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并且受到社会和法律的约束。两情相悦而后步入殿堂，当然很幸福。正所谓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谁要夸耀一番，很少有人会对那些又甜又腻的东西感兴趣。可是无爱情的婚姻，有爱情却无法成婚，或者其他情形往往引起世人褒贬不一的争论。这种事发生在名人身上往往要被后人作为谈资，谈上许多年。譬如，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翁瑞午，等等。他们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其实，在我们的身边爱情和婚姻的悲喜剧也并不罕见。毕竟，感性和理性的冲突难以避免。

人类与任何一种地球上的生物一样，单个的个体存活的年份是有限的。人类是以链式方式存在的。亦即，男女交媾产生下一代，将幼儿抚养成年，新陈代谢，一代代循环往复，人类才能繁衍下去。每一代人只不过是人类长链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 造物主为使人愿意繁衍下一代预设基因和陷阱。所谓“色”便是如此。孔子《论语 子罕 第十八》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道出这一秘密。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前，因女方不能生育而纳妾或休妻是天经地义，或者，女性因男方性无能而离婚，便是基于此。

在《论语》同一篇的子罕篇 第三十一章 ：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我小时候父亲给我买过一本白话文的《孔子的故事》。作者把这一章翻译成很优雅的诗：

小桃白花儿啊，
开开又合上。
不是不爱你呀，
只因家贫路又遥。

作者讲孔老夫子几乎思考了一辈子才在晚年得出结论：他是不爱你吧，真爱你哪会考虑远近？——–人们讲幼学如漆，几十年后，我依然记得这段话，尽管我从未注意作者的姓名。

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人生，我对孔夫子的结论不敢完全苟同。因为我见识了太多的因种种缘故，有真爱而不能成为眷属的例子。我周围就发生过几起因爱情和婚姻而导致的悲剧，不折不扣的悲剧。本文列出三例，几十年来萦绕脑际，不吐不快。应该让后人知道我们那代人的艰辛，困惑和无奈。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表示一下对他们的怀念和哀悼之情，以浇心中久存的块垒。

二

第一例。 大约文革开始后的第二或第三年，我去拜访一位小学老同学，见到他母亲。她知道我从某大学毕业后便问我认不认识 Y 女士，我告诉她 Y 是我大学同学，而且有三年在同一个小班。仅仅是最后不在同一个专业。她告诉了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Y 和她在同一单位，有一位男朋友，相处得还可以。可是文革爆发后，男朋友忽然与她断交，并且贴了许多大字报，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都抖出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Y 因此受批判倒了大霉。

Y 是一位聪敏热心的女同学。她从一年级就加入学校武术队，练功不辍，身手很矫健灵活。人们对她多有好印象。 真没想到她会如此不幸，遇人不淑。当天回家后，我难受了好久。真不敢想象世道险恶到如此地步。同时庆幸当时自己尚未开始找对象。当然，“爱情是什么？”，“有没有所谓的爱情？”便是难以挥去的疑问了。在我们那个年代结婚成家确实被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视为畏途。

我与 Y 离校后从未见面。前几年与国内一位老同学电函联系，他告诉我他与另一位同学曾在文革后期去她家看望过她。后来她患癌症，于九十年代故世。我没敢问他 Y 结婚了吗，他也始终未提及 Y 是否成过家。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相信爱情，在政治变动中受背叛，而遭受大难的一个悲剧。到头来，才恍然大悟，根本就没有爱情。

