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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富富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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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富富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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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富有鱼
 
王瑢
  ◆ 王瑢

  在晋北地区,乡人结婚大摆筵席,太原话叫“吃请”。山路遥远,一大早有人专车来接。路实在不好走,九曲十八弯,若时间宽裕,我通常都提前一天出发,在山上住一晚。天擦黑,满天繁星,点点烁烁,拍照上传至朋友圈,令久居闹市的现代人,满心艳羡。

  去山里吃请,比较麻烦,多数人都托人捎一点礼金完事。但我想念山里斗大璀璨的星空,执意前来。那天刚进山,晴空万里忽然阴下来,行行重行行,左绕右转,盘山公路绵延不绝,似乎永无尽头。头昏眼花中只觉一个急刹车。进门一屁股坐炕上,双腿一盘,长长地舒口气——总算到了。山里人说吃饭,是指家常便饭,而婚宴吃请叫“坐席”,是一本正经地大吃一顿。

  那天刚刚落座,头顶雷声大震,轰隆隆大雨倾盆如泻。山上下雨没什么风,像直接从天上泼下,毫无前兆。大家纷纷躲进屋。雨从门窗檐头直直垂落,唰唰唰唰,竟生出某种古意来。这样的雨,上海十分少见。

  看屋顶上的瓦,一垅一垅,把从天上的雨收收,像搓麻绳。那雨水一股一股,渐渐搓得粗起来。透亮亮,一根一根,由瓦垅直挂而落。甚是好看!雨绳落到地上砰砰有声,水花四溅。厨房在正屋后面,烧好一道菜,主人打伞送进来,缩头躬身,脚步加快,裤腿早已湿了大半,他憨憨地笑着,“吃好喝好哩!这狗日的天气!”

  我望着窗外,满眼都觉新鲜。桌上几位长者划起拳来,“你好我家的黄小米啊,我爱你家大闺女!”菜一半为大荤,满桌的猪牛羊鸡,绿色蔬菜很少。山里人不讲“荤素搭配”,不大口吃肉还叫“吃请”?抠里吧嗦,不够意思!

  我注意到最早端来的那条鱼,摆桌子正中,一筷子未动。很大的一条鱼,浓油赤酱,鱼嘴里塞几根芫荽,很好看。我犹豫再三,伸筷子夹它一夹,梆梆硬,根本夹不动。有人嗤嗤笑,“这鱼不能吃哩!看盘,木头做的。松木!”

  晋北一带,据说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的鱼。“看盘”这两个字,够古老,我只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见过。

  上山吃请,看到可观而不可吃的“摆盘鱼”,意外的收获。撤席后,东家端至眼前让我仔细观察。松木雕刻的大鲤鱼,有须,根根分明,呈摆尾跃龙门姿势。山里人家无论婚丧嫁娶,要把它拿出来一用,天上地下都“富富有鱼(余)”也。再看发现,毕竟年月久远,这尾木鱼已被油汁浸透肌理,成了一件古朴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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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思维
 
李大伟
  李大伟

  什么时代,锻造什么想法,这叫时代背景。

  我不仅出生在唯一有半两粮票的省市——上海,而且发芽于吃不饱的时段——三年困难时期,发育于经济濒临崩溃的时代——“文革”后期。饿是全民减肥运动,穷是全国统一行动,为人处世“不得不”锱铢必较。工商业出身的母亲,励志名言也变性了:“钱,不是赚来的,而是省出来的。”口头禅:“少一分钱,商店不卖给你。”说这句话的背景音乐:声泪俱下!配以动作片:言者拎起耳朵、听者踮起脚跟,最后一句补白:“听清了吗?”饭桌上掉一粒米,父亲一筷子打过来,哪怕掉在地上:“捡起来,吞下去!”顺口一句:“吃了不疼瞎了疼。”(瞎,山东话:浪费的意思)碗里不能剩一粒米、一滴汤,这是老李家的置顶家训。节约异化为吝啬,融化为血液。

  改革开放后,饭桌丰富了,还是老习惯,不剩菜、不剩汤、不剩饭,理由,还是父亲的谆谆教导:“一米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到了吃穿有余的今天,这个习惯依旧惯性不止,结果:脸圆了、肚鼓了,曾经也是“庭树玉立”的“翩翩浊世一公子”,现在也成了“胡司令”。我的同龄朋友常常哀叹:“水平不高血压高,工资不高血糖高,职位不高血脂高”,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患病的突破口,就是最后一粒米、一滴汤。节约下来的钱,不够买药的。

