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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2020 12:56 下午
驱逐美国记者背后，国国对叙事和宣传能力的自信
当国国想要宣布它准备向全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告诉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猫朱熹的画像会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北京将欢迎一些资本主义元素。
当国国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邓的继任者之一江泽民在《60分钟》里引用了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并与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一同高歌了几段《我的太阳》(O Sole Mio)。
2001年，在烟花厂打黑工的三十几名小学生死亡事件发生后，当北京想就此发出官方问责的信息时，国国经济方面的领导人朱镕基在面向全国的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外国媒体就该事件的提问。
国国长期以来与外国记者存在紧张关系。政府审查国际媒体，并经常骚扰记者。然而，它早就认识到，西方媒体满足了它的一个基本需求。它可以比本国媒体更清楚、更直接地向全世界传达信息，有时甚至向国国公众传达信息。它还为了解国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坚实的窗口，在这个国家，即使领导层也并不总是信任它所获得的信息。
周二，这种默契以戏剧性的方式破裂了。
国国政府表示将驱逐《纽约》、《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国国大陆工作的美国记者。一个新闻工作者协会说，这一命令将影响超过12名记者，这是中公在现代对外国媒体最严厉的攻击。
首要原因是与美国的外交争执，美国大幅削减了国国官方媒体雇员的签证数量。尽管如此，驱逐令仍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表明北京觉得不再需要外国媒体将信息带到全世界。
产产已经将它的国内宣传机器打造成了数字时代的有效工具。它的官方媒体机构已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了播放业务。在Twitter和其他国际平台上，它的外交官和官方媒体无情地抨击批评者。
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一样，包括北京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学会了使用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绕过传统的主流媒体，按照自己的主张发表信息。
利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教授何一南（Yinan He，音）在Twitter说：“怀疑他们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借口，驱除这些不受欢迎的‘和平演变’因素。”她用的是国国的一个术语，指把国国变成民主国家的西方阴谋，而政府表示这一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
但国国压制外界的声音也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驱逐是一个信号，表明北京已加快步伐，进一步在政治上与美国脱钩，压制异见，并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换句话说，北京花了几十年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和繁荣的社会，现在正在顺着来时的步伐倒着往回走。
国国需要国内外的声音来指出问题。官方媒体现在辩称，国国已经遏制住了境内的新冠病毒疫情，它起源于国国武汉，现在正威胁着世界经济。但是国国官员试图让那些警告国家和世界留意疫情的人保持沉默，这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长期以来，产产在需要赢得外界的欢迎时向西方媒体开放，而在想要闭关锁国时则变得更加敌对。
当产产为控制该国打内战的时候，猫泽东极力向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其他西方记者示好，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帮助改变了国内外公众对该党的看法。
在1949年产产上台后，它与西方切断了联系，驱逐了外国记者，并把为外国媒体工作的国国人送进监狱。1980年代，当它决定再次向世界开放时，它欢迎时报及其他刊物回归。
自那时以来，北京与西方媒体的关系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在江泽民和朱镕基任内，国国吸引着全球媒体把国国描绘成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值得加入世贸组织这个主要贸易国家的全球俱乐部。
在世贸组织决定吸收国国加入的前两个月，江泽民在北京对《纽约》的出版人和编辑们说，他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了解国国。当被问及《纽约》网站为何在国国被屏蔽时，他回答说：“如果你问我对《纽约》的看法，我的回答是，它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
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视为国国作为全球大国的亮相盛会，奥运会召开前夕，政府放松了对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
