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以下哈利•福克教授的论文，由叶少勇编译改写，具体信息以原文为准。感谢福克教授提供图片以及中华原始佛教会授权刊载。

Harry Falk, “The Ashes of the Buddh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Vol. 27 (2013): 43−75.

中译本：哈利•福克：《释迦佛陀的舍利》，中華原始佛教會譯，葉少勇校審，臺灣：中華原始佛教會 2018年。ISBN: 978-986-96347-0-0

比普罗瓦（Piprahwa）位于印度北方邦东北部，距尼泊尔边境不到1公里。1898年，英国人威廉•佩沛(William Peppé，1852～1936）在这里发掘了一座佛塔，该塔位于其名下地产之内，是一座直径约22米的砖土丘。塔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和舍利坛，其中一只舍利坛上有铭文，指明里面的遗骨属于释迦牟尼。这是佛陀舍利的首次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比普罗瓦一带很有可能就是释迦族的故乡迦毗罗卫国所在地。然而，这只是一桩“百年疑案”的开始。

比普罗瓦佛塔遗址

比普罗瓦的珍宝

佩沛在当地种植经济作物，同时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因此，他的发掘工作规划有方，并且报告了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佩沛发现砖丘有两期建筑层，在初建和扩建层的交汇处挖出了一只皂石舍利坛。继续向下，快要挖到与地面平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函。

● 巨大的石函

佩沛记录道：“一切如此突然，我们直到发现箱子的三天后才打开了它。”在这三天时间里，他组织工程人员挖出了一个通向塔底的斜道，并且制造了一个拖车，将石函拉上来。石函的重量近700公斤，使用起重设备有很大风险。

刚刚运出尚在拖车上的石函

藏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庭院中的石函

笔者与查尔斯·艾伦正在进行测量

石函乍看貌不惊人，函盖已裂，被铁箍固定着。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令人惊叹之处。石函如此巨大沉重，函体和函盖分别用整块巨石雕成。这种石材须经300公里陆运或700公里河运而来。多数阿育王石柱和柱头都选用这种石材。

石函长1.32米，宽0.82米，高0.66米，侧面比例为黄金分割（1.32 × 0.618 = 0.82）。黄金分割于公元前3世纪由欧几里得首次发现并应用，今天A4纸的尺寸仍然用此比例。石函各向均为完美的直角，虽未抛光但极为平整，以工整的子母口扣合。印度从未发现过比这更早的石函，而晚于此件的同类石函体积都更小，工艺也没有这么精湛。大量信息表明这一石函是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所造。

当石函被打开时，所有人都震惊了。里面有多只舍利坛，还散落着1600余件的黄金饰品和珠宝。

● 水晶舍利坛

石函中发现的数只舍利坛均以皂石制成，唯独有一件是水晶制。高11.5厘米，直径10.8厘米。盖上有一个鱼形雕刻，鱼雕内部镂空，现在里面填有碎金片，据记录其中曾经装有“小金花和宝石”。也许只有皇族才会使用这样一件独一无二的舍利坛。

● 带有铭文的舍利坛

比普罗瓦出土的皂石舍利坛，是一种在巴克特里亚和近东地区十分常见的双瓶造型，宛若“瓶上有瓶”。在比普罗瓦这种舍利坛至少发现了四件，其他地方也有出土，并且外形惊人的一致，是在孔雀王朝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一种器物。

铭文拓片

其中一件舍利坛上刻有铭文，根据字体学断代，可能刻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录文如下：

sukitibhatinaṃ sabhagiṇikanaṃ saputadalanaṃ 

iyaṃ salilanidhane budhasa bhagavate <saki>yanaṃ

H. 吕德斯1912年的翻译：

此为释迦族佛陀世尊之舍利容器，为须诘提兄弟携姐妹、儿子与妻子（所奉）。

吕德斯的理解并未违反语法形式，但我认为未能表达出作者原意。铭文的主语是nidhane（梵语nidhānam），最初人们认为nidhane是容器的意思，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在其他有关舍利的铭文中没有用例佐证。该词的另一个意义表示“安放”，却有很多用例，例如构成dhātu-nidhāna，表示安放舍利（dhātu）。由此可以对译文稍作修改：

