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登和习近平举行的视频会议再次提醒我们，这两个大国掌握着我们世界的命运。

他们能协同合作吗？我们是否进入了一场新冷战？是否会演变成彻底的冲突？

两国集团（G2）很重要。无论是气候变化、国际贸易，还是世界和平的未来，美国和中国都举足轻重。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比八国集团、20国集团、澳英美同盟（AUKUS）、四边安全集团（Quad）、东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或我们能想到的其他任何多边组织都要大。

不是要忽视这些机构和联盟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贬低各国的力量——尤其是俄罗斯、印度、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但我们都被北京和华盛顿牵着走。

近年来，地缘政治的温度上升了：言论更加激烈，扬言威胁和放话反威胁，还有军事集结——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战争。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对许多人来说，答案存在于遥远的过去。

以史为镜 佐行未来

古希腊的两个大国，雅典和斯巴达，走向了战争——为什么？

普遍的认为是，斯巴达畏惧雅典不断上升的实力。当然，自从雅典和斯巴达联手击败波斯人之后，雅典人就变得很强大。

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推广普及了一种见解，那就是权力平衡的变化会点燃冲突的导火线。后世将这一想法称之为国际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当一个崛起的大国遇到一个衰落的大国时，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如同今日的局面。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崛起的中国面对日渐衰落的美国，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战鼓擂响的警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对华鹰派人士在谈论中渲染冲突时，往往压制了那些更谨慎、更为不同的声音。

但权力过渡并不比在古希腊那时候更能解释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连修昔底德自己都说，并不清楚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爆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为了经济和政治，也同样是为了身份和权力：到底是谁代表希腊精神和未来？

斯巴达也有自己的考量。它担心雅典式民主的传播会引发奴隶起义。当时已经有一些奴隶起义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斯巴达真的害怕一个更强大的雅典，它就会更早入侵。它当然足够强大。正如政治学家理查德·莱博（Richard Lebow）所说，斯巴达认为“它可以通过一场战斗就压倒雅典人”。

不同的视角

就像在古希腊一样，简单的答案在今日会产生误导。这比争夺权力更为复杂。我们并非注定要爆发战争。但有可能我们会说服自己进入一场战争。

那么，除了从无法避免的冲突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能如何看待如今的时刻？古代中国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古希腊不同的世界观？

莱博（Lebow）与中国国际关系分析师张锋联手，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寻找另一种方法来解读。在他们的《驯服中美竞争》（Taming Sino-American Rivalry）一书中，他们的目光超越了大国竞争。

他们认为，西方禁锢在权力过渡的思维模式中，这已成为“主导的参考框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中国已经变得强大又好战，它正在威胁全球秩序。

就像斯巴达和雅典一样，美国和中国正处于冲突的轨迹。

莱博和张锋借鉴了中国的思想界学者，他们说这些人“对艾利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不以为然”。他们说，在中国，重点不在于权力过渡，而在于政治战略。

两位作者谈到了中国的王道概念——不是权力，而是影响力。王道是“人性化的权力”。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并不寻求将其愿景强加给世界，而是要求臣服的国家向中国的力量致敬。

莱博和张锋说，这对双方都有利：“强者获得荣誉，而弱者获得保护和贸易优势。”

这个概念接近于中国的另一种概念——天下。政治哲学研究家赵汀阳重新审视了这个古老的概念，来重新定义当今的政治秩序。

赵汀阳说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说，“天下”是基于“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并为其服务的世界秩序”。他说，我们需要减少对单个国家的思考，而更多地对作为一个世界进行思考。

他说，“威慑、制裁、干涉、权力平衡、冷战甚至战争本身......这些敌对的战略使世界变得比以前更糟糕”。他说，“天下”将一个彼此敌意的世界变为殷勤好客。

这里没有外国人。没有敌人。它摒弃了导致混乱的竞争，而选择共存。这是一个与启蒙思想家康德提出的 “永久和平”概念相差无几的概念，是建立在共同的人性和世界性秩序之上的。

赵汀阳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秩序，将 “我们”置于“我”之上。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 “从未有政治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作为政治问题而产生”。

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习近平发出对台战争的警告并升级军事演习，同时增加中国的火力和核武库之际，这种关于王道和天下的说法听起来可能不可救药的浪漫，甚至是妄想。

威胁和恐吓那些挑战或反击中国不良干预或影响的国家和实体，人间的和平世界在哪里？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并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人道的权威在哪里？

事实上，当习近平警告说东升西降时，他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威胁说法的贡献不小于任何人。

然而至少从正式文件看来，中国的政策仍深受共存和寻求影响力而非权力的影响。中国2019年的《国防白皮书》重申了对“和平发展”的承诺。它说，中国的发展 “对世界是一个机遇”。

白皮书说，中国 “永远不会追随大国的脚步来寻求霸权”。习近平本人也谈到了“新型的大国关系”。他将自己称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并概述了中美之间的“双赢”合作模式。

我们该听谁的？

习近平和拜登最近谈到了避免冲突的必要性，并淡化了新冷战的问题。中美两国正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一些人将此视为通向更大程度友好关系的一扇窗。

政治学家徐志群（Zhiqun Xu，音译）抓住了中国战略的复杂性。他说中国寻求为世界秩序而战，但是“不破坏”世界秩序。它希望得到认可而不是发动革命。他警告说，我们“不应把美中竞争看作是一场零和博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姜云最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问与答》（Q+A）节目中哀叹在中国问题的意见上缺乏多样性。

她说，当前外交政策机构仍然被欧洲裔观点所主导。正如她所说，这些声音往往是“白人的”。

听听思想界华裔人士如何看待这种权力竞争，是值得的。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还不够多。

当然，我们都是自身偏见和历史的俘获。

值得回顾的是，修昔底德自己所处的那个大国战争时代的世界：“大多数人实际上不会花心思去找到真相，而是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