  真理与荒谬一线之隔,越位了就是荒谬。时过境迁到今天,有些节约就是浪费。

  比如坐飞机,尤其飞欧美的,普通舱折扣很大,提前半年,对折以上,经济实惠之谓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但这对于岁数比较大或身体欠佳者来说,坐经济舱是有些风险的,“小于必然,大于或然;小于人人奖,大于安慰奖。”因为十几小时坐着,血不断地沉淀,飞机停下,一起身抢行李,血液回冲,脑颅毛细血管迸裂,绝非小概率事件。住医院吧,因为自由行,没买保险;又偏偏去了世界上医疗最贵的美国,结果呢?经济舱不经济。当然,你也可以不坐公务舱,但必须买保险,这样,丧事可当喜事办,至少牛逼一回:“侬去美国旅游,我到美国看病。”否则,自掏腰包!你住不起宾馆,至少可以住得起医院啊。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上海出现了商品房。早期商品房,五层楼,没有电梯,跃层等于六楼,爬上爬下“真生活”(挨打:比如小孩被父亲“男子单打”,或父母联手“男女混合双打”,上海话:吃生活)。顶楼等于帐篷顶,常常渗水,据说是世界性问题。所以顶层最便宜,贪便宜买顶楼,结果天天爬楼梯,膝盖坏了,到了退休,不敢下楼,因为下来上不来。结果呢,报纸不订了,思想退化了,同龄朋友不敢登门拜访(实际上不能登楼拜访)。老同学聚、老同事聚,一概婉言谢绝:被社会抛弃了。偶尔红白喜事不得不去,但无法交流,首先语速跟不上了,其次社会流行语听不懂,上海方言:“戆棺材一只”,赚便宜赚来的恶果:置顶公寓,囚徒生活。

  有位年长一辈的朋友,动迁分配到17万元。他这辈子没见过巨款。2002年可以买一套内环内侧、二室一厅的新村公房,放到现在,升值几百万。这位仁兄早年离婚,孩子跟了母亲,他孑然一身,想得很美:将本金存在银行,借房吃息,每天下午到浴德池淴把浴,顺便修个脚,过上了食利阶级的生活。没几年,租费不断涨,家不断搬,越搬楼越旧、越破、越小,最后我在老北站的矮房子里见到他,进去找不到门,出来找不到路,只见他从窗子里伸出头,给我指路。

  他的问题是:只看到眼下,没有展望未来;只是老百姓思维,不是银行家思维;只有经济学思维,没有金融学的思维。现代各国都是适度通货膨胀,预期涨价,工厂就会积极招工、开工,更多的人有了工资,用来消费,促进生产,国家可以收税,维持管理,这叫良性循环。所以,西方喜欢印钱卖国债,适度通胀是必然的。钱,可以复印,地皮无法复制。纸币多了,房价高了。

  常见富婆们,坐着公务舱,到美国奥特莱斯买廉价过季产品。这好比吃剩菜,在星巴克里吃大蒜,那还不如就在上海省下机票差价,买正品时令货,相当于吃热炒。说穿了,这帮富婆还是穷人思维——便宜是第一理由。可结果呢?占了便宜,却买了垃圾。

  要买过期货,应该去澳大利亚,它的季节与中国相反,那里冬天,是我们的夏天,于是,服装下架了,削价了,买好回到中国,过些日子正好夏天。这是穷人的门槛。倘若如此,我还是建议他们夏天去,大衣减价了,比买衬衣更合算,倘若裘皮大衣,差价可能赚来回机票了,那么裘皮大衣当地毯也不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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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 人生不过一句“真不易”
 
朱光
■ 万方与父亲曹禺
■ 万方近影
■ 少年时的万方与姥姥、妈妈和阿姨
■ 万方和“乖乖”
  ◆ 朱光

  “我现在特别理解父亲为何不会去说伤人心的话。当时,黄宗江递过来一个剧本表示:送上一份‘真不易’。因为他知道我父亲认为所有写作者都不易,每个人能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做出任何一点事儿,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方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云淡风轻,却让人听得心中万马奔腾。日前,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因为担任父亲编剧的《北京人》文学顾问而来上海看演出的万方。

  1 “《北京人》,命很硬”

  万方坐在观众席里看《北京人》,感觉:“我蛮喜欢的,符合当下的时代需求。”同样坐在观众席里的还有不少中学生,认真看完三幕大戏后有些意外:“这戏还是蛮好看的嘛!”

