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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恋”作家白桦去世
 

“苦恋”作家白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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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2019 1:00 下午  

著名作家白桦去世,叶永烈回忆:他在“苦恋”中守望底线

中新周刊

 

图/搜狗百科

 

2019年1月15日凌晨2点15分,著名剧作家、诗人、散文家白桦逝世,享年89岁。白桦1930年出生,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52年,曾在贺龙身边工作,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61年他被调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被调到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

 

自1946年开始,白桦陆续发表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等剧本都被拍摄成电影。白桦的作品以《苦恋》(又名《太阳和人》)最为著名,其中的台词当年传诵一时,成为了最能代表时代伤痕的拷问。而也正因为这部作品,白桦曾被卷入批判与争议的漩涡中。

 

2008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以“《苦恋》争议幕后”为主题对白桦进行过访谈。当时,年届八旬的白桦思路清晰,回忆起当年《苦恋》剧本发表时的内幕;电影剧本是否涉及因压力修改的真实情况,以及自己成为“敏感人物”后所遭遇的精神压力等。

 

如今,白桦先生去世,《中国新闻周刊》特推出作家叶永烈为本刊撰写的文章以示纪念。

 

“苦恋”者白桦:在喧嚣中守望底线

文/叶永烈

本文首发于总第753期《中国新闻周刊》

 

白桦只比我年长10岁,但对于我来说,他是名符其实的文坛前辈。

 

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天晚上去看露天电影,一连看了两场,结果第二天上课打瞌睡,挨了老师的批评。其中一部,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但当时我被紧张的情节吸引,并未注意到字幕“编剧白桦”。

 

80年代初,白桦的《苦恋》遭到批判。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结识白桦,但是我关注着他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我也正遭到挞伐。我的长篇小说《黑影》被称为“《苦恋》式的作品”。

 

后来我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当时白桦是市作协副主席,我才结识这位敬仰已久的文坛前辈。起初我喊他“白老师”,后来见作协的同事都直呼他的名字,我也随大流喊他“白桦”,反而觉得亲切。此后,我跟白桦有了很多的交往。特别是1999年9月、2006年11月两度到香港开会、2004年前往云南个旧出席会议,都是我们俩一起去的,一路上有了很多交谈。

 

尤其是1999年9月那次,我和白桦同坐港龙航空公司早上8点的航班,前往香港出席传记文学研讨会。清晨六时多,阳光甫露,我就赶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一看,白桦老早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领到登机牌准备办理过境手续的时候,忽然听到通知,由于台风登陆,香港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停飞。那天我们在机场整整等候了一天,也聊了一天,直至翌日才飞往香港。

 

喧闹不已的中国文坛,像一座锣鼓喧天的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白桦却是特立独行的,不张扬,不结派,是我打心底里敬重的文学前辈中不多的一位。

 

潇洒白桦

 

白桦一头白发,真个儿是“白”了。年过六旬时,他的头发已经八成花白;到了70出头,则是清一色的白发,根根头发似银丝。不过,那一头银发,反而为他的风度加分。他仍思维敏捷,风度翩翩。我注意到,他日常穿牛仔衣、牛仔裤,如同小青年般潇洒。他不喜欢穿衬衫、系领带,而是穿圆领衫,但是很注意色彩配搭。在云南时,他在黑色圆领衫之外套一件白色马甲。在香港,则在红色圆领衫外穿一件黑色西装。

 

据他的老朋友说,他年轻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帅哥。当年,他和电影演员王蓓恋爱时,情书是用电报传递的。那时没有E-mail,信件邮递很慢,长途电话得靠人工转接,个把小时也不见得能打通,所以他创造了在当时最快捷的“电报情书”。

 

白桦的右手有点颤抖,他说年轻时就是如此。他在古稀之年开始用电脑写作,也真不容易,他很快就能驾驭电脑,运用相当自如。有一回,他急着要找我,而我搬了家,他不知我的新电话号码,情急之中,他给我发了一封E-mail,我收到了,给他回了电话。他笑了,说是电脑帮了忙。

 

他开朗、坦率、健谈而又幽默。面包车行驶途中,不停地神聊的总是他。他记忆力很好,能够一口气讲出很多亲历的故事,惹得大家开怀大笑。他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讲的贺龙的故事真实而生动。他在错划右派时曾当过好几年钳工,对于工厂也颇为熟悉,车、铣、镗、刨都能说得上来。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既能写出《山间铃响马帮来》《远方的女儿国》,也能写出《今夜星光灿烂》《鹰群》。

 

这位坦坦荡荡的诗人,有时出奇地“顽皮”。有一年春节前夕,作家们聚会。工人出身的胡万春、陈继光、张士敏都是海量,使我们望而却步。席间,他们三位比试酒量,陈继光已经喝下6杯(茶杯)花雕,看样子难以再喝下第7杯了。这时,邻桌的白桦忽地来了,对陈继光笑道:“你喝下这第7杯,我一定陪你喝一杯!”陈继光受此激将,将第7杯一饮而尽。饮毕找白桦,却遍寻不见——白桦早避风头去了!

