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SISTER, LITTLE SISTER, RED SISTER Three Women at the He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张戎著

如果你跟我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度过童年，那么从刚会写自己的名字开始，你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你学的课程很简单：中共不容置疑；攻击党的人卑鄙；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所有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因为团结是最重要的原则。大约在我学会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我就听说了宋氏姐妹，她们的名声像某种令人陶醉的香水那样弥漫在中国社会，尽管有点危险。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很久以前，有三个姐妹。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她们走上不同道路的故事就像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寓言，让人们知道，如果想建立一个合作的、能运转的家庭，什么是不该做的。实际上，如果宋氏姐妹没有真正存在过，其歌剧般的生活是虚构出来的话，她们的故事肯定会被审查人员贴上淫秽、精神污染的标签。

张戎在《Big Sister, Little Sister, Red Sister》一书的序言中回忆，她对宋氏三姐妹的第个一印象是，她们是“童话式的人物”，与她以前的传主——毛泽东和慈禧太后不同，她们似乎没有“心理冲突、道德困境，或需要做出痛苦的决定”。出于这个原因，她本来并没有打算写宋氏姐妹的故事，不过，她在着手研究现代中国创始人孙中山时，对她们有了迂回的了解。

张戎在1991年出版的畅销回忆录《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中，透过她本人、母亲和外祖母生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的演变。与那部回忆录相似，张戎在新书中通过同一个家庭的三名女性讲述了中国的故事。在涉足宋氏姐妹的生活之前，她用了不少篇幅详细描述了两个男人：一个是孙中山，他主要是靠残酷无情以及凶狠的吹牛获得了权力；另一个是宋氏家族的家长宋嘉树，他曾是卫理会的传教士，后来成为富商和地下革命者。

宋嘉树对孙中山的热烈支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两人早年都去过西方，对直率、自信、有学问的女性都怀有钦佩之情。如果不是宋嘉树决心让女儿接受彻底西化的教育，如果孙中山不爱慕西化女性的话，中国过去100年的历史可能会截然不同。

约在20世纪初，宋嘉树的女儿成为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首批中国女性，两个大女儿因此先后得到了为孙中山担任英文翻译的工作。姐姐霭龄是第一个让孙中山着迷的人，但她选择了嫁给富有的鳏夫孔祥熙。反而是比孙中山小25岁的二姐庆龄后来成了孙夫人。为效仿圣女贞德的无私，庆龄最终献身于一个不值得她崇拜的男人。他们婚姻的早期有过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孙中山在逃离总统府时，为了确保自己脱身，把妻子留下来当诱饵。但是，给一个国际知名的煽动者做妻子在年轻的庆龄身上也留下了烙印。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出于政治原因与苏维埃政治局合作时，庆龄成为了列宁主义真正且坚定的信仰者。

与此同时，善于筹划的姐姐霭龄痛恨共产党，她策划了妹妹美龄与蒋介石委员长的联姻。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冷酷无情，把自己放在孙中山接班人的位置上，他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的党魁。蒋委员长和孙中山一样渴望权力，也一样毫无顾忌。蒋介石暗杀了一个政敌——孙中山死后宋庆龄爱过的唯一男人之后，宋氏姐妹之间划下的战线就再也不会消失了。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庆龄充当起共产党的秘密特工，彻底赤化的她投身于推翻亲妹妹担任第一夫人的政权。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是蒋介石政权的核心；霭龄是蒋介石最亲密的政治顾问，霭龄的丈夫掌管着国库。有一段时间，孔祥熙夫妇一直是中国最富有、据称最腐败的家庭之一。

如果说红姐庆龄是毛泽东最具魅力的使节，小妹美龄则在美国证明了自己的才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为了给丈夫的政权争取支持，在美国进行了八个月的巡回演讲。1943年，当她穿着丝绸旗袍、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在国会发表演讲时，迷倒了美国所有的政客，赢得了全场四分钟的起立鼓掌。然而，六年后，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美龄和霭龄不得不逃离大陆。轮到庆龄出头露面的时候了。1949年，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紧跟在他身后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是庆龄，她当上了新共和国的副主席。

张戎的这本书经过了深入研究，读起来引人入胜，但有时她的重点——反驳她对宋氏姐妹最初的平淡印象——会让人感觉过于狭隘。使宋氏姐妹的非凡生活成为可能的是全球化、现代化和西方对一个古老、摇摇欲坠帝国的渗透。文化上背井离乡的宋氏姐妹，与孙中山和她们的父亲宋嘉树有很多相似之处，宋嘉树刚从西方回国时曾被嘲笑为“一个失去民族特征的中国佬”。随着中国努力在西方世界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定位，宋氏姐妹也在发现如何成为一种新的中国人：见过世面、开明，而且对一名女性来说最为前所未有的是，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解放。

张戎把功劳归于宋氏姐妹的愿望掩盖了关键的问题：庆龄怎么会上了毛泽东革命的当？美龄和霭龄为什么最终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使这个拥有诸多财政和战术优势的政权免于自我毁灭？完全生活在财富和特权中的宋氏姐妹，虽有过崇高的梦想，但过于幼稚，有时也被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引入歧途。尽管宋氏姐妹有足够的才智和难以遏制的精神，但她们与普通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她们却发现自己在出生的地方成了感到困惑的外国人。

美龄尽管雍容华贵，魅力十足，但过于沉湎奢侈的生活。霭龄为了维持宋氏家族的奢华生活方式，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玩弄政治上。国民党政权的标志性政策——新生活运动强调忠诚、品德和有礼貌，这项美龄帮助蒋委员长推行的政策表明了第一夫人与她的同胞们是多么脱节。当国民刚遭遇了战争和恐怖的创伤时，她却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和举止，粗心大意……他的思想也不会整洁。”当批评者对这项政策是否慎重提出质疑时，美龄的反应完全不切实际：“如果每个人，从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到地位最低的人力车苦力，在每天的生活中认真实践这些原则的话，大家就都有饭吃了。”

庆龄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一场自己并不完全理解的革命，她不顾一切地牺牲了自己，直到为时已晚。红姐在人生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在模仿圣女贞德，但她的命运却更像多罗西·布鲁克(Dorothea Brooke)。

庆龄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尽管她更喜欢上海，但不得不按照党的规定行事），她基本上是一个独裁政权的傀儡，她对这个政权的控制力越来越少。霭龄在美国和台湾之间飞来飞去，美龄在纽约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她认为纽约才是她真正的家。庆龄一直没有和家人和好，直到她们生命的尽头。

与童话故事不同的是，宋氏姐妹的传奇故事没有神奇的结局。她们每个人都早早地做出了人生的选择，等到停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时，世界已经变了，而她们再也不能从年轻时的信念上回头。正如庆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冷冷地说的那样，“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服自己，也像是在说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