三

第二例。 S 是和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而且从未断过联系。我们都是1949年开始上小学的。我们那所小学位于上海虹口区最热闹的四川北路永安电影院旁，校舍和校园很漂亮，操场也很大，有好几个篮球和排球场，而且有一个足球场。日本人占领上海时这是一所日本正规小学。抗战胜利后由民国政府和民间知识分子接管。底层办小学，大楼二层以上是戏剧专科学校，创办人是黄佐临，后来由熊佛西任校长。当时入学还真不容易。必须过面试和笔试关。最后在围墙上公布录取名单。那时我的叔叔正是他在复旦大学的最后毕业年分。他们有几次在虹口公园周末开派对，叔叔带我去过几次。记得他们在草地上跳舞唱歌，玩得很随心。那时刚“解放”，他们都很赶时髦，唱新歌。他们教我唱了好几首歌。我至今还未忘记。有一首歌词是：“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方向，照耀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人一定得解放，人人一定得解放。”随着年龄的增长，哼唱这首歌时总感到曲调有几分悲伤。后来，中苏闹翻后才在一次偶然的场合听到年长的朋友讲这首歌的乐谱原是列宁去世时苏联党员们唱的哀悼歌曲。后来被中共领导人重新填词传唱开来。叔叔看到小学招生公告，凡年满五岁可以报名。他就带我去报了名。而且幸运地录取入学。开学之后发现同班同学都是五岁最多六岁，而且家都在附近。S 的家就在学校对面的麦拿里（1958年后改名麦丰里）。开始的一二年级我们都很老实，上课也不讲话，不做小动作。升入三年级后，就不那么老实了。当时社会的大动作很多，不少人的家庭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学们也不断传谁谁谁的家里发生什么。我们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免不了调皮捣蛋。就在这年来了一位新的C老师。她戴着一副无框的金丝边眼镜，瘦瘦的，弱不禁风。可是她却给我们上体育课。听着她那有气无力的哨子声，我们是随心所欲乱跑乱跳。没几个礼拜就换了新的体育老师而C 老师改教我们语文，并成了我们的班主任，一直带到我们毕业。大家都知道八九岁的男孩很难规规矩矩上完四十五分钟的课，尤其是非班主任的课。S的座位在我后面一排。有一次上音乐课我们偷偷传纸条，被老师发现。这是一位很凶的老先生。他一下课就到班主任 C 那儿去告状。当天放学我俩被留下不准回家，到C 的办公室听从发落。C老师没有骂我们，而是问我们家庭情形。我才知道S 的父亲已病故，母亲是家庭妇女，靠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工作养他和一个弟弟。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原是一家大公司的总工程师，收入很高，家境也很好。哥哥和姐姐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大姐没有结婚，倾全力维持住这个失去支柱的家庭。我的家庭当时也是家道中落。C 老师讲了生活的艰辛，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对得起养你们的人吗？ 这番话讲得我们难过得无地自容。随后C 老师多次家访，我们也就渐渐走上正轨，戴上红领巾，成为守规矩的好孩子，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我们都拿到了优秀毕业生的奖状，顺利考进心仪的中学。

多年之后，我回忆童年首先想到的便是班主任C 老师。她那金丝边眼镜瘦弱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心中。她是来自上海边上富裕的平湖地区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住在上海华山路一条西式弄堂的城堡式花园洋房里。来我们小学之前她在家相夫教子，恰如大多数江浙皖的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一样，大学毕业后便结婚成家操持家务，以家庭为自己的生活中心。可是，谁能料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会如暴风骤雨般袭来。名门望族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地主，十恶不赦。很多从前的贵族顷刻之间人财两空。我想这恐怕是她出来教书的缘故。当然她也向我们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厚道的与人为善的传统价值观。嗨，人们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可是人们从不问一下：这个文化及其辉煌的艺术是靠哪些人创造和传承发扬光大的？ 且不谈皇朝时代，就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鲁迅同志的家庭不也是大官僚大地主吗？ 他的学问大多还是来自渊源深厚的家学。绝不会来自日本或俄国。鲁同志决心铲除传统中华文化的载体，可能他忘了他在日本那么多年的生活费是从哪来的，他在北京买房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他赖以生存的本领还不都是千年传承的国学？文革期间好多次我到虹口公园他老人家的坟前闷坐，特别看看他老人家座像下的我们当年（1956年）为他坟墓迁葬而亲手铺的天鹅绒草,———-那年他老人家故世二十周年，迁葬虹口公园，我们两个班级受学校指派去公园为他座像下的草坪铺上从朝鲜进口的天鹅绒草，忙了好几天呢。——–真希望鲁同志能起来为我解惑啊。如果你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学汉字，要消灭汉字，不在意哪怕死后洪水滔天，那么你和那位法国的独裁国王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地主阶级，拥有土地的阶级，即在任何国家都被称为的贵族阶级，真是那么坏？中外历史上的一切正面大人物哪一个没有土地，不是地主？ 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哪一个不拥有大量财富，特别，大量的房地产？ 不是地主是什么？ 农村里有财有势的党干部比原来的地主威风得多了！ 新的大地主不是明明白白的就在眼前？他们也都是像魔鬼一样的十恶不赦吗？

