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听独说》——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无作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新型冠状病毒流感正在席卷全球。现在的疫情对所有民主体制国家也是非常的糟糕。欧洲现在面临着比中国更大的疾病负担，仅意大利一国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中国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然而意大利人口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因此，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感受到类似的压力，他们想要淡化疫情的危险，无论是为了避免损害经济，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巴西总统和墨西哥总统是这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是如此。

所以，在应对疫情等灾难性的问题上，一时间就有了，集权国家比民主国家有体制上的“优势”一说。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最近，读到了斯坦福大学知名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学者和作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后，其标题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冠状病毒抵抗力的因素，必须破除‘唯体制论’”。

作者认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必然有弱势的政府，因为它们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和法律程序。于是就此认为，在应对国家灾难和危机时，集权国家比民主国家有体制上的“优势”是一种误解。

虽然民主政体与集权政体的区别在于，它平衡了国家权力与约束机制（即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之间的关系。但是，主要权力机构（行政部门）和主要约束机构(法院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平衡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都是不同的。当国家处于危机时，民主体制的国家的行政部门同样可以拥有和集权体制的国家一样强大的权力来应对危机。

就美国而言，尽管美国的政治文化对集权国家权力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但是在应对国家危机和灾难时，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会将自由裁量权下放给行政部门。因为现有的美国法律或规则都不可能预见该国其全世界将面临的一切快速变化的新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人士、尤其是总统的能力和他的团队的判断，将决定最终的结果。例如，美国内战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是，就给予了国家强大的权力。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动员了100万人的军队，尽管联邦的人口不足2000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动用数千亿美元支持具有系统性关键作用的金融机构(包括几家外国机构)，而国会几乎没有监督这一行动。

可以看出，在必要时，民主自由体制的美国，同样能够产生巨量的国家权力。作者并且认为，这种民主国家的权力，和集权国家相比较，更为持久，因为她是由民主程序合法获得的。

然而，“信任”才是问题的关键。权力在什么时候下放、下放多少？这就由“信任”两个字来决定。在将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的过程中，信任是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民主体制下，公民必须相信行政部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不幸的是，这种信任正是美国今天所缺少的。

这种信任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首先，公民必须相信他们的政府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和能力，能够秉公做出最好的判断。能力仅仅与政府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受过适当培训和技能的人来执行各自的任务有关，即从当地的消防员、警察和卫生工作者到政府的执行人员，能否在诸如隔离和救助等专业问题上做出更高级别的决策。2008年，美联储绝对拥有信任：其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是一位深入研究大萧条的学者。美联储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而不是由任人唯亲的政治家组成。

第二个基础是对高层的信任，在美国的体系中，也就是对总统的信任。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在各自的危机中都享有高度的信任。作为战时总统，这三位成功以他们自己的身份象征了国家的斗争。乔治·w·布什在9·11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也享有这种信任，但随着他对伊拉克的入侵，民众开始质疑他们通过《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授予他的权力。

相比较，而今天的美国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任。特朗普当选的基础是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35 - 40%的人口，他们在过去的四年里被灌输了关于“深度国家”（deep state）的阴谋故事，并被教导不去信任那些不积极支持总统的专家。特朗普总统还持续诋毁和破坏他认为敌对的机构：情报界、司法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年来，许多行政机构的职业公务员不断减少，一些责任重大的职位要么落到代理领导手中，要么落到总统的政治盟友手中。党派人士正在对联邦机构进行清洗，将个人忠诚置于能力之上。还有“小道消息”说，特朗普似乎很有可能将备受信任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排挤出局，原因是福奇公开反对特朗普。

结论是，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无作为，其根本原因不是“体制”问题、而是“信任”问题。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信者有，不信者无。” 这种群族之间、人种之间、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诋毁和不信任，才是今日美国社会的致命问题，这比新冠病毒更可怕。

2020年4月5号，于华盛顿DC。注：《道听独说》被收录在： https://chanworld.org/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