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社论中，廖亦武，这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写下长诗《大屠杀》、用笔“寻衅滋事”而致入狱、出狱后继续为余志坚、李必丰、张展、彭载舟等前赴后继、单枪匹马挑战一个专制国家的孤勇者做记录的作家，活脱脱俨然也成了一位孤勇者本身：

“一位出走德国、名叫廖亦武的中国异见作家获德国图书和平奖，在14日的颁奖现场，他在正式发言中把中国称为‘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并称中国是‘地球灾难的源头’和‘无限扩张的垃圾场’。他最后连续6次高喊‘这个帝国必须分裂’。他的发言让人怀疑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即使不是，他的判断力和情绪自控力也一定与正常人有偏差。”（2012年10月15日《环球时报》社论）

在《环球时报》发表这篇社论之后这整整十年间，廖亦武又出了不止十本书，包括《吆尸人——中国底层的真实故事》、《在黑暗帝国深处》、《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上帝是红色的》、《这个帝国必须分裂》、《毛时代的爱情》、 《邓时代的地下诗人》、《轮回的蚂蚁》，以他宝刀不老的文学才华，以及永远“在路上”激扬的人道关怀和对强权的挑战精神，在国际文坛获奖无数。今年10月，又一次地，廖亦武在一年一度国际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上推出了他的最新力作：《武汉》。

关于《武汉》这本书，大赦国际德国分部在昨天（2022年10月22日）专门发了一份通告中加以介绍，小义觉得它正好与十年前《环球时报》的社论遥相呼应，衬托了廖亦武作为文学界的一个孤勇者的形象：

“Covid-19使整个世界陷入紧急状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它的起源知之甚少。在《武汉》这本书中，廖亦武描述了武汉封城时期的中国公民记者对病毒爆发一头的勇敢探索。”

在这个月法兰克福书展之前，廖亦武在汉堡大学与德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Sylvia Asmus博士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的审查制度 – 记录小说<武汉>》的对话。这里刊载的是这场对话的部分内容。（言小义）

廖亦武谈记忆中那些看不见的战争

如果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搜寻“作家廖亦武”，会出现什么资讯呢？

昨天我用中文搜索了一下“作家廖亦武”，中国国内最大的百度搜索会出现10多条资讯，其中《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三篇关于我的政治评论，均被重复了3次。2012年10月16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社论标题是: “海外异见者需有走出仇恨精神力量”。其中写道：

德国人或许认为他们颁这个奖，可以影响中国点什么。他们过于自恋了，低估了中国人的判断力。对西方总拿异见人士当牌跟中国打，我们已经习惯了。两年前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中国人尚不以为然，德国书业和平奖在西方根本算不上大奖，中国社会更不在乎……

16年9月21日 的《环球时报》社评标题是:“靠咒骂祖国在西方苟活是多么可悲”，其中写道：

廖是投奔西方的异见分子中比较走运的一个。他到德国的时间不长，热乎气还没过，得了几个奖，出了几本书，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在他之前，一波又一波的民运人士都在西方被捧了一阵后陨落了。西方社会对来自中国的这类人似乎不断“喜新厌旧”。

这篇2016年发表的官媒评论之后，中国国内就再也看不到关于“作家廖亦武”的任何资讯。

中国网络的监控系统如此强大，我们能怎样设想？哪些主题会被移除？您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这是一个全世界领先的系统工程，始建之际叫“天网工程”，2011年我逃出中国之前，就在若干分割的区域测试。接着在新疆进行了大规模试验，也就是说，通过从西方引进的互联网高科技，对生活在160多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上的1200多万维吾尔人进行“集中营式”的全面监控管理，通过“人脸识别”和“智能跟踪”等技术，从茫茫人海中，非常快速地锁定“分裂祖国”的所谓“恐怖分子目标”。独裁和奴役的成本由此大幅度降低，这令习近平政权更加自信，于是把“新疆经验“推广到全国。以武汉病毒时代的“动态清零”的防疫为借口，通过长达两年多的“全民核酸检测”，最终使“新疆经验”成为全体中国人必须接受的高于法律的法律。自动化机器会通过对成千上万“敏感词”的过滤，删除相关主题。比如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的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就是“敏感词”，中国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有“审查制度”？你会被警告，你的微信号会被删除，你的网上银行账号会被冻结，你的“言论罪行”会被记录在案。如果不赶紧逃到国外，有一天你会被捕。

