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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2019 10:29 下午
MICHAEL COOPER
那是今春的一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的1.9万个座位空无一人，比利·乔(Billy Joel)和郎朗开始在台上即兴弹奏。
流行音乐的“钢琴手”邀请了这位古典钢琴巨星作演出嘉宾，参加他在4月的一场满座演出，在试音期间，他们排练了乔的《根啤拉格》(Root Beer Rag)，曲子的速度从快变成了极速。
接着他们开始随意玩了起来。突然间，他们开始对弹贝多芬“皇帝”协奏曲中的重复乐段。他们合弹了一些巴赫。最后，在比利·乔的乐队吃惊的注视下，两人弹起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雷鸣般的开头部分。
这是个再好不过的迹象，表明郎朗这位世界最著名、最叫座的古典钢琴家依然技艺超群，虽然此前2017年一次危及职业生涯的左臂受伤让他休整了一年多。
在力量和技术恢复之后，他将于今年秋季正式复出。他将再度与世界各地的一流交响乐团同台。他将再度以很少有古典音乐家能做到的方式推广一张新专辑——他几年来的首张专辑——在《吉米·法伦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和《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露面。他也将再度引起古典音乐界的怀疑，甚至彻头彻尾的敌视，即通过把流行乐界的经验教训运用到自身的职业生涯中，试图在大众化与艺术尊严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但他坚称，无论作为人还是音乐家，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因为受伤而无法弹琴，进而如他所说，成了个“毫无用处的人”，利用这段休整期，他重新审视了自己。
“我利用这段时间，”郎朗在接受采访时说，“重新思考了我所做的一切。”
他的健康危机发生在一个关键时刻。前不久刚过了37岁生日的郎朗，已经到了必须探索从神童到成熟——甚至老艺人——的下一段旅程的时候了。指挥家、钢琴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指出，这样的转变并非易事，他是郎朗的导师，自己也曾经是神童。
“要么儿童离开，神童留下，”巴伦博伊姆说，“要么神童离开，儿童留下。”
对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弗朗茨·韦尔泽-默斯特(Franz Welser-Möst)而言，郎朗显然已经走完了第一段旅程，他自郎朗少年时代便认识这位钢琴家。
“我们都会经历不同阶段，我认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成功多少开始给他带来负面影响，”韦尔泽-默斯特说。“然后他因为健康原因，退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对他是一种冲击。他作为音乐家的一面有了变化。之前他有些偏好花哨的、炫技的东西——他一直在很多这类作品的音乐中寻找炫技的一面。现在他成熟了。成熟多了。”
除了试音时跟比利·乔大弹柴可夫斯基，现在的郎朗已经暂时放下观众所乐见的浪漫派战马，也就是那些让他成名的曲目。批评人士有时会不满于这些曲目让他的演奏展现出过火的一面；如今他开始因减少场次、更多呈现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精练作品而受到赞誉。下一季，他将专注于巴赫。6月份，他与几年前在柏林一次音乐会后认识的钢琴家吉娜·爱丽斯·雷德林格尔(Gina Alice Redlinger)结婚，并在考虑生儿育女。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他说，而在他受伤期间，雷德林格尔是他的后援。“她一直都在帮我。”
在他此前的人生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各地巡演，如今他决定减少音乐会的数量。他计划从受伤前一直保持的每年130场，减少到每年70到80场——因为他想要更多的时间，去过他自己的生活，并致力于教育项目。
“我需要有些额外的时间，因为否则你无法真正专心面对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他说。
这并不是说，曾经的郎朗——那个年轻、张扬的郎朗——已经完全消失了。
毕竟，还有哪位古典乐独奏者会在比利·乔的演唱会上客串演出？还有谁能让施坦威(Steinway)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全新的三角钢琴系列，就像吉他制造商长期以来用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和莱斯·保罗(Les Paul)这些明星的名字为吉他命名一样？还有谁能跟导演罗恩·霍华德(Ron Howard)合作（他正在根据郎朗在中国的成名经历制作一部传记电影）？或者在凡尔赛宫举行婚礼，举办一场连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都会嫉妒的派对，嘉宾名单里列着好几栏如雷贯耳的名字？
