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仙花事

李涛
世间百业，各有始祖。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印刷业为毕昇，青蒿素是屠呦呦发明的，那么美甲业呢？答曰：李玉英。所凭者何？史料为证。明吴彦匡《花史》中说：“李玉英，秋日采凤仙花染指甲；后于月夜调弦，或比之落花流水。”

这李玉英何方人氏， 《花史》上却没说，但必是一位懂得审美之人，染指甲，美己悦人也，弹琴亦风雅事也，落花流水者，喻以如花指尖，鼓《流水》之曲，实是妙语。

凤仙花随处有之，其叶秀，其花侧垂作羞态，郑逸梅氏说它“庭前圃后，带露摇风，其色彩韵致，比诸小家碧玉，亦自有其动人处也。”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到的描述，你若有闲，端详此花，必会认同我的评价。

小家碧玉的佳处，在于有那么一点点烟火气，可触可及，凤仙于是就成了美化生活最好的材料。六月，凤仙花开，白、红、粉红、玫红，茄紫，颜色多极了。这时节，女人们会摘了花瓣，捣碎之，调以明矾，涂于指尖。这还不算完，须以烟盒中的锡纸包裹住十指，用线扎了，第二天早上拆开，这事情方算大功告成。这一夜，两只手几乎是动不得的，但对于爱美的人，算不得什么。

这些情形，发生在很早很早以前，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中“金凤染甲”一则，可谓是凤仙花的使用说明书：“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敷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到退甲，方渐去之。”周密是杭人，《花史》作者吴彦匡是温州人，此俗却不惟南方有之，今人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中，便有一段疯女人秀贞用凤仙花给英子染指甲的描写，作家隔着海峡，默默遥望着自己的童年，植物也罩上了感伤的色彩。

凤仙花之遍天下，与种子的传播有关，它纺锤状的蒴果鼓鼓的，一碰即裂，种子四散，中医称其为“急性子”，就这么来的。在北方，有人叫它芨芨草，但这名字属于一个禾本科植物，我曾见人依音写成芰芰草，也不确，盖“菱”古称为“芰”。我以为正确的应该是“急急草”，但遍翻诸籍，无有此名。还是西人有趣，名之“TOUCH—ME—NOT”，莫碰我，为什么我们不索性叫它“莫攀我”？敦煌曲子词之《望江南》曰：“莫攀我，攀我太心偏。”不过，那便有些风尘的味道了。如此说来，名妓“小凤仙”之传奇又有了佐证。

在清人的《看山阁闲笔》中，我还发现了这样的说法：“凤仙花取瓣染指甲，韵矣。更以点唇，未尝不可。”点唇说向所未闻，但凤仙花晒干碾粉可染发，我倒是知道的，在新疆，称其为海娜花，据说是阿拉伯语音译。此可补历代笔记之阙。

我这几年养的凤仙花，种子是从莫干山一户农家院墙外采的，撒在向阳处空地方，天刚暖，便齐刷刷冒出来。幼苗一棵棵挤着，需间之，间出的，一移便活。我当然不会效李玉英之雅，只任它由初夏开到深秋。

指甲油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发明，自其量产，女人们就不再光顾凤仙花了。由古至今，以美甲见于记载的，李玉英是第一个，似乎也是唯一的，当然，遍布街衢的美甲店只知李冰冰，不知李玉英，也就不会将其画了像张之于壁。况且，一个钟爱凤仙花的明代文艺女青年，长成什么样，也实在颇费掂量。

弄堂里向“晒霉”忙

章慧敏

我出生在6月，从记事起就听老妈碎碎念：生你时正巧黄梅天，天气又热又黏又湿，小囡苦煞，脑袋瓜上爆出了一只又一只的热疖头。

的确，家有空调和除湿机是近年来的事，往年的黄梅天实在令人沮丧，人不舒畅，衣物捂在潮湿的空气中，不是生了霉斑，就是有了蛀眼。于是，梅雨和台风过后，酷暑高温大太阳如同吹响的集结号，弄堂人家三伏天里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做，那就是“晒霉”。

我家当年住在底楼，对于“黄梅”过后紧接着就是“晒霉”的巨大工程，我是又恨又恼。你想呀，躲避毒日头是人之本能，而我们却要“迎头赶上”。“晒霉”的那几天，家里乱糟糟一团：皮箱、木箱、樟木箱横七竖八放在地板上，里面的“宝货”一一亮相，然后分期分批搬到露天去暴晒。我如果抱怨，老妈就搬出民间宝典：“六月六，人晒衣裳龙晒袍，不怕虫咬不怕蛀。”可是年复一年，衣物还是霉，还是蛀，究其原因，莫不是因为我们等不及“六月六”就提前“晒霉”了？

平心而论，弄堂里的这道“晒霉”风景线还是很有看头的——当日头升起，就像冲锋号响起，不少人家全体出动，搬出方凳和长条凳，有的甚至连行军床、钢丝床也扛出来了，纷纷到弄堂里占据一角有利地形。

有利地形自然就是太阳可以直晒的地方，那些平日受欢迎的树荫，这下却被冷落了，首先它们让“晒”打了折扣，其次是树上有虫子。有一次我在自家小花园里晒几本书，收书时见一条毛毛虫在封面上扭动身子，肯定是从树上跌落下来的。

凳子必须成双，间隔开一定的距离，然后在上面搁一只竹篾匾。这时，主妇们便把箱子里的衣裳一件一件地摊开在竹匾里，最需要暴晒的放在上层。晾衣竹竿也是“晒霉”的帮手，把那些平时不太穿却又属于“贵重”的毛呢衣服穿进竹竿里。彼时的衣架稀罕，一家子能拿出几只就算不错了。

女孩子最喜欢看的是打开箱子的那一刻。在孩子的眼里，这是杜十娘的百宝箱，让人眼花缭乱，充满了神秘色彩。

我家的一只大樟木箱就让我充满了期待，“晒霉”那天，母亲把钥匙交到我手里，打开它时一股樟脑香顿时弥漫开来。樟木箱里一半装的是母亲的十几件旗袍，另一半则是父亲的老式西装、呢大衣以及一大把各种颜色的领带。

我着迷于那些旗袍，它们中有毛皮夹里的，有绸缎的，还有士林兰布的，我憧憬着哪一天能穿上它们臭美。可惜，母亲的苗条没有遗传给我，等到旗袍已是女人的日常穿着时，我却嫌小套不进了。她的那些年代旗袍还得继续压箱底。至于父亲的那一把领带成了累赘，最后被扎成拖把，物尽其用了。

“晒霉”的日子，弄堂里俨然是一场服装博览会，而其中的精彩，无疑是家家户户压箱底的好货。比如有人在三楼晒台上晒出了貂皮大衣和白狐皮坎肩，邻居们好生羡慕，“啧啧，到底是小开，这种皮货值大价钱了！”我父亲的一件“派克大衣”是斜插袋，连衣帽，算是当年的时尚款，立刻就有邻居来找我妈“剥样”。邻居爷叔晒出一双三节头的全牛皮皮鞋。弄堂里的男人路过，都忍不住拿起这双“跳舞皮鞋”看了又看。有懂经的便告诉懵懵懂懂的人：“啥叫全牛皮？就是连鞋底都用三四层正宗好牛皮做成的，当中还镶了一块钢板，走起路来有弹性的。”

今天，弄堂里“晒霉”已很少见了，然而，每当身处湿答答、潮叽叽的黄梅天，我仍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阳光酷烈的“晒霉”往事，这道风景线是拂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