这个系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是如何来管控的？想必这背后耗费大量心血，且有个庞大的官僚体系？

上面已经简述了“新疆监控经验”。由于西方互联网平台及翻墙软件被严禁，国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就只能使用官方规定的国内网络。在我的新著《武汉》中，借小说主角艾丁的遭遇，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监控系统。比如微信、微博、博客平台和智 能手机，任何人在“武汉病毒”时代，有任何关于“武汉病毒来源”的讨论或者调查，都会被自动记录和跟踪，作为网络安全警 察日后抓人的证据。

不只是特定主题会遭除禁，甚至有针对特定人士和主题的数字攻击，以及刻意散播的正能量资讯。这些所谓的五毛网军和小粉红是如何运作的？

他们往往是受网络管理机构指挥的五花八门的社会群体，比如居民社区的管理，门卫，党员，告密者，围绕派出所民警打转的城管人员，等等。甚至有大量监狱中的服刑罪犯，从繁重的体力劳改中被随机征用，到有几十台电脑的工作间，在狱吏的指令和监视下，散布中国正能量和西方负能量。比如“新型冠状病毒来自美国”，是“2019年参加国际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带到武汉”，等等。

中国的审查制度不只在互联网上，您的书在中国也难以在书店、大学或图书馆见到吧？中国的出版业是如何组织的？是完全受制于国家吗？出版物需要事先得到国家的批准吗？

是的，我的书是被严厉禁止的，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我和刘晓波等人的名字是禁忌。但是，2000年前后，我们用化名在国内出过书，后来被发现，出版社和发行商都栽了筋斗，被罚了几百万人民币，有一个出版商害怕被抓，在内蒙躲了大半年。我流亡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被剥夺了出版自由。现在我的书在香港也被禁，从书店、大学和图书馆下架。

有禁书黑名单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名单是由谁来列的？

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到现在，一直都有禁书黑名单。我没出国时，这个名单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根据各省市下属机构上报的禁书名单而制定。现在，网络安全部门也会提供大量的禁书作者名单。

中国媒体受到国家的审查：报纸、电台、电视、出版业以及网络等等，都是。除此之外，社交软件以及在中国拥有广大用户的微信也受到监控。审查制度又与监控有关，而且深入私人领域。我们从德国历史中可以看到，这种压力其实会导致自我审查以及检举效应。这对中国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据我所知，国内的作家都习惯自我审查，规避政治禁忌，否则难于生存。这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是“自我审查”的光辉典范，他在瑞典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言论审查像飞机安检，我虽然不喜欢，但必须接受。可见对于言论审查的自动接受度，已深入骨髓，成为一种身体本能了。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折射。

中国社会接受这样的审查制度吗？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妥协了吗？一九八九年前曾经有过开放的年代不是？

当然不接受，尽管表面上接受。我采访过反抗天安门大屠杀的许多底层市民，写成了《子弹鸦片》，他们直到现在，已经50多岁了，依旧没有屈服。我也写过《哈罗小姐和农民皇帝》，里面的社会底层人民，虽然找不到出路，但也没有屈服。在共产党20大召开前夕，面对习近平即将连任，登基称帝之际，有一个叫彭载舟的勇士，在北京闹市区四通桥挂起了以下横幅：

“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从法律层面，中国有言论自由权吗？这个权利已被废除了吗？还是说其实从来就没有明确存在过？

中国法律就是公开的谎言，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可因为争取这些宪法规定的“自由”而坐牢和被杀害的却成千上万。其中最有名的，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目前最有名的，是上面提到的挂标语反对习近平的彭载舟，他被逮捕了，但愿不会被杀害。

有很多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经商，他们又如何面对这个审查制度？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无论对于西方记者、作家、学者还是西方企业，聪明的办法是离开危险的地方，而不是愚蠢地面对。东方的“柏林墙”快倒了，墙内有一个独裁皇帝叫习近平，一个类似俄罗斯大帝普京的疯子，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人们，你们还站在墙下干什么？赶紧跑吧。

