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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桂鸣:罕见中国历史文物在马州网拍标出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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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桂鸣:罕见中国历史文物在马州网拍标出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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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网拍毛泽东致姨表兄刘霖生的亲笔短笺和信封原件)

位于美国马兰里州的亚利山大历史拍卖行8月24日举办历时3天的网络拍卖,标卖两件稀有的中国历史文物。

第一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父毛泽东写给他的姨表兄刘霖生的短笺和信封。这两件文物期望拍卖价为$100,000 到$150,000。这份文件如此罕见,拍卖行把它比喻为在跳蚤市场上以4美金买到一份独立宣言副本,现在以二百万美元拍卖。毛泽东签名的文物出现在拍卖市场实属罕见。

第二个拍卖物品是一包与蒋介石有关的外交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中国对日本屡战屡时,蒋介石写信向希特勒寻求支持。这封信让人们认识了蒋介石所犯下的错误,以及导致他后来溃败逃往台湾,在孤岛苟延残喘多年的原因。亚利山大拍卖行总栽比尔·派纳高普勒斯说:“蒋介石下了一个危险的赌注,他认为希特勒可以说动日本人,从而让他从日本人那里获得更好的苟和条件。结果是,他赌输了,把中华民国也输掉了。”

亚利山大网上拍卖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网上拍卖行之一,这次中国文物网拍从星期二开始,持续到星期四。该公司近年来专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文物。一起拍卖的文物,还包括希特勒的文物,比如这名纳粹疯子拥有的中国瓷器收藏品,纳粹军官帽子——这件文物预期拍价为$5,000(开拍后第一天以$5,500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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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标价$5,000拍卖的纳粹军官帽)

(1)
毛泽东给姨表兄刘霖生的信

毛泽东给他的姨表兄刘霖生的信,尺寸为8X11英寸,日期是1950年4月14日。毛泽东亲笔在旧式红格书信纸上写道:“霖生先生:四月二日大函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政府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敬复,顺颂大安!毛泽东。壬日。”底下的红色油墨印章:“内部档案、妥善保管”。

一起的签名信封尺寸为9.75X4.75英寸,由毛泽东手签:“送交 文霖生同志”(毛泽东的外祖母姓文)。毛泽东签名左侧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缄”字。信上无收件人地址。这封信可能是由官方信使直接送到收信人手上。信封上方的蓝色印章有点模糊不清:“北……军事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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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毛泽东短笺正文)

这是毛泽东与刘霖生就湖南省偷窃大米事件两人信函往来的最后一封信。刘霖生死于1949年10月,享年84岁。刘霖生到底有没有收到毛泽东次年4月份才写的这封信,令人存疑。这封信后来神奇地辗转流失到了澳大利亚。在一个拍卖平台上,此信被现在拍卖的委托人买下。这一封信和信封都被收件人贴在硬纸上保存着。

毛泽东与刘霖生的关系非同一般。据网讯介绍,刘霖生1865年出生在湖南湘乡,是清朝的秀才、毛泽东的远房表兄,两家离得很近,过往甚密。刘霖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担任过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以及奉榷运局统计科长等职位。1920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因感染风寒不幸去世,毛泽东因为在北京公务缠身离不开,弟弟毛泽民在家主持丧事,姨表兄刘霖生赶过来,并主持了这场丧事。刘霖生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一系列事情,丧事虽然很简单,但是却非常隆重,吸引了很多亲朋好友前来吊唁,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感激刘霖生,等到事情全部忙完后便匆匆赶回家祭拜父亲。刘霖生“马日事变”后辞职回家隐居。

刘霖生并非中国革命的什么重要人物。但是因为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有人撰写并出版关于他生平的专著,收藏在全国30个图书馆。刘霖生个人作品集,也曾经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刘霖生死后,没有留下话把这封信送交北京,归入毛泽东的著作中。至于这封信如何流落海外,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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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毛泽东签名的信封落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缄”)

此信现在的海外委托人,通过专家对该信和信封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搜索。著名法证文件审查员里德·海恩斯,还对毛泽东12封著名的信进行研究,写下12页纸的审核报告加以确定。新南威尔士大学亚洲艺术顾问、著名专家王杰希也对比、研究过12封毛泽东著名手书信件和各种文件,包括此信。她发表的24页的研究报告,确认此信的真实性。除此之外,她还研究刘霖生的背景,包括刘霖生作品集中毛泽东此信的原文、毛泽东的传记、中国书法、关于文件及其来源的概述等等。所以确认此信是至今未被发现的毛泽东函件,一封直接写给一名直系亲属、失踪了70多年的信!

