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微信已经成为在中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对WhatsApp、Facebook、优步(Uber)和苹果支付(Apple Pay)的回应，它将这些国际品牌提供的所有功能整合到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中。中国人用它来做各种事：与朋友分享近况、发送消息、群聊到组织聚会，乃至进行数字支付。

尽管它具有相当大的实用性，但这款应用让我感到不安。

几年前，当微信开始流行时，我在朋友圈（微信中相当于Facebook时间线的功能）发布了一张香港纪念天安门事件的烛光守夜的照片。半小时后，我的老板打电话给我，骂我做出了“危险、不当”的行为，命令我“马上删掉”。我不得不照办，但忍不住想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泄露得那么快。由于朋友圈中的帖子应该只能被微信上的朋友看到，显然，不是朋友举报了我，就是当局正在监视我的微信活动。这两种情况都让我非常不舒服。

我很快意识到我的情况不是孤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新闻中听到很多关于微信用户的故事，他们因为在朋友圈里发布的内容而遭到审讯或逮捕。有些帖子在政治上很敏感，还有一些帖子则是抱怨当地警察。

我还在微信另外两个主要的功能“群聊”和“公众号”当中亲身体验到了审查制度。虽然中国人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但他们在私下都非常直言不讳，而群聊则提供一个私密的、非正式的环境。随着人们在群聊中交换政治观点，聊天群组和参与者的帐户往往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被删，成员们不知道自己逾越了什么界限。据《南华早报》报道，今年有三人因为“在群聊中发表一篇关于共产党权力斗争的文章”而被封号。微信上还有2000万个公众号，是为那些有兴趣接触大众的人准备的。那里的文章受到严格审查，许多关注程度较高的帐户被暂时禁声或甚至永久封号。

随着时间推移，我在微信上许多朋友的账户因为政府审查口中的“恶意传播谣言”而被封号。这些人大多不问政治，只是分享关于引发公众愤慨的丑闻的批评文章，比如问题疫苗，以及对高层人物的#MeToo指控；被封号的时候，他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说他们分享的哪一篇文章被视为虚假或恶意信息。由于大多数用户现在都有数千个联系人，甚至银行账户都与微信相关联，因此账号被封会给他们在财务和社交方面带来麻烦。随着恐惧气氛蔓延，是越来越多的自我审查。

几年前，对这种严厉审查制度感到不满的人会使用微信的外国竞争对手，如Facebook、Twitter、Line、Facebook Messenger、Telegram或WhatsApp。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公司在中国相继被屏蔽。到2017年底，微信成了防火墙后唯一被允许运行的消息应用程序。据该应用程序背后的中国科技集团腾讯称，到2018年初，它每月有10亿活跃用户。

为应对政府不断增加的压力，微信和类似的公司正在大力投资人力和过滤技术，以加强审查用户的能力。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庞大的网络体量”必须“密切监控危险内容”。在流量繁忙期间，可能涉及到监控“每天数万亿的帖子、语音、照片和视频。”

2017年9月，中国管理互联网的政府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新的规则，加强对群聊的控制，呼吁群主向当局报告涉嫌违规和犯罪行为，并要求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进行合作及技术援助。它还引入了一种新的机制来控制在线讨论：管理者根据信用系统对群聊用户进行评级；如果在多次违规后信用额度下降太多，他们对聊天群组的访问权限就会暂时被停止。

2017年12月，中国宣布与腾讯合作，在微信上实施国家身份证系统时，我意识到微信已经超越了商业信息平台，成为中国电子统治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微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容易被国家掌握，腾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更不用说征求我们同意）分析我们的购物习惯、旅行计划甚至是约会偏好，并且将其变现。

我曾试图说服我认识的人改用其他具有端到端加密功能的信息服务应用，但无济于事。他们的大多数联系人都在微信上，而且非常依赖它的服务，他们认为没有理由离开。每当我提出隐私问题时，通常的回答是，“如果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要介意政府访问你的数据呢？”可悲的是，这与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的话不谋而合：他说，如果中国人“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尽力远离微信；我的手机上还有这个应用程序，但我已经学会了不依赖它而生活。虽然典型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将三分之一的移动在线时间用在这个应用上，并且每天访问它10次乃至更多次，但我每周只查一两次微信。我尝试在中国使用现金或信用卡付款，并且在国外使用WhatsApp和Telegram。放弃隐私和言论自由以换取便利，这不是我愿意做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