您称《武汉》是“纪实小说”，也就是虚构与真实交错的一部作品。在严密的审查制度下，您如何取得这本书的资料？

自从2020年1月武汉封城开始，我每晚都在通宵工作，疯狂地下载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官方网站、国内各大网站、地方网站、微博、微信、博客等等，也包括推特上的自媒体。内容五花八门：1，“武汉病毒”的前世今生，2，这种“蝙蝠病毒”是怎样传染了武汉、全国和全世界？3，医院人满为患，4，火葬场昼夜忙碌，5，全国各地抓捕武汉人，6，专家之间关于”病毒来源“的唇枪舌战，7，普通人之间的讨论和对骂，8，突然死亡、自杀、跳窗、逃跑、封锁所有的道路……

全国几千万被强制在家坐牢的人，都被惊慌和恐惧所压倒，都挤在网络上，争先恐后地发言、发照片、发视频，中国网络员警人数增加了几十倍，依旧疲惫不堪，来不及删除海洋涨潮一般的”违禁言论“和”谣言“。谁也不敢上门抓人了，大约有20多天，具有全球最先进的监控系统的中国网络竟然”失控“——直到有一天，我的电脑被骇客攻击，突然黑屏，彻底瘫痪了——幸运的是，我的资料也同时下载到了移动硬盘。

可以和我们说说中国的公民记者吗？

《武汉》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了，Kcriss和张展是如何接近和调查武汉病毒实验室，Kcriss被追捕，他拍下自己被追捕的完整过程，张展绕着病毒泄漏的源头——已被军事管制的P4实验室——兜了一圈，她的最后一句解说是：“这是禁区里的禁区。”，他们都被抓走了，张展至今还在监狱中绝食，生死不明。

这种公民新闻记者仍然存在吗？还是因审查和监控而完全消音了？

“武汉封城”开创了一种“封城清零”的模式，两年多来，中国数不清的城市都被封锁过了，中国政府开发并实行了全民“健康码”制度，任何人，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出入任何地方，都必须一再扫描安装在手机上的“健康码”，如果“健康码”是绿的，就证明你每天都接受核酸检测，如果是红的或黄的，就证明你没有或有意抵制。那么警 察和其它防疫人员就有权利抓捕你，隔离、罚款、围殴，将尖细的消毒棍强行插进你的口腔，进行“强制核酸”——所以到了上海封城和成都封城，所有类似武汉封城时的公民记者，都像病毒一样被“动态清零”了。

Kcriss这个真实角色后来如何了？您有后续任何消息吗？

已两年多没任何消息，《武汉》中的另一个公民记者张展被判刑4年，关押在上海女子监狱。

《武汉》以疫情爆发为例，讲述了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监控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这本书也是您在流亡中的一种反抗吗？您是否认为你有义务要让全世界知晓中国的真实情况？流亡是否让您更趋政治化呢？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记忆战争。我曾写道：“我们可以记录这一切，虽然流亡，我们却最终可以赢得记忆战争。和我们的祖先坚信的一样：罪行必须被记录，高尚、正义、真相和审美，必须被记录和传承——这就是“人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

您是否也认为这本书是对Kcriss这类人的纪念？毕竟中国政府希望这些人被遗忘？

不仅是对Kcriss，还有李文亮、张展、陈秋实、方斌、张文芳等等，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武汉街头追问、调查和记录的公民记者——《武汉》是他们的纪念碑。《武汉》也是所有在武汉封城中默默死去的人们的纪念碑。这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劫难袭击了180多个国家，造成650多万人死亡。我希望人们记住，《武汉》是这场看不见的病毒战争的代名词，而不是世卫组织命名的COVID-19——接下来才是习近平的朋友普京发动的侵略乌克兰的看得见的战争。

作为德国人，我们能做什么？您对我们有什么呼吁？

每个德国人都有传播真相的权利和义务，这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所经历的令人痛心的历史，以及由此而诞生的“纪念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那么，请阅读《武汉》，并传播这本书，就如当年犹太人读者传播埃利 威塞尔的名著《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