  话剧《北京人》是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曹禺的代表作,写于上世纪40年代,是他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剧目,也是业内公认的曹禺剧本最佳之作。距离上一回北京人艺2006年李六乙导演的版本上演,也已经过去了12年。此番,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最早发起了再次复排,携手央华时代文化制作,后来导演赖声川在几乎没有更改台词的情况下,略微调整了表演风格,使得一台悲哀到尘埃里的戏变得人物性格更为鲜明,因而戏剧冲突更加突出,生活的荒诞也愈发凸显,故而看起来有一点韩剧的情绪澎湃,也有着契诃夫戏剧才有的无语和无奈。

  “《北京人》,命很硬”,万方的意思是这出戏从创作至今各种复排都难免遇到各种波折,但是终究都顺利上演了。这一版中,最令人难忘的场面,是闫楠扮演的文清一门心思欲脱离大家庭的羁绊,好不容易离家出走后又走投无路,只能再次蓬头垢面地回家后,对人生深深的绝望。文清慢慢地痛苦地跪倒,张口呐喊,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旁他暗恋半辈子却不可得的愫方(剧雪饰演),捂住了耳朵……当年曹禺谈及该剧主题时表示,“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来。”《北京人》也是一种“无声的呐喊”。

  2 “看愫方,是母亲”

  排练时,万方给闫楠拍了一张眉头紧锁的照片。当时,演员们正在排演围炉喝茶时的场面。“文清这个角色太难演了,剧本把他的外壳一点一点剥开,进入他的内心,会找到他的温和、魅力、优雅和善良。”闫楠告诉万方,他演戏从来没这么累过,“无声的呐喊”的刹那,“简直是要全身心投入。”

  对于剧雪饰演的愫方,万方表示:“太对太对了,没有比她更合适的愫方了。第一天读剧本的时候,光是坐着,我就哭得不行了。”万方的名字,其实是从父母的姓氏里各取一,父亲曹禺原名万家宝,母亲名为方瑞。愫方这个角色,是曹禺按着方瑞的模样与性情来塑造的,名字,则是取自方瑞母亲“方愫悌”中的两个字。年轻的时候,万方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方瑞与曹禺出双入对时,曹禺还是有家庭的。但是越来越进入愫方这个角色之后,万方就越进入她的心,“她是把不要幸福当做幸福。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明白了这样的心,既有局限又有深度。”

  剧中,愫方等到文清快要当爷爷了也与他同处一个屋檐下,却不能靠近。因为深爱着他,所以在文清离家出去闯天下之际,她答应留在大家族里照顾大家。哪怕文清其实第二天就偷偷回来问她借钱,她也把全副家当都给了他。“那是掏空自己的真爱。”

  3 “人应该,做自己”

  万方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评价相当谦虚、低调,她觉得自己是从55岁才开始真正进入剧本创作的。严格说来,此前写的小说以及在口碑和收视率上都获得赞誉的影视剧《空镜子》《空房子》等,在万方看来,都不算是剧本。她把自己2006年创作的首部话剧《有一种毒药》才算作自己的剧本创作:“我的编剧生涯,应该是从55岁开始。”

  此前,她从来不敢奢望自己的写作能得到父亲的肯定。她回忆道,某个午后,她坐在家中书桌前构思小说《杀人》——也就是近来在全国巡演的话剧《新原野》的“前身”,“忽然间,我写着写着就觉得,是这种场面,是这种感觉,我行啊,我能啊。写得好的文字能让人感受到风……”她把原稿投递到出版社,最后《收获》全文刊发。当她把刊发后的小说给病床上的父亲看的时候,得到了赞赏和鼓励。“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在写作上开窍了。”话锋一转,她又感叹道,“我爸看了以后,以表扬为主,但是我现在也特别理解他为何永远说好话。他最常说的就是,送上一份‘真不易’。”

  “作家、剧作家应该体现个人对时代的独特体验,还要保护自己的独特性不被周遭事物消磨。”万方认为,创作一定要遵从自身个性和独特个性,只有如此,才是有价值的。“写影视剧不是这回事儿”,她坦言:“那也是为了谋生、挣钱,不能表达太多个人想法与追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做自己,这样,这个世界才有意思,才有意义。”经历的事情越多,万方越是要追求自身存在的意义,“我不要的东西,和我要的东西,我能分得很清楚。不要虚伪。”能否达到一定的水准,在于是否真诚——其实就是对自己的真诚。

