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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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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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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

(1)三秦风云多变幻 冯玉祥杯酒诛郭坚

序言

公元前207年,楚汉两军对垒于关中,楚军40万驻扎鸿门,汉军10万驻扎霸上,沛公刘邦深知自己眼下还不是楚王项羽的对手,不得不亲赴鸿门楚军营中去向项羽求和。项羽的军师范增策划利用项羽设宴招待刘邦的时机,在席间一举击杀刘邦,剪除日后可能会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潜在对手。但由于项羽优柔寡断,刘邦最终得以逃脱。此后人们习惯把为剪除政治对手而举行的筵宴称之为“鸿门宴”。

古往今来,岁月攸攸,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上演过多少次“鸿门宴”戏码 很难统计清楚。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一时间群雄蜂起,军阀混战,相互攻伐鲸吞,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战场上你死我活拼杀之外,鸿门宴也是在推杯换盏之间克敌制胜的一件法宝,被屡试不爽。

本民国鸿门宴系列以纪实文学的笔法描写中华民国时期一桩桩以宴请为名,诱来政治对手加以捕杀的公案。其是非功过自然任由后人评说。虽然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近一个世纪以前,但回忆起来,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像鸿门宴这类采用阴谋手段消灭政敌,充满血腥味的戏码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吃瓜群众们已经看不到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中国今后继续在民主与法治的康庄大道上迈进,彻底告别千百年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窠臼。

 

目录

第一章 三秦风云多变幻 冯玉祥杯酒诛郭坚

第二章 黄绍竑设宴花舫 冯葆初血浅抚江

第三章 国民军长驱入甘肃   蒋鸿遇设计定兰州

第四章 唐生智欲霸湖南 袁祖铭命丧湘西

第五章 张作霖战败泄愤 张绍曾魂断津门

第六章 枪声骤起老虎厅 少帅密裁杨宇霆

第七章 石友三大意走麦城    高树勋应变除巨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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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秦风云多变幻 冯玉祥杯酒诛郭坚

民国初期的冯玉祥

(一)

1920年夏,直皖战争以北洋直系集团的胜利和皖系集团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乘战胜之余威一方面大肆扩充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加紧从皖系人物手中夺取地盘。凡属于皖系的地方大员,如安徽督军倪嗣冲、甘肃督军张广建、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等,先后纷纷丢官下台。

然而属于段祺瑞亲信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却恋位不去,拒不辞职。直至1921年春,由直系控制的北洋政府终于发布命令:免去陈树藩陕西督军的职务,由属于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继任陕督。

命令发布之后,陈树藩凭借自己籍隶陕西,手上又有一师实力完整的三秦子弟兵,于是拥兵自卫,抗命不遵,试图保住自己的陕西地盘。

直系决心武力驱陈,于是由阎相文率领自己的第二十师,又从湖南岳阳调来吴新田的第七师,从河南信阳调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组成讨伐军入陕。经过几次激战,陈树藩军被击溃,陈不得不带领自己的残兵败将撤出西安,逃往陕南。直系终于将陕西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阎相文终于登上了陕西督军的宝座。

(二)

1921年8月12日,阎相文在督军署召集冯玉祥和吴新田开会,商讨陕西善后事宜。

阎相文,字焕章,山东济宁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长期在曹锟的北洋第三镇中任职,直皖战争爆发前任直隶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直皖战争结束后,在直系的扩军中升任第二十师师长,之后还不到一年,又当上了督军,可谓官运亨通。

待冯玉祥、吴新田来到客厅坐定,副官摆上茶水、点心之后,阎相文却愁眉不展地说:“当督军在外人看来挺风光,其实真是苦不堪言呀!我现在是内外交困,对安定陕局几乎是无计可施,一筹莫展了。特请两位老弟来共商良策,希望你们能帮我一把。”

“这话从何说起呀?我们刚刚打跑了陈树藩,改造陕局正是督军大展鸿图的机会,为何如此悲观呢?”冯玉祥有些不解地说,“咱们一笔写不出两个焕章来。你有什么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一定全力相助,共定陕中大局。”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在北洋陆军中历任哨官、队官、管带、团长、旅长等职。在入陕战役中,冯率第十六混成旅作战积极,起到了主力军作用,因此阎相文鼎力保荐他升任了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对阎相文心存感激,对于帮助阎感到义不容辞。

吴新田也赶忙说:“咱们一起入陕,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督军有什么难处我们一定分忧,有什么任务尽管吩咐,我等敢不从命?”

吴新田,字芭荪,安徽合肥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北洋陆军第七师供职。直皖战争后,属于皖系的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弃职下野,遗缺由时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的吴新田升充。吴新田刚一上任,就被派来陕西为直系打地盘,因此有些三心二意,前一阶段作战并不积极。”

阎相文喝了口茶,神情忧郁地说:“先从内部困难说起吧,不是我向二位老弟吐苦水,目前我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呀!咱们打下西安之后,曹、吴二帅先后介绍来二百多位顾问、参议、咨议要我在陕西安插他们。他们最近几乎天天跑到督军署来向我要官要钱,现在每天需要开出几十桌酒席来招待应酬他们。仅此一项,督军署每天就需要开支五、六百大洋。

我实在无法安插这么许多人,于是他们就向曹、吴二帅告我的状,说我只知道任用私人,对曹、吴推荐的人根本不重视。结果曹仲帅和吴玉帅最近不断打电报来对我诘问和责难,弄得我是百口难辩,苦不堪言呀!”

冯玉祥听了这些活,感到十分气愤,就对阎相文说:“你对曹锟和吴佩孚也别太逆来顺受了,应该把陕西的实情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陕西乃一贫瘠省份,目前又是大兵刚过,陈树藩的残余势力还没有肃清,哪里有那么多肥缺安排他们的私人!我们冲锋陷阵是为国除害,不是为他们私人打地盘!对那些天天来纠缠你要官要钱的人,可以每人发给他们几百块大洋,打发他们离开陕西,省得他们在这里闲着没事儿,整天造谣告状。”

阎相文无可奈何地说:“话是这么说,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曹、吴二位是我多年来的直接长官,有时受些委屈也不便犯颜直谏。做惯了小媳妇,怎敢在公婆面前直腰哟!”

吴新田感叹地说:“阎大哥真是位忠厚老实之人,曹、吴二帅有你这样的部属真是幸事呢。”

冯玉祥却暗想:“这位阎焕章也真是有些太窝囊了,这样下去他的督军肯定作不长。”

“这事儿就不多说了,反正我在曹、吴二帅面前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二位老弟知道就行了,”阎相文继续说,“除此之外,对付刘镇华这位陕西省长也使我大伤脑筋。咱们三师人马的粮饷除了由中央供给一部分之外,还应由地方税收协饷。

咱们刚进西安时,刘镇华曾当面向我保证说,他手上有数百万两烟土,协助供应我们粮饷不成问题。谁知他说话不算数,在提供了头两个月的协饷款子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多次催问他,他总推说烟土还没有收上来,因此没有钱协助我们关饷了。这样下去,咱们三个师的人马下个月就很难按时足额发饷了,我怎能不发愁呢?”

听到这里,冯玉祥说话了,“刘镇华那家伙不是个好东西,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原来和陈树藩勾结得很紧,他的镇嵩军以苛徵烟税,贩运烟土起家,在豫西和陕西搜刮了巨额财富。

皖系去年夏天失败之后,他才开始与陈树藩拉开距离,并向吴佩孚那里报效了不少钱财礼物,这才保住了他的省长职位。他向你哭穷那完全是看你好说话,欺负你老实厚道,企图推卸责任。你今后对他不必客气,该交的款项命令他一定按时交上来,不然咱们三师人马就要对他的镇嵩军不客气了,把他们包饺子一锅煮了!要让他小子知道,光买吴佩孚的帐是不行的。”

吴光新也说:“对,不向他施加足够的压力是不行的,他是得托就托,得欠就欠,他说没钱,鬼才相信呢!只要你们二位决定打他,我这就回去动员部队,这次让我打先锋。”

阎相文笑了笑说:“只要你们二位支持我,我就有信心了,下次再与他谈话时我一定要他交清拖欠的协饷款子,不然让他后果自负。”

说完之后,阎相文站了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来回转了两圈儿,然后说:“刚才咱们说的是内部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对付,现在再来谈谈外部问题吧。咱们目前虽说是占领了西安,但咱们的实际控制地区并不出方圆一二百里。

陕南目前仍由陈树藩盘据,而陕西西部则被靖国军郭坚、胡景翼、弓富魁等部占据。他们虽然过去与陈树藩有矛盾,互相攻伐,咱们入陕时,他们在客观上帮助了咱们,但他们主张陕人治陕,从骨子里是不欢迎咱们来陕西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必定是咱们的潜在对手,而不是可靠的同盟军。

因此,不解决陕西南部和西部的问题,我们就无法扩大税收,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也就无法在陕西站稳脚跟。因此,我想请二位分别出任陕南剿匪总司令和陕西西部剿匪总司令,克日出师,荡平西路和南路,真正实现全省统一,这样我辈方不辱使命。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冯玉祥和吴新田各怀心腹事,一时沉默无语。吴新田的脑子在飞快地运转:“这是又要我们拼命为他打地盘呀。入陕时我的第七师行动迟缓,头功尽被冯玉祥抢去了。现在正是显显身手的机会,不然很难取信于曹锟、吴佩孚。弄得不好,他们会把我的师长搂了。眼下陈树藩已成惊弓之鸟,不难一鼓荡平,而靖国军则尽是些地头蛇,难缠得很。”

想到这里,吴新田赶快说:“我愿率部开往陕南,担当肃清陈树藩部的任务,请阎督军尽管放心好了!”

阎相文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吧,就由芭荪来担当南路吧,打下汉中之后就由你来担任陕南镇守使。”说罢,阎相文又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冯玉祥。

冯玉祥在心中暗暗骂道:“好你个吴新田,真是个滑头鬼。陕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陈树藩又是新败之余,累累如丧家之犬,不堪一击。你可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挑。而那西部地贫人稀,靖国军又都是土生土长,盘根错节,凭我一师人马,想要彻底肃清靖国军那真比登天还要难!但既然吴新田已经承诺了南路,我也只好担当西路了。自己反应怎么这么慢呢?真是得!”

想到这里,冯玉祥也只好开口了:“陕南是块好地方,民国三年夏天时我带领队伍在那里驻扎过,那里可以称得上是个聚宝盆呢!既然芭荪愿意去,那就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最好能活捉陈树藩,以绝后患。担当西路的责任我就不推脱了,不过丑话说到前头,靖国军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请督军允许我一切便宜行事,必要时,还需督军派队伍支援我。”

阎相文赶紧说:“一切都不成问题,你一切放手去做,我全力支持你。说实话,对付那些靖国军也只有你冯焕章的队伍才行,谁不知道你的大刀片的利害呀!对了,你和他们好象还有一些宿怨吧?”

“我和他们倒没什么直接的恩怨,不过我对他们当年对待陆建章将军的做法是有看法的,”冯玉祥说。

阎相文继续说:“是啊,民国三年你随陆将军如陕围剿白狼流匪,成功之后陆将军就留在陕西主持军政了,你的第十六混成旅本是陆将军手中的主力,正如你刚才所说的,你曾镇守汉中,可是十六混成旅后来被陈宦借去平定四川了。民五那年护国之役时,陈树藩和现在的靖国军各部就乘机向陆将军发难,你当时在四川,远水救不了近火,结果陆将军被他们逐出陕西,个人财物也被他们拦路抢劫,实在是太过分了。这次咱们来陕西,弄得不好也会重蹈陆将军的覆辙呢!所以不铲除地方势力我们是无法在陕西站稳脚跟的,下面就要看你们二位的了!”

冯玉祥心想:“这位仁兄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初自己在陆建章手下,两年时间从营长升为旅长,陆老将还帮助自己完婚成家,对自己可谓恩重如山。陆在陕西垮台失势之后,自己东闯西奔,南征北战,五年多过去了,再未获得过升迁,直至这次再度入陕。虽然自己的政治见解与陆并不总是一致,但知恩不报非君子,这次不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报仇,都应该给靖国军点儿颜色看看。。。”

这时吴新田说话了:“我以前没来过陕西,对靖国军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们到底是哪路神仙,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我们堂堂正规陆军难道还对付不了他们吗?”

“这家伙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得了便宜还卖乖,有本事你去对付他们!”冯玉祥心中暗想。

阎相文也对冯玉祥说:“咱们三人当中,恐怕还就是你对陕西的事儿了解的多一些,你就给我们俩唠叨唠叨靖国军的由来吧,我也正想多了解一些他们呢。”

冯玉祥喝了口茶,认真地说:“既然二位有兴趣,我就尽我所知讲给你们听。说到底,靖国军是由三秦中民党人士、渭北刀客和关中好汉们结合啸聚而成,其成分良莠不齐,相当复杂。

靖国军的首脑人物多为民党成员,例如总司令于佑任,副司令张钫等人,他们大都参加过辛亥年间推翻帝制的起义。但其中也有些是落魄文人和打家劫舍的地痞流氓、无赖恶棍。

辛亥年后,靖国军被政府招安。民五那年他们曾和陈树藩合作共同驱除了陆建章将军。但陈树藩上台之后大权独揽,大量任用私人,引起靖国军的不满,于是他们起兵反对陈树藩,经过半年多的拉锯战,靖国军占领了陕西西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力量相当强大。

目前靖国军共有六股势力组成,也就是他们的一至六路军。郭坚是第一路军司令,樊锺秀为第二路军司令、曹世英为第三路司令,胡景翼为第四路司令高峻是第五路司令,卢占魁是第六路司令。由于彼此不相统属,他们在军事上经常缺乏统一的计划和行动,所以两年多来他们推不翻陈树藩在陕西的统治,但陈也无法肃清他们。

后来为了实现统一指挥,靖国军各部公推陕籍著名民党人士于佑任为总司令,派代表去上海把于佑任请回了陕西,在三原就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基本情况。我们入陕打陈树藩时,他们多少配合了我们,但目前已成为我们安定陕局的最大威胁。”

吴新田挠挠头皮说:“听了你的这番介绍,看来他们还真是不好对付呢。”

阎相文也说:“是啊,这些地方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想将他们连根拔起的确不容易呀!焕章,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呢?不妨说出来我们三人现在就讨论讨论。”

冯玉祥沉思了一会儿才说道:“还没有什么成熟的计划,不过接到入陕的命令后,我在这方面已有所考虑,因为毕竟要和他们打交道嘛。我也没什么高招,还是历来那一套,收抚与清剿两手并用吧。对他们要区别对待,分而治之,想必这样可以分化他们,减少抵抗,尽快将他们平定。”

阎相文佩服地竖起大拇指说:“焕章老弟果然是深通韬略啊,我看你的这种办法很好,能再详细谈谈吗?”

吴新田也不住点头,心里想:“这个冯玉祥,看上去是位纠纠武夫,猛张飞式的人物,想不到还真不简单呢,今后对他要刮目相看才行。”

这时冯玉祥又接着说:“据我了解,在靖国军的六股势力当中,数郭坚的第一路和胡景翼的四路实力最强,只要先解决了这两部分,其他各部将不难就范。我考虑对胡景翼可采取结交收编的策略。

胡景翼,字笠僧,陕西人,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为人侠义豪爽,是位典型的关中好汉,所部军纪也比较好,如果他肯接受改编,服从省令,必然会有其他陕军效仿,向我们输诚。”

阎相文高兴地说:“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冯玉祥又说:“对于郭坚所部,我则决心剿灭,一则郭坚为人阴险狡诈,毫无信义,二则因为该部军纪当然无存,在其驻地凤翔。歧山一带严重扰民,老百姓对他们怨声载道,恨之入骨,留着这种土匪式队伍遗患无穷。把他们消灭了,对靖国军其他各部也会起到镇慑作用。”

“你说的一点儿不错,我最近收到不少凤翔、歧山乡绅百姓的控告信,说郭坚在当地纵兵殃民,要求我为民除害呢,”阎相文说,“其实郭坚目前正在西安,昨天他还来见过我。说吴玉帅派人找他接洽过,想请他出兵去打四川,因此他向我索要子弹五十万发,步枪一千支。我回答他说,没有接到玉帅的书面命令,我不便拨发这样大批的弹械。最后他怏怏不乐地走了。说不定还会来纠缠我。焕章,郭坚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他在陕西也算是位传奇式人物呢。”

“你千万可别把枪弹给他,他是看到咱们从陈树藩那里缴获了不少武器,想趁机捞一把。他得到枪弹后很可能非但不去打四川,反而会更有实力来对付我们,这种傻事是千万干不得的!”冯玉祥认真地说,“对郭坚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是陕西蒲城人,字方刚,读过小学,年轻时就放荡不羁,与土匪刀客多有结交。辛亥年间他曾到西安去参加过学生军,参加过抢劫军械局等行动。后来陈树藩在大荔招兵买马时,郭坚纠集了一班刀客游侠,投入陈的营中。民国五年,在驱除陆将军的过程中郭坚十分卖力,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驱陆之后,郭得益很大,所部扩编为七营警备军,郭任统领。

陈树藩见郭坚已呈尾大不掉之势,就想办法要把郭坚挤出陕西。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时,陈遂令郭坚率所部北上,假道山西去参加讨伐张勋,并且向郭坚许诺说他将支持郭乘机夺取山西地盘。

待郭坚出发后,陈树藩却密告阎西山,郭坚讨张是假,夺取山西地盘是真。于是阎西山赶忙派其大将商震率部赴晋南去阻击郭坚。经过一番激战,郭部不支退回陕西,损失惨重。陈树藩乘机将郭坚免职。

此后,陈、郭结怨。护法运动兴起时,郭便趁机收集旧部,并联合胡景翼、曹世英、高峻等人重新打起了靖国军的旗号,响应护法,讨伐陈树藩。

目前郭部一共有十个支队,许多支队长都是早年拉过杆子的土匪头目,如党玉昆、麻振武等人,所以郭部作风极坏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我听说有一次他和他的马弁卫兵们住在一家姓张的大户宅中,有一天他们招来十几名妓女,在张家楼上公然集体宣淫,他的马弁卫士和妓女们个个脱得精光,他自己坐在旁边观看指挥,喊口令‘放排枪,齐放’如此寡廉鲜耻,简直连禽兽都不如!”

吴新田咂咂舌头说:“真是天下奇闻,郭坚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

阎相文也感叹道:“看来我所收到的大量控告信绝非空穴来风,此人真是民国军人中的败类!”

“依我之见,我们不如趁他这次来西安自投罗网的机会,一举除掉此害,”冯玉祥不动声色地说,“这样将来就比较容易解决他的部众。如果我们的既定方针是扫平地方势力的话,那么我们绝无理由放虎归山。”

阎相文问:“怎样除掉他?”

冯玉祥说:“最简单的方法是安排一场鸿门宴,在席间将他擒获,就地正法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么。”

吴新田心想:“这手段也够毒辣的。冯玉祥这家伙是要替陆建章报仇哇。”

阎相文这时反倒踌躇起来,“如果玉帅真的是准备派他去打四川,他能遵命离开陕西也就不会给我们找麻烦了。这时候杀了他,如果吴玉帅怪罪下来,我们怎么交代呢?”

冯玉祥说:“好我的督军大哥,你可别太天真了。陆将军的前车之鉴你可别忘了,如果你现在对他心慈手软,将来可是会有后悔的一天。再说了,如果吴佩孚真的要郭坚去打四川的话,一定会有亲笔信函给他,他来见你时向你出示吴的信函了吗?”

“没有,所以我不相信他,”阎相文说。

冯玉祥又说:“你不答应他的要求,不拨发给他枪械,他一定会对你怀恨在心,郭坚的野心很大,他自己未尝不想督办陕西军政,将来一有风吹草动,他向我们发难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郭坚一旦离开西安返回凤翔,我们再想解决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对吴佩孚来说,你是将在外,紧急情况下完全可以便宜行事,先斩后奏。”

“话虽这么说,你老弟是不在其位,不知我的难处哟,”阎相文还是下不了决心。

冯玉祥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你不愿意亲自动手的话,可以由我出面来办此事,你只需要给我一纸拿办郭坚的命令即可。将来要是吴佩孚真的怪罪下来,责任由我承当,我既然是西部剿匪司令,郭部形同土匪,自然在剿灭之列。”

阎相文这时才露出些轻松的神色,点着头说:“这样办我看还行,你老兄的资历其实并不比玉帅浅,想当初你和他是差不多同时升任旅长的,长期以来你也不是他的直接部下,由你出面办这件事,就是他将来真有意见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就不同了,兄弟的苦衷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好吧,我就以督署的名义给你一个查办郭坚的命令,具体怎么对付他就由你便宜行事吧。”

冯玉祥一边心想:“这位阎焕章,也太惧怕吴佩孚了,将来一定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一边说:“好吧,就由我来设宴请他吧,看他给不给面子。为了作作样子,我也要同时邀请几位督署的官员作陪,但没有必要事先向他们交底,芭荪兄,你有没有兴趣也出席一下儿,现场观看这出鸿门宴呀?”

“算了,算了,”吴新田赶忙说,“我还要多想想怎么对付陈树藩呢。你焕章兄收拾一个郭坚还不是如同水桶里抓螃蟹,十拿九稳,还跑得了他吗?”

吴新田说完,三人一起大笑起来。

(三)

冯玉祥回到设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的第十一师师部后,马上亲笔写了几张请柬, 然后用信封装好。接着他吩咐副官去通知骑兵团长张树声来师部见他。

不大一会儿功夫,身材魁梧的张树声就赶来了,他给冯行了一个军礼,然后高声报到:“职张树声奉命来到。”

冯玉祥走过去与张握手,亲热地说:“你来的好快呀!请坐下来谈话。”

待张树声坐定之后,冯玉祥问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帮会’的关系你和西安帮会的头面人物张聚廷很熟识,对吗?”

张树声回答说:“师长说的没错,1914年咱们第一次入陕时我就结识了张聚廷,他当时帮了我们不少忙,是位很讲义气的江湖人士。”

冯玉祥又问:“听说他和郭坚也是莫逆之交,你了解情况吗?”

“郭坚在陕西广结三教九流,人脉关系极广,他和张聚廷的关系相当密切,张曾对我说过这方面的事情,还说要找机会为我和郭坚引见一下呢,”张树声一五一十地告诉冯玉祥。

冯玉祥满意地点着头说:“很好,我现在交给你一项任务,马上去办,”说着,拿过两份请柬来交给张树声,接着说,“今天上午我从阎督军那里得知郭坚目前正在西安,我准备明天中午在这里宴请郭坚和督署的一些要人,也请张聚廷作陪。请郭坚来赴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先去找张聚廷,他一定知道郭坚现在住在何处。说不定郭就住在他家中呢。你一定要把郭坚给我请来,能做得到吗?”

张树声接过请柬,站起来说:“我这就去找张聚廷,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请师长放心。”

待张树声离去之后,冯玉祥又把自己的亲信旅长张之江叫来,如此这般地面授了一番机宜。张之江连连点头,最后对冯玉祥说:“明天一早我就着手布置一切,只要郭坚他来了,定叫他插翅难逃。”

(四)

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张树声才回来向冯玉祥复命。

“真让您猜着了,郭坚果然是住在张聚廷家中,”张树声说,“我去到张聚廷家时,他俩正面对面地躺在床铺上抽大烟呢。张聚廷为我作了介绍之后,我就拿出您的请柬交给了他们,转达了您对他们的钦敬之意,并表示我们今后在陕西会对他们多有借重。张聚廷很高兴,马上表示接受邀请,明天一定来拜会您。可是郭坚看了请柬后,却说不打算来赴宴,真是有点儿不识抬举。”

冯玉祥着急地问:“他为什么不愿意来?”

“他对我和张聚廷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一群无头的人和他纠缠不休,使他不能脱身,他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所以不想在西安多做应酬,准备尽快返回凤翔去,”张树声绘声绘色地说。

“这么说你是没有请到他了?”冯玉祥有些失望地问道。

“最后还是说服他来赴宴了,不然就是泡到半夜我也不会回来,请不到他我怎么回来向您交差呢?”张树声微笑着说,“我劝他说,‘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前途无量的风云人物,怎么也相信迷信呢?冯先生早就有意结交您这样的豪杰,听阎督军说您来西安了,就赶忙让我来请你,惟恐失去相见的机会。’

张聚廷也从旁劝说道,‘冯玉祥是民国军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今后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他如今宴请你是看得起你,你若不去,驳了他的面子,今后就不好见面了。’

最后郭坚终于答应了明天前来赴宴。我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才回来。我告诉郭坚明天上午我会再专程去接他。”

冯玉祥听了张树声的报告,十分满意地说:“好,明天上午你就乘我的小车去接他和张聚廷。你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要为你记功一次。”

张树声离去时心里感到纳闷:“今天真是邪门了,师长平时很少请客,不喜欢拉拢应酬那一套,可今天怎么对请一个郭坚这么起劲?”

(五)

8月13日一大早张之江就忙着布置警戒,一个手枪连的百十号精壮官兵被隐蔽在军校校长办公处附近的营房中,只等郭坚来到后他们就会合围上来,将办公处包围个铁桶一般。

11点多的时候,只见督军署军务科科长刘骥乘车先来到了,径直朝办公处里边走。张之江迎上前去问道:“鞠村,你怎么来了?有事儿找冯先生吗?”

刘骥,字鞠村,陆军大学毕业,曾在第十六混成旅任过参谋长,是冯玉祥的一位得力助手。打下陕西之后,阎相文把他从冯玉祥手中要了过去。担任督办公署军务科长,为得是便于和冯部保持密切联系。

刘骥反问张之江道:“今天不是师长请客吗?阎督军让我代表他前来作陪,怎么,不欢迎吗?”

张之江想向刘骥交个底,但欲言又止,打着哈哈说:“哪里,哪里,你回娘家来,我们怎能不欢迎呢?”

但刘骥还是察觉到了张之江的不自然表情,心里想:“难道冯先生今天请客还会有什么其他文章吗?”

这时张之江已经把他让进了办公处的正厅,只见里面摆着一张大圆餐桌,上面已经摆好了下酒的凉菜,油炸花生米、酱卤猪头肉、五香豆腐干等等,应有尽有,几瓶西凤酒也摆在桌上。

张之江对刘骥说:“你先坐着,我还得去大门口迎候客人。”说罢就离开了。

正中午时分,冯玉祥的黑色轿车开回来了,后边还跟着十余名骑马而来的郭坚的卫士。车门打开,张树声先从车里跳了出来,然后打开后座车门,站立一边。

这时从车里钻出一位身穿白色绸缎中式服装的中年人,中等身材,眉清目秀,一副风流潇洒的派头。张之江赶忙迎上前去。

张树声指着那位中年人向张之江介绍说:“这位就是郭坚,郭司令。”

张之江连声说:“久仰,久仰。”

张树声又指着张之江对郭坚说:“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张之江旅长。”

郭坚拱手抱拳道:“张旅长是冯先生手下的五虎将之一,早有耳闻,幸会,幸会!”

这时张聚廷也下了车,张树声也为他和张之江作了介绍。十余名腰间挎着盒子枪的卫士也纷纷下了马。

张之江一边吩咐副官去通知冯玉祥,一边领着郭坚等一干人走进了办公处大院。来到正厅门前,只见身材高大,一身士兵装束打扮的冯玉祥已经迎候在门前。

由张树声做了介绍之后,冯玉祥拉起郭坚的手说:“方刚先生名震三秦,原来却是这般儒雅,实在出乎意料,今日终得相会,我这里略备薄酒几杯,不成敬意,我们一定喝个痛快。”

郭坚也十分客气地说:“焕章先生乃当今军界俊颜,多年来,不论是先生在政治方面的主张,还是在战场上的建树,均令兄弟我敬佩至深。今日蒙先生邀宴,真是本人的荣幸呀。”

这时张之江说:“请郭先生和聚廷先生到正厅入席,其余弟兄请到厢房休息用餐。”

郭坚的卫士们却站着不动,郭坚犹豫了一下儿,但还是对卫士们说:“你们去吧,少喝酒。”卫士们这才跟着冯玉祥的一位副官到厢房去了。

冯玉祥和郭坚手拉手进入正厅,一一见过其他宾客,大家围着餐桌落座。副官们给各位面前的酒杯斟满酒后,冯玉祥首先举起酒杯对郭坚说:“方刚先生与陈逆树藩斗争了多年,不屈不挠,劳苦功高,我敬你一杯!”

郭坚赶忙也举起酒杯说:“不敢当,此次打败陈树藩主要还是贵部的功劳。”说完,大家碰杯一饮而尽。

冯玉祥放下酒杯问道:“听说吴佩孚想请方刚先生发兵四川,可有此事?”