看看一九六零年代的满目疮痍，不禁要问：与三十多年前相比国家更好还是更坏？ 国人的素质是提高了呢，还是堕落了呢？ 你们那几代人，无论左倾还是右倾，像吞了毒品后发疯似的，拼命反华夏传统，挖空心思诅咒骂人，无所不用其极，最终迎来以杀戮为能事的某主义，你们究竟是中华民族的功臣还是罪人？你们不是戕害炎黄子孙吗？ 你们究竟懂不懂治国之道？ 凭什么我们这代人要对你们顶礼膜拜？

大约，在196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好几位老同学相约回母校看望C老师。当时正值三年饥荒，她很高兴，用南瓜招待我们。我们问她您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她告诉我们她的儿子和我们一样大。我们恍然大悟，C 老师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啊。 我们真是幸运。 我记得那天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消息：我们毕业证书上的校长余迪君女士前几年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不堪压力在办公室悬梁自尽。我们都惊讶得无可言语。也确实感到可怕。

S 怎么会成为我的好朋友的呢？ 那是小学五六年级的一次课间休息时，我出去到操场玩，回来后看到同班的有三条杠的大队长和二条杠的中队长在我课桌旁把我的数学考卷塞进抽屉。放学后我问S 他俩为什么要看我的卷子？ S 告诉我他听他们讲数学老师包庇我，给我的分数比大队长高，所以才要偷看我的卷子，查看究竟。我当时很迷惑，他们怎么会注意到我的考卷和分数呢？当然，以后 S 就成了我的朋友。

进中学后，我们分在同一班。我们那个中学在虹口区和上海市都有名气。那也是抗战胜利后从原来英美和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校址在四川北路底，毗陵虹口公园，紧邻从前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书店改名读者书店。旁边的山阴路上便有鲁迅最后几年的故居。而分隔内山书店和我们学校的便是一条十分幽静的甜爱路，青年男女谈恋爱约会的首选之路。老校长是有名的教育家黄丹雘（最后一字未必准确，电脑查不到原字），他还是上海市副教育局长，每天有汽车接送他去市教育局。实际主持校务的是原地下党员姚晶先生。刚开始的第一年学校还施行五爱教育：爱学习，爱科学，爱劳动，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学校的文娱活动很活跃。每个月都会举行全年级的文娱晚会，那时真感到生活很有趣，丰富多彩。我们也积极排练各种节目上台演出。记得我们班级的大合唱“卖报歌”还得到一个奖状。我们这个学校还真的出了几个电影话剧明星呢。譬如，祝希娟，曹蕾，俞洛生。他们都是比我们高几届的校友，我们那个时代的大明星。我们这个班级也不差，俞洛生的弟弟和同桌的一位真正名门望族出身的聪敏漂亮的女同学便是公认的金童玉女，他俩还到上海市的电台上唱过歌呢。我们都以他们为荣。1956年苏联海军访问上海时曾来我校参观联欢，我们班上的一位举止优雅的女同学受邀到他们军舰去参观联欢，并带回很好吃的巧克力给我们每人尝一块，味道真美。 嗨，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宛若隔世。我们那时接受的全是今后人生道路上有用的知识，同时也规范我们的道德品质。这些都是民国知识界的传统啊。1957年反右之后某党完全否定这样的教育观，从小就强行灌输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人与人斗，煽动仇恨，把无辜的小老百姓分成红几类，黑几类，欺压政治上的弱势阶层，以军事征服者的身份和意识，完全继承了野蛮的蒙古人灭南宋后的那套统治手段，毒害人心毁了整个民族。我记得那几年有几部进口日本电影在上海放映。其中有一部《二十四只眼睛》。讲的是一位小学女教师和她班上的12个学生在二次大战中的遭遇。大多数都战死或残废了。战后的回忆令人憯然泪下。日本人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害人害己，難道不值得中國人深思引以為戒？ 难道中国人也要品尝几颗原子弹才能醒悟过来？现在国内那些做爱国生意的老小粉红叫嚷武统台湾，留岛不留人。我真不知道台湾人和他们有什么冤仇？地球已绕太阳转了七十二圈，当初的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政人员都早已故世。现在的台湾人即使是大陆过去的，也都是原来老人的第四代第五代甚至第六代子孙。他们与大陆的第四五六代没有任何交集。人家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为大陆引进资金技术，打通出口渠道，推动GDP的增长，为中国的崛起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凭什么理由要武统？人家不愿意和你结婚，难道你要霸凌强奸？难道你不知道要首先提升自己，然后人家才会对你有好感，进而求爱，恋爱，成婚？ 难道要逼婚？逼不成就杀人，而且要杀光全台湾二千八百万人？这不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吗？

