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嘉陵:讓德先生在生命裡升起

讓德先生在生命裡升起

苟嘉陵

2020.5.03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的中國,迄今已有一百零一年了。

當時的近因導火線是青年學生不滿於北洋政府的無能,使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列強「轉讓」給了日本,而完全無視於也同為戰勝國中國的存在。當時學生抗議的口號,就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但大家都知道這種荒謬的結果其實是緣於中國長期的積弱,也就是弱國無外交。所以五四運動後來發展成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促使著無數知識分子們反思:到底是什麼原因,自己的國家會受到列強如此的的欺凌?

據我所知,當時不只是胡適與蔡元培是這個新文化運動裡的健將,就是被視為左派的陳獨秀與李大釗也都是五四裡的要角。而當時這個新文化運動主要討論的話題,就是中國如何可以也有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是民主(democracy),而賽先生就是科學(science)。如今賽先生已經為普遍為中國人接受與認同了,華人也已經在科學的各個領域都有成就與貢獻。但德先生呢?就似乎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遲遲沒有在中國現身。這恐怕會是今天不少華人心裡納悶的一個門坎!因為已經一個世紀了。華人的民主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呢?

如果要嘗試由佛法的修行角度來看,我就要提出最近的一個體驗給大家參考。而這個體驗發生在同學間的網路社交群組裡。

網路上的社交群組允許一群人自由發言,傳遞信息。於是大學同學有大學同學的群組,中學與小學同學也都各自有群組。幾十年沒有見面的同學,現在有機會能在群組裡交談。這原是一件美事。我是最近兩年才參加,算是「菜鳥」。但在加入以後竟發現了原先完全沒有想到的現象,即同學之間不但會有意見不和,甚至會有粗口對待的霸凌。有的人不見得是用粗口,但言語之間都是「我忍你已經很久了」之類的話。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對方「知所進退」———最好是從此封口閉嘴。

若以我粗淺的修行來看,這應該就是德先生為何迄今在中國猶未現身的真正原因了。因為「容忍不同」是一種能力。而不少華人應是欠缺這一種能力。這種欠缺和教育水平與智商無關,但應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換句話說,我認同當年台大的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對「中國人性格」的批評,即他以為中國人在到民主之路上最大的障礙,是存在於華人身上的「威權人格」。而這種人格最大的特點,就是缺乏容忍不同的能力。

不只是上司對下屬,父母對兒女會有威權人格。就是朋友與同學之間也一樣,都可能存在一種「難容異己」的狹小。人與人之間會有不同意見本屬正常,勇於表達自己的不同也很正常。但因意見不同就要別人閉嘴,或最好從此消失,我以為就是華人社會在民主上到今天仍有難度的原因了。因為民主的內涵是能容忍不同。這不只是風度,而是一個人民主涵養的實質內容。

如以「有因有緣世間集」的法則來看,華人會有這種性格上的「特色」,其實並不奇怪。因為我們所了解的「中華文化」自秦漢以來,事實上就曾一直在被蓄意地威權化與倫理化。故華人在性格上會有程度不一的威權傾向,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在中國歷史上開了威權的先河。董仲舒在漢武帝時的獨尊儒術甚至廢黜百家,就更是假聖人之名而行強化統治與威權之實了。而這種畸形的發展到了清末,像李鴻章與左宗棠這些士林仰望的大臣們見了太后,竟都會自然而然地自稱為「奴才」。像這些,就都是中國人上千年來所造下的「威權之業」了。而這些業果,是不會因一場革命或運動而改變的。

是因為這些因緣,中國會是世界上相對比較晚方能擁有民主的國家。因華人的到民主之路不只是政治問題,同時也是文化問題———不能容忍異己,而必須定於一尊。但原始的儒家,根本就不是這樣的。孔夫子當年見了學生們,就很輕鬆地要大家「盍各言爾志?」而大家在發言了以後,也很自在地說「願聞子之志」。這是一點都沒有任何威權的味道在裡面的。可見儒家文化發展的末流是一種嚴重的扭曲,也是文化的變形。而高度威權定於一尊的心態,不只是會構成華人民主的障礙,也會斲傷民族的智慧。絕非民族之幸。

我期盼每一位華人都能經過自身的努力,而讓德先生在生命裡升起。在要求民主以前,應先學會容忍異己。

謹記於五四運動一百零一年前夕。


维基百科: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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