郭坚点点头说:“确有此事,大约半个月前。吴玉帅派专人前去凤翔找我接洽,有意让我率部入川帮助平定川中乱局。可是我部兵多枪少,弹药奇缺,如果不经整补就仓促开拔,恐怕入川后很难有所作为。因此我特地赶来省城向阎督军接洽,讨些弹械和开拔费用,可阎督却一味推搪,令兄弟我十分失望。在得不到饷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离开陕西的,我打算这一两天就返回凤翔,入川的事儿暂时免议。想必焕章先生一定能谅解我的苦衷。”

“太不象话了,要人出力,又不肯给予补充,这怎么行呢?”冯玉祥忿忿不平地说,“请你在西安再多住两天,我一定去找阎督军替你说情。”

郭坚说:“如果这样,那就太感谢您了。我也不想空手而回嘛。”

冯玉祥又招呼众人说:“大家随便些,多喝酒,多吃菜。”

众人正在推杯换盏之际,突然听到屋外呼隆一声巨响,大院的院墙倒塌了一段,露出墙外荷枪实弹的伏兵。

原来是郭坚等人进入办公处后,隐藏在附近营房中的手枪连官兵就逼了上来,把大院合围了。士兵们入陕后大都听说过有关郭坚的趣闻轶事,因此都想窥测一下郭坚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的江洋大盗。不料院墙不牢,有一段被拥挤的士兵们推倒了。

郭坚察觉到外面的情况不对头,马上站了起来向冯玉祥问道:“外边是怎么回事儿?”一边说着,一边就伸手去拔腰间的手枪。

冯玉祥见事机已经泄漏,也不回答郭坚的问话,一个饿虎扑食,将郭坚的双臂紧紧抱住,原来正在上菜斟酒的副官们也一拥而上,将郭坚按倒在地,用绳索捆绑结实。

这时张之江早已拔枪在手,冲到院中,指挥手枪连的官兵解决郭坚带来的卫兵。那些卫士们正在厢房中用餐,听见外边有动静,就持枪往外冲,打头的刚冲出房门就被密集的枪弹击倒。经过一阵喊话,其余的卫士只好走出房来,缴械投降。

在正厅中陪客的刘骥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见后窗户开着,急切中便翻窗逃避,跌伤了脚腕。

手枪连的士兵都认识他,赶忙将他扶起来,安慰说:“刘参谋长,今天是抓郭坚,没你的事儿,没伤着吧?”

刘骥这才安下心来。一瘸一拐地走回前院,心里埋怨道:“这个张之江,事先也不给我打个招呼,让我虚惊一场。”

张聚廷眼见郭坚被擒,也吃惊非小,见大厅中并没有人注意自己,就趁混乱之际抽身逃出厅外,来到大门口时却被士兵们扭住绑了起来,士兵们以为他就是郭坚,把他押回大厅。

冯玉祥见状赶忙走过来,一边亲自给张聚廷松绑,一边赔不是说:“张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了,我们今天是奉阎督军的命令逮捕郭坚,让您受惊了,务请谅解。”

张聚廷心中虽然十分不满,嘴上却只好说:“没什么,没什么。”

张树声站在桌旁没有动,在最初的惊愕之后,他马上明白了为什么冯玉祥如此重视这次请客。

郭坚此时一脸懊丧和仇恨的表情,他大声地责问冯玉祥,“你请我来吃饭,为什么要抓我?有本事真刀真枪战场上见,搞这种阴谋手段算什么英雄?”

冯玉祥冷笑了一声,说道,“今天不仅要抓你,还要清算你,你多年来纵兵殃民,扰乱地方,恶贯满盈,百姓们控诉你的状子堆积盈尺,你知罪吗?我今天抓你,是奉了督军署的命令,为民除害。”

说着,冯玉祥从军衣口袋中拿出阎相文的手令,让郭坚看了看。

郭坚这时后悔不已,心里想:“这次真不该轻率地来西安,非但枪械没有弄到手,反而要丢了脑袋,”于是破口大骂道,“好你个冯玉祥,说得比唱得都好听,什么为民除害!你完全是公报私仇!谁不知道我郭坚当年打跑了你的主子陆建章,你今天要取我的性命,完全是替陆建章报私仇!”

冯玉祥不再和郭坚罗嗦什么,命令士兵们把郭坚拉到大院中央,强行按倒跪下,手枪连连长举起手枪,对准郭坚的后脑勺连开两枪。只见郭坚身体向前一栽,顿时毙命。

有人将郭坚的白绸衫剥了下来,只见郭坚上身还穿着一件红绸兜肚,上面绣着一幅春宫图。一时众人争相围观。

冯玉祥骂道:“果然不是个好东西!到阴曹地府里去风流吧。”

(六)

郭坚伏法的消息传到陕西西部各县后,广大民众无不拍手称快,认为郭坚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郭坚的部众却没有闻风丧胆,俯首归降,反而公然对西安方面实行了武装割据。

吴佩孚得知郭坚被诛后,给阎相文拍来电报,对此大加指责,阎相文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时常叹息甚至流泪。冯玉祥虽然经常从旁劝慰,但终不能使阎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再加上陕西的局面一时也安定不下来,使阎相文感到事事棘手,动则得咎,苦不堪言,在无法自我解脱的情况下,他终于在一天晚上吞食了大量大烟膏,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阎相文死后,北京政府以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不愧是敢做敢为的帅才,他一方面支援吴新田进兵陕南,将陈树藩残部驱逐到川北,另一方面又请出陕中德高望重的地方人士去游说胡景翼等靖国军势力,使胡景翼等部终于同意了接受省方改编。虽然郭坚的旧部一时还不能肃清,但经过几次进剿,也使他们成了惊弓之鸟,困守几座县城,不敢轻易出来。

省长刘镇华慑于冯玉祥的威力,气焰大为收敛,在冯面前只能毕恭毕敬。时至1921年底,陕局渐告粗定。

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调率部再次离开陕西,东出河南支援直军作战。直军获胜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

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冯玉祥历任陆军检阅使、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西北边防督办、国民联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成为民国时期军政界的风云人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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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2) 黄绍竑设宴花舫 冯葆初血溅抚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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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官黄绍竑

(一)

1923年农历正月,广西容县。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第三支队司令部。支队司令黄绍竑背著双手, 眉头紧锁,在司令部内来回踱步, 心潮难平。

“当年保定军校毕业时,抱定救国救民干一番大事业的志向回到广西,可是一晃好几年过去了﹐自己手下的人枪只不过千余,蛰居在容县一带巴掌大的地盘,真是太憋气了。在当前群雄蜂起﹐战祸连天的局面中, 自己的出路何在? 前途何在?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呢?”想到这裡,黄绍竑不禁仰面一声长叹。

黄绍竑﹐字季宽﹐1895年出生于广西容县一个名门世家﹐自幼聪敏过人﹐有胆有识。1908年刚满十三岁的绍竑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辛亥那年﹐十六岁的绍竑自愿参加了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赶赴武昌支援起义军与清军作战。满清政府被推翻后﹐绍竑先后进入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深造。1916年毕业后被分派回广西旧桂系军队中任职。几年来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护法援湘﹐左江剿匪﹐第一次和第二次粤桂战争等大大小小的拼杀。二十八岁的黄绍竑已是九死一生﹐身经百战了。

“要是白崇禧这位号称‘智多星’的老同学﹐老同僚此时在身边就好了﹐对于今后的发展他一定会腹有良谋。可惜去年他在指挥作战时跌伤了左脚锁骨离开部队去广州就医了”黄绍竑一边踱步一边苦思冥想。

“对了﹐司令部参谋陈雄也是自己保定军校的同窗﹐又是容县小同乡﹐他虽然不如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有魄力有胆略﹐但也头脑清醒﹐尤其长于交际联络。 既然健生不在﹐何不把陈杰夫(陈雄字杰夫)请来共同商讨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大计。 想到这裡﹐黄绍竑大声吩咐勤务兵﹕“快去请陈雄参谋来司令部和我一起用午餐。”

不大一会儿﹐陈雄便来到了司令部﹐看到桌上摆好的酒菜﹐也不用黄绍竑打招呼便径自在桌边坐了下来﹐自己给自己斟了杯酒﹐然后一饮而尽。

自从白崇禧离开部队之后﹐黄绍竑凡有要事总是要找陈雄来计议一番﹐所以陈雄在名义上虽然只是个参谋﹐但在实际上却起着参谋长的作用。黄和陈之间除了有同乡同学之谊之外﹐他们在旧桂系模范营中又同事甚久﹐所以彼此之间从不拘泥礼节。

“想想去年春天﹐咱们被自治军四处阻击围攻﹐几个月都吃不上一顿安稳饭呢﹗如今倚托李宗仁﹐我们总算安定下来了﹐过了几个月不闻枪炮声的日子。”陈雄深有感慨地一边说一边给黄绍竑和自己斟上两杯酒。

两人乾杯之后﹐黄绍竑对陈雄说﹕“我请你来主要是想和你商讨一下咱们今后的行动方略。你认为咱们目前这种偏安广西一隅的局面能长久吗﹖”

陈雄吃了口菜说﹕“当然不可能长久。从全国大局来看﹐南北分裂这么久了﹐北洋集团不论那派控制了北京政府都欲武力统一全国。目前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接连打败了皖系和奉系﹐更是气焰冲天。而广州孙中山的元帅府也从不放弃北伐计划﹐总想打倒北洋集团。因此我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是国无宁日了。”

喝了口酒后﹐陈雄又接著说﹕“广西目前的局面是表面平静﹐其实是危机四伏﹐暗潮汹涌。陆荣廷借助北洋的势力回到南宁后﹐意欲重温昔日号令广西全省的旧梦。而以桂北为基地的沈鸿英集团虽然目前主力已经南下广东去打陈炯明﹐但沉也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再加上陆沈之间积怨甚深﹐这两大势力在不久的将来势必会为争夺广西的统治权而大动干戈。另外﹐目前客居广东的桂军刘震寰部也无时不想班师回广西﹐还有分散在广西各地的前自治军势力蒙仁潜﹑陆云高﹐刘日福等部﹐眼下也都是各自为政﹐无论谁想统一广西政局都不免要使用武力。”

黄绍竑一边仔细地听著陈雄的分析﹐一边不住地点头。他向陈雄问道﹕“在这样複杂的环境中﹐我们何以自处呢﹖”

陈雄嚥下一口菜说﹕“我们和李宗仁的力量加起来人枪超过三千﹐也算得上一个实力集团了﹐也是一股别人不能随便轻视的势力。如果我们能审时度势积极进取的话﹐也不是没有称雄广西的可能和机会。但如果我们不积极努力壮大自己的话﹐我们迟早会被别人併吞掉的﹗依我看李宗仁目前没有统一广西的雄心和魄力。”

黄绍竑听到这裡﹐一拍桌子说道﹕“杰夫所言极是﹐据我观察李德邻是稳健持重有馀﹐目前一心祇想巩固现有的数县地盘﹐而无进一步开拓发展的良谋。去年在我们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他收容了我们﹐使我们有了落脚整训补充的地点和时间﹐我们应当感谢他。但如果长期处于他的卵翼之下的话﹐我们将会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遇﹐说不定最后还会跟著他翻船。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条今后发展的出路﹐不能坐以待毖。”

陈雄沉思了一会儿,接著说:“要说出路﹐我看不外有三条﹐一是继续跟著李德邻走﹐真心实意接受陆荣廷的改编﹐为北洋派卖命﹐倘若北洋政府最后真能统一全国﹐平定广西后﹐你也许可以升个旅长师长干干。”

“你这话和没说一个样﹐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当北洋老朽们的走狗﹗”黄绍竑有些不满地说。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陈雄又喝了口三花酒﹐才接着说﹕“第二条出路是把咱的队伍拉到湖南去﹐支持赵恆惕的联省自治﹐避开广西的内战旋涡。听说不少咱们广西籍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如李品仙﹐廖磊﹐叶琪等﹐都在湘军中混得不错﹐如果我们前去投效﹐湖南当局一定欢迎。”

黄绍竑听到这裡只是闷着头吃菜﹐没有表示意见。

陈雄继续说道﹕“第三条路则是再次归附孙中山先生的广州革命政府﹐投身国民革命阵营﹐争取打倒北洋军阀﹐我们或许可以成为广西的主人呢﹗不过目前革命势力和北洋势力相比还十分弱小﹐这可是条布满了荆棘的路啊﹗”

这时黄绍竑已是三杯酒下肚﹐满脸红光。听了陈雄的分析不禁激动起来﹐“跟着陆荣廷走是没有出路的﹐他从来瞧不起我们这些军校毕业生﹐这你是很清楚的。他所重用的都是当年跟着他啸聚过山林又跟随他干过巡防营的行武出身的人物。如果我们为他卖命使他重新统一了广西的话﹐吃鱼吃肉的还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林俊廷﹑刘日福﹑陆福祥等绿林好汉﹐我们恐怕连汤都喝不上呢﹗再说上次粤桂战争期间我们公然站到了广东方面﹐其他广西势力都把我们视为‘反骨仔’﹐所以我们今后依靠陆荣廷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黄吃了几口炒米粉﹐又接着说﹕“去湖南投效赵恆惕也不现实﹐我们现在驻扎在桂东南﹐去湖南需要经过沈鸿英的防地。弄得不好﹐队伍还没拖到湖南就被沈鸿英吃掉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联省自治是行不通的﹐中国总是要统一的﹐分裂的局面总是暂时的。”

“这麽说你还是想重投中山先生麾下了﹖”陈雄问道。

“对﹗”黄绍竑回答﹐“虽然孙先生的革命势力目前还不够强大﹐但我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是最好的救国救民方案。前些年他受尽了南北军阀势力的气。但他不灰心﹐不气馁﹐继续奋斗﹐听说正在建立自己真正能够掌握的革命武装﹐倚重的大都是军校毕业生。我辈青年军人在这个时候去投效他﹐一定会受到重视。我们追随他打倒南北军阀﹐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才能有机会展露头角。”

“我算真正服了你了﹐”陈雄感叹道﹐“在咱们同学中你是最敢于冒险犯难的﹐你说得对﹐再次投靠孙中山虽然是步险棋﹐但如果最终真得走赢了﹐你就不是捞个师长旅长什麽的了﹐整个广西就可能成咱们的了﹗我一定全力襄助你﹐鞍前马后﹐再所不辞。下一步我们如何行动呢﹖你有所打算吗﹖”

“我还没有想出成熟的方案﹐所以请你来一起商量商量﹐”黄绍竑用期待的眼光看着陈雄说。

陈雄沉思了片刻﹐然后说﹕“我是不是去一趟广州﹐找到白健生把你的想法告诉他。健生在广州养伤快一年了﹐对那裡的情况一定有透彻的观察和了解。如果他和你的见解一致的话﹐我和他不妨代表你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繫﹐为我军争取到适当的番号和弹饷接济。这样到我们举事时才能师出有名。你看这样办如何﹖”

黄绍竑高兴地拍着陈雄的肩膀说﹕“你真不愧是我的‘高参’﹐就是点子来得快﹗你有把握和广州方面建立联繫吗﹖最好能见到孙先生本人。”

陈雄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位远房亲戚廖百芳也是咱们容县人﹐听说他眼下正在粤军司令部任秘书长﹐届时我可以请他引荐健生和我结识广州方面的政要。”

“如此甚好﹗事不宜迟﹐我看你明天就动身去广州﹐健生的地址你是知道的。你们要及时向我通报消息。”说着﹐黄绍竑又斟满两杯酒﹐将其中一杯递给陈雄﹐郑重其事地说﹐“干﹗”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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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官白崇禧

这天白崇禧吃过晚饭﹐正在宅内阅读当天的报纸﹐忽然听到有人敲门。白崇禧走过去把门打开﹐只见是陈雄站在门外﹐不禁又惊又喜﹐赶忙说道﹕“杰夫﹐那阵风把你吹来了﹗快请进。”

陈雄开玩笑说﹕“你一个人在这裡躲清闲﹐早把我们大家都忘了吧﹗”

白崇禧连声说﹕“岂敢﹐岂敢。”

两人坐定之后﹐陈雄首先传达了黄绍竑对白的问候﹐接着又询问起白崇禧养伤的情况。

白崇禧回答说﹕“经过名医动手术﹐再加上半年来的修养﹐目前伤情已经基本上痊癒了。不过现在左腿比右腿稍微短了两公分﹐今后跑步是跑不快了﹐不过正常行走是不会有问题的。”

陈雄高兴地说﹕“这可真要谢天谢地呢。季宽很关心广州的形势﹐情况到底如何﹖”

“局势动荡﹐十分微妙﹐”白崇禧十分认真地说﹐“去年孙中山调动粤军魏邦平部和许崇智部﹐桂军刘震寰部及沈鸿英部﹐还有滇军杨希闵部﹑范石生部总算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但陈炯明的势力目前仍然盘据在粤东的惠州一带﹐对广州依然构成严重威胁。依我的观察﹐除了粤军中的部份官兵是真心拥护中山先生之外﹐其他滇军﹑桂军都是只知利益﹐不知主义﹐对孙奉行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一套。他们都把广州当做一块肥肉﹐都想一口吞把它进自己的嘴裡。一旦羽翼丰满﹐他们也难保不象过去的陆荣廷和陈炯明那样把孙先生一脚踢开﹐投靠北洋政府﹐自己当一当‘南天王’。所以目前的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是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

“这可如何是好﹗”陈雄焦急地脱口而出﹐“季宽这次让我来找你﹐正是想让我和你商量加入广州阵营的事。如果广州危机四伏的话﹐我们此时投效孙中山岂不风险太大了吗﹖”接着陈雄一五一十地把黄绍竑和自己的想法与打算告诉了白崇禧。

“季宽和你的见解还是深刻的﹐”白崇禧说﹐“养伤期间我看了不少书﹐其中有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我看他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民主﹑民生﹑民权是当今中国最切实际的救国之道。相比之下﹐那些大小军阀们有什麽救国救民的思想和办法呢﹖他们只知道拥兵自重﹐穷兵黩武﹐为了一己的私利混战不休﹐把国家搞得千窗百孔﹐贫弱不堪。我辈青年军人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拥护三民主义﹐投身国民革命﹐才有希望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所以我完全赞成你和季宽的主张﹐应该积极寻找机会重新加入国民革命的行列。”

“这么说来﹐咱们真是不谋而合﹐志同道合了﹗”陈雄高兴地说﹐“明天咱们就去粤军司令部拜访廖百芳﹐你看如何﹖”

“如此甚好﹐”白崇禧拍拍陈雄的肩膀﹐表示同意。

(三)

在廖百芳的引荐下﹐白崇禧和陈雄首先拜会了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和大本营参军长朱培德。在廖和朱的陪同下﹐他们终于在广东石龙晋见了正在督师进攻惠州的孙中山。

孙中山对广西青年军人的投效深表嘉许﹐并且颁发给黄绍竑部‘广西讨贼军’的番号﹐委任黄绍竑为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希望他们为国民革命大业作出贡献。

白崇禧和陈雄随后写密信将一切情况汇报给仍在广西容县的黄绍竑。黄得报不禁大喜。

(四)

这天黄绍竑正在团部思索着怎样才能一鸣惊人地公开打出讨贼军的旗号,并且同时能在军事上搞一个大动作﹐以便向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递上一份投名状。忽然值勤副官进来报告﹕“有位叫黄常的先生求见团座。”

“黄常﹖莫不是我的那位堂兄﹖听说他正在沈鸿英的司令部任秘书﹐跑到这儿来找我必有公干。”想到这裡﹐黄绍竑大声吩咐道﹐“快请他进来。”

进来的人果然就是黄绍竑的堂兄黄常。黄绍竑热情地打招呼说﹕“许久不见你了﹐我还真想你这位老兄呢﹗听说这些年你在沈鸿英那裡混得不错﹐前些时跟他去广东了。怎么得空到我这里来了﹖”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哟﹗”黄常说﹐“咱们自家兄弟﹐我就开门见山吧。沈总司令已经接受了北京政府的委任﹐日前已经在邕江口宣佈就任广东军务督办之职。现正挥军进攻广州﹐要赶走孙大砲﹐恢复我们广西人统治两广的局面。”

喝了几口副官送上来的香茶﹐黄常继续竹筒倒豆子﹐“他十分了解你们去年一路转战的辛苦﹐对贵部的战斗力十分钦佩﹐很想借重你们也去广东发展。我向他报告说你有人枪三千﹐所以他加委你为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特派我前来给你送委任状。还望吾弟屈就﹐万无推哟。”黄常一边说一边取出委任状递给黄绍竑。

黄绍竑打开委任状一边看一边心中暗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目前由沈部控制的梧州进发﹐相机袭取之。如此打着沈鸿英的旗号从背后捅沈部一刀岂不是帮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大忙吗﹗还有比这更好的投名状了吗﹖”

想到这裡﹐黄绍竑满脸堆笑地说﹕“多谢吾兄提携。承蒙沈总司令错爱﹐敢不从命﹗

只是李宗仁近一年来待我的确不薄﹐我如果要把队伍拉走﹐还是得向他打个招呼才好﹐不然太对不起朋友。想必他不会留难我。一切办妥之后我会尽快率部赴广东﹐助沈总司令一臂之力。对了﹐现在该称他沈督办了。”

“如此甚好﹐吾弟真是快人快语。只是你可千万别被李宗仁拖住了后腿,到时候想走却走不成哟﹗据我所知﹐李德邻可是倾向陆荣廷的。虽然我们沈总司令当年也是陆老帅的部下﹐可现在他们可是水火不相容的呢﹗”黄常颇不放心地说。

“不会的﹐我现在虽然侧身李德邻的屋檐下﹐却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据我前一段的观察﹐李的确待人宽厚﹐有长者之风﹐如果我一定坚持它去的话﹐他会放行的。你尽管放心好了。”黄绍竑很有把握地说。

“好了﹐好了﹐我不放心也得放心。反正我送委任状的差事算是完成了﹐你总要犒劳犒劳吧﹖”黄常笑着说。

黄绍竑赶忙说﹕“你看我﹐光顾了说话了﹐把别的事情都忘了。走﹐咱们现在就去‘悦宾楼’﹐我为你接风洗尘。还记得吗﹐那可是咱容县最好的饭庄呢﹗”

(五)

三天之后﹐黄绍竑送走了黄常﹐便赶往玉林去见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旅长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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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官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人﹐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和黄绍竑﹑白崇禧等均有同窗之谊。他于1910年秘密加入同盟会﹐1916年参加护国军林虎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统领等职﹐在桂军中素以勇猛善战著称。

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在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中战败解体﹐李宗仁乘机罗致了三千多人枪﹐割据了桂东南以玉林为中心的七个县﹐自封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开始在广西独树一帜。1922年秋天陆荣廷返回广西后﹐李宗仁表面上接受了陆颁发给他的“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的番号﹐实际上仍然保持着自己部队的独立性和所割据的地盘。

李宗仁和黄绍竑见面寒暄之后﹐李对黄说﹕“你来的正好﹐目前防区内的剿匪事宜已基本结束了﹐我正想和你商量开办本旅干部教练所的事情。我们只有抓紧整军经武﹐才能在目前混乱的局面中立于不败之地。你对此意下如何﹖你们支队是否也派些官佐来参加﹖”

黄绍竑犹豫了片刻﹐还是开门见山地说﹕“德邻兄﹐不瞒你说﹐我这次来见你是来向你辞行的。沈鸿英拉我去他那裡当旅长﹐他想让我把部队先开到梧州﹐然后再下广东去帮他打广州。他已经接受了北洋方面任命的广东军务督办一职。”

“原来是这样。”李宗仁听了黄绍竑的话并未显出吃惊的样子﹐“其实沈鸿英前几天也派他儿子沈荣光来找过我﹐邀我当他的师长﹐但被我不客气地顶回去了。”

“原来如此﹗”黄绍竑倒是有些吃惊了。

李宗仁接着说﹕“我认为如果是别人赋予你什么名义﹐你尚可考虑接受﹐唯独沈的委任你万万不可承当。你想﹐那沈鸿英本是土匪出身﹐所部军纪荡然﹐多年来他投陆叛陆﹐投孙打孙﹐现在又公然站到北洋势力一边﹐早为两广人士所不齿。你别看他目前在广东嚣张一时﹐但他四面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你若和他同流合污﹐势必留下终生洗刷不淨的污点。所以我劝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黄绍竑沉思了片刻﹐毅然决然地说﹕“德邻兄的好意我领了。但我却认为﹐对于任何人的任命我都需慎重考虑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但对于沈的任命我则可以不加考虑地接受。因为我只是计划借他的名义把部队开往梧州﹐相机袭取之。我的真正目的是重新投效广东革命政府﹐想必吾兄不会阻拦吧﹖我相信你也是倾向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我的眼力一定不会错。”

“你说的不错﹐作为老同学和目前的袍泽﹐你我的心是相通的。”李宗仁略显激动地说:“但目前形势太不明朗﹐万一搞得不好﹐我们这点儿本钱会全搭进去不说﹐我们本人也会碰个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因此我目前还是主张我们暂时实行武装中立政策﹐抓紧时机训练部队﹐增强实力﹐待局势稍微明朗一些之后再图大举发展不迟﹐等到那时候﹐我们可能更有实力为国民革命贡献力量。”

黄绍竑微笑着说﹕“你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既然沈鸿英这次来请我﹐我还是想趁机闯一下。成败再所不计。” 李宗仁仍然想劝阻黄绍竑﹐于是接着说﹕“沈鸿英可是个机警狡诈﹐多疑好杀的傢伙﹐凭你这区区千余人的小部队去闯虎穴取梧州﹐如果万一事不机密﹐你一定会遭沈氏加害﹐我看你还是暂时不要动为好。”

黄绍竑坚定地说﹕“虽有计出万全的老话﹐其实那裡有万全的计划呢﹖至于个人危险一层﹐更非我所顾虑﹐为了今后的前途和发展﹐冒些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有谋他人之心﹐而先虑他人害我﹐必至气馁胆寒而无所作为。我决心已定﹐请你务必允许我试一试。如果我成功了﹐闯出一条路来﹐将来我们再汇合一起﹐共定大局。如果我不幸失败了﹐还要请你收容我的部队﹐让他们有个落脚的地方。”

“既然这样我就不阻拦你了﹐你的请求我完全答应﹐希望你胆大心细﹐马到成功。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重新合作的一天。”李宗仁诚恳地说。

在返回容县的路上﹐黄绍竑心里盘算着﹐“李德邻说的也不错﹐我手中的兵力只有三个营﹐区区千把人﹐以这样的兵力去袭取重镇梧州未免实力太单薄了点儿。不如去游说一下俞作柏和伍廷扬两位李宗仁手下的统领﹐劝他们带上各自手下的两个营和我一起走﹐这样一来有七个营的兵力在手中﹐心裡就踏实多了。俞﹑伍两部也都不是李宗仁的基本队伍﹐只是在李自立门户时才入伙的。俞作柏是自己保定军校时的同学﹐颇有些看不起陆小出身的李宗仁﹐在作风和感情上也和李宗仁格格不入﹐而伍廷扬是自己的容县老乡﹐与自己私交甚笃﹐一向谈得来﹐把他们两人拉上一起走是完全有可能的﹗”想到这裡﹐黄绍竑调转马头向俞部驻扎的北流县城奔去。

赶了一程﹐黄绍竑又勒住了马头﹐心里想﹐“这样做岂不是在挖李宗仁的牆角﹐太对不起他﹐太不仗义了吗﹖但这事儿又实在没法子对李讲明﹐李宗仁再有肚量也不会同意我把他的队伍拖走吧﹗”想到这裡﹐黄绍竑不禁叹了口气。

但他转念又想﹐“谋大事者不能拘泥于小节﹐目前也只能暂时对李德邻不起了(李宗仁字德邻)﹐等事成之后再图回报吧。”于是又往马屁股上狠抽一鞭﹐向北流飞奔而去。

果然不出黄绍竑所料﹐当他把袭取梧州﹐投身广州革命阵营的计划告诉俞作柏和伍廷扬之后﹐两人都极爽快地答应瞒着李宗仁﹐跟着黄一起行动﹐将各自所部开往梧州。

(六)

1923年初春﹐黄绍竑终于率领着自己的三个营以及俞作柏和伍廷扬所部人马向梧州进发了。出发之前﹐他用米汤写好密信,将行动计划通知了仍在广州的白崇禧和陈雄。

黄绍竑先将部队集结在梧州上游十里的戎圩驻扎下来﹐然后召集俞作柏﹑伍廷扬和其他亲信部下开会﹐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安心在这裡呆上几天﹐我明天先单骑进梧州﹐一方面去向沈鸿英的第一师师长邓瑞徵请领弹械军饷﹐一方面探听一下广东前线的战况。我们动手的时机要选择在枪饷到手﹐而沈军又在广州败像已露之时为最佳。请诸位等我的好消息﹗”

次日一早黄绍竑带了几个卫士便进了梧州。他首先找到族兄黄常﹐然后在黄常的引导下来到沈军第一师师部拜见沈鸿英的后方事务主管﹐第一师师长邓瑞徵。

邓瑞徵对黄绍竑的到来极表欢迎﹐“季宽老弟﹐总算把你盼来了﹐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哟﹗像你这样又有军事素养﹐又有实战经验的年轻将领﹐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你来的好哇﹐来的及时。目前沈督军正在广州和孙大砲的队伍打得不分胜负﹐正盼望你尽快率领贵部赶赴前敌加入战斗呢﹗有你这支劲旅加入火线﹐相信广州不日可下呀。”邓瑞徵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拍着黄的肩膀。

黄绍竑谦虚地说﹕“师座过奖了﹐实在不敢当。今后我的部队一定为沈督军打天下效犬马之劳。只是我部多年辗转流离﹐弹饷两缺﹐目前实在难称劲旅。不瞒您说﹐我部目前虽有官兵三千余人﹐但枪械只有不足两千杆﹐希望师座给予补充。另外在开赴前线之前﹐最好能给弟兄们发一次饷﹐这样他们打起仗来才肯出力﹐不知师座意下如何﹖”

“你的要求并不过份﹐”邓瑞徵说﹐“你的部队可以在梧州附近先停留几日﹐我一定想办法尽快给你调拨五百杆步枪﹐十挺机关枪﹐外带五万发子弹。至于发饷的事﹐你需要多大的数目﹖”

黄绍竑想了想说﹕“按军官每人五十元﹐士兵每人十元计算﹐大约有五万元就差不多了。”

“好吧﹐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就是了。”邓瑞徵答应的倒是十分痛快﹐有些出乎黄绍竑的意料。