但是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包括他的日常惯例。
郎朗认为他的受伤是过度劳累导致的：在用几首最受欢迎的曲目巡演期间，他自学了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那是写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右臂的保罗·维特根斯坦(Paul Wittgenstein)的。结果他患上了肌腱炎，这种伤病对于钢琴家就像对棒球投手一样危险。2017年4月伤情恶化，他决定取消几个月的音乐会，好好恢复一下，最后他休息了一年多。
近来他更加小心了。“我要多做基本练习，”他谈到自己的新练习方法，他每天早晚都要练习一个小时。“这样健康一点。”
前不久的一个早晨，在曼哈顿中城，他大步走进一间录音室，仔细弹出每一个调的大调和小调音阶。但现在他时不时停下来伸展一下身体，慢慢在双肩范围内转动头部，或者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我想多练点肌肉，”他说，“但是不能受伤。”
后来一辆黑色SUV载着他到纽瓦克参加一个新的钢琴工作室的剪彩仪式，那是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捐赠给第一大道学校的——该校还收到几十台罗兰(Roland)电钢琴和郎朗的钢琴指导书——这是意在发展受忽视社区音乐教育的数百万美元捐赠的一部分。
当汽车艰难地穿过堵塞的街道时，他谈到自己的新专辑《钢琴书》(Piano Book)，这是他在索尼经典(Sony Classical)旗下数年后回归德意志留声机(Deutsche Grammophon)厂牌发行的第一张唱片——部分是因为该厂牌隶属于庞大的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 Music Group)，可以提供更好的推广机会。
对于那些认为他的艺术选择过于安全的人来说，他在这张专辑中选择的曲目几乎是一种嘲讽：《钢琴书》收录了一些短小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最热门的杰作，比如贝多芬的《致爱丽丝》(Für Elise)和德彪西的《月光》(Clair de Lune)。
“很多人都说：‘你开玩笑吗？你弹《致爱丽丝》？’”郎朗说。
但是，他补充说，很简单，他录制这些曲子是因为他喜欢它们——而且，即使全世界的学生都在演奏这些老掉牙的曲子，要找到高质量的录音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这张专辑也是为音乐的流媒体时代而设计的。由于大型流媒体服务每次播放一首曲子都能带来收入，所以与大多数交响乐和协奏曲一样，流媒体服务有利于收录多首短曲的专辑，而不是收录几首长曲的专辑。在今年3月发布后的四个月内，郎朗版的《致爱丽丝》在Spotify上播放了510万次。
郎朗于1982年出生在中国沈阳一个军营里，他的父亲曾在空军演奏二胡，一种用琴弓拉奏的中国乐器。父母的远大艺术梦想因文化大革命而破灭，当时古典音乐遭到禁止。郎朗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父母就给他买了一台钢琴，他经常说卡通片《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中的猫鼠大战时，汤姆试图弹出李斯特的《猫协奏曲》(The Cat Concerto)，是他早年受到的一个影响。
但他的音乐教育费用让父母焦头烂额。郎朗9岁时，父亲辞掉了当时的警官工作，和他一起搬到了北京，让郎朗可以专心学钢琴。母亲留在沈阳工作，这样就可以每月给他们寄150美元，他们得把这笔钱花在房租、学费和伙食费上。
2008年，郎朗在他的回忆录《千里之行》中写道，父亲的逼迫是非常严酷的，在被他在北京的第一个老师放弃后，父亲甚至劝他自杀。“与其丢人现眼地活着，不如去死，”郎朗回忆起父亲说过的话。父亲扔了一瓶药给他，让他吞下去，然后命令他跳下阳台。
郎朗写道，当时他几乎要放弃钢琴了——他用拳头击打墙壁弄伤自己的手，几个月没有弹琴。但疯狂的时期过去了；父子和解；郎朗重返钢琴，继续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最终在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获得一席之地，他在那里师从院长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
“他的技术不可思议，”格拉夫曼回忆郎朗的面试。“他有一种沟通的方式。是的，他会把手抬得高高的，但即使你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那种沟通。”
17岁那年，他取得了重大突破，最后关头填补了安德烈·沃茨(André Watts)的空缺，与芝加哥交响乐团(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合作。他一夜成名。
他的事业起步之时，中国正成为一股古典音乐的强大力量：重要的唱片新市场、乐团巡演的必经之路，以及新艺术家的重要来源。