什么才是爱国主义？ 让在这个国土上的人民没有恐惧感，快乐幸福地生活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因为国家由人民组成，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美国孩子的教科书谈到政治时，明白告诉孩子们：那是一个肮脏的职业。从来没有叫孩子们感谢某党，某个伟大领袖。即使是开国元勋人们也是客观评论他们的功过。坦白而言，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想到要到西方国家来，我们都是想学好本领将来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等我们逐渐长大后，我们才意识到现实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正常。坏人当道窒息了我们的青春。嗨，某党，你们从不反思，从不认错，从不许人们评论参政，你们的政策，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啊！ 我们没有权势，但是我们不傻。我们总要找地方贡献我们的才华啊。 你把我们当臭老九，不要我们，我们会用脚来选择我们的归宿和人生。

很快，就是1958年，我们在原校升入高中。那可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年头。 为贯彻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学校在操场上大炼钢铁，年轻漂亮的女化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炼钢铁的化学反应原理。我们跟在老师后面活蹦乱跳，很感到新鲜好玩。 当时教育界为贯彻多快好省提出缩短学制，我们新的高中生便是试点：将高中三年缩短为两年。 为此实行文理分科。我们新高一共八个班，每班五十多人，按个人志愿分入五个理工班，两个医学班，和一个文科班。都须两年毕业。可是一年下来，差强人意，一些家长也反对缩短一年的高中课程。这样，一年后，学校决定仅从理工科五个班级选三个班在本人同意的条件下继续实行两年制试点，这样，我和S便分别，到了不同班。我仍然在两年制的班级里，S 进入三年制班。此后的一年便是我人生之中难忘的高速和高效学习年份。学校派了最好的老师任教，每天都上夜自修课。这一年确确实实打下了我一生的治学基础。其中的两位老师是我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学识上的恩师。一位是教俄语的高玉书先生。他原在上海广播电台教俄语。大概是中苏交恶，他调入我校。他风度淡定从容，从不啰嗦。每堂课要学的内容都写在黑板上，从不擦一个字。跟随他的讲解练习，一堂课下来，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少遗忘。当时上海外国语学院慕名而来，由教师带学生在我们班上旁听观摩了好多天课，他们的评价是我们和他们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不相上下。二十多年后我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必须通过另一门外语，我很快便通过俄语考试。我内心极为感谢的便是这位终身难忘的高玉书先生。 另一位令我终身难忘肃然起敬的是教物理的袁定一先生。 他完全吃透了物理学的内容，教得灵活生动，思路清晰。很快我们便入门，不仅懂得为什么要学这些概念，而且掌握关键的解题技巧。后来在高考前的摸底考试中我们这个班级总在区里名列前矛。最后高考前我们班和原三年制高我们一届的同学一起由袁定一老师在大礼堂总复习，三年制的同学听了一堂课下来便纷纷感叹，你们两年制班级考得好，不是你们好，是袁老师教得好啊。他教的物理也如常识般印入我的脑海，尽管我在大学不学物理，后来改革开放大学招生，好几位亲友朋友托我辅导他们的家人的物理学习，我都能胜任。其中一位我太太的弟弟已故同事的女儿也从我的辅导中受益不浅，她高考物理得到96分，高兴得马上来向我们报喜。当然她顺利进入第一志愿的大学。后来也来美国，如今也儿女成行了。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深信在中小学阶段，学生的知识和社会阅历都很少，向他们传授知识便是教师们的首要职能。有真才实学的优秀的教师是学生成长中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贝财富。这一点对于一个民族的复兴，保持向上的进取心至关紧要。可是，在功利至上，不断标新立异的潮流冲击之下，有多少“教育家”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能“保守”一点，能真正为青年学子着想而守住底线呢？ 在此，我要向高袁两位先生表达我终身的由衷的深深的敬意。你们的教学真正成了一门出神入化的艺术。什么是大师？ 你们就是不折不扣的教育大师。 在此，我祈祷你们的在天之灵安息，并保佑华夏子孙不断上进。在我的心中你们顶天立地，而暴君和奸相只是一堆粪土。