黄绍竑见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拱手谢道﹕“绍竑对师座的关心十分感谢﹐希望尽快下发给我们枪械粮饷﹐以便我部早日开赴广东。绍竑这就告辞了。”说完﹐黄起身就要离开。

邓瑞徵赶忙拦住说道﹕“黄旅长不要急着走嘛﹐我已经叫人备好了一桌酒菜﹐特地为你接风洗尘呢。”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黄绍竑又坐了下来。

这时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身材高大﹐年龄在四十开外的沈部军官。

邓瑞徵高兴地说﹕“冯旅长﹐你来的正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指着黄绍竑说﹐“这是刚刚从容县开拔过来加入我们团体的第八旅黄绍竑黄旅长。”又转过身来说﹕“这位是我们第一师第一旅冯葆初冯旅长。目前梧州的城防就是由他的部队担任。希望二位今后通力合作哟。”

冯葆初双手抱拳对着黄绍竑说﹕“原来是黄老弟大驾光临﹐久仰久仰。当年咱们桂军从广东退下来的时候﹐要不是你们模范营和李宗仁的一营人马拼死命打开禄步圩关隘﹐我们全军几万人马都要被陈炯明那小子包饺子了! 去年你带领队伍转战千里﹐四处受自卫军攻击﹐居然能坚持下来﹐很不简单﹗这次你带队伍来帮沈老总打广东﹐一定会大显身手哇。等拿下了广东﹐你老弟至少也弄个镇守使什么的当当。”

黄绍竑还礼答道﹕“不敢当﹐不敢当﹐今后还望冯旅长对小弟多多关照才是哟。”

“现在咱们是自家人了﹐不必客气。如果黄老弟乐意的话﹐咱们可以换帖结为异姓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冯葆初一本正经地说。

“冯兄这样看得起我﹐小弟敢不从命﹗﹐今后就要仰仗冯大哥了﹐”黄绍竑只好逢场做戏﹐但心里却在想﹐“换帖换帖﹐不久镇守梧州的大权也要你换给我﹐到时候你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冯葆初还在喋喋不休﹕“那太好了﹐过几天我就让人把兰谱给你送去。”

这时一位副官进来报告﹕“酒菜已经在餐厅备好﹐请各位长官入席吧。”

晚上﹐在回黄常家的路上黄绍竑向堂兄打听起冯葆初这个人的情况。黄常告诉黄绍竑﹐“冯葆初在沈鸿英落草为寇之初就跟着沈了﹐是沈的心腹大将之一。他的江湖习气极重﹐专爱用换帖的办法拉拢人。他到底有多少换帖兄弟可能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这不﹐今天你也成了一个。”

黄绍竑又问﹕“他的部队情况如何﹖”

黄常回答说﹕“可算是沈军中的精锐吧。他的第一旅有近四千人﹐枪械齐全。听说吴佩孚为动员沈鸿英反孙﹐拨发给沈三千杆新式汉阳造步枪﹐冯旅至少得了其中的一千杆。沈鸿英把冯旅摆在梧州﹐是把它当作战略预备队使用的。如果前方万一失利﹐大军撤退的话﹐冯旅必定担任断后的任务。”

听着堂兄的介绍﹐黄绍竑心裡不禁盘算起来﹐“看来要想夺取梧州﹐冯葆初部是必须解决的对象了﹐这根骨头可不一定好啃呢﹗”

(七)

此后黄绍竑就在黄常府上住了下来﹐等候领取枪弹粮饷。个把星期过去了﹐还没等到邓瑞徵的下文﹐黄绍竑心里不免起急。这天正在和堂兄下围棋﹐黄府的门房进来向黄常报告说﹕“外面有位水姣姑娘求见。”

这水姣也是容县人﹐早年她的父亲曾在黄家当过长工﹐后来父女两人来到梧州码头﹐买了条小船﹐以摆渡客人过江谋生。黄常随沈军住梧州之后﹐和水姣父女不期而遇﹐过后时有往还﹐因此水姣姑娘知道黄府的地址。

黄常对门房说﹕“让她进来吧。”

不大一会儿﹐水姣来到客厅内﹐先给黄常请了安。当她转眼看见黄绍竑时﹐不禁喜悦地叫了起来﹐“太好了﹗五少爷也在这裡。今天上午咱们容县陈家二少爷陈雄和一位白先生来到我们船上﹐打听五少爷是否已经来到梧州。我爹想﹐如果五少爷在梧州﹐黄常先生一定知道下落﹐就派我来这里询问一下。没想到在这里正好碰到五少爷。”

黄绍竑一听说陈雄和白崇禧到了梧州﹐知道他们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和自己商量﹐于是赶忙对黄常说﹕“陈杰夫你是认识的﹐白崇禧是咱们广西桂林人﹐也是我陆小和保定军校时的同学﹐模范营时期的同僚。我目前手中这点儿本钱就是我们几个人共同攒起来的。他们来的正好﹐我下广东正需要他们协助呢。”

“那太好了﹐快请他们来这里住吧﹐”黄常说。

“好吧﹐”黄绍竑说﹐“水姣﹐请你这就带我回你家渡船﹐去见他们。”

来到码头边水姣家的船上﹐黄绍竑与白崇禧和陈雄见了面﹐三人不免一阵激动。在回黄常家的路上﹐黄绍竑叮嘱白崇禧和陈雄说﹕“我还没有向我堂兄吐露咱们来梧州的真实目的﹐所以你们见了他千万别说露了嘴。我们今晚先在梧州住一夜﹐明天就返回戎圩军中﹐然后再商定大计不迟。”

(八)

次日﹐黄绍竑以饷械暂时无著落为由﹐辞别了堂兄﹐和白崇禧﹑陈雄一起返回自己的部队中。黄当即通知俞作柏﹑伍廷扬﹑夏威﹑韦云淞等自己的主要官佐到旅部来开紧急军事会议。

黄绍竑首先请白崇禧向大家报告广东方面的情况。

白侃侃说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部叛军迭次攻取广州的企图均已失败﹐沈鸿英在广东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一定难逃彻底失败的下场。我和杰夫已在广州与革命政府接洽妥当﹐孙中山大元帅已决定派革命政府所属的海陆军尽早西进帮助我们起义﹐弹械饷项也将尽量补充我们。我们此次回来带回了孙大元帅颁发给季宽的委任状和关防印信以及若干银饷﹐我们起义之后的番号将是‘广西讨贼军’﹐由季宽任总指挥。陆荣廷﹑沈鸿英等军阀统治广西这么多年﹐没有造福桑梓﹐反而给广西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我辈青年军人一定要齐心拥护季宽的领导﹐投身国民革命﹐归附孙大元帅﹐与粤军约期配合夺取梧州﹐作为参加革命的见面礼﹗”

与会者一致同意白崇禧的提议﹐并决定派陈雄尽快返回广州﹐全权代表黄部进一步与广东革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转告广东方面﹐只要粤军反攻沈军得手﹐黄部一定马上在敌后举事﹐努力配合粤军彻底击败沈鸿英。

黄绍竑又对白崇禧说﹕“我这次在梧州摸清楚了沈军在城中的实力﹐冯葆初旅乃沈军精锐﹐实力远在我部之上。况且我们举事时梧州附近一定会有其他沈鸿英的部队。为确保起义成功﹐我想请你去走访一趟李德邻﹐一方面向他通报一下广东的情况﹐另一方面向他解释一下俞﹑伍两部跟我一起开拔所造成的误会﹐争取消除之。更重要的是争取他同意在我们起义之日派出他的有力部队来增援我们﹐这样我们成功的把握就会更大些。你和他是桂林小同乡﹐再加上你的雄辩之才﹐我想你一定能达到目的。”

白崇禧爽快地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就去玉林一趟。据我所知﹐德邻是深明大义的人﹐绝非小肚鸡肠之辈。我自信会不辱使命。”

(九)

到了阴历五月上旬﹐邓瑞徵忽然通知黄绍竑带一连人进梧州领取械饷﹐并在领到之后三日内全旅迅速开拔去广东增援前线。

就在此时﹐陈雄派回来的交通也带来了紧急情报﹐原来粤军已向沈军开始了大规模反攻﹐并已佔领了原来由沈军控制的重镇肇庆﹐沈军在广东的整个战线已呈动摇之势。

黄绍竑立即率领一连人马进梧州领取了邓瑞徵所许诺的枪弹和军饷﹐返回戎圩后马上发给各团﹑营﹐并通知他们做好随时起义的准备。

两天之后﹐西江下游的沈军便纷纷开始向梧州溃退﹐听命于孙中山的粤军则分水旱两路沿西江朔江而上﹐追击沈军。

这时沈鸿英的第四旅旅长黄炳勋率残部千余人退到了戎圩附近的村庄裡﹐与黄绍竑部近在咫尺。黄绍竑和白崇禧认定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于次日凌晨发动突然袭击﹐将黄炳勋部包围缴械﹐同时公开打出了“广西讨贼军”的旗帜。

梧州城内此时一片混乱。邓瑞徵听到黄绍竑的部队开始从背后向梧州进攻的消息时﹐不禁捶胸顿足﹐大骂不止﹕“这个该死的黄绍竑﹐骗取了我们的枪饷﹐反而转过头来打我们﹐真是天生的反骨仔﹐有朝一日抓住他﹐一定将他扒皮抽筋﹐方解我心头之恨。”

他立即打电话给冯葆初﹕“冯旅长﹐黄绍竑倒戈了﹐我们目前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我现在马上通知沈老总和其他部队不可以再向梧州撤退﹐一定要绕道走才安全。然后我将赶往贺县收容部队﹐你必须坚守梧州﹐使它成为我们将来反攻的跳板。”说完之后﹐邓瑞徵也不容冯葆初陈述自己的意见﹐便把电话挂断了。

冯葆初有些急眼﹐转身对他的参谋长和几位团长说﹕“其他部队都撤了﹐让我们单独留下守梧州﹐这不是扯淡吗﹗大家说说﹐我们怎么办﹖”

参谋长抓耳挠腮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如果我们也弃城撤退﹐那可是违抗军令﹐见了沈老总可不好交代。但单凭咱这一旅人马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固守梧州是根本不可能的。依我之见﹐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乾脆也学着黄绍竑的样子投向粤军算了﹐但咱们可是诈降﹐给他来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到沈老总东山再起反攻之日﹐咱也搞个里应外合﹐中心开花﹐诸位看怎么样﹖”

冯葆初听到这裡﹐满脸的愁云一扫而光﹐一拍大腿说﹕“好我的参谋长呀﹐你可真是我的诸葛亮。咱们这样做一来能解燃眉之急﹐二来它日还可以建不世之功﹐真是太好了﹗就这么办。”

其他官佐也同声叫好。于是冯葆初马上派出自己的代俵分头去与朔江追击而来的粤军和顺流而下正在向梧州奔袭的黄绍竑部接洽﹐声明自己已经易帜﹐欢迎各部光临梧州。

(十)

黄绍竑率领自己的部队以及李宗仁派来增援的李石愚团终于在梧州城下西江岸边与广东革命政府所属的粤军会师了。黄绍竑和白崇禧登上停泊在江边码头的永翔兵舰﹐会见了此次指挥反攻的粤军总指挥魏邦平﹐同时还见到其他许多粤军将领﹐如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以及旅团长陈明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薛岳﹑蒋光鼐﹑蔡廷楷﹑陈诚﹑黄琪翔等等。其中许多人都是黄绍竑﹑白崇禧保定军校时期的同窗﹐相见之下﹐欢欣无比。

魏邦平对黄绍竑说﹕“此次你的部队从背后袭击沈鸿英贼军﹐使他们从撤退变成溃退﹐为我们顺利进抵梧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贵部对革命的贡献很大呢﹗我一定将有关情况廪告孙大元帅﹐为你们请功。”

黄绍竑说﹕“我们投身国民革命﹐义无反顾﹐略尽绵薄之力﹐不足挂齿。今后还望诸位粤军袍泽多加关照。”

魏邦平又说﹕“由于广东方面的形势还十分複杂﹐陈炯明的残部还盘据在粤东﹐南路还有申葆藩和邓本殷的割据势力﹐所以我军主力不能在此久留。我将带领第三师于近日内返回广东。大元帅府已经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他将率领所部在梧州驻扎一个时期。他可是你们广西人呢﹗待这里的形势稳定之后﹐该部也将东调﹐大元帅府方面希望你们‘广西讨贼军’最终能够独挡一面﹐为革命解除西顾之忧﹐进而实现两广统一。往远处说﹐还有孙先生念念不忘的北伐大业哟。”

黄绍竑诚恳地说﹕“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奋斗﹐争取在广西早日开创出新局面。请向大元帅府报告﹐我们一定不辜负孙先生的期望。”

(十一)

数日之后﹐魏邦平率部份粤军返回了广东。李济深在梧州设立了自己的督办公署。粤军第一师的大部份和冯葆初旅驻扎梧州城内﹐黄绍竑的‘讨贼军’驻在梧州城郊外。黄绍竑将自己的部队整编为三个团﹐俞作柏任第一团团长﹐伍廷扬任第二团团长﹐夏威任第三团团长﹐白崇禧任‘讨贼军’参谋长﹐陈雄任总参议﹐兼‘讨贼军’驻广州正式代表。

一天晚饭后﹐白崇禧来找黄绍竑﹐意味深长地问﹕“季宽﹐我们已经取的了初步的胜利﹐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达到佔领梧州的目的。冯葆初旅还完整地驻在城里﹐将来一旦形势有变化﹐冯的态度是很难说得准的﹗”

“是啊﹐我也正在考虑怎样对付冯葆初呢﹐”黄绍竑说﹐“这傢伙也够狡猾的﹐眼看就要彻底解决他了﹐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手。我们当时如果再攻击他﹐就会落下恶名﹐粤军方面也不一定支持。但目前这种局面是有严重的潜在危险的﹐一旦粤军撤走﹐梧州与其说在咱们手裡﹐不如说在冯葆初手里。”

“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白崇禧说。

“目前要对冯採取任何行动﹐都必须取得粤军方面的同意和支持才行。”黄绍竑说。

“那当然﹐”白崇禧说﹐“我倒是考虑出一种解决冯部的办法﹐不知你认为如何。”

接着﹐白崇禧向黄绍竑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

黄绍竑听了之后﹐点头称善说﹕“你的办法甚好﹐我明天就去见李济深﹐争取得到他的支持﹐然后尽早实施。”

(十二)

次日一早﹐黄绍竑前往督办署拜会李济深﹐黄问李道﹕“先生身为广西人﹐却能在人才济济的粤军中担任要职﹐使小弟深感钦佩。先生可否赐教成功之道﹖”

李济深回答说﹕“成功之道谈不上﹐向你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倒是十分必要的。我是广西苍梧人﹐早年毕业于北京的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了几年﹐又调到陆军部任职一个时期。在北方我看透了北洋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因此决心南归追随孙中山先生谋求救国救民。我先在第一师任参谋长﹐当时的师长是邓铿。他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为人正直的优秀军人﹐后来被广州的反动势力刺杀身亡。他死之后﹐由我继任了粤军第一师师长。”

黄绍竑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第一师中绝大多数骨干军官都是各类军校的毕业生﹐有朝气﹐有干劲﹐”

李济深说﹐“由于我曾在陆大任过教官﹐所以他们大都尊我为老师。因此虽然他们大部份是广东人﹐而我是广西人﹐但在指挥方面还不成问题。这次出师广西见到了你和健生等咱们广西籍的青年军官﹐感到你们有胆有识﹐广西的前途今后肯定是要依靠你们了。”

黄绍竑说﹕“多谢先生夸奖﹐今后还望先生对我们多加扶持。”

李济深接着说﹕“虽然目前在广东还有其他一些隶属于大元帅府的广西部队﹐如刘震寰﹑刘玉山等部﹐但经过接触﹐我看到他们旧作风积习已深﹐烟枪不离手﹐暮气沉沉。要开创广西的新局面依靠他们是不行的。我军驻梧州的时间肯定不会太久﹐所以当地的一切行政管理事务还是由你们来负责﹐我一定大力支持你们。”

黄绍竑听完李济深的话﹐对李更加佩服﹐感动地说﹕“绍竑今后一定时刻记住先生的鞭策﹐努力为革命效力。眼下绍竑对巩固我们在梧州的局面有一些想法﹐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不知可否﹖”

李济深说﹕“不用客气﹐直言无妨。”

黄绍竑清了清嗓子说道﹕“目前冯葆初旅依然完整地驻扎在梧州城中﹐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隐患。据我了解﹐冯葆初是沈鸿英的心腹干将﹐为人奸诈多谋。他这次献城投降实在是出于被迫无奈才为之的。目前贵我两部都在梧州﹐与他的力量相比﹐我们佔绝对优势﹐他当然不敢轻举妄动﹐表面上与我们刻意拉拢交欢。但据我判断﹐一旦你率粤军离开梧州﹐他就不会这样老实了。他的实力和我部相比佔有优势﹐而且他驻城内﹐我驻城外﹐一旦贵部撤走﹐就等于把梧州拱手交还给了冯葆初。目前盘据在桂北的沈鸿英残部一旦南下﹐冯葆初必为其内应﹐梧州将不战而失。届时如果粤军不能及时应援的话﹐我的部队摆在梧州城外将很难有所作为﹐恐怕只有向广东撤退一途了。”

李济深听着黄绍竑的分析﹐心中暗想﹐“这位黄季宽果然是位有见地的人物﹐想得深远﹐与众就是不同﹐”嘴里答道﹕“你说的有道理﹐依你之见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呢﹖”

黄绍竑坚决地说﹕“我们一定要尽早排除这个隐患。对冯旅应包围缴械﹐就地遣散。不过﹐为了避免冯部有组织地抵抗﹐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你看我们如此这般处置如何﹖”说着﹐黄对李耳语了一番。

“妙计﹐妙计﹐”李济深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称讚﹐“你可以把此计划和我的第三团团长邓演达仔细商谈一下。对其他人千万严守秘密﹐不要打草惊蛇。我最好置身事外﹐万一大元帅府方面对此有什么责问﹐我好负责替你解释开脱。”

黄绍竑感激地说﹕“有你的理解和支持﹐我就放心了。我一定周密安排﹐保证万无一失。”

(十三)

几天之后﹐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兼梧州军警督察处处长邓演达向驻梧州各部队团长以上官佐发出辞行公开信﹐声言已经接到大元帅府的命令﹐不日将率部返回广东﹐特此通告。同时﹐邓部开始征集船只粮秣﹐一派开拔前的忙碌景象。

紧接着﹐黄绍竑向梧州驻军各部团长以上军官发出请柬﹐由他作东﹐邀请各位于次日晚八时在抚江码头最大的花舫举行宴会﹐为邓演达饯行。

这花舫乃是一种泊在江边的水上酒店﹐每当入夜时分﹐水碧灯红﹐笙歌悦耳﹐美酒佳餚﹐成为当时一般军政大员﹐富商豪绅游宴应酬的最佳场所。这种花舫不仅梧州有﹐当时南中国的许多重要商业港口城市﹐水陆码头集镇都有﹐可称得上一种奇景。

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分﹐黄绍竑﹑白崇禧﹑俞作柏﹑伍廷扬和夏威等一干‘讨贼军’将领首先来到花舫。不多时﹐邓演达以及张发奎﹑黄琪翔等一干粤军军官也来到了。大家相互寒暄问候﹐亲切地攀谈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冯部军官们的影子。黄绍竑不禁有些焦急起来﹐对邓演达说﹕“难道冯葆初这傢伙请不动吗﹖我是不是去给他打个电话﹐询问一下﹖”

邓演达倒是能沉得住气﹐“我看不必﹐他们会来的。他们既然没有提前通知说不来﹐怎能无故爽约呢﹖你我的面子他们还是要给的吧﹗”

正在这时﹐只听得花舫的主事亮着嗓子喊道﹕“冯旅长驾到。”

黄绍竑和邓演达以及其他军官们赶紧起身到厅堂门口迎接。只见冯葆初带领着他的参谋长和三位团长以及十馀名护兵已经来到了船上。

黄绍竑迎上前去﹐热情地说﹕“好我的盟兄哟﹐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给小弟面子了呢。”

冯葆初赶紧说﹕“岂敢﹐岂敢。你们有所不知﹐我来之前一定要抽足大烟才行﹐不然怎能陪你和邓团长玩个痛快呢﹖”

黄绍竑说﹕“反正你是迟到了﹐要罚酒三杯才行。”

“我认罚就是了﹐”冯葆初嘴上说着﹐心裡却在想﹐“多喝三杯酒对我来说算什么。当年我啸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候﹐你们这些人还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娃娃呢。我今天一定要把你们都灌醉才肯罢休。”

这时邓演达也过来和冯葆初寒暄。冯拱手抱拳对邓演达说﹕“听说邓老弟要班师回广东了﹐我可真是有点儿不想让你走呢。可是军令难违呀﹐相信咱们后会有期。”

黄绍竑这时招呼大家入座﹐又对冯葆初说﹕“正厅里是咱们官佐聚会﹐请大哥的随从人员到底厅和我们的随从一起便餐小酌吧。”

冯葆初只好转身吩咐自己的护兵到底厅去。

大家入席坐定之后﹐黄绍竑首先举杯致词﹕“邓演达兄即将率部东返﹐回防广州﹐我代表讨贼军全体官兵预祝贵部一路顺风﹐鹏程万里﹐乾杯﹗”

冯葆初也起立说道﹕“粤军将士远道而来﹐劳苦功高﹐此次班师﹐任重道远。葆初谨祝贵军前途无量﹐请诸位乾杯﹗”

邓演达接下来致答辞﹕“我军不日即将开拔﹐今后梧州的防务全靠黄总指挥和冯旅长了。希望二位通力合作﹐使梧州成为广西革命的策源地。请各位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乾杯﹗”

冯葆初一边听﹐一边心中暗想﹕“邓演达的人马一走﹐驻梧州的粤军就只剩下差不多一个团了﹐我的部队在城内就佔绝对优势了。到时候派人去请沈老总南下﹐我来做内应﹐消灭粤军一个团和黄绍竑那点儿人马还不是探囊取物﹗黄绍竑这小子﹐乳臭未干﹐算什麽总指挥﹗去年听说刘日福那位老兄曾在百色抓住过他﹐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把他给放了。将来如果有朝一日他落到我的手裡﹐一定送他上西天﹐出出胸中这口鸟气﹗”

这时黄绍竑向他敬酒﹐“冯旅长﹐你是军界前辈﹐又是小弟我的盟兄﹐希望今后多指教。贵我两部同驻一地﹐今后如果有什麽磕磕碰碰的地方﹐还请我兄多多包涵哟。来﹐我先敬你一杯。”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冯葆初砸巴砸巴嘴﹐言不由衷地说﹕“黄总指挥﹐愚兄我可是没法子和你比呀。我是绿林出身的大老粗﹐蹦达不了几天了﹐你可是正宗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前途不可限量呀﹗今后你老弟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我哟﹗”

接着﹐众人开怀畅饮﹐又招来一班艺人吹拉弹唱助兴﹐不知不觉之间已是深夜时分。这时突然从外边闯进来一位冯部副官﹐只见他快步来到冯的身边﹐向冯葆初耳语了些什麽﹐然后就转身离去了。

这时冯葆初起身告辞说﹕“诸位﹐对不起﹐兄弟我家中出了点儿事儿﹐不得不告辞了﹐失陪﹐失陪。”说罢转身就要离开。

黄绍竑心裡不觉一惊﹕“不好﹐一定是我们部队调动入城试图包围冯部的企图被对方发觉了﹐现在绝不能让冯葆初走脱﹗”

说时迟﹐那时快﹐黄绍竑迅速从衬衣裡拔出暗藏的手枪﹐指着冯葆初厉声喝道﹕“不许动﹐谁也不许离开﹗我现在奉李济深督办的命令宣佈﹒﹒﹒”

不等黄绍竑把话说完﹐只见冯葆初突然飞身向黄扑来﹐双手抓住黄绍竑持枪的手腕用力一摇晃﹐枪就掉落到了地面上。接着﹐二人扭到一起殴斗起来。冯葆初身材高大﹐武孔有力﹐还有些武术根底﹐黄绍竑虽然在军校练习过擒拿要领﹐但此时却无法一个人制服冯葆初。

邓演达见状只好也冲了上去﹐从后边抱住冯葆初的后腰﹐顺势又给冯来了个扫荡腿﹐才把冯葆初摔倒在地。邓﹑黄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冯缚住。于此同时﹐冯葆初带来的其他军官也都被捆绑了起来。

黄绍竑喘了口气﹐定了定神儿﹐又接着宣佈道﹕“现已查明﹐冯葆初仍然与沉匪鸿英暗中保持联繫﹐反叛企图昭然若揭﹐我和邓团长兹奉李督办命令将叛逆冯葆初逮捕法办﹐将冯部就地缴械遣散。若有胆敢抗拒者﹐严惩不贷﹗”

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冯葆初此刻心中懊悔不已﹕“今天我也太大意了﹐怎麽就没有想到他们摆的是鸿门宴呢﹗刚才还在想将来怎样处置黄绍竑呢﹐没想到却让他们先下了手﹐顷刻之间自己成了他的阶下囚。”想到这裡﹐冯葆初有气无力地沓拉下自己的脑袋。

当天夜裡﹐驻梧州的粤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密切配合向冯军发起突然袭击﹐各部冯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很快便放下了武器。

(十四)

两天之后的夜晚﹐冯葆初被秘密处决于梧州城内的塘基街泰山石巷﹐尸体被装在麻袋裡抛入抚江中。冯旅部份士兵被遣散﹐精壮士兵则被补充到讨贼军各部。黄绍竑终于在梧州站稳了脚根﹐打开了局面。不久﹐粤军全部从梧州撤回广东﹐李济深遂把梧州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黄绍竑。

黄绍竑﹑白崇禧以梧州为基地﹐联合玉林方面此时已打出“定桂军”旗号的李宗仁所部﹐倚托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便逐次荡平了盘据在广西各地的群雄﹐于1925年夏天统一了广西﹐掌握了全省的统治权。

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以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政治军事集团冲出广西﹐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李宗仁最后官至中华民国代总统﹐黄绍竑曾任广西省主席﹐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白崇禧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要职。

如果黄绍竑﹑白崇禧当年优柔寡断﹐没有及时擒杀冯葆初﹐而最终被冯所算的话﹐那么“新桂系”能否形成都大成问题。中国近代历史也就要改写了﹗设宴擒杀冯葆初这一幕在新桂系的历史上佔有怎样的地位﹖恐怕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十五)

1949年,黄绍竑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赴香港,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后返回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57年黄绍竑被划为右派,后被纠正。1960年,黄绍竑被摘掉右派帽子。1966年8月“文革”席卷全国,黄绍竑自杀,终年71岁。

1949年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白崇禧去了台湾,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1966年12月被发现死在卧室中,时年74岁。

1949年12月,李宗仁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以治病为名,带着家人到了美国,此后寓居美国长达16年之久。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搭乘飞机返回北京。1969年1月李宗仁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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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之三 国民军长驱入甘肃 蒋鸿遇设计定兰州

1925年9月初,塞北重镇张家口,西北边防督办公署。

西北边防督办兼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正在与他手下的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以及北京警察总监蒋鸿遇谈话。刘、蒋二人均为冯玉祥所倚重的得力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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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刘郁芬,字兰江,河北青苑县人,保定军官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生,在冯玉祥部队中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人称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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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郁芬

蒋鸿遇,字静庵,河北固安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在冯玉祥部历任参谋、模范连教官、补充旅旅长等职。1924年冯玉祥率部发动“首都政变”后,蒋鸿遇被任命为北京警察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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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鸿遇

冯玉祥笑着说:“今天请你们两位来,主要是想听听你们对时局的看法。怎么样,谁先谈?”