此为释迦族佛陀世尊之舍利的安放处（nidhāna），（供奉者为）“有美誉的”（须诘提）释迦族兄弟，携其姐妹、儿子和妻子。

这样一来，这段声明的含义就变了，由“这只舍利容器属于释迦族人”变为“整座舍利塔是由释迦族人放入舍利”。后文将会说明，比普罗瓦佛塔中的众多舍利坛很可能是在危机之时被汇集一处，而释迦族人在这一事件中很可能起了主导作用。

● 星形花宝石

石函中大量遗骨和珠宝，佩沛被允许持有的份额相当可观。另一大部分珠宝归于印度博物馆，但如今已难觅踪迹。勒克瑙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伦敦的佛教协会，以及斯里兰卡、泰国等地，也分得一小份。

舍利坛中有宝石颇为常见，但比普罗瓦的宝石数量多得惊人，质量也极高。这里只关注其中一类我称之为“星形花”的宝石，其价值以前被严重低估。

星形花由扁平锥体雕成，中部剜空，锯成六瓣形或多于六瓣，中心有孔，可串成链。由于是用线锯切割而不是锯片，相邻花瓣根部的连接处呈圆形转角。这种珠宝在南亚次大陆极为稀少，在印度范围内，据我所知仅在桑奇发现过。想必是王室贵胄才能拥有的宝物，而不太可能是弱小的释迦族族长所拥有之物。

舍利的来历

佛陀在拘尸那揭罗去世，并就地火化。巴利语《长部•大般涅槃经》是这一事件最古老的记述，据说各地的刹帝利部族和两位主持仪式的婆罗门要求分得遗骨舍利。蓝毗尼虽是佛陀的诞生地，但其只是一个村庄，并无权力索要舍利。

《长部》说舍利八分后被分别建塔供奉。然而在阿育王时代之前，塔（stūpa）一词在非佛教文献中十分罕见，并且从不指坟丘。在吠陀传统中，坟丘称为“尸摩舍那”（śmaśāna）而非“塔”，其盖土高度约为一人高，远低于佛塔，而且是泥草混合而不是砖筑。对于婆罗门文化，仿佛“塔”是一种陌生事物。

一些非印度的语言中有类似“塔”（stūpa）的词汇，丘、冢 之意，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斯基泰人或原始突厥人也有重视遗骨的传统，定期扫墓以增强族人凝聚力。释迦族似乎与这些非婆罗门文化有联系。阿育王所属的孔雀族的聚居地，距离释迦族的故乡不远，或许他自幼便有塔的观念，而未意识这一文化根源并非源自婆罗门。目前为止还未发现过年代早于阿育王的圆形坟丘。《大般涅槃经》在佛陀葬礼之后曾有扩充和修订，或许其时阿育王已经开始建塔供奉舍利。

初次分配舍利后的一百多年中，遗骨由各部族守护，直到阿育王决定再次分配。据说他集齐了七份舍利，只有一份未能得手。罗摩伽国的拘利族不愿交出，声称他们的舍利处于龙的保护之下。法显也引述了这个说法，称当地的龙神以大量财富供养舍利，阿育王亦无法竞比，只得退出。隐藏在神话之下的或许是一场水难，正如《大史》所说：“罗摩伽国之塔建于恒河岸上，后遭恒河水波冲击而裂坏。”此塔所在位置河水环绕，雨量大时河水瞬间便能冲走土丘。因此，阿育王的使者开塔发现空无一物，只能推说舍利已为龙神所有。

在毗舍离的佛塔上就有一道古时造成裂口通向塔的中心，可能就是阿育王开塔的痕迹。据说阿育王将收集到的舍利分散到了整个统治领域，建立了八万四千塔。各地发现的皂石舍利坛形制十分统一，应是阿育王时期的发明。此外，阿育王或许也从罗摩伽塔遭遇水难一事中认识到，应该用砖建塔以抵挡自然的毁损力量。

蓝毗尼与迦毗罗卫国

阿育王于登基第20年来到了蓝毗尼，立柱铭文，称蓝毗尼成为了分有舍利之地，意味着这时阿育王把一部分舍利交与此处，以庄严佛之诞生地。同时，还提到一个石制的vigaḍabhī(cā)，却没有提到任何塔建。事实上，蓝毗尼各处都没有发现佛塔。那么舍利放在了哪里？可以推测，石制vigaḍabhī(cā)代替了塔的功能。

