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人（Lee Cheuk-yan，1957年2月12日—）

1957年2月12日，李卓人在上海出生。那时的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祖籍是广东潮阳，祖父曾是当地地主，家境一度殷实，汕头祖屋甚至有网球场。母亲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但好景不长，1959年，为逃避中共“批斗黑五类”的政治运动，全家一无所有地抱着年幼的李卓人逃往香港。

在香港，他们从零开始。李卓人就读民生书院，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优异。中六时，他报考英国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GCE），取得3A1B的好成绩。1975年，他考入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大学时期，正值“认中关社”思潮盛行，他参与“中国周”等活动，接触到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和大字报等理念。这些经历深深震撼了他，让他意识到“苦难中国”需要改变，也开始思考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1978年大学毕业后，李卓人没有选择工程师的高薪职业，而是进入联合医院旗下的观塘职业健康中心，从事职业健康安全宣传工作。他亲眼看到工人因工伤、职业病受苦，贫困艇户的孩子生活在危险环境中，这唤醒了他对基层劳工的同情。1980年，他转投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正式投身劳工运动，开始处理劳资纠纷、组织工潮、倡议劳工立法。

19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但劳工权益却常被忽视。李卓人积极介入多宗工潮，帮助工人争取欠薪、改善工作条件。他参与创立工业伤亡权益会，并于1990年成立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成为该会秘书长。职工盟是香港重要的独立工会组织，团结了教协等团体，代表数十万工人发声，强调独立于政商势力，真正为基层服务。

1989年六四事件，成为李卓人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那年5月底，他作为工会代表，带着香港市民筹募的巨额捐款（当时支联会筹得超过2000万元）北上北京，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他亲眼目睹学生绝食、市民声援的热血场面，也目睹了6月4日凌晨的镇压。长安街上死伤遍地、坦克辗压的景象，如同一场“洗礼”，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他被公安扣留，后写下悔过书才获释，但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必须为中国和香港的民主继续奋斗。

回港后，李卓人积极参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长期担任副主席及主席。他每年在维园主持六四烛光晚会，成为香港纪念六四的重要象征。他说：“悼念六四是我一生激情所系。”支联会的五大纲领——“爱国民主、结束一党专政、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成为他毕生的承担。他强调，这不是敌意，而是出于对人民的爱，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让人民享有基本权利。

1995年，李卓人首次当选立法局议员，之后在1998至2016年间连任立法会议员，代表新界西选区。他在议会内外，为劳工权益奔走。2007年，他介入扎铁工人大罢工，成功促使资方同意每年与工会集体谈判薪酬。2013年葵青货柜码头工潮，他也站在工人一方，推动改善待遇。这些行动让他获得“阿人”的亲切称呼，也让建制派视他为眼中钉。

2011年，司徒华逝世后，李卓人接任支联会主席，并与张超雄、何秀兰等人创立香港工党，出任创党主席。工党旨在结合工运与政党力量，在立法会为基层发声。他多次参选，强调真普选、反对23条立法、支持民主改革。2012年，他因参与反小圈子特首选举集会，被警方喷胡椒喷雾，但仍坚持不退缩。

李卓人的坚持，源于对香港和中国的深厚情感。他自认“绝对爱国”，大学时就希望“苦难中国”有明天。作为基督徒，他以爱与公义为指引，从不以暴力回应压迫，而是透过和平抗争、工会组织和议会监督，推动社会改变。他多次强调，香港的民主运动与中国民主化密不可分。

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香港局势急剧变化。2020年《国安法》实施，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被禁止。2021年，支联会被迫解散，李卓人等领导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他在还押期间，仍坚持信念。在2026年的庭审中，69岁的他头发花白，但精神抖擞，出庭自辩时重述六四经历，强调支联会的诉求是传承八九民运精神，让中国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翁。他说：“我对中共没有敌意，只有爱。”

李卓人的一生，是香港民主与劳工运动的缩影。从上海逃港的幼童，到港大工程系毕业生，再到工运领袖、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他放弃舒适的工程师生涯，选择与基层站在一起。数十年来，他组织工潮、纪念六四、推动普选，面对威胁、喷雾、牢狱，从未动摇。

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传奇，更是香港时代的见证。在风雨飘摇的香港，李卓人象征着那份不灭的坚持：无论环境多艰难，对民主、自由和公义的追求，永不停止。他在狱中度过多个生日，却仍告诉支持者：“坚持到最后！”这份精神，激励著无数香港人继续前行。

李卓人曾说，六四的洗礼让他视中港走向民主为“一生承担”。从青年时的觉醒，到如今的铁窗岁月，这承担从未中断。他的生命，如同一盏在维园烛光晚会中燃烧的蜡烛，虽然风雨交加，但光芒依旧照亮黑暗，指引后人继续前进。香港的未来，或许正需要更多像他这样，愿意为理想付出一切的普通人。

（全文约1250字。本文基于公开历史事实与庭审记录撰写，旨在记录一位香港社会运动者的生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