刘郁芬和蒋鸿遇相互对视了一下,蒋鸿遇说:“请兰江先谈吧。”

刘郁芬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依我看目前总的形势很好,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很有利。去年我们打倒了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权。从那时候以来,我们国民一军从一师三混成旅的局面发展壮大到现如今六个步兵师外加十二个混成旅、警备旅,总兵力达十五人马之众。

我军不仅控制着京师中枢要地,而且还拥有了绥远、察哈尔两个特别区。前不久政府又任命冯先生您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军务督办,这就意味着把甘肃也划归咱们了。

另外国民二军已经占领了河南,国民三军刚刚又夺取了陕西。和一年前咱们在南苑忍饥挨饿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咱们在全国也算得上一支任何人也不敢轻视的军事力量了。只要我们审时度势。抓准机会,冯先生一定能够领导团体取得更大的胜利。”

冯玉祥认真地听着,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又摇摇头,等刘郁芬说完,他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却把目光转向了蒋鸿遇。

蒋鸿遇不慌不忙地说:“兰江所言固然不错,我也同意。但我们在大好形势下也必须同时看到局势险恶的一面。

自去岁咱们联合张作霖打倒曹、吴之后,奉军的气焰一天高过一天,他们不仅违约入关控制了天津地区,使我们失去了出海口,而且还坚持要在北京地区驻军,冯先生前不久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军不得不让出了北苑和西苑的营房。

今年夏天奉军大举沿津浦路南下,先后占领了山东、江苏、安徽、上海等省市。他们还想夺取河北,拼命压迫国民二军让出保定等地。

我看咱们老是对奉军忍让也不是办法。终有一天咱们要与奉军干一仗,决一雌雄。

另外,吴佩孚去年虽然被我们狠狠地惩治了一下,狼狈地逃到了湖南岳阳,但他只是蛰伏而已,我们并不能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直系在长江中下游还保存有相当实力,分别掌握在萧耀南、靳云鹗和孙传芳手中。时机成熟的话,他们还有可能联合推举吴佩孚重新出山。如果我们对应不当,奉军和直系残余实力一旦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话,局势将会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还是多想想困难的方面,早做谋划,早做打算的好。”

冯玉祥听了蒋鸿遇的分析,连连点头夸奖道:“静庵把局势看得深,想得远,不愧是我的郭嘉呢!兰江说的固然不错,但那都是表面现象,我军近一年来固然发展壮大了许多,但大好形势下暗潮汹涌,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我最近一直睡不好觉,就是在为对付目前复杂的局势伤脑筋。过去吴佩孚一直压迫我们,我们发动革命把他赶跑了。没想到张作霖对我们的压迫与吴佩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呀。

我们目前的实力与奉军相比还是弱小的,所言前些时我说服大家让出北苑和西苑的营房给奉军,我们只保留南苑。该忍的时候就要忍,小不忍乱大谋嘛。不过我们也不必悲观,奉军气焰太盛,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他们不久就会吃苦头了。

我给你们俩透露点儿机密,浙江的孙传芳已经派代表来和咱们联络,希望咱们和他联手发动讨奉军事行动。他计划在今年中秋节时发动攻势,将长江以南的奉军全部解决。他请求我们同时进攻山东,配合他行动。所以不久就会有好戏看了。但我目前不会公然和孙传芳结盟,只是在暗中鼓励他发动,等战端一开,咱们看看战局的发展再做决策不迟。

目前我最担心的是吴佩孚东省再起,静庵刚才也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应为在直系中孙传芳、萧耀南和靳云鹗资历都差不多,皆不具备统率全局的资格,如果直系想要实现大联合的话,弄不好他们会共同推出吴佩孚来再度领导他们。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就最糟糕不过了,吴佩孚恨我们恨到了骨头里,如果他一上台,说不准他会和奉张言归于好,共同来对付我们,即使在直军中有反对意见,也会无济于事,吴佩孚在直系中一直是家长作风,我对此是深为了解的。

另外在咱们国民军内部也不是没有问题,二军和三军现在翅膀都硬了,近来和咱们一军争利益寸步不让,有些人说什么‘一军吃个跳蚤也得分给我们两只腿’。将来一旦有事,他们能不能在军事上充分配合我们是很成问题的。因此,就目前的局势而言,与其说是一片大好,不如说是危机四伏更为恰当。你们说是不是啊?”

刘郁芬和蒋鸿遇连连点头称是。尤其是刘郁芬,对自己刚才的发言感到十分后悔。

冯玉祥又接着说:“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这次刘郁芬可不想先说了。他赶忙表态,“我这一段时间忙着训练部队,对时局注意不多,谈不出什么成熟的意见,还是请静庵多谈谈吧,他在同仁中一向有‘智多星’的雅号呢。”

蒋鸿遇用手捅了一下刘郁芬的腰,说:“别拿我开心好不好,我算什么‘智多星’呀?”

冯玉祥笑着对蒋鸿遇说:“你就不用谦虚了,兰江说的不错吗。”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蒋鸿遇说,“我的想法也称不上成熟,谈出来供冯先生参考吧。”

蒋鸿遇又想了想,接着说:“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建立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奉军只所以能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东山再起,就是因为他们有东三省这块牢固的根据地。时机有利时,他们就入关争雄,时局不利时,他们就退回关外修养生息,聚集力量,等待新的时机。

我军从第十六混成旅时期起,转战南北,发展至今,一直缺少一块巩固的根据地。北京是中枢要地,我们想独家拥有十分困难。绥远和察哈尔均属地贫人稀的地方,离奉军的热河和东三省又太近,很难作为我们理想的根据地加以建设。

目前政府任命先生为甘肃军务督办,我们正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军甘肃,确实占领之,把大西北作为我们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加以开发建设。

就全国局势而言,目前正混乱不堪,各种势力正在分化组合,我们最好保持低姿态,不管谁拉拢我们,我们都与他们虚与委蛇,但尽量争取不再卷入大规模的内战旋涡。在自己管辖的地盘内,保护人民休养生息。”

冯玉祥听到这里,高兴地一拍桌子说:“静庵的见解与我不谋而合,现在我向你们俩交底吧,我这次请你们俩来谈话,就是想派你们俩领兵出征甘肃,把它拿过来。作为我们今后的战略后方。目前局势瞬息万变,我本人不可能离开这里亲自率部队前往甘肃,所以我想委任兰江为入甘部队总指挥,代理甘肃军务督办职权,静庵任入甘部队副总指挥兼督办公署参谋长。部队入甘后的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你们二位便宜行事,可以先斩后奏。兰江处事沉稳果敢,加上静庵足智多谋,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进得去,站得住,把局面打开。”

刘郁芬和蒋鸿遇突然听到冯玉祥向他们下达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免感到十分吃惊。两人相互对视了一下,又把目光转回到冯玉祥脸上。

这次倒是刘郁芬主动先开了口:“感谢先生对我们的信任,不过我想知道您准备让我们带多少部队前往甘肃呢?”

冯玉祥微笑着说:“我计划你们只带你的第二师一师人马入甘,不过在开拔之前我会在装备方面加强你的第二师。”

刘郁芬面有难色地说:“听说甘肃的地方势力部队总数加起来不少于三个师,如果我们只带一个师入甘,恐怕镇不住他们。”

冯玉祥解释说:“再多调部队入甘目前有困难,鹿钟麟部目前担任北京的警备,李鸣钟的部队在绥远,张之江的一师在察哈尔,其他部队则需留作机动,策应各个方面。所以目前你们只能带一个师入甘,今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再派部队去增援你们。”

蒋鸿遇点点头,说:“还是请冯先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甘肃的情况吧,知己知彼才能保证入甘成功。”

冯玉祥说:“这是很重要的,最近我已经命令总部的参谋人员搜集有关辛亥革命以来甘肃政局变化的资料和目前甘肃的政局情报,现在就向你们通报一下吧。

辛亥革命时,清政府派驻甘肃的最高官员是陕甘总督长庚。清帝退位,共和告成之后,长庚弃职离甘,袁世凯任命原甘肃藩司赵维熙署理甘肃都督。赵督甘直至1912年春,对地方财政毫无办法,终于一走了事。接着赵维熙统治甘肃的是四川人张炳华,张上台后昏庸无能,与地方人士不能合作,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派曾任过山东巡抚和山东都督的张广建率军入甘任甘肃督军。

张广建是安徽合肥人,袁世凯死后,他自然与谊属同乡的段祺瑞接近,因此被人们视为皖系。民国九年,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张广建只好辞职下台,离开甘肃。

在由谁来继任甘肃督军的问题上,各方面争执相当激烈。当地的回族势力拥护当时任宁夏护军使的马福祥督甘,但遭到当时任陇东镇守使的陆洪涛以及他手下的帮统张兆钾等汉族将领的反对。张兆钾等拥护陆洪涛接替张广建督甘。由于陆洪涛的实力大于马福祥,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终于还是任命陆洪涛为甘肃督军。

陆洪涛上台后却因利害关系与原来原来拥护他的张兆钾闹翻了,由原来的亲如手足变成水火不容。张兆钾接任了陆洪涛遗留下来的陇东镇守使的职位,并有取代陆洪涛督甘的野心。

今年三月,陆洪涛患病卧床不起,无法处理军政大事。陆手下的第一旅旅长李长清见陆病重难愈,遂暗结张兆钾,意欲拥张来兰州取代陆洪涛,他自己则赴平凉接任陇东镇守使。

张兆钾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打算留自己的儿子张柱在平凉代理陇东镇守使。李长清闻讯感到极为失望和不满,遂一方面转而抵制张兆钾来兰州,另一方面开始图谋夺取陆洪涛督甘以来一直兼任的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的职位,多次要挟陆洪涛交出师长印信。但李长清的企图又遭到了甘肃陆军另一位旅长黄得贵的坚决反对。李长清和黄得贵之间也闹的势如水火。

陆洪涛见部下争权夺利,四分五裂,感到自己不可再拖着病体久留甘肃,乃决计辞职。他一方面电请北京政府迅速派大员来甘肃接替他的职务,另一方面保荐兰山道尹杨思护理甘肃督军兼省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段祺瑞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把甘肃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我们,任命我为甘肃督办,陆洪涛仍保留省长一职。”冯玉祥一口气说了这许多,才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

刘郁芬和蒋鸿遇都听得十分认真。蒋鸿遇这时插话说:“看来甘肃的地方实力派内部矛盾重重,这对我们进甘肃十分有利。”

“情况正是这样,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决定只让你们带一个师入甘的原因,”冯玉祥又接着说,“甘肃的地方势力大概可以分成九股,除了刚才提到的驻扎在兰州的甘肃陆军第一师之外,还有分驻全省各地的八个镇守使所属的军队。

在八名镇守使当中,回族和汉族各占四名。属于回族的有宁海镇守使马麒、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甘州镇守使马麟和凉州镇守使马廷骧;属于汉族的四名分别是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肃州镇守使吴桐仁和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各镇守使所属的兵力都在一个旅左右。

单从兵力数量上看,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远远超过你们的一个师。但他们是一盘散沙,相互之间不能合作。回汉矛盾、汉族之间的矛盾、回族教派之间的矛盾、地域矛盾等等,错纵复杂,不可调和。所以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则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将他们各个击破,真心服从我们的可以留用,存有异志者坚决排除掉。

你们第二师是我军中的劲旅,有不少第十六混成旅时期就已经出名的骁勇战将都在第二师,如孙良诚、张维玺、梁冠英、赵登禹等,都是久经沙场,勇冠三军。如果地方势力真要与我们较量的话,我想他们也是不会占上风的。怎么样?我说了这么多,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冯玉祥最后问道。

刘郁芬沉着地说:“听了先生详细的介绍,增强了我们入甘的信心,我保证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和重托,和静庵一起尽快为咱国民军拿下甘肃,并把它建设成我军的战略大后方。”

冯玉祥一边喝水,一边满意地点着头。

蒋鸿遇也表态说:“我一定全力配合兰江,完成入甘、治甘任务,一定不辱使命。”

冯玉祥高兴地说:“我是相信自己的眼力的,今天我点你们二位的将,就是相信你们能够胜任此重任。给你们两周时间作出发前的准备。你们先把第二师的各部队集结到包头,我会让闻承烈再给你们补充一些机关枪和弹药,在调配给你们一个炮兵营,加强你们的火力。

因为是长途跋涉,你们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粮草,沿途多设兵站。我会和马福祥先生商讨此事,他现在任西北边防会办,和咱们的关系十分融洽,我会请他给他的侄子,现任宁夏镇守使的马鸿宾打招呼,你们到达银川后由他负责接待和供应你们。你们可以在银川休整几天,然后直抵兰州。”

(二)

在其后的半个月中,刘郁芬和蒋鸿遇为部队入甘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他们派出先遣人员化装潜赴兰州,搜集当地军政动态情报,及时报告。还派出了工兵队在行军沿途的沙漠地带设立路标和补给站,为大队人马开道。

1925年9月下旬,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万余人马浩浩荡荡从包头出发,向甘肃进军了。士兵们均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的臂章,沿途军纪整肃,秋毫无犯。大军经五原、蹬口到达石嘴子,受到当地驻军马鸿逵旅的殷勤接待,马鸿逵是马福祥的儿子,所部官兵均为回民。

刘、蒋所部于9月底抵达银川,受到了马福祥侄子马鸿宾的欢迎。部队在当地进行了休整和补充。

行军中的国民军队伍

就在这时,派往兰州的侦探回来报告说,兰州的局势最近发生了突变,李长清旅对黄得贵旅发动了突然袭击,将黄旅大部分缴械收编,并将黄驱离兰州。陆洪涛看到李长清气焰逼人,兰州形势险恶,不得不把师长印信交给了李长清,陆本人已悄然离开兰州。

面对新的局势,刘郁芬和蒋鸿遇决定先向甘肃各方面发出通电,试探他们对国民军入甘的态度。通电宣布冯玉祥已就任甘肃军务督办之职,派刘郁芬率部先行入甘,代拆代行督办职务,希望各位安守其职,共建地方。

(三)

兰州东校场,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部。

刚刚坐上师长交椅不满一个月的李长清接到刘郁芬的通电,不禁怒火中烧,心里骂道:“他妈的,兔崽子们来的真快呀!,陆洪涛前脚走,他们后脚就要到了。”对远道而来的国民军是迎是拒,李长清一时还拿不定注意,下不了决心。

李长清,字霁轩,甘肃临夏人,行伍出身,在陆洪涛手下历任副官、副官长、营长、团长以及旅长等职。在陆洪涛卧床不起之际,李又乘机索得师长印信,逼走陆洪涛,形成了自己在兰州惟我独尊的局面。可惜好景不长,眼看国民军就要兵临兰州了,李长清对此又恼又怕,于是派人去请自己的心腹旅长包玉祥和师参谋长魏鸿发来共同商量对策。

包玉祥与李长清是临夏小同乡,也是行伍出身,在陆洪涛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包为人机智多谋,此次对黄得贵部实施袭击缴械,对陆洪涛进行逼宫夺印等行动,都是包玉祥给李长清出谋划策。因此李长清把包玉祥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李当上师长后,马上将包玉祥从团长提升为旅长。

魏鸿发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也在陆洪涛部供职多年,历任书记、教官、参谋、军务科长、参谋长等职。陆洪涛走后,李长清把军校出身的魏鸿发延入幕中,委任为师参谋长,也颇倚重。

不大一会儿,包玉祥和魏鸿发先后来到。李长清一边把刘郁芬的电报递给两人传阅,一边阴沉地说:“冯玉祥的队伍说来就要来了,他们只来了一个师的人马,和我们比较也不占什么优势,对他们是拒是迎,你们两位意见如何?依我之见,他们千里迢迢而来,一定师老兵疲,我们以逸待劳,可以选择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不难将他们击溃。”

包玉祥和魏鸿发看完电报,相对沉默无语。过了一会儿,包玉祥先开口了,“这事情还需慎重考虑。我们绝不能轻视冯玉祥的部队,他们多年来转战南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鲜有吃过败仗。我们如果和他们开仗,即使第一个回合占了便宜,也很难善后。冯玉祥可能会再派援军入甘不说,目前战略了陕西的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也会派兵图甘。如果甘肃各部不能联合一致,共同拒敌的话,我们自己一个师是无法与国民军抗衡的。所以我不主张马上起兵抗拒国民军。”

魏鸿发也接着说:“刘郁芬和蒋鸿遇我都认识,他们也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刘郁芬沉稳干练,蒋鸿遇足智多谋,我们想伏击他们不一定能办得到。说不定现在兰州城内已经有了他们的眼线,我们调动部队,刘、蒋他们也许会事先得到报告。另外从部队素质和装备上讲,我们一定不会占上风。因此我同意包旅长的意见,还是先不要打为上策,可以先把他们迎进来,看看他们的态度再决定咱们的下一步棋为妥。反正咱们是人地两熟,进退的主动权还不是在咱们手里。”

包玉祥又说:“目前国民军和奉军都在拼命抢地盘,根据我的判断,一个槽头栓不住两头叫驴,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要激化,说不定在他们之间会发生一场大规模恶战。到那时候冯玉祥就顾不上甘肃了,我们届时可以与奉军联络,从背后牵制国民军,一旦国民军战败,论功行赏,甘肃督军一职还能不归霁轩所领吗?”

听了包玉祥和魏鸿发的分析,李长清心中踏实多了,微笑着说:“你们说的有道理,那就先放他们进来吧。不过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一定要严防他们把我们的队伍拆散并吞掉。老话说的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们掌握好这一师人马,走到哪里都会有办法。”

魏鸿发说:“师座说的对,关键问题是手中要有实力。我看刘郁芬、蒋鸿遇他们来了之后,只会借重咱们,不敢对咱们打什么主意,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吗!咱们和他们来个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

“那好吧,就请参谋长代表我给他们发封回电吧,表示一下咱们的欢迎之意,免得今后见面时尴尬,”李长清接着说,“杨思已经打电话告诉我,在八个镇守使当中,只有张兆钾对国民军入甘没有表示态度,其他七人都已经对冯军的到来表示欢迎了。这些人反正也不指望当督军,谁来主持甘肃对他们都无所谓。他妈的,都是些胸无大志,无法合作的家伙。”

(四)

数天之后,蒋鸿遇带领着二百名徒手的国民军官兵抵达了兰州。他首先拜会了护理省长杨思,然后又拜会了李长清,态度都十分谦和友善。

蒋鸿遇向李长清转达了冯玉祥和刘郁芬对他的问候,宣布了冯玉祥对刘郁芬和蒋本人的任命,并且告诉李说,国民军第二师的九个梯团,将于近日内陆续到达兰州。自己先到一步的任务是与甘省护理当局协商国民军的驻地和布置新的督军署等等。蒋鸿遇礼貌周到,态度诚恳,使李长清的戒心消除不少。

从十月23日起,刘郁芬师各梯团陆续开到兰州。省城各机关首脑和一些市民均出城,立于道旁迎接。李长清、魏鸿发和包玉祥也率部分本师官兵列队出城,表示对友军到来的欢迎。但是等到九个梯团全部都进城了,还是没有见到刘郁芬的大驾光临。原来刘早已于25日随着第三梯团的队伍不显山,不露水地悄然进入兰州了。

刘郁芬把自己的师部设在督办公署,各团分驻在兰州西关的贡院、城西的四墩坪、华林山,城北的白塔山、庙滩子等处,各城门也都换上了国民军士兵把守。刘郁芬和蒋鸿遇联名发出安民告示,宣布从即日起开始行使军务督办职权,望全省军、民、人等遵守法令,安居乐业。

时至1925年10月底,国民军入甘的任务在刘郁芬、蒋鸿遇两人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

(五)

这天中午,李长清在自己的师部举行宴会,为刘郁芬、蒋鸿遇和国民军入甘部队团长以上官佐接风洗尘。

李长清向刘郁芬敬酒说:“久闻刘将军大名,如今有机会相见,感到十分荣幸。谁不知道你是焕章先生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呀!来,让我们为今后两军之间的合作愉快干杯。”

大家举杯,一饮而尽之后,刘郁芬微笑着说:“李将军长期卫戍甘肃,乃西北柱石也。你我同为师长,今后遇事还要多向霁轩兄请教,请你一定不要客气。”

李长清心里想:“看来刘郁芬还算是个明白人,他今后想在甘肃站稳脚跟,不依靠我怎么能行呢?我现在何不向他提出扩编部队的要求呢?”

于是李长清说:“不瞒各位说,甘肃的事情很不好办呢。全省八个镇守使各霸一方,以前的几位督军、省长都是政令、军令不出省城方圆百里。前不久,我不得不缴了黄得贵旅的枪,因为他们军纪败坏,保境安民不足,扰乱治安有余。我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断然处置。另外我把省军械库的存械也都保护起来了,不然在动荡时期说不定会被土匪劫掠。所以目前我手中是枪多兵少。我计划再招些新兵,把本师扩编成三个混成旅,还望刘兄核准哟。这样将来有个风吹草动,我也好帮你们的忙吗。”

刘郁芬一边吃菜,一边心中暗自思忖:“看来李长清这家伙野心不小哇,他不仅逼走了一手将他提拔起来的陆洪涛,对自己的同僚黄得贵下毒手,还将省军械库占为己有,现在又急于要扩编军队,别看他嘴上说什么帮我们的忙,将来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他说不定又要缴我们的械呢!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他的要求。”

想到这里,刘郁芬显出为难的样子说:“这事儿我看可行,不过我在这里只是代理冯先生的职权,这样重要的事情,我不敢擅自作主批准。这样吧,我明天就给冯先生拍个电报,等他核准之后,就颁发给你们新的番号,届时贵部再招兵不迟吗。就目前的实力来说,只要贵我两师团结一致,甘肃境内还有谁敢造反不成?”

李长清心里明白,刘郁芬这是在敷衍自己,心里虽然老大的不痛快,但嘴上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只好连声说:“那就拜托刘老兄了。来,今天大家多喝酒,一醉方休呀。”

过了一会儿,蒋鸿遇郑重其事地对李长清说:“为了密切两军关系,刘代理督办和我计划把驻兰州的部队进行混编,拟调贵师的包玉祥旅归督署直辖,将我们师的孙良诚旅调拨入贵师建制,这样一来,贵我两军溶为一体,将来必能亲密无间,精诚合作。”

李长清听到蒋鸿遇的这番话,惊得手中的酒杯差点儿没掉下来,赶忙说:“大可不必,大可不必,我们甘军都是地方子弟,沾亲带故,久居一处,不愿意分开,再说各军的生活习惯也不相同,还是免调吧!包旅长,你说呢?”

一直在查言观色,还未开过口的包玉祥这时开口了,“我们旅是李师长一直统带的子弟兵,官兵们绝不会同意离开李师长的。”

刘郁芬心想,“看来我和静庵定的釜底抽薪之计今天是行不通了,操之过急也不行,慢慢来吧。”

蒋鸿遇看了看刘郁芬,转而对李长清说:“既然李师长和包旅长都不愿意混编,那就算了,我们再另外想加强两军联系的办法。”

李长清这才松了一口气,傲慢地说:“我的魏参谋长好象和你们二位在保定有同窗之雅,今后你们多联系,两军之间的关系自然就密切了。”

(六)

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国民军和甘军互相戒备,兰州的空气相当紧张。每天夜里,甘军总是把游动哨放至城关附近,密切监视国民军的动向。在甘军营地东较场和拱星墩周围,甘军都设置了哨卡,严禁闲杂人等接近。

一天早晨,刘郁芬的卫队数十人来到东较场,想进入甘军营盘借用一些训练器械,被甘军哨卡严词拒绝。刘郁芬闻报十分气恼。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蒋鸿遇急匆匆地来见刘郁芬,表情严峻地说:“据谍报人员的报告,李长清的部队从昨天开始在城关一带大量定购大饼、馒头等干粮,并大量征集草料、麻绳等物品,不知是何用意,会不会有异动呢?”

刘郁芬也忧心忡忡地说:“我看李长清这家伙桀傲不逊,野心勃勃,一心想自己主宰甘肃,绝无服从我们的可能。留着他对我们终将是个祸害。我们得想个办法,将他拔除掉才行,不然我们无法在兰州站稳脚跟,李长清他们早晚会给我们闹地震。”

蒋鸿遇连连点头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不过我们一定要计出完全,最好能在不引起甘军哗变反叛的情况下除掉李长清。对了,还有那个包玉祥,听说他是李长清的死党和灵魂,给李出了不少坏主意,要解决李长清的话,就不能留着包玉祥,一定要把他们一并解决掉。听说魏鸿发人还朴实,又是我们的保定同窗,解决李、包之后,可以利用他来安抚甘军,尽量避免甘军叛乱。”

刘郁芬脸色冷峻地说:“能做到不流血当然最好,但必要时也不惜流血。他们目前已有异动迹象,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吧。静庵,行动方案就由你来拟定,越快越好。”

蒋鸿遇不慌不忙地说:“其实这几天我已经在考虑一个解决李长清的方案了,那天在李的宴会上你不是说要发封电报给冯先生,请示李部的扩编问题吗?”

“我那是敷衍他,咱们怎么能同意他们扩军呢!”刘郁芬说。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此事作文章。我们可以假造一份冯先生的回电,明天送给李长清,表示同意李部扩编,这样可以先稳住他们,同时我们就设宴回请李长清和李部军官,只要他们来了,就别想再回去。”

接着,蒋鸿遇把他的整个行动计划详细地告诉了刘郁芬。刘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最后击掌说道:“怪不的冯先生说你是他的郭嘉呢,真有你的,我算服了你了。这场戏就由你来导演吧。”

(七)

第二天上午,蒋鸿遇来到甘军第一师师部拜会李长清,当面向他转交了一份冯玉祥发给刘郁芬,并嘱刘转李长清阅的电报。李长清读过电报不禁喜上眉梢。

这时蒋鸿遇高兴地说:“那天你提出部队扩编的问题,刘代督办回去就给冯先生发了电报,呈请核准。没想到冯先生这么快就回电批准了。祝贺你呀,李师长,这下子你的队伍要从两个步兵旅扩编成三个混成旅了,实在是可喜可贺。冯先生电嘱我们在甘肃办事情一定要依靠你李老兄呢。”

“哪里,哪里,”李长清大喜过望地说,“今后有用的着兄弟我的地方,你们尽管吩咐,长清敢不效犬马之劳?请代我向冯先生复电表示衷心感谢。”

蒋鸿遇又接着说:“自从陆洪涛离开甘肃之后,省长一职开始由杨思护理,现在还空着,我和刘代理督军商量好了,准备向冯先生建议,由他出面向北京政府保荐你继任甘肃省长,不知霁轩兄有无兼掌民政的兴趣呀?”

李长清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暗想:“看来刘郁芬和蒋鸿遇这两个人还是够朋友的,我以前未免太多虑了。今后可以利用他们去对付张兆钾、孔繁锦之流,何愁大事不成!”

但李长清在嘴上却说:“长清本一介武夫,有何德能出掌一省民政?我看蒋兄你才华出众,练达卓识,省长一职还是由蒋兄自领为善。”

蒋鸿遇不动声色地说:“不行,我不行,我们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刘师长代理督军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地方上的事情我们简直是一窍不通。霁轩兄乃地方才俊,有你掌管民政才是人地相宜。今后我们双方合力推行省政,还怕各路诸侯不就范吗?霁轩兄,你就别推辞了,当仁不让吗。”

李长清赶忙说:“对、对,蒋兄真知灼见,所言极是,我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就是了,今后保证与你们通力合作。”

这时蒋鸿遇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份请柬,一边递给李长清,一边说:“刘代理督办定于后天,也就是本月十三日中午在督办公署宴请贵部营长以上官佐,一方面是想和贵部的干部正式见见面,彼此熟悉一下,另一方面届时大家也可以初步商讨一下贵部的扩编计划。望霁轩兄和贵部官佐一定赏光哟。”

李长清这时正满心欢喜,便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到时候我领着他们一定按帖子上的时间准时赴宴。”

(八)

蒋鸿遇告辞离去之后,李长清马上给包玉祥挂了个电话,告诉他蒋鸿遇来访的情况。李长清得意地说:“看来就连冯玉祥也还是要买我们的帐的,不然他们就别想在甘肃打开局面。刘郁芬后天中午在督署宴请咱们营以上军官,你通知一下你们旅的人员吧。后天让你的参谋长领着他们准时去督署。到时候你早点儿来我这里,咱们和魏参谋长一起坐我的车去就是了。你看怎么样?”

包玉祥听到冯玉祥这么快就同意甘军扩编的消息感到十分惊讶,不禁满腹狐疑。于是提醒李长清说:“师座,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吧!我担心刘、蒋他们在搞阴谋,麻痹我们。后天我还是留在咱们的营盘中好,你就说我病了,不能出席宴会。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也好带兵救援你。”

李长清哈哈大笑着说:“别神经过敏了,我看蒋鸿遇的态度极为诚恳,他们还要推荐我做省长呢,不会有什么危险。届时还要讨论扩编的具体问题,我还需要你替我拿主意呢,你不去怎么能行?好了,就这样了,后天上午你早点儿来我这里吧。”说完,李长清就把电话挂断了。

接着,李长清又给魏鸿发和另一位旅长郭安学打了电话。魏和郭对扩编的好消息都满心欢喜,对出席宴会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九)

13日上午11时许,包玉祥来到李长清的官邸,郭安学已经先一步到达。李长清对包、郭二人说:“咱们这就出发吧,先顺路去魏参谋长家接他一下,我和他商量好了,他在家中等咱们,然后咱们一起去督署。”

包玉祥不安地说:“我总觉得有点儿玄,如果刘郁芬摆的是鸿门宴,那可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了!”

李长清却踌躇满志地说:“别疑神疑鬼了,国民军目前是需要依靠我们,而不是消灭我们,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实,我心里有数,你尽管放心好了。”

包玉祥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但嘴上不便再说什么。

(十)

当李长清的轿车来到督署时,蒋鸿遇和督署中校参谋李鸣珊早已迎候在大门口。蒋鸿遇热情地向李长清等人打招呼,然后将他们一干人迎入督署。

来到大厅之中,只见十几张八仙桌上已经摆好了杯盘碗筷,李部的团、营长们已经齐集一堂,并且八人一桌入席就座了。

蒋鸿遇对李长清说:“请李师长、魏参谋长、和包、郭两位旅长先到小会客厅休息一下,见一见刘代理督办,等一会儿刘代理督办再和诸位一起回来开席。”来到小客厅,大家坐定,略事寒暄之后,蒋鸿遇对李鸣珊说:“你先陪客人稍坐,我去请刘督办来。”说完就起身出去了。

李长清等人一边喝茶,一边与李鸣珊聊天。不大一会儿,通往后花园的侧门突然被从外面冲开了,预先埋伏好的十几位国民军军官一拥而入,为首的团长梁冠英举着快慢机手枪厉声喝道:“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国民军军官们冲了上了,三个对付一个,不容分说,就要用绳索捆绑李长清等人。

李长清高大有力,又有武术根底,就拼命挣扎起来。奉命对付李长清的是国民军中著名的武术高手营长赵登禹,赵见李拼命抗拒,就给李来了个扫荡腿,把李掀翻在地,然后把一支腿跪在李的背上,将李压个结实,另外两名国民军军官乘势将李五花大绑,捆个结实。

与此同时,魏鸿发、包玉祥、郭安学等人也都被结结实实地捆绑了起来。国民军军官把他们从侧门押出小客厅,进入后花园。

来到人造假山脚下时,蒋鸿遇从凉亭中走下来说:“梁团长,你们怎么把魏参谋长和郭旅长也给捆了?搞错了,快给他们两位松绑。”

松绑之后,惊魂未定的魏鸿发问蒋鸿遇,“老同学,你们不是请客吗?这是怎么回事儿?”

