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国运与莫斯科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这种俄国人送来的毒性剧烈的精神污染，危害中国人民长达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未有解毒的迹象。可以说，从十月革命以来，中共所有的重大折腾和国际战略举措，都和莫斯科有一种斩不断的关联。

没有莫斯科在政治军事上的掩护和支持，很难说中共能够夺取国家政权；没有莫斯科的直接批准和出枪出炮，中共绝对不会派百万军队与多国联军在朝鲜半岛血战；如果苏联没有出现工农业全面集体化，中共也不会走火入魔去东施效颦，搞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如果莫斯科没有出现所谓的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中共也不会去搞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莫斯科和北京不交恶，双方也不会陈兵百万，在边界上剑拔弩张，就不会有深挖洞、广积粮，和全民皆兵的大折腾；如果伟大的副统帅林彪没有蓄意谋杀毛泽东，而企图叛逃莫斯科，中共也不见得会玩借刀杀人的把戏，大打美国牌，以美夷制俄夷；如果昔日同志加兄弟的越共没有投进莫斯科的怀抱，灭杀中共的傀儡红色高棉，并与苏联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共绝对不会在一九七九年发动侵越战争；如果戈巴契夫没有像中共所说的那样背叛马克思、背叛列宁，导致苏联崩溃，中共可能也不会唐吉诃德般独自扛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单枪匹马去抗击国际反动势力的风车，天天念叨勿忘初心的咒语，一心一意要给世界指明方向，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英特纳雄奈尔（international）的共产主义极乐世界。

但是，当下北京的共产主义集权统治和莫斯科的沙文主义威权统治，仍然在反对现存国际秩序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两国最高领袖虽有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野心，但仍可以求同存异，发展以侵略扩张和威胁邻国为共享逻辑的「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以达到在全球建立它们共同憧憬的「百年未见之大局」。

瓦格纳叛乱 普廷仓皇应付

这种莫斯科—北京之间的不死之情，在上个月底又有了新的戏剧性发展。与中共在国际反美战略上有「上不封顶」之交的俄罗斯总统普廷，遇到了他统治廿余年来的最大危机，也就是六月底由俄国出兵出钱豢养的瓦格纳雇佣军团发起的兵变，由该集团的头子普里格津领头，攻占俄国南部战区司令部，长驱直入莫斯科，吓得普廷政权心惊胆战，仓皇应付。

这次兵变虽然是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俄罗斯，但是对中共的政权来说，也非常具有震撼力。它多多少少打破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心理平衡，启动了一些中共制度性的不安和恐慌。

先来讲一下瓦格纳叛乱对俄罗斯政局的三大影响。

第一，这次叛乱首先体现出瓦格纳雇佣军与俄罗斯政府直接的合作基础出了大问题。因为是雇佣军，所以他们对政权的忠诚是有限的。雇佣军与莫斯科的关系，从法律上来讲是合约性的，并不一定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相互忠诚。第二，这次兵变虽然为时短暂，也没有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本身造成直接的打击和破坏，但是普廷真是如临大敌，仓皇应对，因为兵变的规模大小并不是普廷的焦虑之处，最让他担心的是这次规模较小的兵变，会触发俄国正规部队官兵的大规模哗变和起义。目前，对因为乌克兰战事而焦头烂额的俄国军事力量来说，这种正规部队哗变和起义的可能性，是一个现实的考虑。这在俄国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日俄战争之后沙皇部队的心理坍塌，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罗斯厌战和恐战的大批正规部队，都不乏放下枪杆子走路，甚至携枪变节投降。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首先就得力于政府军队的哗变。因此，普廷对此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第三，目前俄罗斯在世界上是众矢之的，非常不得人心，普廷非常担心瓦格纳叛变者和反对普廷政权的外国势力合流，在俄国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更得人心的反政府新政权。这就是为什么普廷在瓦格纳兵变后立即十万火急地派遣他的走卒、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火速奔往瓦格纳叛军大本营，赶在可能出现的外国势力之前去招降纳叛。卢卡申科不负普廷之重托，在关键时刻解除了叛军对普廷政权的威胁，为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莫斯科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普廷肯定出了一身虚汗。

