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犹如石块投入水中，涟漪迅速漫开，波及整个水面，引爆了媒体和舆论平台，各种政治观点铺天盖地而来，令人惊愕不已。许久没有见到一个未成年孩子身陷政治风暴的中心，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由得令人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黄帅。

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人，大概都不知道黄帅何其人也。1973年，12岁的黄帅是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学生，因在日记中对班主任批评其他学生时说出“拿教鞭敲你的头”之类的话语表达不满，和班主任发生矛盾，随后在其父操纵策划下致信《北京日报》，“……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信中用了不少“文革”期间成年人写大字报的语言，比如“批倒批臭”“划清界限”“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等。

其时恰逢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的亲信、时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见此信后如获至宝，立即回信黄帅称：“（这）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决意利用此事掀起风波。12月12日，《北京日报》对黄帅日记作了摘编，并加了编者按语后同其信一道公开发表。1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黄帅也随之成为在教育方面“反潮流”的模范人物，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学西黄帅的热潮，是为“黄帅事件”。以至在以后“四人帮”拟定的“内阁”名单中，作为将来共青团负责人的黄帅，和做为教育部长人选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

犹如火上浇油，因着“黄帅事件”，正在整顿的教育系统和即将开始的“复课闹革命”立刻又陷入“造反有理”的混乱状态。短短几个月内，刚刚修缮完毕的教室，玻璃几乎又被砸个精光，桌椅板凳也被破坏殆尽。有的“革命小将”们竟然往教师椅子上抹洒粪、尿，刚稍有恢复的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破坏，无辜的教师们再次成为被打击对象。“小将”们连夜写大字报，糊满整堵墙，这些稚气未脱的顽童们，借着黄帅事件的余威，随意批斗、殴打、侮辱教师，并以此为乐。所有的教师都战战兢兢，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管理，都有被上纲为“复辟师道尊严”的风险。

黄帅的来信被媒体抛出后，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毛和四人帮为此狂怒，遂又制造了“王亚卓事件”予以压制和控制舆论。1974年1月14日，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三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和邢卓，当晚以“王亚卓”为笔名，致信黄帅，质疑“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

不期，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这篇署名“黄帅”的公开信，宛如中”共社论，因其用词生僻，文革中上学、没识几个字的黄帅根本读不下来，更不解其意。毛和四人帮当局随后成立了专门处理“王亚卓”的工作组赶赴内蒙，对他们实行了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批倒斗臭，拘捕入狱，并诛连家人，使其家破人亡。

1976毛蹬腿、四人帮被铲除后，黄帅受到波及，跌落于政治深渊，报纸上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其父被“双开”入狱。后虽处境有所改善，但无法逃离童年时代被奸佞利用，被政治绑架这一政治噩梦，终生抑郁寡欢，仅以57岁之龄，带着深深的憾意和悔恨而离世。黄帅说，整个青少年时期，对她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总是不经意地在惊人地重复着，号称16岁的这个高中生，宛如当今又一个黄帅。最终明白被他人当枪使、给社会、学校和家庭带来巨大灾难的黄帅，如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众所周知，武汉作家方方女士，在武汉疫情失控，民众惨遭病毒和苛政双重荼毒时，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以细腻的笔法，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用日记的形式记述了武汉发生的点点滴滴，留下了难于抹去的历史镜头，让武汉以外的国人，甚至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世人，了解了瘟疫中武汉的真实场景。和那些歌功颂德、把丧事当喜事宣传的党姓媒体和主旋律形成强烈对比，方方的日记自然受到广泛的好评、喜爱和热传，成了瘟疫笼罩的中华大地上的一束亮光。

方方日记从头至今，不温不火，采用春秋笔法，通篇并无任何激进言辞和“寻衅滋事”、“颠覆国家政权”的大逆不道之语。不过说了真话，说了当局不想听，也不许他人听的实话，不料却遭到以维稳压倒一切、不许有任何不同于喉舌声音的当局的仇视和恐惧。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以造谣污蔑诽谤等种种下作手段，组织党媒和各界的御用文痞们来围剿和打压。

一个号称“北大博士”，自诩为“金融专家、青年作家、思想者、哲学家，非典型大中华主义者”的御用太监王诚也不甘落后，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成了这场讨伐激战的急先锋。虽其名曰“诚”，却没有一句真话、人话，此渣男使出下三滥的造谣污蔑伎俩，用万言裹脚布来攻击方方女士:

“我强烈建议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与境外势力有着何种程度的勾结，与资本集团存在着何种利益共生关系。她领取三份高薪是否涉及职务犯罪，她的五套别墅是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于这些问题一查到底，反腐败不能只反共产党的干部，党外的干部犯罪，与必须一视同仁，否则就是对党员干部的歧视和不公。”摆出一副替天行道，与腐败势不两立的架势。

这个无耻的蠢货，对于方方女士的作品受到社会上有良知者的普遍赞同、共鸣，百思而不得其解：“特别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去年的邓相超、左春和他们因为发表反毛言论，一批就倒，而这个方方被批了半年多了，而且还有前中组部长张部长、国防大学政委赵上将这样的重量级批评者，为何不但不倒，还胆敢叫嚣要起诉赵上将，实在是嚣张之极，可以想见，一旦她们颜色革命成功，中[国将有多少人头落地！”。扯起一班过气贪官污吏们的虎皮做大旗，自以为得计。