蒋鸿遇回答说:“我们入甘之后,李长清。包玉祥二人屡次对刘代理督办抗命不遵,竟敢将步哨放至广武门,图谋不轨,公然与政府对抗,反叛意图昭然若揭,现奉冯总司令命令,将他们二人逮捕法办,这事情与你和郭旅长没有关系,让你们受惊了,实在对不起。”

魏、郭二人这才松了口气,但也不敢再多言什么。

这时,蒋鸿遇又命令梁冠英、赵登禹等人将李长清和包玉祥押到警卫连连部看管起来。

李长清再也按奈不住心头之恨,大声地冲着蒋鸿遇嚷道:“看上去你也象个正人君子,没想到你们的手段这样毒辣,今天老子算是栽在你们手上了。但你们也别高兴的太早了,没有老子帮忙,看你们能在甘肃坐稳江山?”

包玉祥此时瞪了李长清一眼,心里想:“事到如今,说这些废话还有什么用处?只能徒招杀身之祸!”

就在梁冠英动手逮捕李长清等人的同时,国民军的另一位团长安树德也指挥着一部分荷枪实弹的官兵包围了督署大厅。正在等着宴会开席的甘军军官们突然看到四周黑冬冬的枪口,一个个不免心惊胆战。

片刻之后,刘郁芬、蒋鸿遇和魏鸿发、郭安学一起来到大厅。刘郁芬跳上一张桌子,声色俱厉地开始训话:“今天所有在场的各位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李长清、包玉祥两人一贯犯上作乱,前一段时间他们逼走了陆督办,又无端袭击友军,实属罪大恶极。

我军奉中央政府明令入甘以来,李长清、包玉祥二人对本督办的命令也公然违抗,实属与政府作对,实为国法所不容!今天我们奉冯总司令的命令,将他们二人拿获归案,不日将解往张家口由冯总司令亲自处理发落。

此案与尔等皆无干系,本督办希望你们能够服从命令,安心供职,继续为地方、为国家服务。不过我在此也要提醒你们一下,我已经将国民军的部队布置停当了,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以身试法的话,国民军对他们一定坚决镇压不贷!现在我问你们,是愿意听从政府的命令呢,还是想反叛政府,图谋造反呢?”

甘军众军官齐声答道:“我们愿意听从政府的命令。”

刘郁芬接着说:“这样很好,我相信你们都是职业军人,不是土匪,一定会服从长官,服从政府。等一会儿这里就开饭,饭后大家就可以回去了。我再次提醒你们一下,东校场和拱星墩周围已经密布了国民军的部队,谁要是有异动,必遭覆灭下场。”

甘军军官们静静地听着,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刘郁芬跳下桌子,对魏鸿发和郭安学说:“你们二位请到小会客厅用餐吧,我还有话单独要和你们谈。”

回到小客厅之后,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酒席。众人喝了几杯酒之后,刘郁芬对魏鸿发说:“绍武兄,你是甘军中的老参谋长,与各部官兵素来感情融洽,饭后就请你去东校场、火药局等处,宣抚包玉祥旅各部官兵吧,他们是李、包二人的基本队伍,容易出乱子,相信你一定能够镇得住他们,我们虽然有绝对把握对付任何叛乱,但我还是希望尽量避免流血,尽量不糜烂地方。”

魏鸿发心里对安抚包玉祥旅的任务并无十分把握,但此时也不敢推脱,只好说:“我一定努力去说服他们,拼上自己这条命也不让他们作乱,请督办放心好了。”

刘郁芬微笑着对魏鸿发点点头,又转向郭安学说:“郭旅长回拱星墩之后也要切实掌握部队,避免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我想贵部的问题不大,上次李长清、包玉祥他们无故袭击改编你们,贵部官兵多对李、包二人十分不满,对不对?”

郭安学赶忙回答说:“督办所言极是,我们旅乃是黄得贵的老底子,与李、包二人素无渊源,李、包二人这次是罪有应得,大家决不会为了李、包二人铤而走险。”

刘郁芬连声说:“很好,很好。”

这时候,蒋鸿遇对魏鸿发和郭安学说:“关于部队改编之事,我和刘督办已经有过计议,甘肃陆军第一师的番号将被取消,现在的两个步兵旅将被扩编成两个独立混成旅,而不是三个混成旅,目前直属师部的骑兵团、炮兵营和手枪连将被打散分别编入两个新成立的混成旅,将由你们二位担任这两个混成旅的旅长,不知你们对这样改编有什么意见?”

魏鸿发和郭安学听到这一改编计划,不禁大喜过望,心中暗想:“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呀!”魏鸿发因此有了直接带兵的机会,而郭安学旅的实力也有所加强。两人虽然十二万分地赞成这一计划,但嘴上都推辞说:“我等能力有限,恐不能胜任此重任,还是由国民军派人出任此等要职吧,我们一定从旁鼎力协助。”

这时刘郁芬诚恳地说:“你们不必推辞了,我们在甘肃还是要重用象你们这样的地方栋梁的,剪除李、包二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二位放心去干吧。”

魏鸿发和郭安学这时才表示完全同意此项改编计划,并保证一定切实掌握部队,今后一定和国民军保持步调一致。酒足饭饱之后,魏、郭二人辞别了刘郁芬和蒋鸿遇,分别返回甘军营中去作安抚工作了。

在魏鸿发和郭安学的努力控制下,甘肃陆军第一师并没有因为李长清、包玉祥二人的被拘留而发生叛乱,

李长清和包玉祥根本没有被解往张家口。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他们在督署中被秘密处死,尸体被埋在督署后花园中,直至1937年才被发现,并挖掘出土。

(十一)

甘肃陆军第一师的改编工作在魏鸿发和郭安学的全力配合下,开展得十分顺利,兰州遂完全处于国民军的掌握之中。

数月之后,国民军与奉军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到了1926年春天,大战呈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刘郁芬和蒋鸿遇对所属的部队再次进行了整编,以便应付紧张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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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之四 唐生智欲霸湖南 袁祖铭命丧常德

 (一)

1927年元月30日正好是农历除夕,湘西重镇常德的大街小巷炮竹声声,人群熙攘,一派节日前的繁忙景象。还没有办齐年货的人们正在忙着最后的采购。已经穿上节日新装的儿童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燃放炮仗,还不时地呼喊几句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其含义的时髦口号,像什么“打倒军阀!”,“驱除列强!”,“国民革命万岁!”之类。这毕竟是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占领常德后的第一个除夕,人们在战乱中,在骚动不安中期盼着什么,迎接一个与往不同的春节的到来。

入夜时分,位于常德东门外贺八巷的常德商会及商业研究社楼上的大厅中正在举行宴会,驻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奉国民革命军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之命正在宴请国民革命军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辞旧迎新。出席作陪的有常德商会会长曾春轩,湘西绥靖处长周鳖山,以及袁祖铭的参谋长朱崧和袁军第四师师长何厚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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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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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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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

袁祖铭(字鼎卿),1889年生于贵州兴义府,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堂,

1911年任兴义团防局将弁学堂教官,辛亥革命以后在黔军中历任队官、营长、团长、师长、纵队司令等职,参加过护国、护法等战役,后又投靠北洋政府,历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援川军前敌总指挥、川黔边防督办等职,授陆军上将军衔,手握兵力最多时达近十万之众。

1926年北伐军兴,袁祖铭看到北伐军势不可挡,于是又向广州国民政府输诚,于同年8月被北伐军总司令部委任为左翼军总指挥。多年来在西南政坛上,袁祖铭可称得上是一条“变色龙”。

周斓向袁祖铭敬酒道:“袁总指挥乃军界豪杰,我们唐总指挥对您深为钦敬,时值春节来临之际,他特命我以他的名义设宴款待您,‘团年宴叙’。他因军务繁忙不能从汉口赶来,特嘱我向袁总指挥表示歉意。来,我以我们唐总指挥的名义敬袁总指挥一杯!”

袁祖铭赶紧举起酒杯,与众人碰杯后一饮而尽,接着说:“祖铭多年来侧身军旅,走南闯北,一事无成,有何德能如此受唐总指挥错爱呢?你们唐总指挥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呢!听说前些时候蒋总司令在检阅你们第八军时惊马坠地,这对你们来说可是大好兆头哟。说句老实话吧,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的总指挥唐孟潇将来肯定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说不定能和蒋总司令并驾齐驱呢!来,让我们为唐总指挥的成功干杯!”

周鳖山也向袁祖铭敬酒说:“在咱们西南各省,甚至在全国,有谁不知道您袁总指挥呀?多年来您驰骋黔、湘、鄂、川各省,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呢。听说在有些地方只要提起您的名字,正在哭涕的娃娃都会马上止住哭声。今天能和您一起喝酒,鳖山真是三生有幸啊!我这一杯酒敬袁总指挥在下一阶段的北伐中再显神威。”

袁祖铭故作谦虚地说:“周处长过奖了,过奖了。祖铭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百战百胜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大家相互敬酒,猜拳行令,好不热闹。

袁祖铭又对周斓说:“请你务必转告唐总指挥,我不日将向蒋总司令请辞左翼军总指挥一职。既然总司令部已经决定组建西路军,并由孟潇担任总指挥,我这个左翼军总指挥就没有继续当下去的必要了,我的所有部队都愿意加入西路军序列,在唐总指挥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北伐。我军在湘西只是暂住,将尽快离开湖南。绝无赖在湘西不走的企图,目前只是需要一笔开拔费而已。前些天我们与湖南省政府交涉过了,他们回电说我们属于中央直辖部队,省府无力为我们筹措经费。这对我们下一步北伐非常不利呀!”

周斓说:“袁总指挥的意思我一定转达,但唐总指挥对贵军驻扎湘西是毫不介意的,他已经指示湖南省政府为贵军再筹拨一个月的粮饷,作为贵军的开拔费用,请您放心好了。”

袁祖铭听到这一消息,不禁喜上眉梢,连声说:“多谢唐总指挥的关照,等拿到这笔经费之后我军留湘部队一定尽快整顿完毕,克日北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周斓突然揉着肚子说:“糟了,这几天我正闹肚子,现在肚子里又折腾起来。对不起了,诸位,我要去趟厕所方便一下。你们先吃着,我去去就来。”说罢,就转身下楼去了。

大约五分钟之后,周鳖山的副官上楼来报告说,侦缉队打来电话找周处长请示一个案子,请周下楼去接一下儿电话。

周鳖山一脸不高兴地说:“他妈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案子,把电话打到这里来,让我连个辞岁酒也喝不安生,真扫兴,”然后又对着众人拱手作揖说,“失陪了,要是没什么大事,我立马回来,咱们继续喝个痛快。”然后,就跟着副官下楼去了。

对于周斓和周鳖山的离席,袁祖铭等人开始并未介意。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仍然不见二人回来,袁祖铭开始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正好这时商会会长曾春轩也说要下楼去上厕所。袁祖铭于是对朱崧吩咐道:“朱参谋长,你陪曾会长一起下楼看看周师长是怎么回事儿,他怎么还没上来?”

朱崧下楼不到两分钟,楼下便传来枪声。原来朱崧来到楼下,只见楼梯口已经被荷枪实弹的湘军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朱崧刚想从腰间拔出手枪,第八军教导师的士兵们就开火了,朱崧身中数弹,即刻毙命。

袁祖铭和何厚光在楼上听到枪声,知道中了周斓的圈套,连忙拔出各自的手枪向楼下射击。何厚光对袁祖铭说:“总座,这楼梯我们是下不去了,我在这里堵住他们,你快去撞开大厅的花窗,从房顶上我们或许可以逃生。”

袁祖铭抄起一把椅子将花窗砸开,只见窗外正是邻舍的屋顶,于是摔掉大衣从窗户中跳了出去。接着,回头对何厚光喊了句,“跟我来。”

两人逃出商业研究社大楼后,就乘着夜色,一前一后沿着临街的屋顶一路逃了下去。楼下的士兵们冲上楼来,发现袁、何二人已越窗逃走,就也鱼贯越窗,跟踪追击。

士兵们朝着两个黑影不断射击,黑影们一边逃跑,一边不时地扭过头来开枪还击,子弹打得房檐瓦角雨点似地飞溅。

不大一会儿,跑在前边的黑影踩塌了一块屋角,高大肥胖的身躯顿失重心,仰面跌落在一个天井院中,再也爬不起来了。此人正是袁祖铭。

跑在后面的黑影迟疑了一下,欲跳下去救助,不料就在此时大腿上中了一枪。他拖着受伤的腿,挣扎着爬过屋脊,就再也支撑不住了,身子一歪,滑落到聂振茂药店门口的大街上。这位就是何厚光。

追逐的士兵们蜂拥而上,分别将袁、何二人捆绑结实,押解回教导师师部。一路上,袁祖铭大骂唐生智、周斓不止。

驻扎在常德城内府坪老道署一带的袁祖铭禁卫旅的官兵们听到城东传来的枪声,知道情况有变,但一来情况不明,二来已是夜半时分,于是当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加强了驻地的警戒,等待着去赴宴的总指挥的归来。

到了第二天清晨,警卫旅的官兵仍然不见他们的总指挥回来,于是就在旅长的率领下开始向第八军教导师师部的方向攻击前进,企图救出袁祖铭等人。

他们刚刚出发不久,就遭到了教导师官兵的武装拦截。教导师的一个团长大声宣布道:“袁逆祖铭,虽已投效国民革命,但仍与吴匪佩孚保持联系,私通曲款,现已被逮捕,将按照军法对他进行审判。尔等应稍安无躁,听候总司令部的编遣,如有不服从者,严惩不贷。”

警卫旅的官兵们都是袁祖铭的子弟兵,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激怒了,他们非但没有撤回营房,反而向教导师的官兵们开火了。于是两军开始交战。

警卫旅的官兵均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而教导师以新兵为多。所以,教导师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在警卫旅的竭力进攻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到了下午时分,警卫旅的部队已接近教导师师部了,形势十分紧张。

周斓赶紧与唐生智通电话,报告情况,请示方略。

唐生智在电话中说:“原来还想把袁祖铭交给总司令部处理,现在看来不行了,只好借他项上人头去弹压他的部队了。周斓,你马上将袁、何二人枭首示众,看他们的人马还敢顽抗不敢!”

于是,周斓下令将袁祖铭、何厚光枪决于沅江岸边的沙滩上,割下首级,用竹竿挑起来让警卫旅的官兵们看。

看到袁祖铭的头颅后,袁军官兵们知道再进攻下去也是毫无意义的了,于是斗志顿消,开始仓惶撤退。在教导师的追击下,大部分官兵都缴械投降了。为什么同属国民革命军的两位总指挥,一位要设鸿门宴捕杀另一位呢?其中必有原因。

(二)

1926年12月底,江西庐山牯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临时行辕。决定下一步北伐战略部署的高级军事会议刚刚结束。

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兼北伐军中路总指挥蒋介石留下北伐军代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继续密谈。

蒋介石,字中正,1887年10月出生于浙江奉化。他于190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并于次年被选派赴日本学习军事。1908年他在日本加入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立即回国参加革命。在其后的十几年中,他取得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开始在国民革命行列中展露头角。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筹建黄埔军校,同年5月正式任命蒋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遂以黄埔军校为基础,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了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武装,东征西讨,为国民革命政府取得和巩固广东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6年夏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半年来,北伐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已从岭南广东打到了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势力已被打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了。

蒋介石吩咐侍从副官给李宗仁、白崇禧两人换上刚沏好的龙井茶,他自己则仍然是白开水一杯。蒋一脸真诚地说:“自从今年夏天北伐军兴一来,我军进展神速,实有赖于你们二位的鼎力襄赞呢。健生(白崇禧字健生)不愧是位出色的幕僚长,为我分劳不少。总司令部的业务有你负责我一百个放心。这次决定派你去东路军兼任前敌总指挥,帮何应钦的忙,也是迫不得已。敬之(何应钦字敬之)有时候优柔寡断,驭下有时失之过宽,所以东路军的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相信健生去了之后,会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各部队严加督导,一定能早日拿下杭州,平定东南,然后积极向上海推进,配合中路军进攻南京。明年春天我们一定要把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全部肃清。”

白崇禧说:“此次北伐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主要还是靠总司令统帅有方,另外将士们有三民主义作指导,临战奋勇当先,奋不顾身也是我军战必胜,攻必克的有力保证。蒙总司令信任,健生此次赴东路前线督导作战,一定周密策划,积极实施,一定不辜负总司令的期望。”

蒋介石高兴地说:“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你们广西部队这次在德邻兄(李宗仁字德邻)的率领下,一路从广西打到湖南、湖北,又转战江西,真可以称得上是战无不胜了!在下一阶段的战役中,德邻兄的第七军仍然是中路军的主力部队,我兼这个中路军总指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仗还是要靠德邻来打哟。”

李宗仁心里想:“你的第一军在前一段的作战中表现的确不怎么样,若不是我的第七军哪里危险支援哪里,恐怕江西至今还在孙传芳手里。”但嘴上却说:“总司令过奖了。我们此次出师,完全是为了救国救民打倒军阀而战,将士们敢不用命?德邻及广西子弟兵今后一定在总司令的指挥下继续全力作战,无稍懈怠。只是希望总司令今后在各军的待遇方面一视同仁,以免第一军和其他各军之间产生不必要的隔膜。”

蒋介石听了李宗仁的话,显出吃惊的样子说:“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在我们革命军中绝无嫡系杂牌之分,自从北伐以来,我和德邻、健生亲密无间地合作就是最好的见证。”

“第七军是没有问题的,”李宗仁说:“只是我最近听说其他各军在战利品分配上略有微辞,觉得有必要向总司令报告一下。”

“原来是这样,请健生负责调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如有不妥之处一定纠正。”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

白崇禧接着说:“我明天就处理此事,总司令放心好了。”

蒋介石喝了口白开水继续说:“对于今后东路军和中路军的作战,我都比较放心,只是西路军的情况比较复杂,今天把两位留下来,主要是想听一听你们对处理西路军事宜的意见。这次会议已经决定由唐生智担任西路军总指挥,统率四个纵队由汉口北上,沿平汉路攻击前进。但他似乎与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无法合作,不断向我控告袁军在湘鄂西作战不力,扰民有余,败坏革命军名义,并且说他已经掌握了袁祖铭仍在私通吴佩孚的证据。他提出如果不及时对袁部进行处置,必将影响我西路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一旦我军作战不顺利,袁军很可能会倒向吴佩孚,对我西路军进行侧击,后果不堪设想。唐胡子要求我授权他对袁部采取预防性措施,你们对此看法如何?”

李宗仁笑了笑说:“唐孟潇(唐生智字孟潇)现在野心大的很呢!打下武汉三镇之后,他的部队由一个第八军一下子扩编成第八、十八、三十五、三十六等四个军,他要独霸两湖地盘,睡榻之侧当然不容他人染指。他想解决掉驻湘西和鄂西的袁祖铭部黔军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白崇禧说:“德公分析的有道理,不过袁祖铭部自加入北伐军阵营后一直作战不力,一贯首鼠两端也是事实,他们从四川和贵州进驻湘西和鄂西后,一直动作迟缓,尽量避战,与其说他们是来参加北伐的,不如说他们是打着北伐的旗号出来抢地盘的。所以唐生智对袁的顾虑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蒋介石认真地听着,一会儿微微点头,一会儿又轻轻摇头。

白崇禧又接着说:“再说了,我们目前设立了西路军总指挥的位置,但是和左翼军总指挥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明确,需要两部配合时到底谁听谁的?论实力目前唐比袁大得多,论资历袁又很难服从唐,唐又怕袁赖在湘西不走,袁军扰乱地方不说,还要靠湘省财政养活他们,所以他们之间有矛盾一点儿都不奇怪。”

蒋介石说:“是这么回事儿。唐生智有野心我是清楚的,但我对袁祖铭这个人不太了解,多年来他能领着一支黔军纵横西南数省,也算是不简单呢!你们广西和贵州山水相连,想必二位对贵州和袁祖铭的情况相当了解,趁着今天有空儿,你们能否给我讲讲这方面的情况,也好让我下决心,到底怎样对待袁祖铭。”

李宗仁看了看白崇禧说:“由健生来谈吧,我想到什么随时补充就是了。”

白崇禧说:“那好吧,不过这事情可是说起来话长,总司令是希望我长话短说呢,还是详细道来?”

蒋介石兴致满高地说:“详细点儿,详细点儿,等会儿咱们在这里一起用餐,可以便吃边谈。”

白崇禧点了点头说:“要说清楚辛亥革命后贵州的形势和袁祖铭这个人,不能不涉及到另外两个人,那就是刘显世和王文华。刘、王、袁三人均为贵州兴义人。刘显世的祖父曾组织团练帮助清军镇压当地的反清起义,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和扶持,刘家遂成为兴义的第一大家族,一家三代担任县团练的统领。为了笼络其他地方势力,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将自己的长女刘显屏,也就是刘显世的姐姐嫁给了兴义的另一大王姓家族的王牧成,王牧成与刘显屏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叫王文华。所以,王文华和刘显世是甥舅关系。

而袁祖铭的祖辈均为武林中人,在兴义县以开镖局为业,也颇有势力。袁祖铭的祖父曾参与过反清起义,由于被刘官礼告发,结果被清军逮捕处死。从此袁刘两家结为世仇。”

白崇禧喝了口水又接着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显世乘机带领自己的团练武装从兴义开到贵阳,最终夺取了贵州政权,从1912年到1920年,刘历任贵州国民军总司令,贵州护军使,贵州督军兼省长,在贵州可谓一手遮天。”

这时李宗仁接过话头说:“刘显世只所以能够在贵州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外甥王文华的辅佐和袁祖铭的卖力。王虽然只是一位优级师范毕业生,却不乏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1911年刘显世带领团练到达贵阳时,曾受到当地新军的抵制,是王文华单骑晋省游说,才使刘部在贵阳站住脚跟。后来刘部与滇军配合夺取省政也得他与滇军密切联络,担任前敌总指挥。在黔军的组建发展过程中,王文华更是帮了刘显世的大忙。袁祖铭就是王引荐给刘的。袁是贵州陆军小学的毕业生,毕业后一时没有出路,就投入由王文华任学监的兴义高等小学任体育教员。”

蒋介石这时插话说:“他的这点儿经历和你颇为相似呢。”

李宗仁笑着说:“是啊,我从广西陆军小学毕业后,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体育教员。不过咱们还是谈贵州的情况吧,1911年,刘显世为了扩充自己的武力,开办了团防局将弁学堂,需要聘请几名教官,于是王文华就向刘显世推荐了袁祖铭。开始刘担心刘、袁两家有世仇,不想用袁,怕养虎贻患。王文华则说,‘当今天下纷忧,正是英雄崛起之时,要想成大事,就必须网罗人才,据我观察,袁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具备现代军事知识,又胆大心细,敢做敢为,目前他郁郁不得志,只要我们礼遇他,他一定会对你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刘显世这才同意起用袁祖铭。”

白崇禧接着说:“事实证明,袁祖铭的确是很能干。他在刘的将弁学堂任教半年多,为黔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例如目前在黔军中担任团、旅长的军官,有不少都是袁的学生。”

李宗仁又说:“王文华不仅向刘显世引荐了袁祖铭,而且还向刘引荐了不少留学日本归来的军事人才,例如卢焘、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等等。他们当中不少人目前都在总司令麾下供职吗!”

“是的,是的,”蒋介石点着头说,“敬之他们因为在贵州待不下去,就跑到广东来参加革命了,听说正是袁祖铭把他们赶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白崇禧说:“确切地说,敬之是被谷正伦赶跑的,而谷正伦又被袁祖铭赶出了贵州。”

“贵州的情况真是太复杂了,到底是因为什么?”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好奇。

“这就要谈到刘显世、王文华和袁祖铭三人之间的矛盾了,”白崇禧接着说,“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原本是十分密切的。辛亥年刘显世带兵一营赴贵阳时,刘自任管带,王文华和袁祖铭则分任队官和队副,以后刘每升一级,王、袁也都跟着各升一级。例如刘显世升任贵州国民军总司令后,王文华就升任团长,袁祖铭则升任营长;刘任护军使后,王升任师长,袁升任团长;刘出任贵州督军兼省长后,王升任黔军总司令,袁升任纵队司令和前敌总指挥。他们三人的这种关系就象是形影相随,密不可分。但在他们牢固地掌握了贵州大权之后,却因政见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而逐渐分道扬镳了,甚至最终演变到互相仇杀的地步,使贵州1920年以后政潮迭起,险象环生。”

李宗仁这时接过话茬说:“健生说的一点儿都不错。刘、王、袁三人是能够一同打江山,却不能一同坐江山。首先,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不同。例如民国四年袁世凯窃国称帝之时,护国军兴,刘显世因刚刚被袁封为子爵,所以在政治上倾向袁世凯,认为袁势力大,不会垮台。但王文华则认为贵州和首义的云南以及南方其他省份关系密切,应该加入护国讨袁的阵营。刘、王二人无法统一意见,最后王文华气愤地对刘显世说,‘你可以电告袁世凯说已派王文华率兵抵御北伐的护国军,我却率部赴湘西助护国军作战,然后你再电告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我们胜利了,功劳归你,万一失败了,责任由我一人承当,让袁世凯杀我王家一族。’就这样,刘显世最后才不得不同意贵州响应护国讨袁。若不是王当时极力坚持,刘显世那次肯定跟着袁世凯一起垮台了。”

蒋介石说:“是的,是的,在贵州王文华是最进步的,这我知道,他好象加入了国民党。”

白崇禧说:“刘、王、袁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不可调和。1916年初王文华率黔军主力出省后,大部分时间不在省内,贵州的行政、财务、经济大权完全被刘显世和他左右的亲信人物如熊范舆、张协陆、郭重光等人所把持,他们被称为兴义系中的‘元老派’或‘旧派’,都是些既得利益者。

而王文华统率的出省黔军在外连年征战,除了部队本身不断发展壮大外,却得不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王文华重用青年军人和青年知识份子,以他为核心形成了兴义系中的‘少壮派’或称‘新派’。他们对‘旧派’的专权和腐败无能越来越不能容忍,大有班师回省夺权的趋势。

刘显世也看出了这种苗头,深恐王文华尾大不掉,于是开始采取以袁制王的策略。1918年3月乘王文华不在军中的当儿,提升袁祖铭为贵州陆军第二师师长,

企图分割王手中的兵权。王文华也不示弱,于同年5月返回军中,以整顿为名,撤掉了袁的师长职务,改任袁为有职无权的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从此王、袁二人离心离德,结下仇怨。

在连年的护法、护国战争中,袁祖铭一直在前敌指挥黔军出省作战,身先士卒,有勇有谋,在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和班底,他的追随者主要有目前在左翼军中任军、师长的王天培、彭汉章、何厚光等人。在贵州新、旧两派的斗争中,袁祖铭开始立场比较超然,没有直接卷入,但在和王文华结怨之后,态度开始倾向旧派。

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渝柳铁路借款案’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19年,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在上海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草签了由该公司承包建筑由重庆经贵阳至柳州的铁路的合同,根据这项合同,贵州省政府将向外方借款五百万美元,用于筑路。旧派人物深恐此路一成,王氏兄弟在贵州的影响将无人可比,因此极力抵制合同的通过,指责王氏兄弟‘卖省营私’,最终使草约成为废纸。

新派则公开攻击旧派拖欠军饷,贪污腐败,扬言要公审属于旧派的财政厅长张协陆,直逼的张最后服毒自杀。

到了1920年冬天,新派终于从四川班师回黔,杀掉了旧派的熊范舆、郭重光等人,逼迫刘显世交出贵州政权,将刘遣送回兴义原籍。这就是所谓贵州‘民九事变’。敬之是王文华的妹夫,当时可是这出戏的主角之一呢!”

蒋介石越听越感兴趣,对白崇禧说:“我也听说过贵州‘民九事变’,那时袁祖铭在何处?”

白崇禧喝了几口龙井茶又接着说:“王文华决心发动事变向旧派夺权时,自己却不想背上外甥逼迫舅父的名声,因此在部队班师回贵州之际他自己却离开了部队赴上海活动,计划一方面开展一些联络工作,一方面为黔军订购一些枪械。但此时王文华已经对袁祖铭失去了信任,断不敢把班师夺权的重任交给袁,于是就胁迫袁与自己一同离开部队赴上海,而把发动政变的任务交给了他所信任的师、旅长卢焘、何应钦、谷正伦等人。所以,‘民九事变’发生时,袁祖铭是在上海。”

“原来是这样,”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这么说袁祖铭曾一度离开了黔军,那么他是怎样东山再起的呢?”

正在这时,一位副官进来报告说晚饭已经备妥,问是否需要开饭。蒋介石吩咐道:“把饭菜端到这里来吧,让厨房再多炒两个菜。”

不大一会儿,饭菜就摆上来了。蒋介石招呼李宗仁说:“请随便用吧,我们这里可是没有猪肉,健生是穆斯林,我也跟着清真起来。”

接着,三人便一边吃,一边谈。白崇禧说:“袁祖铭听到‘民九事变’的消息后,知道贵州的大权已经落入王文华手中,而自己在王手下是不会有任何前途了。于是他便在上海摆脱王文华,只身潜赴北京,走上了投靠北洋政府以图东山再起的道路。同时,他把自己的心腹何厚光留在上海,与属于贵州旧派的原贵州省议会议长张彭年合作,策划暗杀王文华。张彭年是被贵州新派逼死的原省财政厅厅长张协陆的弟弟,正蓄谋向王文华报仇。”

李宗仁这时接着说:“王文华在上海一方面生活烂漫,一方面疏于戒备,终于在1921年3月被张、何收买的刺客击毙在上海英租界内西藏路一品香旅馆门前。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贵州这几年的局势会稳定得多。”

蒋介石也说:“是啊,那样的话贵州这几年就会一直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了。袁祖铭这家伙也够阴险毒辣的,王文华总的来说还是有恩于他,可他却恩将仇报。实在可恨!”