但国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进行报道的地方。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者之后，北京驱逐了一些外国记者。
在国国的记者不断受到恐吓。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曾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现在是特朗普的鹰派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写过自己在国国遭逮捕，被迫把笔记冲进厕所的经历。他写道，在北京一家星巴克咖啡店里，他被一个“试图阻止我调查一家国国公司向其他国家出售核燃料的政府暴徒”一拳打在脸上。
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形势进一步恶化。习近平要求国国新闻媒体听党的话，让它们提高国国在世界上塑造自身叙事的能力。
国国政府一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加大了对西方记者的敌对手段。我的同事孟建国(Paul Mozur)写过他被尾随、追踪，并被阻止报道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事情，这样的经历在该地区做报道的时候非常普遍。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称，在周二的决定之前，北京自2013年以来已驱逐了9名外国记者。自2019年初以来，至少有13名记者拿到的是有效期缩短为6个月或更短的签证。自2020年初以来，其中三名记者得到了有效期一个月的签证。
“通过驱逐记者和让其他人处于签证不确定的状态，国国公然利用其权力试图影响海外新闻报道，惩罚那些发布当局认为对它不利的信息的记者，希望他们收声，”该记者俱乐部表示。
国国产产现在认为，它有其他方式来吸引全球受众。
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英文推特账户有1260万粉丝。国国产产的党报《人民日报》拥有700万粉丝。官方的国国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国有电视台国国环球电视网拥有1400万粉丝。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国国外交官也“发现”了Twitter。他们不再扮演职业外交官的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在Twitter上发表非外交性的评论。最近几天，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对国国官方媒体和外交官毫无根据地声称新冠病毒源于美国的说法表示不满。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推文对英语世界有多大的说服力，但是肯定会取悦他们的老板。它们也能取悦许多懂英文的民族主义国国人，他们急于把这些外交官发布的强硬推文拿回国内报道。
国国官员甚至采用了特朗普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假新闻”——来驳斥任何外国媒体的批评。评判国国人的观点是困难的，但有迹象表明，这种观点在国国找到了听众，就像它在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中找到了听众一样。
“我们反对针对国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借所谓新闻自由的名义炮制假新闻，反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国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Twitter上表示。
到周三晚上，这条推文被点赞了37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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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2020 1:01 下午
国国赋予网警更大权力，压制有关疫情应对的愤怒和批评
上海——随着国国试图重塑其对冠状病毒暴发应对迟缓的叙事，它正转向一种对网上不法行为进行报复的新警种。
随着共产党努力对国国八亿网民的思想、言论甚至记忆进行控制，网络警察获得了更大权力。治理的崩溃加剧了疫情，现在，网警正成为抵挡针对前者的愤怒情绪的堡垒。
警察会出其不意地来到网上发表批评言论的人家中。他们强行拉走犯事者，进行数小时的审讯。他们强迫目标对象签署保证书，并宣布不再发表政治上不能允许的言论，即使这些言论是在相对私密的聊天群里说的。
在中部城市成都，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李昱辰（音）说，他在2月初用古文写了一篇讽刺审查制度的文章后，被人从家中带走。警方对他的审问从下午持续到半夜，他们首先问他是否爱国，他说是。李昱辰说，他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自己的观点，并保证听党的话。
这次经历与李昱辰文章里的主人公、武汉医生李文亮的遭遇如出一辙，后者在聊天群里试图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神秘病毒的传播，结果却被叫到派出所，被迫在散布谣言的训诫书上签字。
李文亮因冠状病毒去世后，哀悼和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国国的互联网。
“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李昱辰写到。后来，他又在微信上的一个帖子里写到：“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做一名公民”，并继续写作。
