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瘟疫流行的日子里，遵照维吉尼亚州“居家令”，只有我们十来个人来为王康送行。这里有王康的旧雨新知，都是他思想、艺术上的知音，都是他流亡岁月中尽力相助的朋友。都是些很普通的人，教师、医生、节目主持人、机械师、退役军人、计程车司机、学者、木匠等等。我把自己归入木匠，这里有两个老木匠，江西木匠老黎和我这个山西木匠老郑。回想起来，我们为《浩气长流》画展和王康借居的老房子真是干了不少活儿，主要是老黎干的，我打下手。瘟疫期间，就只能由我们这些人代表王康的家人、重庆老乡和散布全球的众多友人，来给他送行。回忆起他活生生的音容笑貌、他的激情与笑话与缺点、酒酣时纵论天下的风采与坏脾气，实难抑惜别之情。我们曾驾车横亘美国，在“西进之门”下遊访马克吐温与福克纳故居，顺浩荡密西西比河一路南下，行到无路可走的入海口；我们曾远赴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小镇，拜谒索尔仁尼琴流亡之地；我们曾在南达科他州总统雕像山前徜徉，在红石峡谷中扎营露宿，看穹顶的繁星；我们曾多次去伊萨卡——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故乡，和诗人一平在葡萄园的熏风中畅饮，在深不可测的五指湖泛舟，有次翻船落水，爬上岸晾晒衣衫……往事清晰如昨，令人怅惘。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王康，人很少，不显赫，有些冷落，或许是天意。和一个人类史上罕有的野蛮帝国誓死对抗，其结局理当如此，其结局怎能不如此！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戈扬等老流亡者不正是这样客死异乡的吗？今天王康也如此追随先贤而去，并更为决绝孤独。在所有的中国流亡者中，王康是最艰难的。在喝酒谈心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流露过“虎落平阳”的孤愤。在国内他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在异国他乡则孤身一人，没有收入，不会开车，连语言交流也成了问题。六十寿诞在北京，高朋二百，风光到了极点。七十大寿在这里，在朋友的地下室，宾客少了十倍，拼接的折叠条桌加杂凑起来的椅子。这种困窘，在流亡者中也是仅见的。为了热爱祖国追求理想而走到这步田地，以世俗眼光观之，确实悲惨到了极点，失败到了极点，但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全然的完美、荣耀。使徒保罗曾如是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一段话常被轻易引用，但谁有资格真正当得起呢？王康是无愧的，至少在字面的意义上。

我心中有感伤，也有喜悦。因为殉道者之死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孤独而荣耀。我想在场的朋友们都有同感。大道至简。也只有这样至简的葬礼，才配得上他求仁得仁死于流亡的志节，才没有遮掩住他生命中的英雄气和诗意。

我今天不想多谈思想、政治，也不想进行全面评价，因为我们大家到这里来是为一位朋友送行。但很难，有些事总绕不过去。王康的生命总是与政治缠绕不休。

王康生于1949年，卒于2020年，一生一死，都与一场红色瘟疫大爆发相关，而且，有意味的是，“瘟疫”这个词居然从比喻修辞变成了物理的现实。王康在遗言中写道：“中国病毒的源头，出自共产主义幽灵和东方大帝国的汇集。倾覆中华红色帝国，是中国人唯一免于万劫不复之路。”他曾经以卓越的洞察力如是预言：“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牆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在共产主义全球性退潮，冷战结束之后，这种预言很难令人信服。好了，今天预言终于应验，红色瘟疫席卷全球，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幸免。在出中国之前，这位真正的爱国者便勇敢宣告：“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终于迎来大帝国的旭日，我作为它的预言者和目击者，将不会省却言辞去正视和面对它，而我却首先要诅咒它，首先预告它的崩溃。”作为预言者，王康是幸运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亲眼看见了“中华红色帝国”崩溃的前兆。

王康的深刻与广博、激情与诗意，部分得自天性和幼年家庭熏陶，部分来自于俄罗斯文学、艺术、思想之启示感召，其背后之精神来源还是基督教。十多年前，在一次访谈中，王康指认索尔仁尼琴“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像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恆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流亡美国之后，他多次和几个亲近的友人谈论过受洗的事，我为他高兴却不便催促。朋霍费尔牧师，那位因刺杀希特勒而殉道的圣徒说过：基督徒没有权力把福音强加于人，穷追不舍，利用自己个人的智慧去安排他人的救赎之途。果然，不久前（四月十六日），他终于回应了上帝的呼召，领受了洗礼。在场的人，看见他伸向天空的双手和满面泪水，无不动容。使徒保罗说：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藉着洗礼归入死，就是和他一同埋葬，然后一同藉着上帝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王康身体朽坏，但没有被死亡的黑暗吞噬。神为他解除了种种罪错过犯的绑缚，赐予他自由与永生，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了安慰。