白崇禧吃了几口饭菜,又接着说:“袁祖铭初到北京时,北洋政府的要人对他并不感兴趣,而是想拉拢王文华和卢焘弃南投北。但1921年2月卢焘等人根据王文华的指示在贵州公开通电声明,‘护法宗旨始终不渝’。这样一来,北洋政府对王、卢等人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才把控制贵州的希望寄托在袁祖铭身上。他们发给袁20万元款项,3000条枪,让袁到湖北去组织‘定黔军’。但是袁祖铭‘定黔’的图谋开始并没有得逞。一方面是因为王文华刚死,贵州新派军人之间还能够保持团结,共同拥戴卢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川、湘两省已经和卢焘达成了‘联防’协议,均以实行‘自治’为理由,拒绝袁祖铭假道。所以袁祖铭一时无从对贵州下手。”

这时李宗仁对白崇禧说:“你先吃点儿饭,我来替你说一会儿。大约一年时间之后,贵州和全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袁祖铭终于等到了时机。首先是贵州新派军人在省长人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五个旅长中,第一旅旅长窦以庄和第五旅旅长何应钦支持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出任省长,而第二旅旅长谷正伦和第四旅旅长张春圃则支持当时的省长任可澄,反对换人。第三旅旅长胡瑛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卢焘手中无实权,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到了1921年年底,何应钦和窦以庄在‘五旅纷争’中被击败,被迫逃离贵州,所以说敬之是被谷正伦而不是袁祖铭赶出贵州的。新派军人的‘五旅纷争’客观上给袁祖铭返黔提供了机会。

另外因1921年夏天‘援鄂’失败,湖南的赵恒惕此时也已开始转向依附北洋势力,所以袁氏返黔道路已通。

在1921年下半年中,袁又为返回贵州、东山再起作了不少准备工作,他一方面和刘显世会晤于汉口,建立同盟关系,商定夺回贵州后,刘主政,袁主军,于是刘显世同意把自己在贵州省内的残余势力交给袁指挥;另一方面袁运用自己在黔军中仍然存在的影响,派人潜回贵州联络黔军中的一些团长,准备倒戈,欢迎袁返回贵州。

1922年初,袁祖铭在汉口和洛阳多次会见了吴佩孚,吴又发给袁10万元款项及大批弹械,鼓励袁早日返黔夺权。

在内外条件都基本成熟之后,袁祖铭于1922年3月发动了所谓‘定黔战争’,

大批省内黔军在王天培、彭汉章、吴传心、王华裔等团长们的率领下投到了袁祖铭一边。卢焘、谷正伦、张春圃等人很快就失败了,被逐出贵州。袁祖铭于4月中旬就顺利地入主贵阳了。”

“这么说袁祖铭主要是依靠吴佩孚才东山再起了。现在他能否全心全意地打吴佩孚实在可虑。”蒋介石似有所悟地说。

这时白崇禧接着说:“袁祖铭和吴佩孚的关系实在紧密得很,1922年之后,袁基本上就是吴的一条走狗。几年来他积极执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四川’政策,带领黔军卷入川省内战,吴则不断给他输血打气,委任他为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就连刘湘、杨森等人也要听他的调遣呢。现在若不是我们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他是绝不会背弃吴佩孚而投向我们的。”

蒋介石频频点头说:“听了二位的介绍,我对袁祖铭这个人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看来,从政治上讲,他是没有什么定见和主张的,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家伙,但又是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能征惯战的人。我们给他的职位低了,肯定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但凭他对革命的态度和加入革命的时间我们又不可能委以他重任,弄得不好他很可能会给我们的北伐大业造成不小的危害。我看我们只好同意唐生智的请求,授权他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袁部采取行动,便宜行事。”

白崇禧说:“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

李宗仁却说:“我们还是慎重些好,不管怎么说,袁祖铭现在已经加入了革命阵营,唐部和袁部目前是友军关系,唐生智若无故打击友军,无异于革命军自相残杀,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呀!”

“德邻说的有道理,我们当然要告诉唐胡子,只有在袁部通敌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行动。”蒋介石说。

白崇禧说:“为了以防万一,我看有必要将袁部分割使用,这样即使袁祖铭将来想闹事,也掀不起大的风浪,另外袁祖铭听不听命令,他的部队服不服从调遣也能考验出他们的立场。”

“此计甚妙,健生不愧是‘小诸葛’哟,”蒋介石高兴地说,“怎样拆散他的部队呢?”

李宗仁说:“可以把袁的一部分部队调归中路军建制,这样可以增强中路军的实力。调一些袁军给我的江左军怎么样?”

白崇禧说:“行,我们就把袁部中最强的王天培第十军调到中路来,命令他们于明年元月25日前在鄂东的黄梅、武穴、广济一带集结,准备加入中路军的攻击行动;另外命令彭汉章的第九军应于第十军开拔完毕后,继续开拔,于元月30日前在武昌附近集结,用作西路军的预备队;袁祖铭集团的其他部队,如贺龙师、杨其昌师等,则令他们暂驻鄂西一带不动;袁总部及人数不满一师的警卫混成旅可暂驻湘西常德待命,这样一来,袁部就被分割为四块,首尾不能相顾了。”“

“太好了,健生你明天就向他们下达命令,另外再给唐生智拍个电报,告诉他总司令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另外请他监督袁部执行命令的情况。”蒋介石一旦下了决心,下命令还是十分果断的。

(三)

1927年元月初,湖北汉口,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唐生智正在主持高级军事会议。

唐生智,1889年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1907年唐生智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1914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湘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等职。1926年3月任湖南省代理省长,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表示拥护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归附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6月,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唐军连战连胜,于同年10月攻占武汉。1926年底唐生智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为西路军总指挥。

当天出席会议的全是唐生智的亲信嫡系将领,包括他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十八军军长叶琪、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教导师师长周斓,以及其他各位师长廖磊、刘建绪、吴尚、陶广、李云杰、张国威等。

唐生智对大家说:“半年多来,诸位连日征战,辛苦了。今天把大家都找来一方面商议一下下一阶段的北伐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大家商量一下如何对付现驻常德的袁祖铭。会后大家聚餐,好好热闹热闹。”

接着,唐生智对照着军用地图向大家部署下一步的北伐计划,“根据总司令部的作战部署,我们西路军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巩固两湖地盘,对所属部队进行整补编组,等东路军和中路军拿下南京、上海之后,我们将沿平汉路向开封、郑州方向攻击前进,展开‘河南战役’。我们的部队当然仍将是北伐的主力,将被编为西路军第一纵队,负责平汉路以西地域的作战任务,张发奎的第四军将被编为第二纵队,陈明枢的第十一军将被编为第三纵队,他们将负责平汉路以东地域的作战任务,袁祖铭的彭汉章第九军正在被调到武汉方面来,编为第四纵队。配合我们作战。朱培德的第三军将作为本路军的总预备队。由于总司令部对袁祖铭部队的可靠性尚存疑虑,因此责成我们对彭汉章军的行动进行监督。

就本军来说,我打算使用第十八军和第三十六军作为主攻部队,第三十五军和第八军留作机动,一方面担任卫戍任务,一方面对彭军加以监视。教导师则留驻湖南,绥靖后方。

目前吴佩孚的部队已被我们打得元气大伤,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吴佩孚将不是我们下一步北伐的主要对手,但张作霖的奉军很可能乘虚南下,进入河南,成为我们的劲敌。所以,我们对河南战役绝不能掉以轻心。

好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占领陕甘,届时将会东出潼关策应我军北伐,所以大家对河南战役应具有充分的信心。下面请大家对此发表意见。”

于是,诸位将领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具体实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取得河南战役的胜利均持乐观态度。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如何解决袁祖铭的问题,”唐生智表情严肃地说:“自去年10月袁部进驻湘西以后,他们滥收兵匪,擅委官吏,勒饷逼粮,干预地方民政财政,搞得当地民怨鼎沸,纷纷向我告状。过去袁祖铭在四川就想鸠占鹊巢,结果被四川人联合起来赶跑了。现在他又想割据湘西,难道我们就能够听之任之吗?我们的部队目前壮大得很快,尽湖南财力已感到很难维持,哪里有力量再养活袁祖铭的数万饿狼之师呢?”

众将领纷纷表示愤慨,有人干脆表示不如趁下一期北伐行动开始之前先武力解决掉袁祖铭集团,省得他们将来在后方捣乱。

唐生智继续说:“那样做要费很大力气,也不一定能得到总司令部和其他友军的谅解。目前,总司令部已经下命令调袁部主力第十军开往鄂东,编入李宗仁的中路江左军序列,而袁部第九军将开来武汉,加入我们西路军,我们且看袁祖铭他们是否服从调遣,如果他们服从,袁军将被分割,袁祖铭在湘西就没有多大实力了,我们要解决他就不会十分困难。如果他们拒绝执行调遣命令,那么总司令部自然会同意我们对袁部采取行动,到那时我们就出师有名了。”

听了唐生智的分析,众人点头称是。这时周斓发言说:“如果袁部主力遵命离开湘鄂西的话,到那时不劳诸位费神,我的教导师单独就能解决掉袁总部。我有一个想法,讲出来请总指挥和诸位定夺:

目前春节将至,到时候我可以用总指挥的名义在常德宴请袁祖铭,席间将他一举拿下,然后将袁部留湘部队悉数缴械改编。这样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袁祖铭的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实力。”

“那样的话,你的教导师也可以扩编成军了!”廖磊笑着说。

唐生智一边听一边点头,“你的这个计划不错,我原则上同意,你可以等候我的最后命令再实施。这次你返回湘西之后,可以指示绥靖处长周鳖山,由他出面代表我方与袁祖铭联络谈判,对袁提出的各项要求一律采取拖延态度,先将他稳住再说。如果袁部主力遵命在指定时间内离开湘鄂西的话,我会在春节前向你下达执行你的计划的命令。但你最好是生擒袁祖铭,不要把他打死。届时我们把他交给总司令部处置比较妥善,反正我军在攻克宜昌时缴获有大量袁祖铭、彭汉章发给吴佩孚、卢金山的密电稿,说他们私下通敌是完全有证据的。我们采取断然行动也是迫不得已。”

(四)

1927年元月26日,常德城内府坪老道署,国民革命军左翼军总指挥部。袁祖铭正在与自己的参谋长朱崧和第四师师长何厚光谈话。

袁祖铭拿出一封大红请帖对朱崧和何厚光说:“和咱们同驻常德的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送来帖子,请咱们除夕晚上去商会大楼出席由他作东的年夜宴会,你们看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何厚光马上回答说:“不去,他周斓不过是个区区师长,您是堂堂总指挥,他有什么资格请您?顶多让我去应酬一下就行了。”

袁祖铭说:“宴会虽然是由周斓作东,但他的帖子上说他是代表唐生智请咱们。”

“唐生智有什么了不起!”何厚光又说,“当年您任援川军总指挥统率好几万兵马时,他才不过是个湘军旅长。他不亲自请您,您又何必屈尊前往呢?”

这时朱崧说:“话不可以这样讲,什么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吗。现在的唐生智和一年前的唐生智可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去年这时候他手上只有一个湘军第四师,充其量也不过万把人,但他却敢于向吴佩孚叫板,此人有目光,有魄力,绝非等闲之辈啊!现如今他手中的嫡系部队就有差不多5个军,另外粤军张发奎、陈

明枢等部、鄂军刘佐龙、夏斗寅等部目前也都归他指挥,我们的第九军不也要调归他统辖吗?所以,现在我们绝不能再轻视他,要摆正确我们与唐军之间的位置,搞好和他们的关系才对。咱们目前是客居湖南,我看咱们还是客随主便,应邀赴宴的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袁祖铭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我们目前在湘西的地位很尴尬哟,咱们去年出师时的如意算盘现在看来是打错了。当时咱们希望唐生智和叶开鑫打成平手,战线胶着在岳阳与长沙之间,这样他们谁也顾不上湘西,而我们正好乘虚而入,南北两方面肯定都要争取我们。我们正可以左右逢源,大有可为。没想到叶开鑫那么不经打,就连吴子玉5 派来的援军也不中用,蒋介石、唐生智他们一下子不但打

过了岳阳,还拿下了武汉三镇,看来他们的那个什么‘主义’还真是有些魔法呢。前一阶段咱们没怎么出力,老蒋和唐胡子他们肯定认为咱们和吴子玉藕断丝连,现在他们蓄意拆散我军,要将天培和汉章的部队都调走,我要是不同意,他们肯定会给我加上蓄意谋反的罪名。现在我这个总指挥还有什么干头?指挥谁?连自己的部队都调给别人了。我真有些龙游浅水被虾戏的感觉。”

“他妈的,咱们不跟他们干了,干脆把天培、汉章他们都叫回来,咱们要么把部队拉回贵州去,要么把部队开往豫西,还跟着吴大帅干!”何厚光嚷道。

“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过!”袁祖铭说,“但目前都行不通,咱们贵州地贫财虚,养活不了我们这么多军队,我的那位亲家周西成现在羽翼已满,也不会欢迎我们回去。再去投吴子玉也不行,一方面他不会再信任咱们,另一方面他现在是自顾不暇,也不会再对咱们有所接济了。我看他的河南地盘也保不住几天了,河南是四战之地,唐生智他们下一阶段一进攻,吴子玉的残破队伍肯定抵挡不住,张作霖的奉军就会打着援助的旗号进入河南,另外冯玉祥目前已经拿下了甘肃、陕西,肯定也会出师河南,中原逐鹿就在眼前哟,我们又何必去凑热闹呢?”

“总指挥的目光就是远大,”朱崧说,“那么我们究经怎样自处呢?”

“目前我们只能以静待动,蛰伏湘西,等待时机,”袁祖铭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先和老蒋、唐胡子他们虚与委蛇吧。”

“那么我们后天到底去不去出席周斓的宴会呢?”朱崧问。

“还是去吧,到时候我们还可以顺便向他们催要些粮饷,不给他们些面子怎么行呢?”袁祖铭傲慢地说。他哪里知道这就成了他做出的最后一项决定。

(五)

四天之后,本文开始时所描写的一幕终于发生了。曾拥兵数万,纵横数省的袁祖铭落了个命丧湘西常德的下场。

1927年2月5日,唐生智又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又在汉口以“统率无方”为理由,将前来拜见的袁部第九军军长彭汉章逮捕,三日后秘密处决。

袁部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获悉袁、彭二人的死讯后,急忙发表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敬当永失精诚,效忠党国”。在随后的北伐战役中,王天培曾出任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和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部在作战中亦有出色表现。但在同年8月的徐州战役中,因失守徐州,王天培被蒋介石加上“指挥失当,贻误军机”的罪名收审关押,不久在杭州被秘密枪决,成为蒋推卸战败责任的替罪羊。参加北伐的黔军均被解散或改编。至此,曾显赫一时的贵州袁祖铭军事集团在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灰飞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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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5) 张作霖战败泄愤 张绍曾魂断津门

(一)

1928年3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城中到处流传着南方的北伐军即将发动新一轮攻势,分数路直捣幽燕,会师京城的消息。奉军派款捕人日甚一日,商贾市民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意笼罩着这七朝古都,首善之区。

中南海怀仁堂内,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正在主持军政联席会议。出席者包括内阁总理潘复和各部总长,以及安国军各方面军的军团长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张作相、张学良、吴俊升、杨宇霆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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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1894年投毅军当兵,后来脱离了官军,自己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浪迹绿林,闯荡江湖。1902年张作霖的人马被清政府盛京将军增祺招抚收编,张作霖被委任为清军新民府游击管带,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张因军功升任清军巡防营统领。第二十七镇统制等职。

民国以来,张作霖历任北洋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多年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一位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人物,

1920年张作霖的奉军协助北洋集团中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击败了段祺瑞的皖系,张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并与直系联合控制北京政府。

1922年春,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被迫退回关外。张作霖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埋头整军经武,将奉军由一支带有浓重绿林色彩的旧式武装改造成新式正规陆军。

1924年,张作霖与广东的孙中山和浙江的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策动直系健将冯玉祥阵前倒戈,奉军终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击败直军,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京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和上海,一时拥有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地盘。

1925年中秋之际,直系骁将孙传芳于浙江发动反奉战事,将疏于防备而又兵力分散的奉系势力一举逐出上海及苏、皖地区。

同年12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率所部奉军主力回师奉天,要求张作霖退位让贤。虽然张作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终将郭击败擒杀,但奉军因此元气大伤。

1926年春,张作霖与东山再起的直系统帅吴佩孚捐弃前嫌,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奉军于四月底占领了京津地区,并与直军合作在北京附近的南口将国民军击溃,从而控制了北京政权。

就在奉直联军在北方与国民军酣战之际,南方的国民政府所属的国民革命军却开始了气势磅礴的北伐,连陷湖南、湖北等省。吴佩孚在击败国民军之后急忙回师南下救援,竟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但湖南、湖北没有收回来,最后连河南老巢也守不住了,只得落慌败走四川。

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顶不住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于1926年下半年和1927年上半年连失江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地盘。最后孙传芳不得不只身赴北京就前年反奉之役向张作霖负荆请罪,表示今后衷心归附之意。

张作霖倒也不记前嫌,一方面帮助孙传芳恢复实力,一方面令张宗昌协助孙传芳反攻江南。

已被击溃的国民军在冯玉祥于1926年秋天从苏联返国之后又重新集结,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在北方接连攻取甘肃、陕西、河南等省。

在北洋残余势力的拥戴下,张作霖于1926年12月1日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安国军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为北京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但1927年下半年安国军在几条战线上均出师不利:

7月,一向仰张作霖鼻息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竟然宣布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两路攻略河北,邀击奉军。张作相率奉军五万虽然把晋军主力赶回了山西,但晋军将领傅作义率领一师人马坚守的涿州却成为留在京汉线上的一棵钉子,几个月都拔不掉,实在令奉军大丢颜面。

8月,孙传芳趁蒋介石下野之际反攻江南,开始颇为得手,一路从徐州打过长江,已经兵临南京城下,却惨败于龙潭、栖霞,又被北伐军赶回江北,徐州也于年底得而复失。

张宗昌、张学良在豫东和豫北向冯玉祥发起进攻,几经拉锯,终不能扭转颓势,占得上风。

时至1928年春,安国军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张作霖语气沉重地说:“诸位也都知道了,蒋介石去年夏天被我们打得下野之后,去日本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国民党于上个月在南京召开了什么二届四中全会,现在蒋介石又把北伐军总司令的位子弄到了手。还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看来南蛮子们的内讧要告一段落了,他们很可能不久就会发动新的攻势,诸位看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

张宗昌高声大嗓地说:“听说他们目前正在编组军队,老蒋把他自己的队伍编为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编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晋绥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再加上他们收编的唐生智部湘军被编为第四集团军。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囤,我们还有好几十万能战之兵,难道怕他们不成!”

“效坤的勇气可嘉,咱们当然不怕他们,今天咱就先在军事上分分工,到时候各位各自担当一个方面。”张作霖嘴上这么说着,可心里还是有点儿发虚,“下面请杨总参谋长给大家谈谈防御部署,之后诸位可以各述己见。”

这时,安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杨宇霆站了起来,走到军用地图前,对照着地图说道:“各方面军今后的战略分工如下: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负责京汉铁路正面,由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任总指挥,鄙人任副总指挥,对冯玉祥集团和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可能发动的攻势取守势,先挫其锐气,然后相机反攻;第二方面军和第七方面军负责津浦铁路正面,由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任总指挥,第七方面军军团长褚玉璞任副总指挥,负责对付蒋介石集团可能发动的进攻;第一方面军负责鲁西地区,由军团长孙传芳任总指挥,负责策应京汉线和津浦线两方面的作战;京绥线方面由第五方面军负责,军团长张作相任总指挥,取攻势,争取尽快击破阎锡山集团,占领山西和绥远,然后将主力东移,支援京汉线和津浦线的作战;第六方面军负责后方治安,由军团长吴俊升任总指挥。下面请大家发表意见。”

这一军事部署基本符合当时的军事态势,对各部队的部署无需进行大的调整,因此各将领均表示赞同,只是纷纷向张作霖提出补充弹械及时发饷的要求,以便尽快恢复实力,鼓舞士气,才好与北伐军进一步周旋。

张作霖表示将尽快从奉天兵工厂调来大批武器,分发给各军团,但同时无奈地说:“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之时有卧薪尝胆之志,目前时有欠饷,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等大局安定之后,国家一定论功行赏!”

张学良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发言,心里想:“去年我们奉军在河南一败西平,二败上蔡,三败临颍,四败新乡,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也两败豫东的兰封、考城,孙传芳虽然曾一度反攻得手,从徐州一鼓作气打过了长江,但还是没能在江南站住脚,又被人家赶回了江北,而且损失惨重。要不是南方阵营闹起内讧,闹出什么‘宁汉对立’、‘南昌事变’、‘广州事变’等等,顾不上继续北进,恐怕我们今天早就不得不撤回关外老家了!”想到这里,张学良不禁感到一阵心悸。

这时候内阁总理潘复说话了:“诸位将领继续作战抵抗南军的决心实在领兄弟我钦佩之至,鄙人领导下的责任内阁一定在钱粮方面尽最大努力支持你们。不过我认为自去年夏天以来我军南下作战不利,目前需要一段时间休整才好。另外南京政府早已清共讨赤,就连冯玉祥也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所以在治国方略上他们和我们并无根本分歧,因此兄弟我认为,如有可能的话,目前应寻求与南方开展谈判,止兵停战,化干戈为玉绵,然后南北两个政府再共同寻求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途径。”

“我赞成总理的意见,”这时候张学良说话了,“再继续打下去老百姓可真是困苦不堪了,我们在河南时就看到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景象。这种内战再打下去实在是没有意义,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取胜的把握。”

张作霖说:“去年夏天我们发出‘讨赤’通电之后,国民党内各派都陆续实行了‘清共’、‘分共’,所以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就政治主张而言,我们实在是胜过国民党一筹,可他们却把我们视为‘军阀’,必欲打倒而后快,真是岂有此理!目前若能就地停战,对我们当然有利,只恐怕南蛮子们不会就此罢休哇。”

“蒋介石刚刚复职,正想表现一番,现在与他谈判停战,恐怕是与虎谋皮,行不通,”孙传芳说:“我们能否试试与冯玉祥先取得联系,先和他达成局部停战协议,说到底,老冯也算是北洋出身,他现在和革命党搞到了一起,还不是因为老蒋现在每月助他二百万军饷。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钱,只要他不动,老蒋就难唱独角戏。我们收拾阎老西,老冯说不定还会暗自开心呢,前年雨帅和玉帅在南口攻打国民军时,要不是阎老西从背后捅上一刀,国民军还不至于败得那样惨,所以,国民军的将领们都十分衔恨阎锡山。我们应该争取分化对手。”

“我觉得现在让冯焕章罢手不太可能,”张宗昌说:“磬远兄,你对老冯可能还不太了解,他那人虽然也是从咱们北洋圈儿中混出来的,可总是跟大伙儿格格不入,老爱标新立异。举个例子吧,我听吴佩孚说过,民六那年讨伐张勋复辟之后,陆军部在北京召开整军会议,他和冯玉祥都参加了。

有一天晚上,旅长李星阁好心好意地请冯焕章、吴子玉、张锡元、王汝勤等八位旅长一起聚餐,商量今后避免参加内战的事。饭后一时高兴,有人就叫来几位姐儿陪大家玩玩,不想却惹恼了老冯,他借口上茅房就出去了。

不大一会儿,只听得外面有个老妇人高声乞讨,大家出去一看,也不知道老冯是从哪儿找来个要饭花子老太婆,在哭天摸泪,见大家都出来了,老冯就给那个老太婆几块钱,老太婆千恩万谢地走了。原来是老冯跑到大街上去找到这个正在要饭的老婆子,告诉她说,‘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去那里讨饭,只要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大洋。叫两声,给两块。’

接着老冯就教训起其他旅长来了,说什么全国有无数人在受穷挨饿,国家还在受人欺负,大家作为有志军人今后要坚决反对内战,而不应该这么吃花酒,搞腐化。结果弄得大家兴致全无,不欢而散。

所以现在老冯和南蛮子们搞到一起,来革我们的命,也没什么奇怪的。前年夏天咱们在南口打他的国民军时可是一点儿情面也不留,现在他得势了,能对咱们心慈手软吗?”

“要说冯玉祥那人乖戾做作,爱沽名钓誉,我咋会不知道?”孙传芳说,“我这里也有他的一件轶事,不知大家听说过没有?民国十三年,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吴子玉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全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均赠贺仪,就连一向自命清高的康有为都送了祝寿条幅‘五十功名才过半,八方风雨汇中州’横批‘牧野鹰扬’。把吴子玉高兴坏了。

老冯当时在北京任陆军检阅使,没有亲赴洛阳祝寿,而是派人给吴子玉送去一个酒坛子。吴子玉以为是什么好酒,还拿出来招待我们,大家一喝,差点儿笑得没把嘴里的‘酒’给吐出来。原来那坛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酒,而是白水。吴子玉脸上一阵白,一阵红,还自我解嘲说,‘焕章这是与我搞君子之交淡如水呀,好!好!’其实大家都明白,他这是言不由衷。”

听到这里,在座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就连张作霖也笑着说:“冯玉祥那小子,就是鬼把戏多。那年我们正准备打吴子玉,没有派人去洛阳凑热闹。冯玉祥满嘴唱高调,其实还是最认钱。他和吴子玉尿不到一个壶里,还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他当河南督军时,吴子玉在洛阳搞扩军,向他要钱,他自己也在拼命扩军,哪里有钱给吴佩孚?吴子玉看冯玉祥不买他的帐,就千方百计要把老冯从河南排挤走。曹锟眼看一口槽上栓不住两头叫驴,只好设了个陆军检阅使的位置,将老冯调离河南了事。”

这时候杨宇霆插话说:“要说老冯认钱那可是一点儿都不假,那年要不是咱们付给他两千万元的银票,他能临阵班师回京囚禁曹仲珊,倒吴子玉的戈吗?”

“对呀,现在只要咱们舍得花银子,买通老冯按兵不动还是有戏的!”孙传芳拍着大腿说。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民国十三年那时,我们和老冯还未直接交过手,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仇冤,而他和吴玉帅积怨已深,所以我们容易买动他,”张学良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这几年来咱们与国民军没少打仗,都快成死对头了,老冯他会见钱眼开,不记前仇吗?”

“汉卿说的不错,要想让老冯住手,我们除了要不吝惜银子之外,还必须请出一位在老冯面前说话有分量的人为我们说项才行。”杨宇霆不紧不慢地说。

“在老冯面前说话最有分量的当然要数陆建章了,”张宗昌说,“辛亥那年老冯因在滦州参与举事,被押解回原籍,路过北京时,被陆建章截留了下来。当时陆正在北京任京防营务处督办。后来陆不仅使冯很快就重任管带之职,还把自己的干女儿许配给了冯。接下来还为冯谋到了团长、旅长的缺儿。因此,老冯对陆老将是俯首帖耳,甘效犬马之劳。打‘白狼’那年为陆打出了陕西地盘。后来皖系当政,段祺瑞派老冯南下福建去打护法军,属于直系的陆老将给老冯打招呼,要他不必为皖系卖力,结果老冯兵到浦口就不动了,后来还在武穴发通电,主张南北息兵议和。可惜陆建章后来被皖系的‘小诸葛’徐树铮设计杀了,咱们现在上哪儿去找他呀!”

“是啊,要是陆建章还活着就好了。我和他还是有些交情的。”张作霖叹了口气说。

“大家别着急,我还知道一位名宿,也称得上是冯玉祥的恩公,只要他肯出面替咱们说话,我想老冯准不会驳他的面子,”孙传芳信心十足地说。

“他是谁?磬远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众人七嘴八舌地问道。

孙传芳一板一眼地说:“此人乃是前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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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

“你是说张敬舆呀,”张作相说,“不错,他是冯的老长官。辛亥年冯在清军第二十镇任管带时,张正好是第二十镇统制,可以说是冯的老上司。”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深得很呢,”孙传芳接着说,“不瞒雨帅和诸位,民国十四年秋天我从浙江进攻上海、江苏就是受了张绍曾和冯玉祥的怂恿才发动的,现在想起来还深感愧对雨帅。当时代表他二人去杭州策动我举事的正是张绍曾的胞弟张绍程。绍程那次在我那里盘桓了不少时日,给我谈了许多有关他大哥与冯玉祥之间的事情,我始知冯玉祥之所以能在军界展露头角,平步青云,除了早期得力于陆建章的提携之外,给他帮助最多最大的当数张绍曾了。”

“张绍曾都帮过老冯什么忙啊?请磬远兄说给俺们也听听,”张宗昌好奇地说。

孙传芳看了看张作霖,见张也是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就接着说道:“民六那年,老冯在四川与蔡锷他们的护国军作战不卖力,甚至接受了护国军的番号,事后深受段合肥疑忌,老段就找茬儿把老冯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给撤了,让他去当什么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老冯在十六混成旅身上没少花心血,眼看老本儿丢了,终日烦闷,于是就时常闲居天津,去青年会听牧师讲经,赖以消磨岁月。当时张绍曾正任陆军训练总监,对冯特别关注。黎元洪任大总统后也和老段搞不到一起,府院之争势如水火。张绍曾趁机在黎元洪那里为冯谋回了第十六混成旅,于是电召冯入京。

见面之后张问冯:‘你在天津一向可好?’