  最近她的“真诚写作”就是写母亲:“她与我父亲恋爱时,她是第三者。”可能是因为很难对至亲至爱的人有着“清晰”的评价,所以“我写得很烧脑,不仅是烧脑,而且是我自己就在一边写一边燃烧,纸面上多难写,心底里就有多痛苦。”可是,“爱情,那依然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情感里最美好的感受,不能强求,不能长久。”说这些话的时候,万方的眼底有温柔,心中有烛火。

  从1974年母亲过世至今,万方所有做的有关母亲的梦都是在寻找,但是没有找到:“这是一个预示,要让我通过写一本书,去找到她。也许是一点亏欠,一点补偿,一点回报。”

  要真诚地写作,要认真地生活——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儿。人生在世,哪一件事是容易的呢?

  4 “看《雷雨》,吓坏了”

  万方三四岁的时候就随着父亲进剧场看《雷雨》,但是进场不多久就被“雷声轰鸣”吓坏了。她自小并没有把成为编剧设定为人生目标:“我爸的东西放在那里,太高了。我觉得我可以写小说,写影视剧也行,但是剧本,那才是写作的真正磨炼。”

  “很多人误认为我写作会得到父亲的辅导,”1952年出生的万方,从小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却是投身数理化,“因为做科学家、医生,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的。”曹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去扬长避短。

  万方走上编剧道路的起步,确实也是因为父亲。当时,她在东北农村插队。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的领导,本身也是爱写作的人,打心眼里敬佩着曹禺,因而听说曹禺的女儿想参军,就主动把万方以文艺兵的方式招进部队,从事编剧岗位。“我能成为部队的创作员,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我爸是天才。我也不能想象23岁就能写出《雷雨》……”但是,万方和父亲一样不喜欢被太多规则束缚。部队政委也相当能理解,于是她转行进入《剧本》月刊当编辑。当编辑起码能知道什么是好作品。父亲曾经与她提及“眼高手高”的理念——“作为一个创作高手,能一上来就做到‘眼高手高’真是天才。但是眼高手低也不容易,知道好作品的样貌也需要多多阅读、体验。”在看过很多剧本之后,万方接到来自中央歌剧院的邀约——他们想请她改编歌剧《王昭君》。话剧《王昭君》是曹禺的剧作。由他的女儿来改编歌剧正合适。所以,万方开始以编剧为职业。但是,当时,她还是更倾向于写小说,“说是表达更自由,其实是更好写。舞台要受到严格的时空限制。”

  采访手记>>>

  人还是有一点牵挂会更好

  万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眼神温柔,说起话来轻声轻气,语调少有起伏。说自己的事的时候,就好像在说人家的事。

  她有一条小狗,“是我的孩子”。她儿子也有一条狗,是他们的孩子。万方的小狗名唤“乖乖”,已经15岁,是在她丈夫得重病后,从外领回来的,陪伴万方至今。所以,如今万方无论跟着剧组去何地出差前,总是先要安排好乖乖的生活起居。乖乖安顿好了,她才答应出城:“人还是有一点牵绊会更好,否则就真的孤零零了。”

  单身生活,会有孤单的感觉,但是她接受各种各样的感觉,“能接受就已经挺不容易了——应该感激生活给你这样的体验。”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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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赋我一段历史底蕴深厚,我予你一份活力再放华彩——
城市有机更新激活老厂房
 