但随着新一代亚洲音乐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有时会面临偏见。在喜剧小品中，另一位来自中国的钢琴明星王羽佳嘲笑了一种认知，即亚洲演奏者技术高超，但演奏起来就像没有灵魂的机器人。郎朗说，他那种情绪化、善于表达的风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些刻板印象的反应。
“他们说，亚洲人有点冷漠，他们很保守，”他回忆。“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多。”
他做到了。凭借炫目的技术、精彩的表演、精明的营销——以及充分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机会——他成了超级巨星。和其他古典艺人一样，他代言了一个瑞士手表品牌。还有更不寻常的吗？有一条阿迪达斯的产品线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还与“金属”(Metallica)乐队合作。
但一些著名乐评人开始经常批评他，认为他的演奏毫无品味，其中许多人最初对他的才华印象深刻。《纽约时报》首席古典音乐评论家安瑟尼·托马西尼(Anthony Tommasini)猛烈抨击郎朗2003年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奏，郎朗的演奏“时显散乱，自我陶醉，有种张牙舞爪的粗俗”，他写道。2015年，约翰·艾利森(John Allison)在《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上抱怨说，郎朗演奏的肖邦“有着鲜见于伦敦音乐会舞台的庸俗”。
但听众们——同样重要的是，顶尖的古典乐大师们——仍被郎朗打动。韦尔泽-默斯特回忆说，几年前郎朗来到克利夫兰，演奏巴托克高难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时，曾请他指导一些莫扎特的作品。
韦尔泽-默斯特说，他的回应是对郎朗进行了一次试探，说如果他在巴托克音乐会前一个半小时到舞台来，就会给他莫扎特奏鸣曲的指导。
“然后他真在那里，”韦尔泽-默斯特说。“这表明他多么自律。他已经是巨星了。我所认识的人当中，那么谦卑的不多。”
郎朗曾通过与金属乐队、比利·乔的合作以及弹奏《致爱丽丝》，设法取得谦卑与好奇心的平衡。这并非易事。古典音乐或许会哀叹日益被整体的文化所边缘化，但也时常警惕大众化的尝试。甚至郎朗也承认偶尔心存疑虑。
“我真的很想把古典音乐带入某些新地带，”他说。“但有时我想，也许走得太远了？也许该拉回来一点？”
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连同朗鲁契亚诺·帕瓦罗蒂和马友友——在大众化和艺术性之间实现的平衡，被郎朗视为一种启发。帕尔曼说他总是会仔细考虑，以决定要不要尝试核心曲目之外的作品，比如犹太乐曲。
“有人会说，‘这挺可爱，’有人会说，‘喔，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个古典音乐家，’”帕尔曼说。“就个人而言，我始终记得我的正职是什么。”
于是，在广场花园的客串露面几星期后，郎朗回归了正职，在德国巴登巴登与柏林爱乐乐团及当时即将上任的首席指挥基利尔·佩钦科(Kirill Petrenko)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他说他和佩钦科一起花了近两小时，“几乎是逐个音符”重温这个作品。
在不久后的5月，他在洛杉矶与古斯塔夫·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合作了同一首曲目，属于五首贝多芬钢琴协奏曲联演的一部分；起初的安排是郎朗弹完整轮演出，但由于尚在恢复中，他只演奏了第二。
他精细、微妙的演奏，让取消其他曲目可能引起的能力质疑一扫而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古典音乐乐评人马克·斯威德(Mark Swed)在评论中写道，这属于“那种人们很可能会谈论多年的演出。”
“这与其说是郎朗的回归，”他还写道，“不如说是郎朗的到来。”
郎朗说，他已经在计划回归浪漫派曲目。但首先他将会有一季专注于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是音乐正典中最考验智识和古朴严苛的曲目之一，他受伤之前曾打算潜心加以研究。
此外，除了非同凡响的精湛技巧，他还有其他梦想：为令人心痛的舒伯特《冬之旅》(Winterreise)声乐套曲伴奏；重温勃拉姆斯；能找到合适曲目的话，弹奏一些新音乐；以及或许会尝试自己创作一些。
“也许我会从一些儿童歌曲入手，”他笑着说。“更简单！更安全！”
不过目前，能再次弹奏已让郎朗很满足。去年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伯克希尔丘陵夏季驻地唐格尔伍德的复出音乐会上，他说一开始弹前几小节时他很害怕。
“弹奏前八小节感觉真的有点怪异——我一生中最怪异的八小节，”他说。“就像是，我是在往前走吗？然后过了八小节后，就变成了：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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