知青来农场半年后第一次年终分配，每人净得100元现金。过年时，农场用大拖拉机送小知青回家，大家喜笑颜开，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带了用攒下的饭票换的馒头。

我们和千万知青一起，被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学习、就业的机会。在那黑暗的年代，我们没有消沉。今天怀念农场，是因为我们一帮老知青作了抗争命运的努力，有那一段同舟共划的实践。

附录

农场老知青与胡书记（后排右三）在南京灵谷寺九层塔前。我在前排右二。

2018年回界集，与农科站长罗克佐老罗在知青农场旧地合影。

2018年我们回泗洪，十来个小知青赶来一起到农场旧地。这是在界集合影，大王三人在左起第五、六、八位，其余是“小知青”（不少人已经有孙辈了）。

任赜

初稿写成于2022/1/31—2/1

牛年除夕—虎年春节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