冯说:‘我一心归主,不问世事。’

张说:‘这是你的真心话吗?现在有个差事给你作,你去不去?’

冯说:‘我一直走背运,能有什么好差事给我作?’

张说:‘叫你回十六混成旅还当旅长,怎么样?’

老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吧?我的旅长早被杨桂堂接替了,他能轻易还给我吗?’

张这时取出委任状,递给冯说:‘这是大总统发给你的委任状,你拿着只管去办交接好了。’

老冯还是感到为难,说:‘杨桂堂要是不相信我怎么办?’

张绍曾说:‘不要紧,我正好有事要回天津一趟,现在十六旅的旅部在廊坊,正好路过。到时候我与你一同下车走一趟,想必杨桂堂不敢抗命不遵。’

老冯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跟着张敬舆去到第十六混成旅旅部。杨桂堂和其他官佐见到训练总监驾到,自然是恭恭敬敬地迎接进去。

张宣布道:‘为了整顿军事,使人地合宜起见,经大总统核准,现调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杨桂堂为陆军训练总监部部员,即刻到任,旅长遗缺由前旅长冯玉祥复任。现有大总统手令在此,你们马上办理交接手续。’

杨桂堂本来就是个草包,对张和冯喏喏连声,奉命唯谨,再加上十六旅的大部分团营长均还是冯的亲信,于是老冯就顺顺利利地又把第十六混成旅拿回来了。不久,张勋复辟事起,老冯率领十六混成旅充当讨伐张勋的先锋,首先攻入北京,很是风光了一回。”

“原来是这样,”张宗昌说,“张敬舆可真是帮了老冯的大忙,要是老冯当初拿不回来第十六混成旅,那他在军界根本就不可能咸鱼翻身了!”

“张绍曾对老冯的关照还不止是帮他拿回十六旅,”孙传芳又接着说,“民国十一年,冯玉祥当上河南督军之后,在由他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师之外,又招募了大量兵员,新成立了三个旅,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成立这些部队没有得到曹锟、吴佩孚的同意,因此没有番号,算不上正式编制,也就不能获得粮饷。老冯为此深感苦恼,就瞒着曹、吴,直接与当时在北京任陆军总长的张绍曾联系,请他想办法解决部队番号问题。冯派他的得力部将张之江赴北京去找张绍曾,请求张用陆军部的名义发给番号。

张敬舆十分清楚老冯与吴子玉的矛盾,对此颇感为难,便对张之江说:‘要成立新的部队,必须经过内阁会议讨论通过才行,不能由我一人说了算。目前大多数内阁成员都是曹、吴夹袋中的人物,如财政总长张英华、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他们都仰吴子玉的鼻息,没有吴的同意,这些人会通过让焕章成立新部队的议案吗?你回去告诉焕章,这事儿我简直没有一点儿办法。’

张之江只好返回开封向老冯据实禀报。老冯并不死心,又派了曾是张绍曾的学生的张树声去北京求见张绍曾。老张知道小张的来意,故意拖延不见。张树声软磨硬泡的功夫也好生了的,每天照例到陆军部去守候,见不见都递上名片。有时张树声还到张绍曾府上去坐等,见面之后,老是请求总长在没办法中给想办法。

最后,张绍曾被他磨得实在受不了,就对他说:‘你们冯焕章尽给我出难题,好吧,我拼上总长不当了,不通过阁议,就用陆军部的公文批准你们成立三个旅。’

张树声磨出了这句话,自然是千恩万谢而退。不多几日。陆军部果然发布命令,核准冯玉祥所部扩编三旅。就这样,老冯的实力一下子扩大了一倍。

事后吴佩孚闻知此事,虽然十分恼怒,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一时也没有办法对付张绍曾和冯玉祥。”

“如此说来,张敬舆对冯焕章的帮助不在陆建章之下呀!”张作相说。

“一点儿不错,”孙传芳说,“后来吴子玉还是容不下冯焕章,非把他从河南督军的位置上挤掉,换上听他话的张福来不行。又是张绍曾想出个‘陆军检阅使’的职务来安排冯焕章,经过曹锟同意,把老冯从河南调到了北京南苑。这样一来,吴、冯两人在一段时期内才相安无事。”

“现在张敬舆正闲居天津,我们请他出来调停议和,想必他不会拒绝,”潘复说,“根据我的印象,在以往每次南北战端中,此公都持中立的立场,主张停战息兵,谋求国家和平统一。”

“对,只要他肯出面叫老冯住手,老冯会不给面子?”张宗昌大大咧咧地说,“怎么样,雨帅,事不宜迟,要不我和磬远兄回防路过天津时,一起去请他张敬舆出山?”

“请张绍曾出来呼吁和平,我当然不反对,但我们对此也不能抱过高希望,说到底,能打才能和,所以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要放在打上。效坤和磬远都是方面大员,还是尽早回防为好。请张敬舆上轿的事儿,待我和杨总参谋长仔细商议后,自会派合适人选前去请他。诸位放心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等一会儿大家聚餐,我让他们准备了法式大菜。”

(二)

晚宴过后,众将领和阁员们纷纷离去。张作霖把杨宇霆和张学良留下来继续密谈.

“今儿个开会时孙磬远提出请张绍曾出面调停议和的事儿,”张作霖说,“当时我没多说什么,因为不想扫大家的兴。但据我估计,张绍曾他不会愿意出来帮我们的忙,因为我和他从来都搞不到一起。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他恐怕正巴不得我们赶快垮台,看我们的哈哈笑还来不及呢,会出来帮我们的忙吗?”

张学良问:“过去咱们和他没打过多少交道,您和他能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不成?”

张作霖吸了几口水烟,说道:“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连麟阁也不一定清 楚。我和张绍曾结怨在辛亥那年。革命党和新军在武昌举事之后,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奉天。当时驻奉天的军队除了我的第二十七镇之外,还有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卢永祥的第三镇,和蓝天蔚的第三混成协。第二十七镇是由五路巡防营改编而成的,被视为旧军,其他各部队均属于所谓新军。当时任东三省总督的是赵尔巽,他深知新军不可靠,尤其是张绍曾和蓝天蔚均系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很可能会同情甚至参与推翻朝廷的行动。

赵总督迫于形势不稳,人心浮动,决定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决定东北应付时局的方针。开会之前,赵督先找我谈话,向我交底。他说:‘那班新军将领开会时一定会逼我宣布东北独立,甚至要求出兵南下北京,支援武昌方面。我素知你忠勇侠义,必不负朝廷,希望你想办法在会上镇慑一下那班新军将领,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正式开会那天,张绍曾他们早早就到了,一个个精神气儿十足,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架式。我进入会场时双手持着一个羊肚毛巾包,坐定之后就把它放在面前的会议桌上,然后说:‘妈拉巴子,这是炸弹,咱们今天谁要是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它,谁也别想逃出这个屋子!’

再看张绍曾、蓝天蔚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这时,赵总督才进来主持会议,他说:‘我们大家拿朝廷的俸禄,吃皇上的饭,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我们理应尽忠报效朝廷,至少不应莽撞行事,害己害国。我主张我们目前采取保境安民的方针,对武昌之事暂不表态,无论将来局势怎样演变,我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同意我的主张的请举手。’

我率先举起了右手,左手按住那个羊肚毛巾包。那班新军将领开始就是不举手,但谁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赵总督接着又劝又求,最后卢永祥终于先举起了手。张绍曾他们才不得不随着举手。

会议结束后,赵总督留下我问道:‘雨亭,你那毛巾包里装的真是炸弹麽?你真的要和他们赌命麽?’

我把毛巾包打开让他看,里面装的原来只是三筒三炮台香烟。

赵老头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可真行,用三筒香烟就把他们全给镇住了。’

从那儿以后,我就知道张敬舆是恨透了我。他当陆军总长和内阁总理时,从来不帮咱们的忙。民国十三年,咱们和冯玉祥联手打败吴佩孚后,冯玉祥曾向我提出要请张敬舆出来再任总理,我直接了当地表示反对,冯才作罢。

吴、冯反目,直系分裂是张敬舆所不想看到的。张和吴、冯都是儿女亲家,张的女儿已经嫁给了吴子玉的儿子,张的儿子也已经和冯焕章的女儿定了亲。所以在民十四那年他就积极活动,想恢复直系大团结,共同对付我们。老冯当时眼看斗不过咱们,也就同意了张敬舆的主张。今天开会时孙磬远也说了,他只所以那年敢对咱们动手,主要就是因为受了张敬舆和老冯的怂恿。

吴子玉曾告诉过我,张绍程当时也曾到岳阳去见过他,兜售直系大联合的主张。无奈吴子玉恨冯焕章入骨,宁愿与我们捐弃前嫌,共同对付冯焕章,而不愿意与冯和解,共同对付我们。这样一来,张绍曾的策划才最后落空。你们想想,他张绍曾眼下会帮咱们的忙吗?”

张学良有些丧气地说:“如此说来,张敬舆这次是不会出来呼吁和平了。我们只有打到底了!”

“依我之见,我们也不必自己先把路子堵死,死马当作活马医,派个人去天津张府探探口风无妨,行不行我们也不损失什么,”杨宇霆建议道。

张作霖点点头说:“麟阁说的也对,那么你看派谁去合适呢?”

“派总部副参谋长邢士廉去如何?”杨宇霆说,“我听邢士廉说过,张绍曾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任教官时曾教过他,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说的上话。”

“那就这么着吧,事不宜迟,你明天下午让他来见我,我给他交交底,然后让他尽快去天津一趟。上次派他去当上海警备司令,没放一枪就让孙磬远他们给赶回来了,干得实在不漂亮,这次看他能不能将功补过。”提起邢士廉,张作霖对三年前发生的事仍然有些耿耿于怀。

“好,我明天一早就通知他,”杨宇霆回答道。

张作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儿,对杨宇霆说:“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差点儿忘了,前几天有人向我报告说最近在天津发现有一个未经登记的地下电台,发报频繁,十分可疑,不象是一般的商业台,说不定是南方情报人员的电台,你最好赶快派人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杨宇霆连忙点头说:“请大帅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尽快处理此事。”

(三)

天津英租界马厂道张绍曾公馆。

张绍曾正与来访的薛笃弼、丁春膏、刘治州等人在客厅里谈论时局。

张绍曾,字敬舆,1879年出生于直隶顺天府大城县一个贫困的私塾先生家庭。他自幼聪颍好学,17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习炮兵科。19岁毕业时,恰值清廷选拔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绍曾被选中,于1900年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科,为该校接纳的第一期中国留学生。

1902年底,张绍曾从日本学成回国,先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任教官,然后在北洋陆军中历任第二镇帮统、统带,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第二十镇统制等职务。

1907年,在宋教仁的介绍下张绍曾加入了同盟会,为辽东支部负责人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绍曾倾向革命同情起义,屯兵滦州,拒绝执行清政府调第二十镇南下武昌讨伐起义军的命令,并截留军火,间接地支援了起义军。他还公开提出制定立宪政纲、罢黜皇族内阁的建议,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恐慌。

民国以来,张绍曾历任绥远都统、陆军部训练总监、陆军总长、蒙疆回收委员会会长、内阁总理等职。1924年辞去职务后一直在天津赋闲。

在多年的北洋派系纷争中,在长期的南北政府对抗中,张绍曾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内战,但因为手中没有兵权,没有实力,因此他的呼吁一直受不到各方面的重视。他与各派实力人物均有联系,但在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上与自己的老部下冯玉祥比较一致,在政治上对冯玉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眼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从去年南口战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发展成一股足以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张绍曾对此深感欣慰,前些时他自己掏腰包花了五千块钱从天津的一家洋行购买了一架无线电台,设在自己的公馆中,与远在河南的冯玉祥建立了联系,有时一日发报数次,向冯提供有关奉军的军事情报和京津一带的政治、经济动态。

薛笃弼、丁春膏、刘治州等人都是冯系干部,薛笃弼刚从河南潜赴天津,丁、刘二人已在津好几个月了,近来一直在帮助张绍曾搞情报和电台工作。张绍曾问薛笃弼:“你不是在河南任省主席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薛笃弼说:“我的省主席已经被鹿钟麟接替了,冯先生要我来天津见您老,为日后部队重返京津预作准备。除了加强情报工作之外,冯先生还希望我们加强策反工作,分化安国军,尽量减少部队将来北伐的阻力。”

张绍曾听了高兴地问:“焕章准备什么时间发动新的攻势?”

“不会太迟。我临来时他让我转告您,快的话大概下个月就可以发动。他已经把属于第二集团军的队伍编组完毕,一共编了八个方面军。等与其他集团军协调完毕,马上就可以发动攻势。”

“太好了!”张绍曾感叹地说,“这近一年来,焕章领着你们干得实在不错!去年南口失败后,我曾以为国民军三、五年以内很难东山再起恢复实力了。没想到你们把局面扭转得这样快,从五原誓师,到平甘定陕,再进一步逐鹿中原,不容易呀!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薛笃弼点点头说:“是啊,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五原誓师之后,冯先生一直让我给他负责财政,甘、陕、豫皆贫困省份,大军作战,筹款措粮极为困难,部队有时真好象一群叫花子一样。好在冯先生自己不怕吃苦,在困苦中保持官兵一致,以献身革命、救国救民大义晓谕广大官兵,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战连胜,部队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国民军,对了,现在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目前到底有多大实力?”张绍曾问。

“有将近四十万人吧,其中冯先生的嫡系部队大约有二十万人左右!”薛笃弼对此了如指掌,“其他皆新近收编的游杂队伍,如刘镇华的镇嵩军等等,其战斗力与可靠程度皆有待考验,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北伐作战中,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此话不错,”张绍曾赞同地说,“据我得到的情报,安国军仍将用他们的主力第三、四方面军担任京汉线正面的防御,他们装备精良,粮草充足,我正准备拍电报给焕章,要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这时薛笃弼站起来向张绍曾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来时冯先生再三交代一定要向您老鞠躬致敬,您发给我们的电报对革命帮助极大,所起的作用要胜过三个师的兵力呢!”

“不敢当,不敢当,”张绍曾说,“春膏、治州他们都出了大力。”

“哪里,哪里,主要是敬舆先生的功劳,我们只不过是从旁协助罢了,不足挂齿,”丁春膏、刘治州连忙说。

张绍曾又对薛笃弼说:“对了,听说你们在河南推行了不少新政,禁烟禁赌,鼓励妇女放脚,干得好哇!烟、赌这两项弄得中国民气不振,积贫积弱,应当禁绝。让妇女们放脚,那可是积了大德了。从古至今,中国的妇女都裹小脚,对她们真是一种摧残呢。你们敢破除陈规陋习,干得好!将来应推广到全国。”

薛笃弼说:“谢谢先生的夸奖,这些政策推行起来阻力还不小呢,有人骂我们破坏‘国粹’,‘赤化’中国哟。”

“还不是张作霖骂你们嘛,其实他有什么德才,有什么办法治理中国。现在他还在北京硬撑着,我看他撑不了几天了,”张绍曾忿忿然地说。

正在这时,门房差役进来报告说,有安国军副参谋长邢士廉前来求见,说着,双手递给张绍曾一张名片。

张绍曾瞅了一眼名片,沉吟着说:“他怎么来了?他一定是代表张作霖而来,见见也好,看看张作霖目前是怎么打算的,也好知道他的底牌。”

薛笃弼、丁春膏、刘治州也都赞成张绍曾马上会见邢士廉。

张绍曾说:“那好吧,请你们先回避一下,到我书房里去坐坐,想必也不会和他谈很久。”

然后,张绍曾转身吩咐门房道:“你去领他来这里吧。”

不大一会儿,穿着一身笔挺军服的邢士廉在门房的引导下走进客厅。后边还跟着两位手提大包礼品的副官。副官放下礼品就跟着门房退了出去。

邢士廉打了个立正,朝着张绍曾行了个军礼,然后说:“学生很久以来就想找机会看望老师,今天终于实现了愿望,顺便给老师带来一点儿东北土特产,不成敬意。老师歇肩以来一向可好?”

“你现在是大忙人,难得你还想得起来看我,还带东西来干什么。我现在优哉游哉,身体还可以。请坐吧。”张绍曾指着对面的座位对邢士廉说,接着又唤来仆人,吩咐准备茶点。

邢士廉坐下之后说:“老师隐退之后,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和平’呼吁者,结果是战争越打越频繁,越打规模越大,国家破碎,民不聊生呀!”

“你这话说的不错,没想到在奉军中还有象你这样的忧国忧民之士,希望你今后好自为之,”张绍曾一边说,一边琢磨着邢士廉的来意。

邢士廉喝了口茶又接着说:“国家还是需要有象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名宿出来呼吁和平才行啊!不知老师还是否有意出山?”

听了这话,张绍曾对邢士廉的来意已经明白了八八九九,却故意说:“我当然希望内战能马上停下来,原来我任总理时就一再呼吁和平,但说话没人要听,段合肥、曹仲珊、吴子玉、张雨亭个个都是迷信武力解决问题,现在我退出政坛已经多年了,即使我出来讲话,会有人听我的吗?首先你们的张雨亭大元帅就不会听。”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邢士廉郑重地说,“雨帅目前真诚希望全面与南方息兵停战,只要老师您肯出面呼吁和平,他一定积极响应。将来如果南北议和成功,全国组织联合政府的话,雨帅一定推举您出来重掌内阁。”

“这么说你这次来看我是代表张雨亭而来的了?”张绍曾问道。

“也可以这么说,看望老师是我多年的愿望,雨帅这次派我来当然也是公务在身,此行可谓公私兼顾吧,”邢士廉老老实实地说。

“张雨亭现在希望和平了,这毕竟是好事,但我和国民党方面素无交往,与蒋介石他们从未谋过面,说不定他们把我也看成北洋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呢,我还是呆在家里过清闲日子的好。”看来张绍曾对呼吁和平不感兴趣。

邢士廉有些急了,赶忙说:“老师一定知道吧,冯焕章目前统兵数十万,雄居中原,是一股可以左右局势的力量,他和老师您的关系谁不知道哇?只要您出来倡导和平,他能不给您面子吗?只要雨帅和冯焕章都支持您的和平主张,还怕他蒋介石不就范吗?到那时,老师您可是功在国家,彪炳千秋哟!”

“冯焕章可能会考虑我的意见这不假,但在目前这种局面下他绝不可能罢手!”张绍曾豪不含糊地说,“当年他和你们联手推倒吴子玉的时候,事先说好了奉军不进关的,但你们不但进关到处抢地盘,而且还把国民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冯焕章忍气吞声下野退让,你们和吴子玉还是非要消灭国民军不行,事情做得太过头了,现在怎么好让我出来转圜呢?我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哟。”

邢士廉说:“老师说的固然有道理,但冯焕章也有他的不是,例如他暗助郭松龄倒雨帅的戈,国民二军进攻山东、国民二、三军进攻我们控制的保定等等。这些恩怨是非一时也很难理清,不管怎么说,过去的都过去了,目前还是和为贵,今后一切争端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还望老师积极出面调停,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呀!”

张绍曾心想:“你们奉军现在势穷力竭,不思退让,还想霸揽北京政权,却想利用我出来为你们当挡箭牌,张雨亭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明了。不管你邢士廉如何摇唇鼓舌,我也不会上你们的当。”

邢士廉见张绍曾不置可否,又接着说:“雨帅本来是要亲自来天津拜访您的,可是最近政务军务繁忙,一时脱不开身,这才派学生先来一趟。如果您愿意出来呼吁和平的话,他说他一定亲自来天津接您去北京。”

这时张绍曾正色说道:“现在我哪里敢劳他的大驾哟,要我出来呼吁和平也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回去转告张雨亭。那就是让他把奉军先撤出关外,将京津划为非驻军地区,然后各方代表可来北京进行和谈,共商国事,如果他同意我的条件,再来和我商量。不然的话,我是不会为他抬轿子的。时间也不早了,如果你有时间,欢迎你在这里吃晚饭。”

邢士廉知道张绍曾这是要送客了,赶紧站起来说:“学生这次就不讨扰了,我一定把老师的意思转告雨帅,希望老师多保重。今后我会再来看望您。”

张绍曾把邢士廉送到客厅门外,邢士廉转身向张绍曾鞠了一躬说:“请老师留步,学生告辞了。”

出了张府,坐在小轿车中,邢士廉在心中暗暗骂道:“真晦气,老子这次又栽了,让我们拱手交出北京,退回关外,这不是寒碜我们安国军吗?这样的条件雨帅听了肯定火冒三丈,说不定我又要触霉头。”

(四)

张作霖听完邢士廉有关他天津之行的汇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邢士廉心中忐忑不安,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生怕张作霖把火气发泄到自己头上。

这时张作霖开口了,“张绍曾持这种态度也在我意料之中,他想出我的洋相,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你此行探明了他的态度,就算不辱使命,好了,你回去吧,有事我再找你。”

邢士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了地,赶忙向张作霖行了个军礼,便转身离开了。

张作霖拿起水烟袋呼噜呼噜使劲地吸着,只觉得心中有一股无法排解的烦闷与惶惑,“难道我的安国军真的不行了吗?这北京的金銮殿就真得这么难坐吗?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从冯国璋到徐世昌,还有段祺瑞、曹锟,谁也坐不安稳。我三次入关争雄,终于有了今天的地位,想让我不战而灰溜溜地撤出关外,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你张绍曾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别忘了京津目前毕竟是老子控制的地盘!惹急了,老子可不管你是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正在这时,杨宇霆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张作霖连忙招呼他坐下,问道:“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杨宇霆报告说:“上次大帅要我调查的天津秘密电台的事儿有结果了,经过几天来的探测定位,电台的位置就在英租界马厂道张绍曾公馆。鉴于电台在英租界内,又碍于张敬舆的身份地位,褚玉璞他们不敢冒然行动破获电台,要我向大帅请示处理方略。”

听了杨宇霆的汇报,张作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对杨宇霆说:“张敬舆他也太过分了!邢士廉已经去天津见过他回来了,刚才向我报告了张敬舆的态度,他向我提条件说,只有我们把军队撤出关外,他才肯出来呼吁和平。妈拉个巴子,我们把兵撤出关外还要他出来呼吁和平干什么?他这明摆着是拒绝了咱们的请求,不肯给我面子。秘密电台原来也是他搞的,看来他是在给冯玉祥当眼线,惟恐我垮台不快呀!”

杨宇霆忿忿地说:“果然不出大帅所料,他张绍曾不仅不肯帮我们的忙,还暗中拆我们的台,真应该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但他毕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怎么对付他才好呢?”

“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三、四方面军的事情你要多负些责任,小六子任方面军总指挥毕竟还嫩点儿,你虽然名义上是他的副总指挥,实际指挥责任主要还是要由你来担当。对付张绍曾的事儿没什么难的,这回我一定要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张作霖的话中透出一股杀气。

杨宇霆说:“待忙完手边的几件事儿,我马上就赶赴前线,协助汉卿部署京汉线军事,请大帅放心好了。”

等杨宇霆走了之后,张作霖认真地盘算起对付张绍曾的办法,心中暗想:“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你不是老拿我当‘胡匪’看待吗?这回我就让你尝尝‘胡匪’的手段。”

(五)

三天之后,天津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办公室内。

安国军第七方面军军团长兼直隶督办和天津警备司令的褚玉璞正与从北京赶来的京师宪兵司令王琦密谈。在座的还有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

王琦乃是张作霖的心腹亲信,张作霖闯荡“绿林”时期王琦就已经鞍前马后跟着张打天下了。

王琦开门见山地说:“雨帅这次派兄弟我来天津见你们二位,主要是商量如何处置张绍曾的事情。二位也都知道了,张绍曾在他的公馆内私设电台,向冯玉祥提供情报,按战时刑律,他犯了通敌之罪。理应对他加以拘捕,判处极刑。但考虑到他曾出任过军政高级职务,在国内外都有一些影响,而且张公馆又在英租界内,所以雨帅的意思是不对他进行公开拘捕,而采取密裁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免引起各方的责难和外交事件。二位对此看法如何?请发表高见。”

褚玉璞有些惊诧地说:“我上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是还准备请他出来呼吁和平吗?现在怎么又要取他的性命了?”

王琦说:“快别提那挡子事了。雨帅已经派邢士廉来天津见过张绍曾,结果张绍曾提出,他出来调停的先决条件是咱们安国军全部无条件撤出关外。这不是存心要咱们的好看吗?雨帅为此十分震怒,这也是他下决心要剪除张绍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是这样,张绍曾也是该死!”褚玉璞悻悻地说,“如果现在马上派人去抓他,我保证手到擒来,跑不了他。要是用其他法子对付他,我可是没辙,咱这大老粗只知道冲锋陷阵,还是你们想办法吧。”

赵景云虽说是褚玉璞的智囊,但此时也是抓耳挠腮,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这时王琦又开口了:“我这里倒是有个办法,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褚玉璞连忙说:“快说出来让俺们听听。”

“民国初年时,我们曾用此方法剪除过奉天的乱党首领张榕,防患于未然,十分成功。当时革命党任命蓝天蔚为北伐军都督,已率部抵达山东烟台,准备在东北沿海登陆,扰乱东三省。奉天的同盟会徒众也跃跃欲试,准备起事接应。

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决定先发制人,免除后顾之忧,找到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要他想办法除掉革命党组织‘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

于是袁金铠和雨帅商定由袁出面在奉天平康里德义楼宴请张榕和雨帅,明里为改善双方的关系,暗中却布置好杀手取张榕的性命。宴会之后,袁邀张榕和雨帅去风月场所蜚红馆勾留。待雨帅借故离去之后,事先布置好的杀手就闯入馆中将张榕当场击毙。那活儿干得是干净利落,根本无从破案,”王琦不无得意地说。

“此计甚妙!”褚玉璞感叹地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当时是雨帅的贴身副官,袁金铠和雨帅商量计策时我也在场伺候。后来活儿派给高金山、于文甲他们去干了,事后他俩没少得赏金,我还着实嫉妒了他们一阵子呢,”王琦豪不遮掩地说。

“好,咱们这次就比着葫芦划瓢,来个如法炮制,”褚玉璞一拍大腿说,“景云兄,这事儿就由你来负责筹划吧,我还得负责军事,不便分心。”

赵景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为雨帅效劳我是没说的。不过我想,如果咱们这会儿单独宴请张绍曾自己,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他不上钩的可能性很大。目前闲居天津的过气政要人物多的是,前督军、省长加起来起码有十多人,前内阁总理也不止他张绍曾一人,过几天可以由我出面代表直隶督办公署在天津最有名的天和玉大饭庄请所有这些人吃饭,名为征求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这样就不会引起张绍曾的怀疑,他八成会来赴宴。”

“那也不一定,现在张绍曾正在为冯玉祥搞情报,他对自己的安全一定会格外小心。万一他不来怎么办呢?”王琦问道。

赵景云想了想,说道:“张绍曾有个族兄叫张会卿,曾任过江北道尹,目前也和张绍曾一样赋闲已久。他最近经常往我那里跑,希望谋取一官半职。这次请客可以也给他发张请帖,但要求他一定约张绍曾一起来赴宴,我可以告诉他,只要他能促动张绍曾的驾,我就保荐他出任唐山道尹。张会卿是个官儿迷,他一定会尽力把张绍曾拉出来。”

“如此甚好,”褚玉璞说,“但是在什么地方干掉张绍曾呢?在饭桌上动手恐怕不合适,很容易误伤其他人,而且别人马上就会明白是我们杀了张绍曾。”

赵景云接着说:“当然不便在饭桌上动手,饭后我就邀他们去天和玉饭庄附近的彩凤班盘桓,听艺妓们演唱。入夜之后,杀手可扮成张公馆仆人模样,到彩凤班声称给张绍曾送急件,要当面递交。待把张单独引出来之后就下手,这样一方面不容易误伤其他人,另一方面杀手完事之后也好走脱。”

褚玉璞听到这里,高兴地对王琦说:“怎么样?王老兄,我的总参议不简单吧!你看这样办行吗?”

“我看行,但执行任务的人一定要绝对可靠,并且要枪法准确,有武术功底才好,”王琦说。

褚玉璞满不在乎地说:“这没问题,可以派我的义子刘振邦去干,他对我绝对忠诚,而且能飞檐走壁,枪法是百步穿杨。”

“那好,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就咱们三个再加上刘振邦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扩散,”王琦一本正经地说,“捅出去了,对咱们谁都不利,还会牵涉到雨帅,我想二位一定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褚玉璞和赵景云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

(六)

3月21日中午时分,张会卿来到了张绍曾公馆,见到张绍曾之后问:“今天赵景云在天和玉大宴宾客,给我也下了请帖,想必你一定也收到请帖了吧?”

张绍曾说:“我也收到请帖了,你知道他都请了谁吗?”

“听说目前在津门居住的前督军、省长、内阁总长都请了,当然,地位最高的要数前内阁总理靳云鹏和你了,”张会卿回答说。

“又不逢年过节,他们安国军又没打什么胜仗,请的哪门子客呢?我今天可是没兴致去凑热闹,”张绍曾说。

一听这话,张会卿有些着急了,赶忙说:“我看咱们还是去吧,借这个机会见见众多的老朋友有什么不好?再说了,我没有汽车,今天赶到你这里来,就是想搭乘你的汽车一起去,也好风光一下,我看你还是去吧!”