尽管我的高中只有从1958到1960两年时间，我们还是能感受到社会环境的变化。那就是所谓的革命化和阶级路线迅速升温。而在毕业典礼上放映的两部电影“毕业歌”和“老兵新传”给我心中留下难以挥去的阴霾。当时我一闪念之间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新的六十年代可能会布满靳棘，等待我们的可能是坎坷的人生旅途。可怕的是还真的一念成谶。选择三年制的同学与我们两年毕业的到了1966年便产生意想不到的差别。现在的大学向美国看齐本科四年。可是当时许多大学本科是五年制，北大清华本科甚至要六年。所以1966年文革发动时，1961年入大学的很多便卷进红卫兵的浪潮，因为他们还未毕业，还是学生身份。

S 在1961年如愿以偿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一个光辉的前程展现无疑。他也很努力。智力，身体都得到很好发展。他家遗传高个子。他当然相貌堂堂，谈吐不俗，一表人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标准的帅哥。特别，除了专业课以外，和我们那一辈人当中的许多人一样，对欧美以及俄国，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初的文史哲书籍如饥似渴。那些年头里我们从图书馆和各种渠道借到就看，有时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传阅往往通宵达旦赶时间看完。S 有一个我很佩服的本事，那就是他能记住作者，人名，和许多细节。事后娓娓道来回味无穷。而我不行，看过之后只剩下抽象的教条，特别不愿意记住作者。最终留在脑海里的是一幅幅抽象的图案，和我体会到的几条抽象的教条。这些图框交织起来在睡梦中往往不肯消停。

到了1965年我们都感到政治气氛不对劲，但是无可奈何。随之而来的1966年文革便是噩运连连。我已大学毕业成了臭老九，而他是复旦的六六届毕业生，却因六月一日的北大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比正常的七月份毕业月份早了一个多月，无法毕业成了“革命小将”。那一阵真是腥风血雨，疯狂至极。我家门前在四川北路转弯口红卫兵搭起了高台，高音喇叭日日夜夜声嘶力竭高喊“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红色恐怖就是好”。抄家，游斗，扫地出门，贴认罪书，活活的一幅人间地狱的图景。当时我们很少联系。但是，在四川北路原来小学围墙上上海科技大学红卫兵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却引起我们的注意。大字报用非常刻毒的语言批判该校教务长史风。盖因红卫兵抄出史风的日记。其中有几段对党委组织部的不满。日记中写到从前战争时期大家都把组织部当成自己的家，部里的人员对所属管理的干部都很亲热关怀。可是现在大不相同，去组织部找他们都是冷冰冰的一副面孔。早知如此，当时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 大字报上纲上线，批判不遗余力。没过几天，史风的名字便改成“死疯”，而且打上红叉❌ 。 从内容看来史风已不在人世了。上海科技大学校址在郊区嘉定县，而大字报贴到市区，很可能史风的家就在附近。多少人家破人亡！

我记得后来S 见到我谈起史风，大家都相顾无言。心情非常沉重。共产党对自己的干部尚且如此，我们这些人还能指望什么？我们见面很少谈时事政治。多半是谁弄到书就匆匆看完，然后传给对方和其他朋友看。就这样几年过去。记不清是哪一年，S 终于毕业，分到离家不远的上海无线电七 厂。该厂的前身是上海电子管厂，再往前是上海灯泡厂。我们曾在中学时代去该厂学工劳动过。按理说这是很理想的工作分配。而且该厂专攻半导体，与 S 的专业对口。从此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张春桥徐景贤秋后算账，算复旦“红革会“当初反他们的账。S 也波及，受惊不小。但是，他毕竟是高年级毕业班，不会有太多兴趣去打派仗。受惊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我发觉他精神上产生很大变化。以前，我们都坚信这种倒行逆施不可能持久。现在，他很悲观。好几次讲，我们这代人恐怕看不到曙光了。