 

我随白桦访问工厂时,他的衣袋里总是带着“大印”。不是上海作协的公章,而是一颗以阴文镌刻的“白”字章和一颗以阳文镌刻的“桦”字章。因为每到一家工厂,工人们总要求作家们留下“墨宝”,而作家们则往往一致公推“头儿”白桦挥毫。白桦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才思敏捷,总能因厂而异写下一句富有诗意又切合该厂特色的话。写毕,端端正正盖上“白”“桦”两章。这么一来,他博得了“书法家”的美誉。他开玩笑说:“我访问美国时,随身带着印章,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请我题字。访问日本时,我不带印章了,天晓得,每到一处都要我题字!”

 

向白桦求字者众。2004年在个旧开会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向白桦求字。时隔两年,我与白桦到香港,谢冕也是与会者,白桦告诉他,字写好了,写的是秋瑾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谢冕连声道谢。

 

诗人白桦

 

白桦与白烨,名字相近,常被人弄错。白烨与韩寒之争发生时,很多人误会,不明白白桦怎么会跟韩寒这小年轻争论呢?其实,熟悉白桦的人都会知道,他才不会加入这类争论呢。

 

白桦看问题,常显示过人之处。1989年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会议上,每位专业作家要汇报自己的写作计划。我谈了《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的写作计划,这本书定为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书。白桦听了之后,说了两点:“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绕不过陈独秀(当时陈独秀仍然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要注意。另外,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何正确评价共产国际、理清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1989年正值苏联解体前夜),是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确实,白桦指出的这两个问题,即能否以正确的史观来对待,是写好这本书的关键。

 

白桦写过许多小说,当然是小说家;写过许多电影、电视剧本,是剧作家;还写过不少散文、诗,是散文作家、诗人。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本质是诗人。白桦不论写什么,都充满诗意,而诗意正是他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叹息也有回声》一诗,就是他的心声: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痛苦莫过如此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84年12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别人都作慷慨激昂的发言,白桦上台时,却念起了写给儿子的一封封信。充满炽烈诗情的内心独白洋溢于信中,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

 

2006年,我和他一起去香港出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研讨会。上台的绝大多数是文学教授,个个用刻板的语言宣读论文,而他则以《文学的河流》为题,以诗化的语言发言:

 

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听了他的发言后,我建议他写一部自传,以记录他那河流般坎坷的命运。他告诉我,已经在写,大约写了十几万字。

 

家人白桦

 

其实,白桦把作家比喻为“河流”,正是他的命运的写照。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得不“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从1957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整整20个年头,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

 

说来也真奇怪。1930年,河南信阳的陈姓人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给先出生的男婴取名“佐华”,晚出生的取名“佑华”。兄弟俩长大之后都成了作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名字中有个“佑”字的成了“右派分子”,名字中有个“佐”字的安然无恙。

 

陈佑华的笔名叫白桦,陈佐华的笔名叫叶楠。兄弟俩都以笔名传世,以至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白桦的气质跟叶楠全然不同。叶楠内向,拘谨;白桦则外向,奔放。叶楠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而白桦则命运多舛。白桦在1957年进入“右”字号行列,被开除党籍、军籍,从此蒙尘,直到1979年才获得改正,恢复了党籍。许多光阴白白耗费,但也转换为宝贵的思想财富,使他的作品走向成熟、深沉。1979年,“潜流”涌出地面,像喷泉一样喷发,这就是小说《苦恋》。但很快,作品被批判,“河流”遭到“冻结”的命运。

 

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白桦与叶楠都是代表,长得如同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叫人难分难辨。幸亏,白桦穿绿军装,叶楠穿蓝军装,才算有了不同标志。我细细观察他俩,我发觉,叶楠虽然外貌酷似白桦,但是眸子没有白桦那么明亮,身材也更消瘦。