今天，我们走进这片美丽的森林，来完成王康的遗愿。他生前每日来林间小径散步，留下孤独衰老的足迹。请各位留意：我们脚下这种茂盛的铺满林地的野草，叶子象羽毛的，叫“薇”。《诗经》里有一首诗就叫《采薇》。关于采薇，最著名的故事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伯夷叔齐是古代孤竹国两位王子，既反对暴君又反对以暴易暴，为坚守自己毫不妥协的道德立场，不食周国的粮食，逃到首阳山上挖薇菜充饥，终致饿死。我们曾带王康在我家附近的牛奔山采白薇，炒上自己熏的腊肉，举杯纪念伯夷叔齐。他们是流亡者、殉道者的始祖。孔子赞誉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得仁”；司马迁推崇他们，将《伯夷列传》冠于列传之首。夷齐因持守信念而放弃生命，由此成为中华传统伦理之源头。

我们将按照王康的遗嘱，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入这条小小的溪流，没料到这溪边竟长满永生的薇菜。没料到的事情还有一些：我在地图上看到，这条小溪就发源于费尔法克斯郡本地，名叫熊汊（Bear Branch），流过王康寄居的“结庐”，并入阿科亭克溪（Accotink Creek）。阿科亭克是印第安语，意为“山脚下的小河”。这“山脚下的小河”蜿蜒流淌四十公里，汇入著名的波托马克河。波托马克是什么意思？是印第安语“天鹅河”。——这些富于诗意的名字王康都不了解，他只是想沿他散步的小溪漂流而下。他顺从他的直觉，这直觉将他引入冥冥中的前定：他将从清澈见底的“熊汊”和“山脚下的小河”起身，经一个湖泊（Lake Accotink）一个河湾（Accotink Bay），流入天鹅之河（Potomac River）——附带说一句，直到今天，那里仍然是白天鹅栖息的地方——最后，在天鹅的歌声中，他将从壮阔的河口进入浩瀚无涯的海洋。再往前，在水天相连的远方，那就是彼岸。

有一天，见王康精神稍好，我给他讲解了从熊汊到大海的历程。他惊奇地睁大眼睛，静静地听。在讲到天鹅之河、天鹅之歌时，他眼睛忽然一亮。我们都熟知苏格拉底的名篇《斐多篇》，就是他服毒就义前最后的谈话记录，天鹅之歌的典故就出自这里。苏格拉底以天鹅自况，说天鹅临死时会唱出平生最响亮动听的歌，“可是人只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不，不是的，殉道者苏格拉底说：天鹅是快乐地引吭高歌，因为它知道就要去见它的神了。苏格拉底是思想史上发现个人良知第一人，被尊为西方伦理之源头。这样，我们这个至简至美的葬礼就获得了一个神奇的巧合或者象征、暗喻：从公元前11世纪的“义不食周粟”到公元前5世纪的“天鹅之歌”，王康的生命汇入了一条源远流长的人类精神之流——为信念而不惜献身。

等会儿北明将按照王康最后的愿望唱一首《马车从天上下來》，作为葬礼的结束。这是一首美国黑人安魂曲，歌词大意是：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我的灵魂仍向往着天堂。你若能先一步回到那地方，请告诉朋友们我也就要来到……说起来又有点神奇，这首歌竟然在世界上转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王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在美国，而是半个世纪之前在巫山。那阵儿他是插队落户的知青，不满二十岁，遇到一个看磨坊的老师傅。抗战时期，这位磨坊师傅参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与美军并肩作战，一名黑人士兵把这首歌教了他。他把这首歌带回家乡四川，又教给了一位陌生的青年。半个世纪后，这位青年终老于美国，真的就坐上这天上下来的马车，在歌声中回到我们永恒的家乡。

这首安魂曲中的马车可不是普通的马车，而是圣经所描述的由天使驾驭的“火马车”：车下奔腾着熊熊大火，神马嘴鼻中喷发出辉煌烈焰。由这样的马车接上天去，是一个灵魂所能被赐予的至高荣耀。他已经动身了。他在人世间的灵魂之旅完成了。

还想补充一句：在小路边的游览地图上，我发现这条小溪仅附近一段就有7座老磨坊。这真叫人大吃一惊，40公里的沿岸会有多少呢！——又一个神奇的巧合出现：半世纪前，王康在巫山的一座磨坊学会了《马车从天上下来》。半世纪后，竟然有这么多阿科亭克的磨坊唱着歌为他送行。

就这些了。我已经讲得太多了。

让我们用掌声送王康上路。

202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