不久他告诉我经人介绍约会了一位女朋友。女方很漂亮，可谓风姿绰约。女方一心一意要找名牌大学的物理系毕业生。S 不仅满足必要条件，而且S 本人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当然女方非常心仪。一场恋爱就此拉开帷幕。S 的精神为之一振。我也不时为他们祝福。可是好事多磨，这句中国人的至理名言太透彻了。一段时期之后，S 告诉我女方的母亲是一位共产党干部。精明能干。她亲自利用职权外调S的家庭和政治背景。对于参与“红革会”炮打张春桥深感不安，力促女儿中断恋爱。可是女儿依恋难舍。现实是女方恐怕也难找到如S 这般人品的如意郎君。相持一段时日后，有一次S 告诉我，女方不听其母的烂言，决定继续谈下去。S 的爱情是向修成正果的方向发展了。

据我观察S 开始积极准备婚事了，尽管他从未告诉我女方的任何详情。我也从未问过女方的姓名，工作职业，学历，等等。更从未见到过女方本人。一切都在顺势而为。但是，生活于19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上海市民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的家所在的麦拿里是一条非常洋派西式的里弄。外表很整洁美观。从四川北路走进弄堂两边是整齐的阳台和高高的房门。我印象最深的是同一里弄住的一户人家，其太太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德国人和几位同样金发碧眼的儿子女儿。S 在家中是住在临街的阳台改成的房间里。面积不小，有十多平方米。与后面的主房有两道玻璃门相连。但是，这也是他所能拥有的一切了。结婚的新房就只能是这么一点儿地方。因为后面的主房和楼上的房间是他母亲和姐姐的住处，不可能给他。当然他的条件比大多数同龄人要好得多。许多人由于兄弟姐妹多，根本就无法在家中找到哪怕一个平方米的立足之地。漂亮的楼房外表，里面却是用各种材料分隔成的豆腐干一样的小笼子，卷缩着一户户的人家。从陈毅柯庆施当政以来，上海的老市区从未建过新房。只在杨浦区和普陀区的大工厂附近建了成片的千篇一律的工人新村，以炫耀工人阶级翻身当家作主。我曾经去过几个新建的工人新村，所有的房子外表和水泥结构都一模一样，大片大片连结成村。进去之后如果脑子不管用那就要迷路。而普通的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就连这样的待遇都不敢奢望。那些年头，上海提供全国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财政开销，可是上海的市民就是过着像挤压在一起的沙丁鱼罐头那样的生活。由于人们的生活太集中，人与人的接触太密切，心情太压抑，闲话家常不可避免，人们之间的口角矛盾和互相攀比不可避免。这就造成上海人特别讲究面子，重视虚荣。为此，小市民们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便成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普遍印象。其实，上海人的艰辛，上海人受到的剥削，上海人的无可奈何，有谁能理解？ 这仅仅是婚姻难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钱的困境。当时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0多元人民币。能有多少钱省下来买结婚家具和各种开销？何况还要尽种种家庭义务。

记得多次碰到 S 时，总难以见到他的笑容。大约是1971年的春天，他总算买进一个五斗橱，是结婚的第一件家具。他告诉我还不知道要到哪个月才能省下钱完成这个婚姻的全过程。那时，我正遭逢全家最困难最悲催的时刻。完全靠一种坚强的理念支撑着才能活下去。只能对他讲你比我好得多呢。我根本不敢有成家的念头啊！

当时的我，惟有不断地阅读，不断地思考，与古贤和中外先哲交流，才是唯一能给我带来信心和勇气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我们还是一如既往有书就读，互相交流。

可是，国人笃信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还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1971年的夏初的某一个下午，我刚回家，S 的外甥女跑来告诉我舅舅突然故世了。我大吃一惊。好好的人怎么就没了？ 原来，前天晚上 S 上中班，晚饭后他去打乒乓，几个回合后他突然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就昏迷不醒，走了。他的人生就此定格在27岁。最难受的还是他的老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我也麻木得无言可道。