 

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白桦是当选代表,但由于身体欠安,他没有出席会议。很多人打听他来了没有,尽管我们这些上海代表都说没来,但还是有不少外地代表坚持说他来了。一细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把叶楠当成了白桦。

 

叶楠因癌症不治离世,使白桦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2003年4月6日他给我用电子邮件发来讣告:

家兄叶楠因患癌症,经过四年多的顽强抗争,仍然无法战胜死神,不幸在4月5日晚8时41分心力衰竭逝世。我曾在3、4月之交专程到北京看望过他,我是他最后最想见到的人了。他极为艰难地向我说了一些我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话。他的一生太累了!正如他儿子叶文所说:他真正地解脱了!我和他是同一天降临这个世界上来的,但他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邮件里还附了他悼念叶楠的文章,文章中充满兄弟亲情和诗人的泪水,读之令人动容。

 

2008年5月的一天,我给白桦家打电话,他不在,是他的夫人王蓓接的。第二天,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说王蓓记忆力严重缺失,根本记不住,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或发电邮。

 

后来,他在《守望底线》一文中写及夫人王蓓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况: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他还写及小孙女,使我极为感动: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祸不单行。

 

2010年9月7日,我给白桦发了一份电子邮件。我告诉他,自己正在写柯庆施,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份材料:“著名军队作家白桦1957年当了‘右派’,三年后被‘摘帽’,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柯庆施发现后就批评上影厂,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不像话……

 

硬是把白桦给发配到浙江绍兴农村‘继续劳动改造’去了。”我向他求证,是否确实。当天,我收到了他的回复。他说确有此事,那是1962年的事。当时他正和郑君里合作《李白与杜甫》,柯庆施要郑君里放弃这个题材。得知柯庆施的批评,白桦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阶级敌人了。他要求去云南劳动,但市里只许他在以上海为圆心、半径300公里之内的范围内选择,他就去了绍兴。信末,他说:“我最近查出前列腺癌,这病现在很普遍,保守疗法。顺告。”

 

我看到邮件后,立刻给他打电话,嘱他千万保重。他却显得很坦然。

 

白桦越来越消瘦,坐上了轮椅。他跟王蓓互相扶植,勇敢地面对病魔。“潜流”也罢,“寒冷”也罢,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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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2019 11:18 下午  

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著名的异议诗人和作家白桦先生(1930 – 2019年01月15日)去世了。噩耗传来,我想起了九十年代曾经跟他有过的一段交往。我曾仔细地阅读过他送给我的自传体散文集《我要问那月亮》,更为他的电影作品《太阳和人(苦恋)》深为不平。上海文化界的追思仪式很少官方色彩。灵堂横幅上的称呼只是白桦先生,而不是白桦同志。因为白桦的一生都是独立思考的作家和诗人,他不似罗京同志(央视一台播音员)那样一字一句地为党政机关照本宣科,也不像闫肃同志(总政歌词作者)那样只为党政军撰写赞歌颂词。白桦从来没有忘记文学的责任,作为人民的心声,应该提出问责和批评。先生之称更适合白桦!经过了反右和“清污”的时代洗礼,89岁的跌宕人生,生前身后都不会去在乎什么党政的追悼规格,“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前半生的曲折坎坷