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平息人们的怒火——对李文亮医生之死以及许多本可以因他的警告而逃过一劫的人的死亡，当局加倍采取了最初引发这种愤怒的策略：利用网警让最直言不讳的人噤声。
人们对该组织知之甚少，它隶属于网络安全保卫局，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黑客和网络欺诈的执法者。但是正副释放的信息偶尔会提供一些线索。2016年，人口5000万的广西表示，它拥有将近1200名网警。该省的目标是在该地区达到每万人拥有一名网警，可见这一警力部门的雄心。
在早期的国国社交媒体上，对批评者极少有严厉的惩罚。Twitter和Facebook在国国被禁止，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模仿它们的替代品，而审查制度通常意味着帖子消失不见或者外国网站无法访问。现在，警察积极追捕禁文的作者，怒火被恐惧取代。
朋友和家人互相警告，在聊天群里说话要注意。这些变化发生在国国领导人西进平努力推动党在互联网上的铁腕统治之际。
西进平为维稳部队提供了新的资源。网警找人的速度非同寻常，人们本来以为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是匿名的。这种速度是新近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监视技术的结果。
网警所属的国国公安部没有回应多项置评请求，包括网警在使李文亮医生噤声事件中起的作用。但专家表示，李文亮签署并随后在网上发布的声明，与网警强迫网上的批评者签署的保证书相符。
“李文亮去世后，网上愤怒的原因是人们知道他所遭遇的只是一个普通国国人的经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研究科学家萧强说。“这不是当地警察的错。这种事情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西进平的错。”
西进平在2012年上台后，迅速采取行动协调网络监控工作。他设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个新机构，用于协调网络审查，打压社交媒体上那些并不总是听党的话的“大V”。
2015年网警的出现，表明西进平对压制网络的野心达到更高水平。那一年，各地警察局创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宣传网络逮捕行动。
没过多久，网警就成了国家最严厉的工具，用来迫使网上的煽动者保持沉默。网警经常不动声色地进行监视，他们会要求当地执法部门将违法者带进来审问——他们称之为“摸底”。他们进驻越来越多的地方警局，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从电信诈骗到使用Twitter。
在冠状病毒暴发之前，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香港的抗议活动。
45岁的金融工作者波尔·程（Bole Cheng，音）去年秋天接到电话。之前他在网上就香港问题跟人发生争吵，并用意思是“小人”的双关语称呼西进平。两天后，两个警察来到他的门口。
“他们说我在微信上胡言乱语，有问题，所以我得和他们去警局走一趟，”他说。在五个小时的审讯中，他们告诉波尔·程，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找到了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又联系了他两次。他们吹嘘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承担了新的国家安全责任。还有一次，波尔·程与一名年轻警官讨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后者试图将自己的工作与《1984》中描述的情形区分开来。
“他想表现出他读过书，那些故事不是关于国国的。奥威尔说的不是我们，”他说。
警方威胁说要让他的儿子无法上学，波尔·程做出了让步，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不再讨论香港问题，不再侮辱国家领导人。
伯克利的萧强说，网警在冠状病毒暴发期间更加活跃。零星的正副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在今年的头几周，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
网络审查人员也在加班加点。自李文亮去世后，他就成了受审查的话题。大量帖子和账号从社交媒体上消失。
“这是自社交媒体在国国出现以来空前的言论爆炸，”汉娜·杨 （Hannah Yeung，音）说。她经营着一个致力于保存帖子的网络组织，称其为网络墓地。最近几周审查变得异常严格，她说她担心国国人正在失去记录过去的能力。
“人们大喊大叫一通，然后他们的帖子就被删掉，不再有反对的声音。什么也留不下来，”她说。
初步迹象表明，这场运动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国国互联网上充满了对正副应对疫情的真诚赞扬。早期失误的记录大多不复存在。
这种成功本身也构成了威胁。如果地方官员掩盖问题，国国领导人可能会错过重大危机的早期预警，就像1月初武汉医生发出的那种。
1月初，当迈尔斯·张 （Miles Zhang，音）出差到武汉时，他是为疫情暴发做好准备的少数人之一。在妻子的坚持下，他戴上了护目镜和口罩，她在新闻遭审查之前在网上看到了李文亮被训诫的消息。
“我真的很显眼，”他回忆道。这些预防措施可能使他没有患上当时正悄悄在全城蔓延的冠状病毒。
就在一年前，这种对被封锁的信息的兴趣曾让迈尔斯·张陷入麻烦。去年9月，警方将他叫去问话，就他使用一款拦截正副互联网过滤器的软件一事进行讯问。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他们把他扔到街上。那次经历让他大为震惊，他走了几公里的路才回到焦虑的家人身边。
他刚从加拿大旅行回来，开始计划永远离开国国。
“我曾经认为，审查是一个可以克服的技术问题，”迈尔斯·张说。“但是这一次就像当头一棒。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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