兵变触及习心病 深恐共军造反

对于这几点，中国共产党是极端地敏感和万分小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首先，瓦格纳兵变更加加深了中共对党指挥枪这一个核心原则的绝对信仰和执行。实际上，在瓦格纳兵变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共的军事专家和政府分析人士就公开指出了俄罗斯与雇佣军这种特殊关系的危险性，因为一个专制政权如果不对国家之内的所有武装力量施展绝对的控制和指挥，迟早会出问题。

按照一些中共分析人士的说法，俄罗斯军队之所以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差强人意，败绩累累，其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军队没有像中共军队那样，在部队的各个层次安插政治委员，来保证军队对国家和领袖的绝对忠诚。所以，瓦格纳兵变对中共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队中的政委制度和洗脑灌输，在中国境内绝对不能有合约性质的雇佣军事力量。

其次，瓦格纳兵变也触及到习近平的一块心病，也就是军队造反的可能性。在俄罗斯，普廷本人在体制内还是比较有声望的，因为他对军队的清洗和肃杀，远远不如习近平那样残酷无情和规模巨大。所以，瓦格纳兵变的主要目的是所谓的「清君侧」，打击目标集中在普廷身边的俄国国防部长和俄军总参谋总长，并没有直接指向普廷本人。

但是在中国，习近平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他执政的十多年来，对军队高级军官的清洗，在中共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习近平把他前任的将近一百多名中共高级将领和部队领袖，毫不留情地加以清洗和整肃，关的关、杀的杀，其中包括主掌中共军队十多年的两名最高军事将领，即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清洗的同时，习近平还以对自己个人的忠诚为主要标准，提升了一大批在意识形态上信得过，但并不见得技术上优良的高级将领担任军中要职。即使这样，他还不断武断地撤换、调离战区指挥官，以防万一。因此，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中共历来最为担心的三变中，即政变、兵变和民变，兵变的可能性也因为瓦格纳事件而更为人津津乐道，颇具启发和发酵之功效。这正是令中共悚人心寒之处。

第三，瓦格纳兵变差一点另立中央，建立了独立的武装根据地，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一旦有了跟现政权不一样的另类选择，中共非常害怕深受自己打击而对自己不满的武装力量，会大规模跳槽哗变。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常见的，往往是一有另类选择的机会，就有大批官兵出走敌营，跳槽他去。在韩战期间，中共不少的前线作战官兵，一有机会就临阵脱逃，转变立场，自行他去。在战俘自愿甄别的原则下，总共两万一千名中共战俘中，绝大部分，也就是一万四千多，即三分之二的中共战俘拒绝回国，投奔自由。所以在解放军的历史上，防止中共的官兵叛变和逃跑，一直是中共军队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中共投入的人力、财力、花费的心思和算计，都是非常罕见的。在林彪事件之后遭到整肃但又存活下来的几名中共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对这一点有非常详细和生动的描述。

所以，瓦格纳兵变，真正触动了中共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经。这方面的工作和算计，一定会在解放军各部门中更加深入和加强。

莫斯科有事 就是北京有事

与此相关联，中共一定会和普廷一样，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绝对断绝解放军中所有高级军事人员与外国同行的职业交往和联络，以防外国势力对中共军队的所谓「颜色革命」。当然，中共在这方面一直神经质，对自己的将领和外国同行的任何正常交往都绝对敏感。当年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对这一点认识不够，自以为与莫斯科的同行有深厚的职业关系而自傲，结果遭毛泽东怀疑而惹下杀身之祸。对于美国来讲，认清这一点，就不会对建立美中军事热线的前景抱持罗曼蒂克的幻想。

总而言之，莫斯科有事，就是北京有事，这是百年未变之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