我曾著文证明舍利坛并不一定置于塔中。在蓝毗尼出土的一座小型方体砖构物之中就曾发现舍利坛。可以猜想，比普罗瓦出土的石函原本可能位于蓝毗尼，用以供奉舍利，后来被运至比普罗瓦。也就是说，石函是阿育王时代之物，体现了阿育王式的巨石情结和工艺水平，而比普罗瓦佛塔则建于阿育王时代之后。这一猜想看似冒险，但非此不能解释，为什么没落的释迦族要如此耗费地制造这样一个巨大石函，毕竟其所据的地区荒芜破败而石材稀少，从未发现过此类物件。

阿育王不惜耗费，将国家从“砖土时代”推进到“石制时代”，大量石雕制品用于宗教祭献。他去世后仅几十年，孔雀王朝就被暴力推翻。在随后的巽伽王朝期间，虽然佛教徒也得到一些地方性的支持，但国家层面对佛教的保护已不复存在，还要再等整整两百年，等西方的月氏人入侵并建立贵霜王朝之时，佛教才能再次获得支持，重振石雕艺术。

蓝毗尼是一个村庄或园林，不曾拥有士兵和武装力量。阿育王对蓝毗尼有特殊眷顾，应是建立了僧院。然而一旦没有了阿育王，一众僧侣绝不足以保护石函及其中珠宝的安全。可以推测，在释迦族曾经的首都迦毗罗卫国，应有武装力量。但迦毗罗卫国在哪里？则有多种答案。

穆克吉最先提出，现今的提劳拉科特有规模宏大的砖制地基，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宫所在。但是，烧制砖块一直到阿育王时代才开始广泛应用，因此这一遗迹不可能追溯至佛陀时代。此处曾出土过两枚焙泥令牌，其上文字证据表明，这里曾是一座商站。

比普罗瓦无疑更加接近迦毗罗卫国。这里的一座佛寺出土的封泥文字作devaputra-vihāre kapilavastu-bhikhu-saṃghe，意为：“于（贵霜）天子之寺中，于迦毗罗卫国比丘僧团之中。”这足以消除所有疑虑。该印章为笈多时期的字体，由“天子寺”名称可知，当时贵霜王朝刚过去不久。虽然该印章的年代距佛陀仍有约700年之久，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比普罗瓦就位于迦毗罗卫国区域之内。

法显曾亲自到访迦毗罗卫国和蓝毗尼，根据记述，他笔下的迦毗罗卫国不可能是提劳拉科特。其后玄奘的记载充满了不确之处，让人怀疑他可能没有亲自到访，而是道听途说。同时代还有超过五十名中国僧人去印度朝圣，却再无一人去过蓝毗尼一带。大致来看，法显和玄奘的记述都将迦毗罗卫国置于蓝毗尼以西约十五六公里的地方。比普罗瓦位于蓝毗尼之西，直线距离约15公里，而提劳拉科特位于蓝毗尼西北25公里处，这是支持比普罗瓦为迦毗罗卫国的另一证据。

舍利营救行动

孔雀王朝覆灭之时，蓝毗尼面临着宝藏被洗劫的威胁。虽然此时的释迦族已经没落，但人们仍有可能将石函转移到其都城——迦毗罗卫国。两地直线距离牛车一日可达。

石函应放在哪里？埋在砖塔之下，应该可以应付突发的袭击。建塔的资金可由释迦族提供。佛陀去世后释迦族获得了一份舍利，其后可能将其中一部分割让与阿育王，但自己仍然留了一份。带有铭文的释迦族舍利坛并非水晶所制，而是普通的皂石形制，应该就是阿育王向全国分发舍利时的器物。释迦族人可能想把这份舍利，与阿育王带到蓝毗尼的舍利放在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舍利拥有者有同样的想法。无论如何，石函中舍利坛的数量远超其初制，如此多的舍利坛的汇聚，可能意味着多个面临危难的僧团的汇聚，这是一次舍利营救行动。