薛慧卿
中国纺织机械厂 长阳创谷 长阳创谷位于杨浦区长阳路1687号,此前为中国纺织机械厂。2012年破土动工,计划2020年全部建成。长阳创谷的建设,是为了服务杨浦中部地区的崛起。在中部提升区构筑“创客生态社区”,建设一批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引进一批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创客组织和创客领军人才。见习记者 王凯 摄
铆钉厂 米域·有光 位于黄浦区制造局路833弄的米域·有光联合办公空间由旧铆钉厂改造而成。设计师在厂房屋顶新开了一个穹顶,将平均直径3.6米的圆光筒从四层引入一层,照亮了原本中间无法得到日照的区域,并在中庭新建了一个直通顶层的旋转弧形楼梯,作为主要交通动线以及整个场所光环境中心,同时把厂房东西部改造设计为主要的联合工位区。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上棉十七厂 国际时尚中心 位于杨浦区杨树浦路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由原上海第十七棉纺厂改建而成,具备时尚多功能秀场、接待会所、创意办公、精品仓、公寓酒店和餐饮娱乐等六大功能,是上海乃至全国设施最完备、配套最齐全的专业秀场,也是世界顶级品牌发布首选地,是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时装周的主场。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第四制药厂 四季广场 四季广场是位于杨浦区长阳路以南,河间路以北,宁国路以西,眉州路以东的围合区域,是在原第四制药厂旧厂房的基础上通过精心策划改造而成的社区商业中心,也是目前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旧厂房改造项目之一。首席记者 刘歆 摄
第五化学纤维厂 五维空间创意园 五维空间创意园位于杨浦区军工路,由第五化学纤维厂改建而成,建筑形态涵盖了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各种工业建筑风格。如今,这里聚集了众多婚纱影楼,老厂房内也变成了华丽的摄影棚。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运煤码头 龙美术馆西岸馆   龙美术馆西岸馆位于徐汇区黄浦江滨,美术馆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所建的原北票码头构筑物“煤漏斗”,与美术馆主体建筑“伞拱”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觉空间。见习记者 李铭珅 摄
飞联纺织厂 韩天衡美术馆 韩天衡美术馆坐落于嘉定城区博乐路70号,主体建筑是在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飞联纺织厂”原址上改建而成,保留了原建筑高大的烟囱、锯齿形厂房、木顶茶楼等文化沉淀,新增了黑白对比的钢结构框架和先进的文物展示系统,具有强烈的视觉艺术冲击力。本报记者 徐程 摄
赛马场、仓库 WeWork 威海路 696 号,曾是名流享乐的赛马场,后为仓库,几十年后成为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聚集地,不少西方设计团队都曾在此设立工作室,如今成了有1300个工位的WeWork联合办公空间。本报记者 陈正宝 摄
上棉八厂 半岛1919 位于淞兴西路的半岛1919创意园区前身是上海第八棉纺织厂,筹建于1919年,至今仍完好地保存了原厂不同历史时期建造的各式建筑。改造项目保留了棉纺织厂的一些原有元素,如纺织机、传送轨道和钟楼等,以此记录中国民族纺织工业发展的历史。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请关注新民印象
  本报记者 薛慧卿

  隐身于威海路的弄堂深处,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经过改造成为众多创新企业和创业青年的共享办公空间,成为美国共享办公空间鼻祖WeWork的中国旗舰店。新旧之间有机交融,赋予老建筑新的活力。近年来,上海越来越多的老厂房、老商场、老楼宇依托城市有机更新,着力打造新兴产业创新空间、现代商业展示空间,更好地满足创新创业需要和消费升级需求。

  黄浦江东岸的民生码头,一幢由30个混凝土大筒仓组成的建筑曾是“亚洲最大粮仓”,彼时机器轰鸣伴着浦江汽笛长鸣,散粮倾泻而下,工人往来穿梭。而今,庞大的筒仓内早已不见工人的身影,聚集在此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艺术家;原筒仓外加装了室外自动扶梯,人们在观展的同时还能欣赏到北侧黄浦江以及整个民生码头的壮丽景观。

  直立的烟囱、斑驳的厂房、大红的双“喜”、华美的婚纱……军工路上的五维空间创意园吸引了众多新人。它的“前生”是上海第五化学纤维厂和上海华丰第一棉纺织厂,建筑形态涵盖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的各种工业建筑风格。而今这里聚集了众多婚纱影楼,老厂房里是温馨的摄影棚,成为新人们定格“幸福”的地方。

  位于虹口区的运动LOFT创意园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上海电焊机厂,今日工厂外貌依旧,内部却变成了室内篮球场等各类运动场馆、联合办公场所以及咖啡馆汇集的综合创意园区;制造局路上,原江南铆钉厂一幢四层破旧的厂房“脱胎换骨”,阳光顺着螺旋阶梯倾泻而下,这里已成时尚的联合办公空间;在杨浦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由原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改建而来,这里拥有上海乃至全国设施最完备、配套最齐全的专业秀场,也是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时装周的主场……

  你赋我一段历史底蕴深厚,我予你一份活力绽放华彩。未来这座城市,相信会有更多的存量资源被激活、被更新,于沧桑中绽放时尚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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