诚然，S 是因心肌梗塞而逝。但是其内在的诱因却是常年的因文革动乱的现实而引起的忧郁和痛苦。我们那个时代的艰辛有谁能理解？ 苛政猛于虎，苛政杀人！ 我们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我们就有了原罪？ 岂有此理！

几天之后，我去西宝兴路的火葬场参加葬礼。可是告别厅被他们厂的人员挤得水泄不通，寸步难移。我连最后一眼都见不到。女方也到场告别。当然，我无法看到她。至今我也不知他们的恋爱达到哪一个阶段，有没有去领过结婚证？我是一无所知。最为可惜的是仅仅几个月后林彪九一三事件就突然爆发，曙光将显。可是，确如他本人所言他是见不到光明了。

悲剧！嗨，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心中的悲愤难以平静。有时不免傻傻地自问如果 S 没有遇到那位漂亮的女士心态会不会平和一些，从而没有那么纠结而逃过心肌梗塞的劫难？ 我对那位女士的各种参数几乎一无所知，也从未谋面，她有何魅力能迷住 S 呢？ 事后我去 S 家见到他的大姐。从交谈中大姐对这位女士没有好印象，觉得不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懂事的平安过日子的女孩。S 与这位女士之间真有所谓的爱情吗？

四

第三例。 1980年代的中期，我接太太和孩子来美国。从机场回到家安顿下来后太太就告诉我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G 老师的独生女在清明节那天自杀了。

G老师是虹口中学的教导主任，与我的太太是同事。他的太太也是另一个学校的教师，而且有研究生学位。他们的家就在我们家拐弯口的吴淞路上。几乎就是邻居。但是他为人严肃。有一年一位朋友的孩子考虹口中学，找我打听孩子的考分。我第一次上门去拜访他。但是在门口被他的夫人挡驾，尽管我没有告知前来拜访的原因。这位聪明的太太在这敏感的时刻当然能看透我这么一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不速之客的来意。事后我怀着十二分的愧疚向那位朋友道歉，朋友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能力竟是如此低下。当然也有几分怀疑，是不是我托词不肯帮忙。 我如此狼狈，盖因我们此前和此后与 G老师之间没有任何往来的缘故吧。我这个人从不愿打听别人家的事情，当然对G 老师的家庭一无所知。

太太安顿下来之后告诉我G 老师有一位独生女。还有老母亲，一家四人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很称心。进入八十年代女儿长成，到了挑选乘龙快婿的时候了。同校一位老资格的可能已到退休年龄的女同事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儿子。她家的环境也属上乘。另一位好事的同事为他们搭桥拉线。于是两位年轻人开始相识，进入漫长的恋爱长跑旅途。那年的清明节前男女双方已到谈婚论嫁准备婚事的阶段。清明节当天G 老师夫妇去苏州墓地扫墓，女儿留在家中陪祖母。可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女儿趁祖母午睡时喝敌敌畏自杀了。等老祖母醒来发觉为时已晚。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G 夫妇归来当然悲痛欲绝。研究调查下来原因是前几个月男方在一次共青团活动时结识了一位女青年，两人一见钟情。男方在清明节前告诉女方要断绝两人的关系。而女儿没有告诉父母，故而G 老师夫妇蒙在鼓里。清明节成了双重的伤心日。听我太太讲同校的一位老同事曾建议G 老师送女儿遗体去医院检查是否双方曾经发生过关系，有否怀孕。但是G 夫妇没有采纳。 从此G 老师一蹶不振，郁郁寡欢。校长是 G 的好朋友，便安排调他到虹口区教师进修学院工作了。

前几年，老同事电函告知G 老师的老母亲，G 本人都已谢世，家中就只剩老迈的G太太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活。原本上乘的家庭就因为女儿的婚姻大事而迅速凋零。

爱情，婚姻除了甜甜蜜蜜的感觉之外，有谁能清醒地意识到那苦涩甚至可怕的一面？

有时候我想到这一点： 高中的教学之中是否应该设置一门有关社会生活和婚姻恋爱的课程？

撰写此文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难受的苦旅，心情沉重。 但是，我始终不能忘怀。不吐不快。人啊，人！哪年哪月才能让理性占上风？

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