造假的考古学家

印度佛教的地理分布此前曾是一片迷雾。佩沛发掘佛塔的十三个月前，在其东北方向仅数公里，佛陀的诞生地蓝毗尼被发现，并以阿育王石柱铭文而确认。发现者是当地的行政长官。但是，由于阿育王石柱铭文是由德国学者乔治•布勒（Georg Bühler）发表，而他的学生A.A.费洛（Führer 1853～1930）就是他的考古线探，所以很多人误以为是费洛计划甚至实施了蓝毗尼的发掘。

A.A.费洛在瑞士

长期以来，费洛发掘雕像碑铭，发表学术论文，营造出一个严谨的德国学者形象。但是人们逐渐发觉，它的著作中有大量抄袭，还伪造铭文和发掘报告，甚至赠送假舍利给一名缅甸僧人。

从费洛的早期论文可以看出，他并不具备扎实的印度语言文献功底。进入英印政府的印度考古局，是攀上一个其无法胜任的职位，他将印度发现的铭文报给其维也纳大学的老师乔治·布勒，布勒则发表这些铭文，并资助他继续考古调查。他自称“佛陀诞生地的发现者”，而实际上却与蓝毗尼的发现几乎没有关联。他的考古工作曾受尼泊尔当局的管制和困扰，而出资人布勒的殷切期望又使他压力巨大，这一切驱使着他铤而走险，谎称发现了迦毗罗卫国遗址。

疑点重重还是阴差阳错？

当费洛向蓝毗尼的西北方向探寻，急切期望找到迦毗罗卫国遗迹之时，佩沛却无心插柳地掘开了佛塔。两人的工作地点相距仅四五十公里，但交流却只限于信件。

1898年1月，佩沛在自己的地产上进行公开发掘，并未借力于政府机构以及费洛等人。当他挖出了盛着宝石和舍利坛的石函之时，便写信告知了费洛，也通知了当地的两位官员兼文物专家。费洛以及其中的一位专家史密斯都回信询问，舍利坛上是否有铭文。佩沛将其中一只皂石舍利坛上的铭文忠实地摹写下来，寄给了两人。史密斯将摹本寄回，附上了简短的点评和释读。佩沛保留了这封短信，现收藏于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此信显示，史密斯对婆罗米文不是很有经验，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正确理解了其中大部分的词汇。

信件局部：佩沛的铭文摹本及史密斯的释读

费洛意识到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随即将铭文摹本转寄给自己的导师——在维也纳的布勒，而同时也寄给了在巴黎的A.巴特（Auguste Barth）。

1898年2月26日，就在比普罗瓦舍利塔发掘的一个月之后，费洛首次造访此地。此时的学界已经轰动，各国学者相继开始释读铭文，费洛发现已经不可能要求与佩沛合署论文或展开合作。

费洛的造假行为在此后不久被揭露于众。舆论一片哗然，费洛的雇佣方——英印政府面临着指责和巨大压力。官方希望淡化费洛事件的恶劣影响，临近的比普罗瓦佛塔也受到牵连，出土的宝石与舍利除了归属佩沛家族的份额之外，被分赠泰国等各个地方，其发掘之初的轰动与光芒被掩盖。

许多年之后，暹罗阴谋论出炉，说佩沛和费洛共属于一个阴谋团体，两人合作伪造铭文和舍利，希望以赠予佛陀舍利的方式帮助英国王室拉拢暹罗（泰国）国王。当时俄国人在暹罗的经营已经有所进展，英国政府希望赢得这场竞争。英国著名佛教学者T.W.李斯·戴维斯（T. W. Rhys Davids）也被构陷于这个阴谋论之中。

一位学者的陨落

费洛的老师乔治•布勒是著名印度学学者，在碑铭学、吠陀文献方面都深有造诣。布勒的专著《印度字体学》曾是印度碑铭学的标准课本。其1883年发表的德文版梵语课本（Leitfaden für den Elementarcursus des Sanskrit），由佩利（E.D. Perry）于1885年改写成英文，题名为《基础梵语》（A Sanskrit Primer），被认为是最经典的英文版梵语教材，出版一百多年而至今仍在使用。

乔治•布勒（Johann Georg Bühler, 1837～1898)