张绍曾本来也是觉得可去可不去,经张会卿这么一劝,又想了想就回答说:“那好吧,咱们就一起去吧。不过我认为张作霖他们在关内呆不了多长时间了,你今后最好不要老跟着赵景云屁股后面跑,他自己的官儿还不知道能干几天呢。”

张会卿急忙分辨道:“我和赵瑶蕴往还,不过是朋友之间私交,并没有别的意思。”

张绍曾没再对张会卿说什么,叫来仆人让他去通知司机把自己的私家自备轿车开出车库,准备启程去天和玉。

车子开到客厅门前,张绍曾和张会卿上了车。然后车子慢慢驶出张公馆大门,朝南市方向开去。刚走了不远,车身猛然颠簸了一下,司机赶快把车子停靠路边,下来查看,发现原来是左前轮爆了车胎。

司机只得把情况如实向张绍曾报告,请张绍曾和张会卿先下车,他需要换上备用轮才能继续开行。

从车上下来之后,张绍曾不悦地对张会卿说:“真扫兴,我还是不想去了,好在这儿离家不远,我步行回去打电话给赵景云,就说今儿个身体不适,宴会不出席了。你如果想去,可以留在这里,等车轮换好之后让司机送你去。”

“听说赵景云今天请客主要是想征求大家对时局的看法,你不是对时局很关注吗?说不定在席间能了解到许多情况,你也可以趁机提出自己的主张,我看还是值得去,你我还是一起去吧!”张会卿极力劝道。

张绍曾听张会卿说的也有道理,又想了想,才对张会卿说:“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

于是两人等待司机把车轮换好,又重新上了车,一同来到位于天津南市的天和玉大饭庄。

赵景云正站在饭庄门口迎候客人,见张绍曾和张会卿从汽车上下来,赶忙迎上前去,寒暄道:“欢迎,欢迎,张总理大驾光临,使今天的饭局蓬筚生辉,今天的安排是您和靳总理两人坐首席,其他人对号入座,请进,请进。”

张绍曾看了一眼赵景云说:“谢谢你今天赏饭,敬舆这就讨扰了。”说着就走进了饭庄。

张会卿也和赵景云打了招呼,面露得意之色。只见宴会厅中摆着三张大八仙桌,大部分宾客已经入座,其中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前湖北督军王占元、前安徽督军张文生、前福建督军李厚基等等。这些人当年走红政坛时彼此可能是政治对手,如今大家下野赋闲,坐在一起彼此之间也就没有敌意了。

张绍曾在侍者的引导下,来到中间的八仙桌旁,与靳云鹏并排坐下。大家相互问候寒暄,气氛倒也融洽。

宾客到齐之后,赵景云也来到中间的八仙桌入座。与靳云鹏、张绍曾打招呼之后,赵景云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鄙人代表褚玉璞督办宴请诸公,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目前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南方势力继续北侵的意图十分明显,诸位都有多年从政治军的经验,希望大家在席间对国是发表意见,为稳定局势献计献策。当然,大家还是以吃为主,今天订的是满汉全席,希望大家都有好胃口。好了,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现在就开席!”

席间赵景云周旋于各桌之间,一边向各位敬酒,一边征求各位对时局的看法,一副谦恭真诚的样子。

当他向张绍曾征求意见时,张绍曾问他:“如果南边的北伐军再发动新的攻势的话,你认为你们的安国军能顶得住吗?”

赵景云回答说:“安国军各部目前都在积极整补,实力已经恢复增强了不少,南军如果继续北侵的话,安国军支撑一年半载当无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高枕无忧了。我希望你们不但能顶住他们的攻势,而且能发动大反攻,至少把长江以北的地盘都拿回来,”张绍曾不无讽刺地说。

“谈何容易哟,如果南方势力不再发生分裂的话,目前发动反攻似无可能,”赵景云说。

张绍曾又说:“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不能战则退,其实事情就这么简单。我还是老立场不变,国内争端最好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对,对,目前张雨帅是抱着和为贵的立场,诚心诚意与南方停战息争,可惜的是南方却不回应哟,”赵景云一脸无奈地说。

张绍曾不再说什么。赵景云又接着和靳云鹏攀谈起来。

宴会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就要结束的时候,赵景云又站起来大声说:“宴会结束后还给大家准备了点儿余兴,距这里百步之遥的东升里彩凤班最近新加盟了几位姑娘,色艺双全,昆曲唱得好极了。今晚我已经为诸位包下了她们,待会儿散席之后请大家一起过去听戏,机会可是难得哟。”

张绍曾平时对京剧、昆曲等表演艺术就很感兴趣,所以筵席结束之后就高高兴兴地和众人一起前往彩凤班了,哪里知道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彩凤班的几位台柱功夫果然了得,容貌、身段、做派、唱腔都非寻常,令这班昔日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看得听得如醉如痴,兴趣盎然。

到了晚间八点多钟,有个仆役装束的人来到彩凤班,声称有紧急函件要马上面交前国务总理张绍曾。

彩凤班的主事让他在楼下客厅等候,然后就上楼去通知张绍曾。绍曾闻报也不疑有它,就离席走下楼来,问那个仆役模样的人,“信在哪里?”

“仆役”便把手伸进制服的兜中去掏东西,但掏出的不是信函,而是一把勃朗宁手枪,说时迟那时快,朝着张绍曾就是两枪。一枪贯胸,一枪穿耳,张绍曾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凶手又朝着天花板开了两枪,乘在场的人惊魂未定之际,夺路逃出彩凤班,瞬间即消失在夜幕之中。

等赵景云、靳云鹏等人来到楼下,张绍曾已经气绝身亡。

赵景云见状显出既悲伤又气急败坏的样子,大声吩咐随从道:“赶快通知警备司令部和租界警署来人调查现场,彩凤班的人一个也不许离开!大胆狂徒竟敢在公开场合行凶杀人,一定要将其拿获归案!”

靳云鹏等人默默无言,心中暗自思忖:“今后还是深居简出的好,在台上时我们哪个不结怨与人呢?”

张会卿此刻深感懊悔:“我今天真不该硬拉敬舆出来,他本来是不想来的,或许可以逃过这一劫。我可怎么向众亲友交代哟!”

(七)

天津警政当局对张绍曾遇刺案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调查侦破,当然是毫无结果,草草收场。

4月10日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开始了新一轮北伐总攻击,安国军各部纷纷溃败北撤,张作霖不得不于6月3日夜恋恋不舍地离开中南海,坐上返回奉天的专列。

6月4日清晨,当列车行至离奉天已经很近的皇姑屯铁路桥上时,日本少壮军人事先安置在桥洞中的烈性炸药突然爆炸,张作霖所乘坐的车厢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四、五丈远。张作霖身受重伤,当天即不治身亡。

张作霖为泄己愤派人暗杀了张绍曾,而自己也没能比张绍曾多活100天。如果当初他能够听取张绍曾的意见,在北伐军发动新的攻势以前将安国军全师北撤关外的话,他和张绍曾两人或许都可以幸免遇难。二张之死,人意哉?天意哉?

冯玉祥得知张绍曾遇难的消息,十分悲痛和惋惜,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到:“在那时,京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几次电报。。。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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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6)​​ 枪声骤起老虎厅​少帅密裁杨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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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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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兵工厂督办杨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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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

(一)

1929年元月10日晚8时许,东北奉天东三省边防司令长官官邸。

奉天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和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应东三省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邀请前来打牌吃夜宵,并商讨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事宜。其实杨、常二人于当天下午已经向张学良提出了这项动议,但张学良没有马上同意,却答应等晚上打牌时再从容计议。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东北政坛上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是张学良先父张作霖在世时所倚重的股肱之臣,在东北都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杨宇霆,字麟阁,生于1886年,辽宁省法库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七期炮兵科。民国初年他便加入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政治军事集团,深获张作霖的信任,在奉系中历任第二十七师参谋长、奉天督办公署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公署总参议、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总参议、东北军训练总监、奉天兵工厂督办、镇威军总参谋长、江苏督军、安国军总参谋长、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等要职。

张作霖生前对杨宇霆言听计从,甚至把自己的私章交给杨保管使用,东北军政大事多由杨代拆代行。因此,多年来在东北乃至全国政坛上,杨宇霆都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不过自去年夏天安国军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被迫从关内撤回东北,张作霖在乘火车返回奉天途中被炸身亡之后,杨宇霆就只剩下奉天兵工厂督办一个职衔了。

常荫槐,字翰襄,吉林梨树县人,1910年毕业于东北奉天法政学堂,最初任黑龙江督军府军需科科员。由于他办事雷厉风行,敢做敢当,颇有魄力,因此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和提拔重用,直至出任黑龙江省长,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掌管东三省铁路交通大权。

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汽车在俗称‘大帅府’的司令长官官邸大门前停稳之后,两人先后钻出了汽车。张学良的侍从副官长谭海在门口迎接他们,并将他们引到帅府内的‘老虎厅’入座。

不大一会儿,张学良也来到了‘老虎厅’,高兴地对杨、常二人说:“你们来了,很好。我们今晚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玩个通宵。”

张学良,字汉卿,生于1901年,乃是张作霖的长子。他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以后在奉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东三省讲武堂监督等要职。

1928年6月张作霖身亡后,在大多数东北军政官员的拥戴下,张学良就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子承父业,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张学良上台之后,主张东北地方当局在政治上服从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从而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统一。在张学良的坚持和推动下,东北当局终于在1928年底宣布易帜,表示了对中央政府的服从。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仍然是东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但是以杨宇霆为首的一部分东北政治势力却对张学良的政治主张和做法表示不满并加以抵制。他们主张东北当局可以借助日本的势力,继续对南京中央政府保持独立,静观关内政局的变化,等到时机成熟,东北军可再次入关,逐鹿中原。

因此,在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分歧,蕴酿着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1928年底至1929年初的东北政局暗潮汹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听张学良说要玩一个通宵,杨宇霆心中暗想:“玩个通宵,你坚持得住吗?不出三个小时,你的嗜好瘾头一定就会发作,到那时候你去注射打针,我们可没功夫奉陪,”可嘴上却嘻嘻哈哈地说,“没问题,今晚打多少圈牌由你定,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张学良坐到沙发上之后,吩咐侍立在一旁的贴身内卫副官张汝舟说:“先不用泡茶了,楼上我的房间的雪柜里有哈密瓜,你去取来,让杨督办和常省长也尝尝。”

张汝舟答应了一声便离开了。不大一会儿,张汝舟空着手回来了,向张学良报告说:“夫人正在房间里洗澡,无法给我开门,我也不方便进去,还是您亲自去取吧。”

张学良无奈地耸了耸肩膀,站起来对杨宇霆和常荫槐说:“请二位稍等一下,我只好自己去拿了。”说着,就走出了老虎厅。

两三分钟之后,只见张学良的亲信,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和副官长谭海领着六名手持匣枪的卫士闯进了老虎厅。

杨宇霆和常荫槐见状大惊,慌忙从沙发中站起来,想问个究竟,只听高纪毅向他们大声宣布:“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勾结外国势力,阻挠国家统一,破坏东北政局,现奉长官命令,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

不容二人分说,六名卫士就向杨、常二人开火了,一阵枪声响过,只见杨宇霆栽倒在地毯上,常荫槐仰面倒在沙发上,头垂向一边,两人胸部各中数枪,鲜血直流,当场毙命。谭海让卫士找来两条毯子,将二人的尸体盖上,当夜即陈尸老虎厅。

(二)

第二天一大早,张学良便通知东北的其他军政首脑人物来保安司令部开会,先后到达的有张作相、张景惠、臧式毅、孙传芳、翟文选、王树翰等人。

张学良向他们宣布了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决定和经过。众人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但这些人都了解东北政局的内幕,定下神儿来仔细分析回想,就感到此事变虽然发生得十分突然,但也有其迟早发生的必然性,因为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早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最初起源于杨宇霆与郭松龄之间的矛盾。

郭松龄,字茂宸,1882年出生于东北奉天,早年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加入过同盟会。1913年他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返回东北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此时张学良正在讲武堂学习,郭松龄堂堂的相貌,渊博的知识,正直的为人一下子便征服了张学良。

通过接触和观察,张学良发现郭松龄虽然是一位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却很重,是一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遇事讲原则,报有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在生活上郭松龄律己甚严,不吸烟,不喝酒,更不沾花惹草,平时十分注意军容风纪。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向型性格大相径庭。

但张学良也是一位有正义感,有上进心,追求理想的人物,他偏偏喜欢结交那种在作风上、性格上他自己所付诸缺的人物。郭松龄所表现出来的博学。正直、严肃、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郭松龄比张学良大19岁,并且做过他的教官,对于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

1919年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即出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三团团长。1920年随军入关参加了直皖战争,帮助直系打败了皖系。张学良旋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长,所空出的第三团团长遗缺,他极力向父亲保荐郭松龄接任。

在1921年奉军的扩编中,张学良又保荐郭松龄升任奉天陆军第八旅旅长。

在1922年春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战败。在撤出关外的过程中,郭松龄奉命率部担任断后任务,表现出色,击退了直军的追击。显示出郭松龄不仅在军事教育和训练部队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在领兵作战方面也是一位杰出人才。

奉军退回东北后,张作霖痛感旧式军队无法适应正规作战的要求,因此决心大力整军经武,淘汰绿林式队伍,编练新式正规部队。为此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由张学良任参谋长,负实际责任。

全部奉军被重新编组成27个步兵旅和5个骑兵旅,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第二旅和第六旅旅长。由于这两个旅合署办公,张学良把第二旅的人事和编练大权也都交给了郭松龄。通过郭的大力整训,二、六旅成为奉军中的“模范旅”为其他部队起示范作用。郭松龄也因此展露头角,成为奉军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在奉军中杨宇霆与郭松龄的不和是路人皆知的。杨宇霆认为郭松龄孤傲不逊,喜爱标新立异,因此经常在张作霖面前诋毁郭松龄,抑制对郭的提拔重用。

而郭松龄则把杨宇霆视为政客而不是军人,把杨的八面玲珑、纵横捭阖之术视为市脍作风,耻于同流合污。再加上郭松龄有张学良为坚强后援,所以一贯不买身为奉军总参谋长的杨宇霆的帐。

这样一来,在奉军官佐中逐渐形成两个相互抗衡的派别,一个是所谓“洋派”,以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等人为首,其他成员也都和杨、姜、韩等人一样,毕业于日本的各种军事院校。

另一个是所谓“土派”,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的李景林、郭松龄为首,成员为国内各军校的毕业生。

杨宇霆计谋多端,利用张作霖对他的信任,处心积虑地要在东北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职权,把大量自己的党羽安插到辽、吉、黑三省任县长、警察局长、税捐局长,并在奉军中建立预备军,引用自己的日本士官同学于珍为预备军司令,大量储备留日军校毕业生。杨宇霆利用张作霖的图章通令各部队,如有官佐出缺,一律不许自行填补,必须从预备军中调入补充。杨宇霆企图利用这种办法逐渐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奉军各部队,从而达到控制各部队的目的。

郭松龄对此洞若观火,他向张学良报告了这种作法的隐患,由张学良出面对张作霖进言,揭露杨宇霆的企图,从而停止了这项命令的执行。

杨宇霆见郭松龄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因此对郭十分衔恨。

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获胜,报了两年前的一箭之仇。杨宇霆在战场上寸功未立,却抢到了江苏军务督办的高位,而战功卓著的郭松龄却连一个热河都统的位置都未得到,郭松龄认为这是杨宇霆、姜登选等人在张作霖面前排挤自己的结果,大有与杨等势不两立之势。

郭松龄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在天津起兵倒戈反奉,率领自己手中掌握的奉军主力近十万人杀回关外,指名要清除杨宇霆等人,要求张作霖把东北的统治权禅让给张学良,并且提出奉军从此不再入关打内战争夺地盘,一心一意建设东北,屯垦戍边的政治主张。

一个月后,由于日军的帮助,忠于张作霖的部队终于击败了郭松龄部奉军,郭松龄兵败被俘。张作霖本来准备将郭押回沈阳处理,可是杨宇霆进言说,押回审讯会牵涉面很大,造成人人自危,再着,押解途中也不安全,不如就地处决妥善。于是张作霖便下令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决。

张学良认为郭松龄的反叛完全是被杨宇霆及其党羽逼出来的,本来还打算在父亲面前为郭求情,由于郭被就地处决,张学良也失去了挽救郭松龄的机会。张学良每想到自己失去亦师亦友的最得力臂助,就十分痛恨杨宇霆。

(三)

张作霖死后,在绝大多数东北军政官员的拥戴下,张学良出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新的最高统治者。但杨宇霆不仅不把张学良当作长官看待,反而在公开场合公然藐视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多方拉拢文武官员,多方阻挠张学良的政治主张,大有“今日东北之天下,舍我其谁也”之概,企图操纵整个东北政局的野心暴露无遗。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迅速激化,由暗斗转为明争。

在东北当局召开高级军政会议时,张学良时常因为嗜好发作而不能坚持始终,每当张离席期间,均由杨宇霆代理主持会议。当张学良回来询问情况或有所主张时,杨宇霆往往会毫不客气地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要管算了。”使张学良感到十分尴尬难堪。

1928年秋天,杨宇霆在沈阳为其父大搞祝寿活动,杨府一时盖冠云集,盛况空前。蒋介石、阎锡山均派代表来致贺,一些日本要人也派来代表参加活动。庆寿之日张学良亲赴杨府拜寿,杨宇霆竟只以普通礼节招待张学良,而杨宇霆自己却以东北第一领袖的姿态出现在中外贺客面前。

在寿筵上,杨宇霆把前直鲁联军副总司令褚玉璞让坐首席,而张学良只能敬陪末座。张学良心中深感不快,未等席终就提前告辞了。

张学良曾先后安排杨宇霆去接任和张作霖同时遇难的吴俊升遗留下的黑龙江军务督办的职位,或出任吉林军务督办,从而将杨宇霆调离东北权力中心,但均遭到了杨宇霆的拒绝。

杨宇霆反而向张学良建议添置东三省保安副总司令三人,分驻辽、吉、黑三省,掌握各省军务,并由他本人出任驻辽副总司令。这样一来,张学良手中的权力将被架空。张学良对此感到如芒在背,坚决拒绝。因此,双方在对杨宇霆的职位安排上陷入了僵局。

(四)

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关系十分密切,两人经常背着张学良在许多问题上独断专行。因为当时东北当局的主要收入均来自各个铁路局,因此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的常荫槐几乎控制着东北的经济财政命脉。杨宇霆扩充兵工厂所需的经费,常荫槐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不打折扣,不拖欠。而张学良向常荫槐要钱,常却经常找出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或拖延。

杨、常两人经常不报告张学良就动用巨款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他们曾从铁路收入中提出巨款向捷克兵工厂订购三万枝步枪。如果不是张学良的外籍顾问瑞纳向张密报此事,张对此根本一无所知。

当张学良向杨宇霆查问此事时,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学良质问道:“咱们的兵工厂不是自己可以造步枪吗?购这批枪派何用场?”

杨宇霆傲慢地回答说:“咱们自己制造的家伙没有人家的好嘛。这些枪将用来装备黑龙江山林警备队和省保安队。”

张学良当着杨宇霆的面没有再说什么。事后对自己的亲信说:“这样大的事情,他们竟然不事先向我请示报告。那山林警备队和省保安队都是归常荫槐直接掌握的,说是用来防俄剿匪,他们这样做岂不是想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吗?而且这些地方武装的装备还要超过东北正规陆军,是何居心呢?怪不得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近来经常向我诉苦说,常荫槐在黑龙江飞扬跋扈,专横擅权,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看来杨、常眼里不仅是没有他万福麟,而且也没有我张学良!”忿忿之情,溢于言表。

张学良对常荫槐的不满也由来已久。1928年夏天,张学良所部奉军从河南乘火车向北京、关外撤退时,一路上火车站的水塔均无法向列车供水,原因是沿线各车站上的水塔均已被常荫槐任司令的交通护路部队提前破坏,烈日炎炎之下,张部官兵饱受饥渴煎熬,怨声载道。另外。张学良在开始撤退前已经电告北伐军方面,奉军在撤退过程中将不对不能带走的物资和设施进行破坏,常荫槐的破坏行为使张学良失信了自己的诺言,因此张学良对常荫槐很有看法和意见。

奉军最后撤离北京时,常荫槐把所有火车头以及客货车皮都尽数拖回关外。停战之后,南京政府向张学良提出要求,放一定数量的车头车皮回关内,以便尽早恢复关内各铁路线的正常运营。张学良正在努力改善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因此当即同意了南京方面的要求,并且下命令给常荫槐,让他放行车头车皮。然而,常荫槐拒绝执行命令,并且扬言说:“铁路的事情归我管,他张学良不能命令我放弃车头车皮!”此事也令张学良对常荫槐耿耿于怀。

(五)

1928年夏天,奉军撤到关外后,东北的局势十分险恶。一方面,如果东北当局不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话,北伐军随时可能继续挥师北上,出兵关外;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也对东北虎视眈眈,把东北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极力怂恿东北当局宣布独立,对中央政府实行武装割据,从而使中国继续陷入分裂状态,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准备条件。

张学良认为,要御外辱报父仇,就必须首先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因此他主张顶住日本的压力,尽早宣布东北服从中央政府。

而杨宇霆却认为东北应以日本为后援,保持独立,坐观关内政局的变化,今后还会有再次入关争雄的机会。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东北当局与日本方面的联系多由杨宇霆出面应酬拉拢,因此杨在东北军政两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张学良的坚决主张下,东北当局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实行易帜,改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对南京国民政府表示了服从。

杨宇霆对此坚持反对态度。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任命杨宇霆为国民政府委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当张学良率领众官员宣誓就职时,杨宇霆拒不受委,当众拂袖而去,弄得张学良十分难堪。

与此同时,杨宇霆加紧了与日方的联系。他曾对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中将说:“不久将会发生一种惊人的雷霆。”这个消息却被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日本官佐荒木武郎得悉,密告给张学良。虽然张学良当着荒木的面说这是不可信的,但内心却增加了对杨宇霆的疑虑和警惕。

(六)

张学良曾试图改善自己与杨宇霆的关系。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曾主动提出要和杨宇霆的姨太太结拜干姐妹,张学良亲自写了“兰谱”,备了厚礼,派人送到杨宇霆府上,没想到却碰了钉子。杨宇霆说:“我和大帅是同辈人,我的女人怎能与大帅的儿媳妇拜干姐妹呢?,辈分不对嘛!”于是,“兰谱”和礼品被原封退回。从此,张学良对改善与杨宇霆的关系不再报任何希望。

此外,杨宇霆还经常在东北官员中散布说:“小六子每天需要注射毒针,不久必会自毖,东北的局面我们不能依靠他。”

这话传到张学良耳朵里,张学良终于对杨宇霆动了杀心。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一起来见张学良,向张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并且提出要以常荫槐为督办。

杨宇霆说:“中东铁路自恃是中苏合办,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该路纳入东北当局的管辖之内,这样可以大大增加财政收入。”说完就拿出一份已经拟好的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通告,要求张学良在上面签字署名。

张学良心想:“他们这是明摆着要继续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并且采用把生米做成熟饭的方式,逼迫我就范。你们一贯把我当作阿斗来摆布,真是欺人太甚!我今天偏不买你们的帐,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于是,张学良说:“这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吧,我们刚刚宣布了东北易帜,和日本方面的关系已经紧张,中东路的事情牵涉到苏俄,有关外交,事体重大,还是慎重考虑,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不忙草率行事的好。”

杨宇霆心中不满,“这会儿你考虑什么牵涉外交了,你急不可待地宣布易帜时怎么不考虑对日邦交问题呢?这分明是在搪塞我们。”

这时,常荫槐虎着脸对张学良说:“司令官儿,要是你今天不同意我们的主张,今后可别再找我要钱哟。不把中东路拿过来,我上哪儿去挖银子?”

杨宇霆也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根本不需要顾虑苏俄方面,他们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国内政局也不稳定,斯大林根本顾不上什么中东路。我们只管把中东路拿过来,我保证不会出任何乱子,你只管放心好了。”

面对杨宇霆和常荫槐的一唱一和,张学良一时不免感到语塞。看看窗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张学良说:“现在已经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你们两位就留下来和我一起用餐吧,咱们边吃边议,饭后再打几圈麻将,成立铁路督办公署的事儿,容我再掂量掂量,如果真的没什么,我今晚给你们签字就是了。”

杨宇霆满脸不悦地说:“谢谢你请我们吃饭,但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告诉家里人回去吃饭了,所以今天就不打扰了。晚饭后我们再来陪你玩儿,铁路的事儿到时候再说吧,总之,这事儿不能拖。”说完,杨、常二人拂袖而去。

这时张学良气得脸色铁青,心里盘算着,“今天这事儿再次证明杨、常二人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如果我不甘心当他们的傀儡的话,他们对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此间外边风传杨宇霆与日本军方勾搭得很紧,如果他借助日本人的势力赶我下台,或暗算我,那我可是防不胜防呀!另外,还有传言说杨宇霆在滦州车站会晤白崇禧时,双方已经订立了密约,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支持杨宇霆在东北取代张学良的地位,而杨宇霆则支持李、白在关内拱倒蒋介石。这些传言虽然查无实据,但也是无风不起浪呀。现在看来,杨宇霆一定是和各方面都已经联系好了,所以才这样有恃无恐。”想到这里,张学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对付杨宇霆和常荫槐呢?是坐以待毙还是孤注一掷?父亲在马背上出生入死打下的天下难道在我手上就这么轻易地丧失了吗?绝对不行!俗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们如此逼迫我,就怪不得我对不起你们了!”

于是,张学良走到电话机前,伸手抄起了电话。

奉天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属于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当他接到张学良召他马上去帅府的电话之后,不敢片刻耽误,马上就乘车赶往帅府去见张学良。

下午五点半左右,高纪毅被召进张学良的内室,张学良一脸严肃地说:“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欺我太甚,前些时他们极力阻挠国家统一,今天他们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且一定要常荫槐当督办,说是这样就能管住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情要办也应请示中央政府。但他们非要我马上答应,立刻签字,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回去吃饭了,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回来。我现在命令你将他们两人处死,等他们回来就执行,你去和谭海商量一下儿,率领卫士执行好了。另外你去通知刘多荃,让他马上带一个连来这里,加强府内外的警戒,今晚只准人进来,不准人出去。”

高纪毅听到这项命令,不禁大吃一惊,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对张学良说:“您的决定十分正确,那两个人狂妄自大,颐气指使,我们早就看不下去了。处死他们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请您指示在何处执行命令呢?”

“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吧,”张学良说,“等他们来了之后,让谭海把他们领到老虎厅去,我会在那里最后见他们一面。等我出来之后,你们就进去执行。你可要小心,他们身上可都是带着枪的。”

“请长官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高纪毅说完,向张学良行了个军礼就转身出去了。

张学良又把自己的贴身内卫张汝舟叫来,吩咐道:“等一会儿杨宇霆和常荫槐来了,我和他们在老虎厅谈话时你一定想办法把我叫出来,不得有误,明白了吗?”

张汝舟嘴上回答说:“明白了。”可是心里却越想越糊涂,“少帅今天玩什么把戏?”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本文前面所描写的一幕就在老虎厅里发生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还没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已经命赴黄泉。

​(七)

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后的第二天上午,张学良一方面给南京中央政府发电报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方面向全国发出通电,历数杨宇霆、常荫槐的罪恶,通电曰: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人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胪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彼二人从中作梗,擅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感受痛苦,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级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请友人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观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更害我中华。

学良夙夜警惕,私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此诚,可质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认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

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其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务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东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尽知也。

学良忝膺疆寄,畀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好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言念及此,曷胜隐痛。学良与同人等再三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

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洞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张学良一方面对杨宇霆、常荫槐大加鞭笞,另一方面却采取了恩威并重的策略,允许杨、常的家属收尸祭奠,并给予优厚的抚恤。张学良还亲自为杨宇霆写了一副对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霖雨,终怜管叔误流言。”将自己诛杀杨宇霆、常荫槐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和周公旦无奈杀管叔。对杨、常的余党张学良也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不予打击迫害。因此东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因杨、常被杀引起动乱,反而更加趋于稳定,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遂得到巩固,安如磐石。

(八)

不幸的是张学良在各种势力的拉拢和压力之下,于1930年9月放弃了东北军不再介入内战、坚持屯垦戍边的初衷,宣布就任蒋介石授予他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通电拥蒋,派出东北军主力再次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为首的反蒋联合阵线。东北军随之取得了华北地盘。

1931年7月,军阀石友三率所部近十万人由豫北、冀南出发,沿平汉铁路向北平攻击前进,企图从东北军手中夺取华北,将东北军赶出关外。

于是张学良将更多的东北军调进关内,用于反击石友三的进攻。打败石友三之后,东北军主力就留在了关内,这样就造成东北防务异常空虚。

日本军阀乘机于同年9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张学良和东北军从此无法返回自己的老家,只能在关内辗转流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命令所部突然拘捕扣押了下榻在陕西临潼的蒋介石以及跟随他的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此举是对蒋介石实行所谓“兵谏”,要求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国民党军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尽早开始全国规模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张学良的这一行动和他当年突然诛杀杨宇霆、常荫槐一样,显示出他无所畏惧、敢做敢为的性格特点。

“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旋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因此形成,经过八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民族解放的一天。

在其后的三年国共内战中,张学良所属的国民党被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击败,被逐出中国大陆。因此共产党方面历来对张学良评价极高,把他视为忧国忧民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而有些国民党人却把他视为犯上作乱、遗害党国的千古罪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张学良传奇般的人生和千秋功罪至今仍在任人评说。

​草于英国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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