美国马里兰州的亚利山大公司网拍标的起拍价是$50,000,预计成交价$100,000 – $150,000
8月26日(拍卖的第三天),毛泽东这封销声匿迹70年的信和信封,在21名投标人加入竞争后,在$210,000的价格上停滞了几个小时后,最后在截止时间前,突然被一名不明买主以$310,000买走。

(2)
蒋介石向希特勒求救的私信

面对日本人赤裸裸的野蛮侵略,蒋介石想到游说希特勒,试图把和平的赌注押在与日本人和谈上。老蒋的心思并不广为人知。德国外交部与中国大使馆,以及相交机构的文件往来,记录了蒋介石个人特使和中国驻德国大使,向希特勒传递的蒋介石个人信息——这种近乎绝望的尝试,在17封外交信函上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蒋介石孤注一掷,希望希特勒会在中国不可避免地败给日本的情况下,挿手干预中国对日和谈。

这些以前从未公布过的蒋介石给希特勒的正式信函,一共有17封。这些信件的年份,从1937年11月26日至1938年2月5日,其中一部分材料从11月末到1936年12月初。这些日期,恰好与“陶德曼调停”时间相吻。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尔·陶德曼,试图在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蒋介石之间作和平调解。11月5日,陶德曼大使按照日本的请求,把日本人的要求提交中国。尽管如此,蒋介石期望除了外交或者军事渠道以外的第三方助一臂之力。因此,他越过陶德曼大使,直接与希特勒联系,以期获得更好的和谈效果。在此期间,日本人在上海釆取军事行动,很快就要获得成功。这些外交信函的第一份,是1937年9月6日德国驻华大使在南京发给柏林的电报全文。陶德曼大使通知德国政府,中国方面的蒋百里将军将代表蒋介石元帅前往德国,他带着蒋给元首的个人信函……信的内容似乎主要是蒋介石感谢在华工作的德国人。这其实是为了遮人耳目——真正的目的是蒋介石试图寻求希特勒影响中国与日本人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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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蒋介石派往德国求见希特勒的个人特使蒋百里中将)

10月13日,埃里克·博尔茨(1891年—1981年),德国外交官和礼宾司副司长,给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写简报,详细介绍蒋百里将军的背景:“……蒋55岁,精通德语……蒋介石在1932年把他调往南京。他自此一直任南京政府军事顾问,专门负责技术金融方面的问题……与在南京现有的德国军事顾问关系十分密切。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他在德国……得以认识布隆柏格元帅……他是蒋介石元帅很重要的一名代表……1937年11月3日(陶德曼与中、日会谈开始前),梅斯纳在其私人档案的一份打字机拟就的信笺上作记录签字:“今天我与他谈话时,元首拒绝私下会见蒋百里中将。他让蒋决定是把信交给外交部的里宾特洛甫或者我,再通过这样的方式送到元首手上……”希特勒拒见蒋百里一事,在存获的11月4日总理府至外交部的简报中均有提到“很多人求见”希特勒和他“即将离开”。11月24日,礼宾司司长和随后的驻比利时大使布洛-施万特(1891—1970),给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发了一份签名信,告诉他中国大使馆已经通知蒋百里将军,希特勒已经发话,把蒋介石的信交给梅斯纳再送给希特勒。这封信还说,蒋“回话说他的授权是直接把信交给元首……他将在柏林待上几周……他希望稍后再亲自交给元首……同时,蒋百里将军告诉德国方面,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罗马接见过他。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任命他为驻柏林大使。”他继续努力希望能够私下见到希特勒。有留下两个电话号码卡,一个是蒋百里的,另一个是最高国防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林森林。一起收在一只信封里,上面写着:“由特使专递”。这两个电话号码卡上由打字机写着:梅斯纳作为交换、经由下级外交办事人员送来的电话卡上注明:“元首和总理现在很忙。中国将军可以考虑把蒋介石元帅的信交给国务秘书……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元首再决定是否要单独接见蒋将军。一个星期内决定……”

另外有一份由魏纳·凯威兹(1891—1965)签过字的副本。凯威兹是一名外交官,梅斯纳手下的部长顾问。他战后因为与杀人累累的迪勒万格战斗旅有牵连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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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蒋百里(右一)在意大利)

还有一份来自德国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瑞斯(1873年—1956年)在1937年12月1日写的简报。这个报告记录了他与不知疲倦的蒋百里的会谈:“中国大使今天来访,一起陪同前来的人是蒋百里中将。他重复了私见希特勒的要求……他要借这个机会呈上蒋介石元帅亲自写给元首的私人信件。他强调蒋元帅再三嘱咐,一定要亲自把信交给元首。我告诉他……这件事已经由总理府主管梅斯纳处理……”这份文件下面,由魏纳·凯威兹加上附注:“唐,中国大使馆一秘认为,将军大概会转交一份翻译成德文的信笺……”到最后,蒋百里将军不再坚持。