方方女士对他无耻谰言的批驳一针见血，凌厉、痛快:

“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让我来告诉你：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常识，这正是你和你的极左伙伴们所缺少的。跟常识相比，官再重量，也是枉然。他若不尊重常识，就什么都不是！”好一个“他若不尊重常识，就什么都不是！”，铿锵有力，力透纸背!须知，现已不是毛的文革时代，更不是在隔壁三胖的金家王朝。在一个民智已开，普世价值早已深入人心的社会，真理为人心所向，不论任何人都无法扼杀。定[于.一.尊的帝王也好，奉行“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心”的包衣奴才们也好，违背了这一根本原则他“就什么都不是”！

“提醒一下博士：对外介绍自己，别再提北大。北大是个好学校，我祖父也是北大毕业的。别让你的校友们看了你着急，并替你难堪。”北大是一座有悠久历史和人文传统的名校，曾出过章太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朱自清、沈从文这些名震中外的思想家、学者、大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社会栋梁和知识精英。即使在中”共极权独裁统治下的四九年之后，也有林昭、沈元这样顶天立地、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民族精英。而像王诚、孔“三妈”一类的社会渣滓，只能辱没北大的名声，丢北大的人。

“你怎么会以为你们几个网站加一伙极左分子，或再联合几个退休高官，就能把经历过文革浩劫的社会再拉回到文革中去呢？你们怎么可能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呢？你们又怎么可能阻挡得住中[国融入世界、共同前进的步伐呢？看你们那些烂文章，逻辑混乱，词句不通，你们怎么还好意思左！真是不怕天下笑话！”王“博士”自取其辱，真是活该。

中”共宣传部门组织的这场对方方女士的围剿，遭到了方方女士的迎头痛击，也遭到了无数还有思考能力，还想伸直腰杆而不想跪下去的正义之士的严正批驳和无情嘲笑。于是黔驴技穷的他们，连孩子也不放过，就像让孩子绑上自杀炸弹的恐怖组织一样，把目标又瞄向了那些不谙世事、被他们已洗得无脑的孩子。他们以孩子的名义来放暗箭，道出他们内心不可告人的腌臜，这个16岁高中生的杰作，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16岁的孩子竟然世故地教育方方“父母天天对我好，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对父母说三道四，埋怨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兽不如啊！我该记着父母做的饭，身上穿的衣！您说是不？”他不知道，他笔下的这个“父母”正是衣冠禽兽。若其真是高中生，必知千年前的方腊尚知“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丞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方勺，《方腊起义》）口诛笔伐暴君、酷吏有何不妥？

大概这个孩子性启蒙不算迟，还知道用“正当宾客兴高采烈时，小姑娘突然当着众人的面说‘爸妈晚上动静太大，我一夜没睡好’。父母尴尬不？没错，小姑娘说的是事实：爸妈夜里动静大，她捂着耳朵一夜没睡。但这个场合说出来合适吗？”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不雅比喻。爸妈夜里动静大，固然不雅，当众说出来是有些尴尬。但这毕竟是父母之间美好的事，怎能和那些昏君佞臣们鱼肉百姓、贪赃误国的罪恶相提并论呢？这个孩子不是蠢则必是坏。

此高中生可能平日里吃惯了嗟来之食，深谙在人屋檐下，哪有不低头的道理，于是还要劝他人“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须知，正是党国吃着民众的饭，端着纳税人的碗，而不是相反。

他根本就不懂鲁迅，不懂鲁迅的时代，不懂现在比鲁迅的时代，更黑暗，更专制，更需要鲁迅式的批判，就敢奢谈什么“鲁迅诞生在一个黑暗多于光明，被压迫多于压迫，被奴役多于奴役的时代，那时候，反抗与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鲁迅扛起的是那个时代的担当，是一个作家的时代使命感。……今天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鲁迅时代的使命还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吗？在一个光明时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和当年《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如出一辙，这个16岁的高中生，满口噴出的也竟是古稀之年党棍、政客们的混账话，岂非咄咄怪事。今天我们的孩子究竟怎么了？他们已被那些居心叵测的奸人们蒙骗得不识好坏，善恶不分，他们已被从小灌进的狼奶毒害，成了口长獠牙的小“战狼”，他们已在步毛时代红卫兵之路狂奔下去了。

“救救孩子”，鲁迅当年曾这样大声疾呼过，今天的孩子被毒害更甚于鲁迅的时代。比黄帅大几岁的方方女士，也曾经历了黄帅所在的时代。尽管她也知道这个所谓的“16岁高中生”是子虚乌有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十六岁学生所写，更像一个五十来岁的抠脚大汉的作品。”，但她在应对这个“高中生”时，仍然坦诚心扉、剖析当年的自己，“我16岁时，是1971年。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因为我从11岁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16岁时，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远远不够。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说三年，写八本书，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

她谆谆告诫这个16岁的少年，“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哦，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因为那时的你，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当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我要把这一句诗送给你：‘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如果真有这个16岁的高中生，但愿他不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后才觉悟、才悔恨，能尽快认清那只利用自己、把自己推向深渊的黑手。不要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无耻帮闲文人们利用，而成为当今的黄帅，而要像方方女士一样，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2020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