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喜欢这篇文章，因为他们受够了两年多来疫情的反复。“什么时候是个头”成了许多人在看到新增病例之后不假思索会脱口而出的哀鸣，因此对于2019年——冠病时代全面到来前的最后一年——不免会抱有怀念之情，仿佛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声。（不过我要提醒这些朋友注意，由于“头”兼有“尽头”和“头人”两义，所以“什么时候是个头”这个问句也有歧义，不可乱讲。）

　　也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这篇文章不以为然，理由其实也都差不多，就是认为怀念过去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思绪，是一种懦弱。我的医生朋友李清晨就说：“没有岁月可回头，我一点也不怀念那一年，随后的苦难让我看清了一直没看清的，切割了早就应该彻底切割的，就算世界变糟了又如何？命运不承诺给任何人以一生的幸福，继续往前走就是了。眼前就是万丈深渊，也无非纵身一跳！”我几乎赞同他这段话的每一个字，特别是“看清了一直没看清的，切割了早就应该彻底切割的”这两句，因为这也是我这两年多来做的事。

　　很多年前，我与李医生曾经吵过架。但有时候，吵架也是示爱的一种方式。事实证明，我们的很多观念和行事风格非常相似；李医生的许多公开言论，在这个一言难尽的新时代，是网上难得的可以安抚心灵的铿锵之语，用杜甫的话来说，可以“忧来豁蒙蔽”。今年，李医生的科普力著《心外传奇》修订后再版了。他在微信上问我的地址，想给我寄书，我没有告诉他。这样的好书，为什么非要他给我寄呢？我自己买不行吗？

　　除了疫病流行这几年所起到的“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的作用之外，我不怀念2019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其实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不愿意直说。我也不愿意直说，但想向大家简单袒露一下我2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我今年就四十岁了。胡适当年在这个年纪，写过一本《四十自述》，虽然篇幅很短，只写到了他19岁留学之前，但总算多少实现了他“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想法。我没有胡适那么大成就，觉得自己的琐碎人生不值得他人仔细了解，但如果只是梳理一下思想上的变化，或许还有点参考意义吧。

　　我从小生活在山西太原，国营工厂的工人家庭出身。2000年考取北京大学之前，我是一个多少有点典型的小城理科做题男：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缺乏对他人的共情，特别是缺乏对女性的尊重；瞧不起文科，但喜欢鲁迅；邋遢。当然，我也非常爱国。1999年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我不仅参加了大学生的游行，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而且还自己做了个网页，从网上摘录相关新闻，愤怒声讨美国。

　　现在想来，可能有两个因素，让我后来在思想上能够突破小城做题男的束缚。其一是我父亲从小就支持我接触计算机。我在1993年小学五年级时拥有了自己的台式机，自学了编程，家里又在1999年我读高二时开通了互联网。我在网上搜索鲁迅的文章时，意外发现了方舟子办的《新语丝》网站，不仅在那上面找到了鲁迅著作，还看到了方舟子的大量科普作品。他曾介绍过密歇根大学生理学教授罗伯特·鲁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对科学精神的概括：怀疑，探索，实证，理性。这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受益终生。

　　其二则是我多少有些侥幸地上了北大。我父亲本来给我定的高考目标是南航、北航和西工大，没有人——包括我自己——能想到我在高三下半学期发挥出了超常水平。21世纪初的北大，还是一个思想极为多元、多少还有“兼容并包”遗风的高校；通过与大量不同院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接触，我开始慢慢完成自己思想的现代化，慢慢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公民。

　　我进校不到一年时间，思想就发生180度变化，成了“美狗”，严格来说，这其实不是我自己独立思考的产物，而是在当年北大校园里那种氛围下不由自主受到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方舟子的影响下，我了解到了以理查德·道金斯（C. Richard Dawkins）为代表的新达尔文主义哲学思想，同时从科学精神出发，对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开始持否定态度。

　　我觉得必须向各位关注我公众号的读者坦白说一句：正是对科学精神的倡奉和对传统医学之类非科学的反对，主导了我此后二十年的思想变迁。二十年来，我的爱国心从未改变；在我看来，爱国首先是爱当下的国民，根本目的是提升同胞们的福祉，其他的一切都是手段。从我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出发，弘扬科学精神、提升民众科学素养、批评非科学思想的越界，便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这也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思想又一次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原因。之前我对美国非常推崇，之后却成了坚定的自力更生派，甚至在很多思想上接近所谓“工业党”。当时活跃在社交网站上的很多所谓“自由主义者”，实际上缺乏批判性思维和说理能力，对于美国社会中许多显然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不仅不加反思，反而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吹捧；更有些人不过是披着自由旗号的流氓。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人恶心到“左”边阵营的。

　　即使是作为这些人思想来源的一些大家，秉持的也是被史蒂文·平克（Steven A. Pinker）等新达尔文主义思想家批判过的陈旧的“白板”说，对人性和道德的论述都让我无法接受。我希望能够以新达尔文主义为基础，为中国的自主发展和民众科学素养的提升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进路。后来，我便把这一阶段的想法写成了一本书——《万年的竞争：新著世界科技文化简史》。我承认这是一本有些令人汗颜的少作，但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我至今觉得没有问题。

　　我带着真诚的心意去与中国的“左”派接触，几年下来大失所望。事实表明，比起“右”派来，中国的“左”派距离科学精神更远。他们自以为爱国，但我现在毫不怀疑，他们那种反科学的爱法一定会让国民陷入可怕的深渊。仅仅因为看不惯“右”派里面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投向“左”派，只能说明我个人的交际范围过于狭窄，没有接触到更志投意合的人，也说明我在个人成长的历程中，一直缺乏向德高望重的前辈学人认真请教的意识，导致自己走了不少弯路。这两点教训，希望能够为各位读者所吸取。

　　因此，在2012年之后，我的思想又逐渐“右”倾，但这其实是两方面发挥合力的结果。一方面是我自己花了十年时间在极“右”和极“左”之间摇摆过一轮之后，思想终于成熟起来；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社会的气氛越来越向“左”偏，所有不跟着向“左”跑的人，便只能被甩在“右”边。

　　2019年恰恰就是这个至今已经为期十年的“左”转时代的关键一年。就是这一年，我在新浪微博的大号被炸。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我讲了苏联笑话，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开了不该开的玩笑。同样的调侃，放在2017年只会导致删帖，放在2019年却会炸号。所以，我怎么可能会怀念这样一个年份呢？

　　非要在已经过去的年份中做个比较的话，首先我要感谢2000–2008年，这是让我从小镇做题男蜕变为现代公民的一个关键时期；其次我觉得，从总体上讲，2012–2015年是过去二十年中相对最好的时期。但既使是这两个时间段，我也不会怀念。作为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我不相信我所爱的中国只能处于那时的水平，我相信她总有一天会取得更大进步的。最好的年份，永远在未来，而这个未来，需要我们一起去创造。我想再次重复李清晨医生的那句话：“眼前就是万丈深渊，也无非纵身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