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兴起了一股议论“40后”的热潮。百度百科对这一代人的定义是：“集体主义的一代，品质本分、善良、勤劳、有责任感。大多生于战乱，历经饥荒与文革等特殊时期。”

作为过来人，我们这一代确实是在传统道德的哺育下长大的。记忆拉回到1947年，我正在上海中正中路（现延安中路）的“智仁勇小学”念一年级，校墙上“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八个醒目的大字，曾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赖以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石。

遗憾的是，一场文革将这些传统美德视作封建礼教悉数批判。讽刺的是，除了那个用来维护独裁统治的“忠”字（那时人人上班前都要跳“忠”字舞）被畸形放大外，其余传统荡然无存。文革高呼“破旧立新”，旧的被破了，可真正能够支撑人心向善的“新道德”，又在哪里？

道德不是象牙塔里的空头说教，它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孤立存在。在温饱无虞时，小偷小摸固然为人不齿；但在当年的饥荒岁月里，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全家活命去偷一捧粮食，这又如何能从道德上苛责？这让我想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土地被英格兰贵族强占，灾民为了活命去偷粮食，迎来的却是英国法律的严惩——他们被流放至澳大利亚，无数冤魂在航海途中病饿而死。这种凌驾于“生存权”之上的道德宣扬和法律审判，何其虚伪，何其冷酷！

同样，面对现实生活，我们不必谈钱色变，更无需将物质需求与道德低下划等号。真正的课题在于：用什么手段赚钱，又以何种姿态消费。关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中，早已给出了深刻的启示。文章无情地撕下了部分富人“炫耀性消费”的面具——那种超常的挥霍，不过是演给外人看的财富杂耍。历史上富人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多元的。除了炫富，还有的因惧怕招摇引祸而选择低调，有的散尽家财投身慈善，更有甚者对炫富深痛恶绝，转而将资本注入社会发展的长远事业中。这些隐形而伟大的奉献者，才是时代的道德中流砥柱。

遗憾的是，当代招摇炫富者太多。他们直接催生了社会上畸形的盲目攀比。倘若我们攀比的是谁更热心公益、谁更勤勉可靠，世界何愁不坠入善道？可悲的是，天平的另一端，人们丈量的只有权、钱、势。权柄在不同人手中，结局天差地别。有大德者以权克己奉公，为民请命；而那些毫无底线的贪腐者，却将公权力视作私欲的提款机。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恶行具有极强的污染性——其后辈依仗不义之财骄奢淫逸，甚至凭借特权背景染指非法投资，大捞黑钱。这种“捷径”让不少意志薄弱的年轻人看红了眼，于是网络上充满了对原生家庭的怨恨，抱怨父母不是达官显贵，阻碍了自己的“前（钱）途”。这种心态的蔓延，不仅撕裂了家庭的和睦，更让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心浮气躁、集体焦虑的慢性病症中。

国家近年来反腐无疑是十分必要。反腐之要害，在于拦截道德的雪崩。因为一旦贪腐常态化，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恶性效仿，导致人心底线的全面塌方。惩治贪腐分子理所应当，但更深远的课题，是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挖出滋生腐败的深层土壤。然而，这涉及到复杂的体制沉疴，个中艰难不言而喻，在此姑且不表。

我不禁回忆起多年前在上海轻轨上经历的荒诞一幕。当时我遇到一个老实可爱的小孩，便随口夸赞道：“这孩子很老实。”谁知，孩子那装束朴素、像是农民工的父亲竟勃然大怒，举起拳头要打我，幸被旁人劝阻。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朋友一语点醒梦中人：在这个时代，“老实”竟已沦为“愚蠢、不精明”的同义词。曾经最珍贵的传统美德，竟被歪曲成了智商低下的表现。我没有苛责那位父亲，他的愤怒里饱含着底层生存的血泪与无奈：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本分坚守的人不仅在物质上举步维艰，在精神上还要承受被主流边缘化和嘲笑的屈辱。当生存规则被扭曲，就算心智清醒、心存底线的人，往往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无奈地卷入“同流合污”的洪流，只为不被社会孤立。有少部分人，他们人品极佳，坚持只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不为名利所诱惑，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在腐败成风的大环境中，他们可能也会有孤独感。他们也需要有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面对社会的阵痛，我们40后这一代人，往往成了年轻人焦虑情绪的靶子。但作为走过风雨的长辈，我更想呼吁同龄人：切莫对年轻人抱有成见。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困难时期”，那时的敌人是饥饿，我们艰苦奋斗的目标是填饱肚子（当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饿死的几千万农民！）；而今天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更为隐蔽、也更为痛苦的“心灵困难时期”。他们承受着无形的精神重压与思想枷锁，这种长期的精神抑郁对身心的摧残绝不亚于饥饿。诚然，仅凭个体微薄的力量，我们无法为他们重塑大环境，但我们至少可以成为他们精神的避风港，帮他们“想得开”。引导他们接触理性的宗教信仰以安顿灵魂（此处的“理性”是指追求内心的宁静而非世俗的功利）；鼓励他们与长辈坦诚交流、倾吐委屈；或是引导他们阅读历史与思辨之书以开阔胸襟；这些都是纾解精神痛苦的良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40后身上那份集体主义的本分、善良与担当传承下去——不是通过枯燥的政治说教，而是融进我们饱含风霜的人生阅历与家族故事里。

历史的长河中，“善恶到头终有报”绝非一句虚妄的自我安慰，德国的现代反思便是最好的镜鉴。二战后，那些曾为法西斯魔鬼推波助澜的纳粹分子，无论逃亡到天涯海角，都逃不过被追捕和审判的宿命。近日德国向社会彻底公开了纳粹分子的个人及家庭档案，那些尚在读小学的纳粹后裔，也清晰地看到了祖先的历史罪面。尽管德国社会秉持“罪责自负”的现代法治精神，后代并未受到歧视，但他们无一例外选择站出来，公开谴责祖先的罪行。被自己的骨肉至亲剥夺尊严、公开唾弃，这便是历史对恶行最深重的报应——不是流芳百世，而是遗臭万年。那些靠贪腐特权在中饱私囊中风光一时的罪人，性质虽异，但在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结局上与纳粹并无二致。不同的是，他们尚有回头是岸的契机，若能痛改前非，社会仍愿给予宽容。当外在的虚假光环被剥离，年轻人若能看清这些贪腐者作为“历史罪人”的狼狈本质，他们心中那些因盲目羡慕特权而升腾起的焦虑与不平，或许就能在理性的注视下，悄然烟消云散了。

顺便说一情况。柏林墙倒之前，东德的士兵枪杀了一位想要翻越柏林墙的百姓。东西德联合后，死者家属控告了士兵，在法庭上士兵说他是执行命令。审判长说，身不由己、执行命令，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不可以抢口往上抬一点，开枪而不殺人？判决有罪！

任何有权势的恶人，都需要帮手。只要这些帮手能注意“抢口往上抬一点”，他们就不是帮凶，否则他们也是历史上的罪人，会恶有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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