早在1890年代初期，布勒就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费洛行为不端，但费洛毕竟是印度考古第一线的“猎探”，可以为布勒寄回第一手资料。于是布勒将费洛看作自己的专属线人，资助其田野考察，还利用一切机会夸赞其能力，掩饰其无能。

1898年1月30日，费洛将比普罗瓦舍利坛铭文的摹本寄给了布勒。布勒于2月21日给费洛和佩沛回信，附上了自己的解读，当天他也给伦敦的李斯·戴维斯写信询问其中一个词汇，并在信中恳请李斯·戴维斯就此事严格保密，显然，布勒认为自己是唯一拥有该摹本的人。

布勒期待费洛在2月底寄来铭文照片，以进一步确认文句。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费洛同时也把摹本寄给了法国学者A. 巴特。当布勒仍在焦急等待照片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份关于该铭文的报告副本，是巴特于3月11日在巴黎的学术院所做的学术报告。这对于布勒而言无疑是一个打击，而费洛的做法也意味着不忠和背叛。

3月15日，布勒立刻向皇家亚洲学会寄去了自己的铭文释读与翻译用以发表，内容与巴特的论文基本相同。原本寄予厚望的一项重大发现，最终却草草收场。正当此时，费洛的大量造假和剽窃行为开始被揭露，布勒对费洛的种种支持和包庇也即将公之于众。

4月8日，布勒自己划着小船进入康斯坦茨湖。第二天人们发现船已倾覆，数日后布勒被宣布死亡，终年61岁。查尔斯·艾伦2008年发表的学术传记完整地记录了布勒最后的日子，认为康斯坦茨湖上的悲剧很可能不是意外，而是自杀。

“造假”的论据

暹罗阴谋论的支持者菲尔普斯（Phelps）近期在自己的网页上对阴谋论进行加工补充，并以图片说明，佩沛摹本上的字母“ti”，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展出的舍利坛上的铭文不同，后者明显走形。阴谋论的解释是，佩沛给出原版图纸，造假者将其刻在舍利坛上，伪造过程中留下了纰漏。

然而菲尔普斯没有意识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曾用皂石制作了多个舍利坛的复制品，印度博物馆内展出的便是其中之一，大英博物馆也有一件。印度博物馆或印度考古局所聘请的复制品技师虽然手艺精湛，但也难免刻刀左滑右滑一下。

另一位阴谋论者赫胥黎（Huxley 2015: 78）甚至以直接引语的形式谎称，英国碑铭学家——J.F.弗里特曾说：“我将公开曝光三件伪造的特莱文物。” 他所说的三件指来自蓝毗尼和尼加里瓦的阿育王铭文，以及比普罗瓦的舍利坛铭文。弗里特从未对三个文本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过质疑，他1905年以后还发表了对比普罗瓦铭文的勘读。赫胥黎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恶劣程度更甚于费洛，毕竟后者从未构陷他人。在赫胥黎口中，弗里特成了一个明知有假却保持沉默的骗子，而弗里特绝不是这样的人。

赫胥黎还声称（2015: 72）：许多考古学家都认为比普罗瓦的发现是伪造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从未有任何文本记录过这样的观点。如果真有这样的考古学家，赫胥黎必会给出名字。

结  语

比普罗瓦很可能就在迦毗罗卫国区域之内，这里的佛塔建造可能与阿育王无关，然而是阿育王将佛舍利带到了蓝毗尼，并立石柱铭文记录此事，还留下了诸多赐赠。我认为，石函、水晶舍利坛和众多珠宝皆为其所赐。

孔雀王朝覆灭之后，婆罗门重获政治优势，蓝毗尼是偏远无闻之乡，缺乏保护石函的政治力量。将石函迁至十几公里外的释迦族核心地带——迦毗罗卫国，置于砖塔之下，可显释迦故国之圣，而免佛骨遭毁之虞。

佩沛幸运地发现了石函，并且作了妥善记录。发掘过程与费洛无关，但费洛起到了在欧洲资深碑铭学家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他的行为不端与舍利的真实性毫无关联，除了阴谋论者的编造，从未有考古和碑铭学家质疑过舍利坛及其铭文的真实性。

正如铭文所述，遗骨是佛陀真身舍利的一份，这些遗骨现在藏于曼谷，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应受世人敬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