白桦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人。他的父亲原是乡村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幸惨遭日军活埋。他从当地初中毕业,先后考入信阳师范和潢川中学,皆未毕业。但是此时他已显露了文艺的天才,十五岁就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诗歌。1947年他加入了解放军,投身国内战争。在征战中成为宣传鼓动人员。作为革命战士,他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革命理想。从中原一路转战到达云南边陲。他的早期作品饱含了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情。《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五十年代就拍成了电影。影片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成了当时青少年的流行歌曲。诗歌和短篇小说接连发表,他作为新中国新一代最年轻的作家被调往北京学习和工作。他跟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当红青年女演员王蓓热恋成婚。金童玉女,繁花似锦!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再上层楼一展才华的时候,中国的天空忽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他被划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军队中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阶级敌人。他因言获罪的右派言论是:1应当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2给他们创造创作的条件,3作协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而不是衙门。白桦下厂当钳工,王蓓也被“限制使用”,不再出演影片的一号女主角。但是他们没有离异,王蓓继续克尽人妻的职守,成为白桦背后温情的港湾。我曾经问过白桦,在阶级斗争持续严紧的时代,怎么会仍能回到部队去工作?他告诉我,部队的个别老首长仍念旧情。部队单位有时在军令之下反而可以比在地方上获得多一点遮蔽。所以他在1964年又去了武汉军区重操文艺旧业。右派分子,即使已经摘帽,一般是不准发表文艺作品的。白桦多么希望重获创作的机会啊。他一直没有颓唐消沉。文革爆发以后,他很快创作了抒情诗《放开我,妈妈》,描写了中学生敢于反抗政治的束缚,说出真相的造反派形象。诗中把父兄的地下党斗争和文革造反连接成一线,一起来歌颂。当时我就觉得不像是中学生的手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诗人白桦的文革作品。造反虽然是文革化的主题,但是在文革初年的肃杀气氛中能够读到一首以少女呼喊口吻的抒情诗,真有一种“十里惨白一点红”的异样感觉。闲谈中他还回忆了文革后期,电影《创业》遭到四人帮打击,他支持和帮助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的事情。我从心底里感觉到一种敬佩。从五十年代开始,我见过长辈中无数位被打成右派的老知识分子。我必须说,(除了顾准、邵燕祥等人),绝大多数都是沉默寡言,无心过问政坛或文坛大事。至少表面上必须装成如此。可是白桦不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和作家,甚至连帮助张天民给毛泽东上书的风险秘事都敢参与,万一龙颜大怒,那可是欺君大罪,要杀头的。白桦真是胆大包天!所幸上书居然还办成了。《创业》得以公映成功。在跟白桦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的一颦一笑中有一种体制内作家的狡黠机智。这是在国内生存的必要本能,外国和港台作家的身上是没有的。但是恰恰是他既有这样的本能却仍然敢做敢当,则更加令我发出由衷的赞叹。谈起八九六四在德国的情况,他告诉我,现在(九十年代)国内的学生和青年跟你们这些人(六四群体)不一样了。完全没有“为家国、为民族生死以之”的献身精神!这大概就是当今精英人物中那种精致个人主义的雏形吧。我也观察到,白桦丝毫没有军队党员作家的马列愚忠气息,他从心底里摒弃了官方的宣传教条。我问“有没有别的意识形态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他说得非常斩钉截铁,儒家不行,道家不行,禅宗也不行,基督教不行,新儒家也不行……我觉得,他有他的爱的哲学,爱文学,爱别人,也被人们所爱……

被禁锢的影片《太阳和人》

白桦真正成名的竟是一部完全禁映的电影。剧本原名是《苦恋》,拍成的影片是《太阳和人》。现在人们把《苦恋》归纳为伤痕文学。庶几近之吧。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一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引起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悲剧”的争论。从此涉及文革悲剧的文艺作品皆被归类于伤痕文学。《伤痕》是个短篇,涉及的是干部子女在文革之后的心理悲剧。王晓华本是受人欣羡的革命后代,文革中忽然变成了走资派和叛徒的“黑帮子女”,忙不迭跟父母划清界限,等到文革结束,干部获得平反,王晓华想要跟母亲重叙亲情,却不料母亲已经撒手人寰。《苦恋》所描述的主题远比《伤痕》更加深刻而广泛。《苦恋》是以画家黄永玉的部分经历为原型,描写了画家凌晨光因进步受国民党迫害而流亡出国,又为祖国建设而海归,却在政治运动和文革中一再蒙冤。当他的女儿出国的时候,他仍极力反对,女儿问道:“你爱你的祖国,祖国爱你吗?”凌晨光最后在冰天雪地中倒地爬行,再也不能起来,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用生命写就的问号。惊天一问,遂成绝响。实际上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政策的严肃诘问。邓小平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查禁《太阳和人》,至今没有解禁。