另外还有第一封中文签名信,是一份出自中国大使程天放(1899—1967)之手的正式官方公函。程天放1950年国民党溃败后逃到了台湾。程天放1937年12月6日在一份由打字机拟就的、给梅斯纳的信上签了名:“正如阁下已经知悉,蒋百里中将受蒋介石元帅嘱吒,要亲自把信交给元首。我借此机会向阁下呈上此信的德文译件……蒋百里将军乐于早日完成(与希特勒)见面的使命……此信还附带有一份用大使馆信纸打出来的蒋介石充满绝望乞求信的德文信。这是一封从未出版过的信。信中一部份说:“我很荣幸派遣我的个人代表蒋百里将军前往德国,表达我本人对第三帝国大获全胜的深深敬佩。我认为我可以确信新兴德国的精神,它的忠诚和敬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极为崇高的榜样。以我之见,共产力量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团结在一人领导下的国家強行实现,德国人民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父亲而献身。中国正在为其荣誉和独立而战。作为一个文明之国,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完成它的使命,唯一的条件是,它必须精诚团结和自由。如果蒋百里将军有机会向阁下细述中国政府的目标,我将感到万般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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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件德文信函之一,日期是1937年11月24日)

但是,蒋百里晚了一步。到11月底,中国的军事现状陷于绝望之中。首都南京陷落迫在眉睫。蒋介石除了接受日本人提出的第一个和谈条件,别无选择。日本人和谈的基本要求,当时由陶德曼大使在12月2日沟通转达中国政府。尽管如此,日本人在蒋介石的信送到梅斯纳手上前10天,刚刚在上海打了胜仗,所以立场变得更加蛮横、強硬。他们决定改变已经提出的任何和平谈判的条件,以期改变他们的现状。他们重新提出来的条件,使蒋介石根本无法接受——他拒绝了,但是没有正式答复。

在柏林,梅斯纳在12月14日悠哉悠哉地在蒋介石的信的内容的下面加上很多脚注——这是在收到蒋介石的求救信后的第8天。梅斯纳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建议:“德国总理巳经知道蒋介石手书信的内容,他指示本人通知阁下,很遗憾,直接收纳蒋百里将军的信,会让对方产生过高希望,他不认为自己对此事能有所作为……(他)已经指示弗莱尔·冯·纽拉特……接待这次出访……(我)请求阁下把更多的安排协调延后……”希特勒对此没有更多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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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7件德文信函之二,日期为1937年12月6日)

另外一份梅斯纳在同一天给纽拉特的信,副本送给了中国大使。对于蒋百里将军而言,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梅斯纳在19日给程大使的一封信告知中方,仍然没有与希特勒见面的可能。“……元首让我告诉你,明天之后,他将不会待在柏林,直到1938年1月10日……”1月12日梅斯纳在文件上增加了一个“存档备注:其中一段话说:“元首和第三帝国总理决定……他现在明确拒绝与蒋百里将军见面。他指示我,如果中国大使再提这件事,就给他一个负面答复。理由是元首日理万机,已不可能见他……元首巳经知道蒋介石信函的内容……”

3天之后,希特勒做出最后决定,日本主要内阁成员和军头召开了会议。关于陶德曼大使的斡旋、调解是激烈争吵的话题。同一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向裕仁天皇报告会议结果:终结陶德曼调解。第二天,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日本政府不再与蒋介石政府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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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1937年6月13日访问德国期间得到希特勒的接见)

中华民国与日本的和平希望就此烟消灰灭。很明显的是,蒋介石把所有的赌注,押在蒋百里将军能够说服希特勒。蒋介石与希特勒如出一辙:一个反共、亲法西斯强人。他绝望般期望,希特勒会挿手中国与日本的和谈,结局有利于中国。蒋介石有充分的理由如此乐观。因为1930年代的中、德关系,双方的商业和政治、军事关系紧密而且友好。但是,希特勒选择日本做为反对苏联的盟友。因为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而有实力。可是,中、苏1937年8月21日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不符合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利益。到了最后,蒋介石的赌博输个精光,中国首都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历史记录下蒋介石失算的恶果。

梅斯纳在1938年2月5日给中国大使的最后一封信,透露出历史的这一章节对中国的最后侮辱。梅斯纳在信中写道:“回复我们最近关于接待蒋百里中将的谈话……元首还没能做出决定……(他)到德国南部旅行了,要到2月20日以后才能返回……”

可是,南京早巳经在3个星期前被日本人攻陷,当地平民百姓无辜被害200,000人,中国士兵死亡70,000!

这次拍卖的17份信函均附有翻译件,每一件材料上都有档案装订孔,档案目录,部分有边角缺损,其余完好。网络信息显示,17份文件巳经在公开拍卖的第一天被人以$8,000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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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在德国接受纳粹军事训练的国民党将士)

(参考资料:亚利山大历史文物拍卖行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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