我是文革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革浩劫之后的大学生活令我们每个同学都充满了使命感。全班一半以上都是有过文革经历的非应届高中生。对于浩劫中文艺界的惨景记忆犹新。《伤痕》文学的争论又直接发生在复旦校园。右派分子刚刚获得“改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紧箍咒又已卷土重来。白桦的《苦恋》出得极快,右派的桂冠刚刚去除,作品已经在《十月》上发表。影片刚一送审,就遭严厉批判,白桦此时刚刚年过半百。我们同学中有一种说法,不出名的作家,情非得已要讲些假话;如果略有些名气之后,仍不得不讲些半真半假的话,但好歹要讲一点真话;一旦出名成大作家,就应该敢于完全讲真话,不讲假话!白桦在当时已经有了些知名度,但巴金、茅盾、丁玲都还健在。已知天命而不畏天命的白桦却敢为天下先,就是要把真话捅出来。横遭批判,白桦并没有止步不前。他又创作了《吴王金戈越王剑》借古讽今,用诗剧的语言点出了“权力–腐败–灭亡”是独裁君王的历史宿命。新旧世纪之交,已经逾七望八的白桦依然言辞锋利地书写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磨砺十年,吐尽心中块垒。该说的话,都化作诗的语句,悬挂在云天之上,珍藏到名山之间。诗中他质问国人有眼无珠,他赞美林昭“怀疑太阳”!诗人早已把尘世的生死和利禄置之度外了。反右之后,白桦一度想要自杀。在《苦恋》挨批之后,安慰和鼓励的电报却如雪片般地飞来。晚年更把红尘看淡。

惊闻白桦先生的噩耗,我重温他诗中的警句,禁不住悲从中来,愤怒的谴责冲口而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你们都瞎了眼睛!敢做敢当的中国当代作家白桦你们视而不见,却把奖金发给了畏首畏尾、虚矫滑头的高行健和莫言!

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对称

九十年代白桦先生跟我联系,是想找到能够翻译他的长篇小说的翻译者。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总需要德国汉学家译者才能胜任。虽然我写过多封信件,也曾专门到柏林寻访译者,可是没有人愿意翻译现代中国的长篇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这是白桦控诉文革罪行的一本小说,仍然带有边疆少数民族的特点。这件事没有成功,令我十分遗憾。但是这不说明我们没有努力。而是存在一个中西文化互动不对称的问题。我发现,中国读者对于欧美社会的平均认知远远超出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欧美社会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中国知识界基本都有大致的瞭解,可是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欧美社会仅知一个大略,甚至完全无知,而且也普遍缺乏深入瞭解的兴趣。有的汉学人士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德国知识界主要的兴趣从来都专注于古典的中国;而现代的中国,能引起兴趣的内容太少了。德国汉学界太少介绍现代中国,所以德国社会也就对现代中国瞭解不多。当然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祸患,尤其是文革浩劫的贻害也认知不多。一旦形成恶性循环,译者和出版机构也就必须考虑商业的效益前景了。九十年代如此,当今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许情况好了一些。但是经贸交流有所成长,并不等同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深入互动。欧美政界长期都有一种奇怪的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毛邓到江胡习都不像苏共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那样残忍野蛮。西方大量翻译出版《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并全面加以介绍,当然比较瞭解斯大林体制,可是西方至今不翻译《苦恋》,不全面介绍《告别夹边沟》这类揭露中国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罪行的作品(在洗脑方面远远超越苏共),当然很难想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有多么灭绝人性。欧美各国对六四血腥行为的逐渐宽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导致今天国际法治秩序被中国当局粗暴践踏,政经各界方才有了一点点醒悟。离开彻底认清中国当局真实面目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

连日来,我在网上搜寻白桦作品一览表,忽然发现有一本短篇小说《鹿走的路》也是白桦的著作之一。原来如此!记得小时候大概刚刚开始会读少年报上的文章,我曾读过《鹿走的路》的连载,刚读了一两节,忽然就中断了,好生惋惜。翻遍新来的报纸再也找不到这篇故事,编辑部竟也没有一句说明。长大了我才明白过来,那是政治运动的措施,作者是右派分子,立刻停止连载。故事的情节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是当时的遗憾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这是现代中国一个文学小朋友最初的文学记忆。没有文学的温馨,只有政治的粗暴。回看今天的中国,文学艺术又要回归到文革前的政治霸凌之下。诗人刘晓波病重仍不准海外就医,关押至死。各地大学的课堂赶走敢于说真话讲事实的教授和讲师。互联网雇佣网警和删手监控所有的网络言论。任何微信信息稍含批评异议立即删除。言论管控甚至扩大到针对英美学术刊物,不准出现涉及中国党政的负面文字。习近平鼓励学习柳青,就是那个坚持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死路的《创业史》作者,彭丽媛出马重新导演阶级斗争样板戏《白毛女》,岂不是公然跟改革开放唱反调,开倒车吗?白桦就是在这样的暗夜时分离开我们的。此时此刻,他的作品更彰显出时代的意义。文学不应该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更应该是人民心声的表达。文学是人学!白桦曾经仰天长啸:“啊,欢歌庄严的历程,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飞翔着的诗人白桦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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